1月5日下午，《上海滩》杂志在上海文艺会堂举行“讲好上海故事，传播上海精彩”研讨会。时值“而立”之年，《上海滩》杂志的编辑、作者等30多位专家学者和有关方面领导齐聚一堂，希望借助这本杂志，继续讲好“上海故事”。

《上海滩》弥补了社会史的很多空白

翻开《上海滩》，可以看到30年如一日，这本杂志一直在坚持做“讲故事”这一件事。1987年创刊号封面用四个词概括杂志内容“视像·纪实·风物·秘闻”，第一张封面图则是1986年11月刚开业的上海第一家五星级酒店华亭宾馆。2017年的30周年纪念刊封面文章是《孙中山与宋庆龄在上海的温情岁月》，封面推荐文章是《我的父母奉命掩护中共上海局》《寻找蒋介石的两个外孙》《奔向世界的上海大华长跑队》。

类似的当事人回忆口述和历史照片，一直是《上海滩》杂志刊登的重点。30年来《上海滩》采访过冰心、夏衍等一批著名作家、学者，也写过许多普通人的上海回忆。

上海档案局副局长、副馆长郉建榕还记得最初《上海滩》的很多故事虽然注重谈普通事件，讲生活化的内容，但还是守着地方志办公室的“学术”理念，刊发稿件还是从学术史料出发，力求内容的准确性。这样坚持了30年，记录了一大批“活生生的社会生活内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照片也刊登了不少，在当时当事人还对照片背后的故事记忆犹新，大部分照片都有明确的来源和记录。

这些照片、逸闻、传奇和市井花絮，积累了30年之后，成了学者们研究上海地方志的巨大宝库。

上海社科院研究院、上海历史学会会长熊月之是研究上海史的专家，他自称是《上海滩》的忠实读者，研究上海史的时候，常从《上海滩》杂志中吸取营养。“这本杂志常发表很多正统档案史料中没有但可靠的知识，为我们理解、丰富上海历史文脉增添了非常有机的营养。我们自己做上海史的时候，常常会引用《上海滩》，比如说这期叶永烈写关于上海‘冒险家乐园’的考证，文章写得非常好。”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目前在和原卢湾区志总纂徐洪新编录上海人民的“历史”，目前已经辑录了3万多人，首先做的工作就是把《上海滩》中出现的人全部梳理清楚，“我们从《上海滩》中找出了以往从政治、经济、文化分类里面找不到的东西。而恰恰是这些人、这些事展示了我们城市的文脉。”

“《上海滩》讲了很多小人物的故事，如果没有《上海滩》，许多珍贵的城市记忆、街头花絮、名人往事会流失。这30年是中国历史研究很大的进展时期，特别是社会史，《上海滩》弥补了很多空白。”苏智良感慨。

如何讲好“上海故事”

“上海故事”该如何讲也成为与会学者热议的话题。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邹逸麟生于上海、长于上海，在他记忆中小时候弄堂里就流传着许多都市传奇，“法租界可以说一幢房子一个故事”。这些故事当时有印象或者没有听到，但《上海滩》把这些口述搜集起来，就成为重要的历史积淀。

但他认为口述的方式可以做得“更精细”，“过去有些稿子比较随便，找一个人口述一下，也没有核对材料，分量相对比较轻。现在如果能组织一些上海地方志专家比如熊月之先生，出主意出题目，在这个框架下写一些经过一定研究的文章，配好的资料和照片，精心组织专题，内容会更有影响。”

苏智良则谈到上海这座城市的复杂性。上海最辉煌的年代是远东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各种力量在此交汇，有辉煌也有苦难，《上海滩》在记录辉煌的同时，更不该忘记苦难，“我们都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第一个非常辉煌时期，改革开放以后这个第二个辉煌时期会延续很长，有新的传奇，如何办好《上海滩》？我认为精彩要加速、苦难也不能忘记。”

原上海博物馆馆长陈燮君从历史的角度，认为讲好上海故事，“重要的是要处理好6000年和30年的关系”。

“中国文明100年看上海，1000年看北京，3000年看陕西，5000年看山西”的说法近年流传很广。“说上海历史100多年，只是指1843年上海开埠这个概念。但是我们现在做了上海文明考古工作，实实在在距今至少6000年。”

陈燮君认为，讲上海故事不能仅仅关注于上海开埠以后的历史，往古代史推衍，上海也完全有人有故事。“最近考古时候集中发现的青龙镇，唐宋时代俗称‘小西湖’，和今天的太仓、柳河都是连成一体的。郑和下西洋三次以柳河作为始发点，柳河那么小的地方管几万人吃、穿、住、用，南京下西洋的船在那里集结，可见当年繁荣程度。”

谈及近现代，陈燮君认为工业文明是长期被忽视的一块。“江南造船所1920年就造了万吨巨轮。1919年中国就有了水上飞机。上海有电话的历史比纽约还要早，有电灯的历史比东京还要早。和工业文明联系起来故事太多，上海纺织业曾经世界瞩目，现在想找一个完整的当年的纺织车间已经没有了。这些内容，现在还根本没有好好去讲。”

“我们的杂志就是小众，绝对不能成为大众”

1985年，香港无线1980年拍摄的黑帮剧《上海滩》被引入内地播出，这部剧堪称是香港电视史上最成功、最经典的剧集之一。它的成功甚至可以说带火了民国旧上海黑帮剧这样一种“类型片”的诞生。

两年之后，1987年2月，《上海滩》杂志在上海诞生，这个“赶时髦”的名字下，筹备的却是一份严肃的地方史性质刊物。全国政协原常委、著名社会学家邓伟志回忆起这份杂志的的“定名”仍记忆犹新。

1986年仲秋，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委托吴云溥先生负责筹办一份讲述上海故事的杂志。对于杂志的名称，吴云溥虽有所考虑，可他还是想多听听各方意见，便召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参加的有罗竹风、陈虞孙、蒋文杰、杜宣、唐振常、何满子、郑拾风，还有华将谟和曹宪镛。

会上，吴云溥一开始没抛出他初步考虑的刊名。跟吴云溥比较熟悉、又喜欢开玩笑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唐振常先生指着吴云溥说：“你别卖关子了，把你肚子里的想法拿出来吧！”于是吴云溥笑眯眯地说了几个：《上海》《上海滩》《上海文史》等。

邓伟志还记得当时会议上就产生了争执，“一位老人说：‘《上海滩》比较好。’另一位老人说：‘《上海滩》不严肃，叫《上海》比《上海滩》好。’ ……两人争得面红耳赤。”

最后杂志定名为《上海滩》，闵行区志办主任王孝俭表示这在当时是很有胆量的决定，“解放以来，《上海滩》一直是贬义词，就是指十里洋场。”

而30年一路走来，《上海滩》已经成了“上海特色”的代名词。2001年《上海滩》曾转由市政府新闻办负责，自负盈亏，2015年《上海滩》杂志重新回到上海地方志办公室主管之下。当时的社长方俊15年来一直在为杂志“活下去”而努力，坚持至今，“靠得就是《上海滩》的精神”。方俊感慨编辑部的编辑、作者和读者都甘于清贫地守着这一方阵地，“我们的杂志就是小众，绝对不能成为大众，记录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某种程度上是学术，里面的每一篇文章，每一个数字都要精确，要可靠认证清楚，这是我们最要坚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