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点之一是关于“阿拉”的写法。“阿拉”的写法至少有三种。一是“阿拉”，如蘧园《负曝闲谈》第19回：“马夫不甚愿意，说道：老板，车马钱准其明日子到华安里去拕，阿拉格酒钱是勿能欠格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93-94页）小说始刊于1903年出版的《绣像小说》第6期，连载到第二年第41期，是光绪年间的事。在我阅读范围里，这是最早记载有“阿拉”的文献，“阿拉”是指马夫。

但差不多时间创作的李宝嘉《文明小史》，连载于1903-1905年《绣像小说》时，却是写成“挨拉”的：“娘东贼杀，捐班道府，为舍勿要考？单驼得挨拉开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2月版第154页）1908年出版的姬文小说《市声》里也这样写：“子肃虽说他们是挨拉朋友，其实两人说得一口好官话，挨拉的土音早已没有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264页）这个“挨”字，如用当今的上海方言来读，往往会读成ai（爱）音的。但在老派上海方言中，“挨”的读音另有两个，其中一个是“阿”音，书证很多，现举清末陆士谔小说《十尾龟》例句：“这时光康总督还在做抚台呢，吓得什么似的，叫抚标兵弁，戌装披甲，全夜挨班巡逻，抚台衙门四周，鸣鼓掌号，彻夜不绝。”（第31回）“挨班”就是轮流，“挨拉”自然就是阿拉。

第三种写法是“阿勒”，它也出现在清末吴语小说《九尾狐》第34回中：“横竖其（宁波人自称妻大半曰‘其’或称‘阿勒女人’）勿在家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7月版）有趣的是《九尾狐》在上一回中却是写作“阿拉”的。这都是当年真实、客观记录，反映的是进入上海的早期“阿拉”形态还不稳定。

除上面提到的四部书以外，“十大古典社会谴责小说丛书”“上海滩与上海人丛书”（第二辑）等书中，也都留下了印迹，写法全是“阿拉”，它们是《新上海》，还有《人间地狱》（2个），《上海春秋》（4个）和《人海潮》（5个），出版时间都早于1927年。这些小说但凡写到人称代词“阿拉”时，都要点明是宁波人说的，或给词语注释。这在前面提到的小说中已经出现，如《负曝闲谈》加的注是“‘拕’是绍兴、宁波一带方言”，《市声》是“子肃要说他碰和好，特提出他是宁波人来”。这也是“阿拉”早期在上海的第二个明显特点。

青浦人陆士谔的《新上海》出版于宣统元年（1909年），是他写得最好、最有代表性的小说，也是使用“阿拉”最多的小说。该书以刚从青浦乡下到上海来的李梅伯、绸缎号里的店员王雨香及银行职员沈一帆等人，在上海一个多月中的所见所闻为线索，对当时上海十里洋场种种丑恶现象作了深刻的揭露。在第39回中，一个叫法庐的宁波人频频出现，自称是福鲁洋行里的买办，他“衣服阔绰”，“仰着头不大理人”。作者几乎用了三分之二回的篇幅记录了他为抬高身份同别人“吹牛”的内容，其开口闭口不离“阿拉”，字字句句突出自家。如洋行里发生了窃案，有两个佣工被外国老板送进了巡捕房而他没有，这也成吹牛的材料：“不是阿拉吹句牛皮，阿拉朋友算多了，差不多日日有人来打横，好在洋人从不曾疑心过。”还自吹洋人派他到上海县衙处理“一桩地皮事情”，县太爷待他为上宾：“上海县大老爷待阿拉非凡客气，开直了正门，自家出来接我。”还敬了他上好的雪茄烟，“阿拉那里吸得惯！阿拉平日吸的烟，都是外国人送给我的。”从他出场，到被人揭穿出丑，吹牛内容中一共用了20个“阿拉”！对他说的话，作者在两处特地加了注，其中有“以上都是宁波土白”“阿拉，我们也”“打横，游玩也”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7月版第179页）。又因“阿拉”是双音节词，发声时自然比“我”字更有力、更突出，这20个阿拉从同一个人的口中不停吐出，为小说营造环境气氛，表明人物地域，特别是为描绘他因吹牛而沾沾自喜、趾高气扬的神情起到了很好的辅助作用。

比《新上海》晚18年出版的《人海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5月版），作者是常熟人平襟亚。小说中人物众多，来自各地，他们在小说中对话后，作家也都会点明其地域，如一位健谈朋友是“一口湖州白”（326页），滑稽家牧牛演说时“操着吴侬软语”（327页），张口闭口有“唔笃”（我）（328页）。书中还有本地口音的“伲”（451、492页等）、“我伲”（234、331页等）。书中当然会出现“阿拉”，在第11回中，璧如和衣云两人在一家馆子里一边吃饭一边评论，故意学宁波妓女说话口气：“其是阿拉同乡，其是阿拉本家。”（190页）

只要有宁波人来到上海，就有宁波话，其间必然有“阿拉”，只是文字记载往往要慢好几拍。最早的记录在《负曝闲谈》中，实际出现时间早于1903年。之前没有记载，这没关系，只要出现过，终究就不一样，不仅成时间证据，更具有了文献意义。

书写“阿拉”出现异形词，注明说话人的地域，甚至要加注释，这些早期的特别印迹，更能表明初来的宁波话，对于其他人来说还很陌生，陌生到不加注明旁人听不懂、无法理解的地步。进入1930年代中期后，记载到“阿拉”的文献更多了，表明使用人群增加了，场合扩大了。最重要的变化是，记载时不再加注，也不再强调一定是宁波人了，或者说，开口说“阿拉”的不一定全是宁波人了。这表明，“阿拉”融入上海方言进入第二阶段，很快就真的要成为上海方言中的一员了，时间节点约在1940年代中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