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暂且搁置“东亚病夫”在近代中国的思想起源或视觉起源情况究竟如何，或者其形成是否同中国人吸食鸦片、缠足、早婚、不讲卫生、轻视体育等议题有关，毫无疑问，在最初的知识脉络里，有关东亚病夫或东方病夫的叙述与想象，都不是一种客观中立的精英论述和足以“反映”“真实”的历史认知，而是一种极富有涵义的“再现政治”。恰如伯克所言：“知识的选择、组织和陈述不是中立和无价值观念的过程。相反地，它是由经济和社会及政治制度所支持的一个世界观的表现。”（6）最典型的是，在晚清开始出现的这些再现中国“病夫”形象的图像或者叙述中，指涉的基本都是中国男性的形象（参看图1），这种无意识中透露出来的男性霸权地位与国家的男性化想象显而易见。

到后来，“东亚病夫”这样一种认同和想象之所以广被中国人接受，被普遍视作西方贬低中国和轻视中国人的“真实”：“视中华为垂危之病夫，床第呻吟，罔然自主。”（7）“外国人不骂为东方病夫，就骂为野蛮贱种。”（8）清政府、梁启超那样的知识精英和大众传播媒体等在其中都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也在杨瑞松教授等人的研究中都得到了重视与体现。但关于商业力量之于近代中国的“东亚病夫”形象和记忆的传播与建构作用，及其所导致的后果，并没有引起既有研究者的注意和重视。

因之，本研究的取径或正如法国史家诺哈（Pierre Nora）所言的那样：我们不探究往事如何发生，而是了解它如何持续地被利用，它的应用与误用，以及它对于当下造成的影响。（9）在此意义上或可说，近代中国最初是如何生产出“东亚病夫”知识的本身，就不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它作为一种符号资源，在出现之后，被人们特别是上海药商使用与再现的方式，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影响。

故此，笔者想在之前学者的研究基础上，主要利用近代报刊上的一些医药广告资料，从接受与传播的角度分析它们对于“东亚病夫”或“东方病夫”这个表述的攀附和挪用情况，以及这种使用方式所导致的部分社会效果。

一 广告中的“病夫”展示

清末民初的上海商业报刊广告，据时人所言，大概可分为四类：

一戏馆，闻之伶界中人言，其初戏馆及初到艺员，按日刊登广告，其用意或虑报纸之讥毁，故借此以为联络之具，而今已成为巨款之月收。二医药，医药之销场，全在广告之传播。三书籍，新出书籍，非广登启事，购者无从知悉。四杂项，商界往来出入及人事上之声明陈述。此事在沪上，几与别国之登录、吾国之存案有同等之效力。故荟萃全埠一岁之所入，其数亦至为不少。此又沪报之特别情形也。（10）

此分类未必能概括当时报刊广告的实际种类，但大概可给我们一个总体的认识。在这些林林总总的广告中，数量最多和占有版面面积最大的，或数医药广告。（11）民国时期其他学者对报刊广告的一些抽样研究，也得出类似见解，都认为医药广告为最大宗。（12）这种情形也让一些评论家和读者印象深刻，如晚清的《新闻报》上即曾发表评论，说该报及其他上海报纸广告中，医药广告为最大宗：“近闻各报后幅告白，以售卖丸散膏丹者为最多。药名之繁，不胜枚举。自西药盛行，药水精粉，每获奇效。药房之开，日增月盛，于是争登告白，以为招徕之计。”（13）民国时也曾有评论者认为：“我国的报纸占广告页的三分之二的亦无非是药。”（14）文学家柯灵也有此观感，他在1939年发表的文章中说：“内地还好，上海可真正成了药的世界。马路上、屋顶上、电车和公共汽车上，满布天地之间，备具动静诸态，接触着我们眼睛的，大抵是药品广告；翻开报纸，药品广告也常常占到十分之四五。这大约是一个‘进步’，现在我们市上流行的不是中药，而是西药了；不仅可以‘延年益寿’，而且能够‘多子多孙’了。”（15）

为何如此呢？因为药商推销药品的最重要办法，就是靠广告宣传，即时人所言的“告白生业”，（16）也就是药商靠在报刊上大作广告卖药赚钱，“请看那一家报馆，没有药房的告白？那家药房的告白，不一条一条说得天花乱坠？据说生意好不好，全在告白上”。（17）大药房尤其如此，“卖假药，欺骗中国病家，利润极厚，非登巨幅广告不可”。（18）而所登广告的版面越大，生意就越多，药房就越赚钱。（19）

实际上，从晚清开始，广告的重要性就已被时人充分重视了。（20）进入20世纪以后，很多的医药广告都援用了当时报刊上流行的“卫生”和“强种”论述。（21）它们不仅强调卫生同个人身体、西方文明的关系，亦不约而同地默认所谓外国人贬损中国人为“病夫”的“现实”，还特别论证卫生同种族和国家的关系，以及借服药改变现状、强国强种的方法。此种广告方式的始作俑者，或者说最擅长这种广告模式的药商，当数开办中法大药房的余姚人黄楚九（1872-1931）了。（22）

像黄楚九这样的上海药商，他们对晚清知识精英正在鼓吹的文明论述、社会进化论，以及由此派生的卫生论述、强种论述等现代性关怀，非常关注和熟悉。不唯如此，他们亦深谙广告策略及其妙用，将之挪用并体现在药品的生产及消费文化的建构中，抓住启蒙精英及趋新时人急于讲求卫生、强种和救国的心理，将之作为生意源，开发新的药品，利用西方符号与人们的强身、强种关怀，结合传统资源，提出解决之道，将时人视域中的“病夫”问题细化为人们身体某部分强弱的问题，进而转化为药品与消费的问题，大作特作药品与国民、种族关系的文章，努力建构药品和种族、国家，以及消费跟种族、国家的宏大关系，借此凸显生产该药品及消费该物的重要性。这在众多关于艾罗补脑汁的广告宣传中可以充分体现出来，像由黄楚九本人署名的《补脑汁文》：

……慨自白焰鸱张，黄人蝟缩，同兹血气，各有心思，乃彼则以文明而强，我则以野蛮而弱……东亚病夫，委顿已无生气，此非人种有劣优之别，其实脑筋有强弱之分也……惟此汁能造灵魂，顿增宿慧，弱根可壮，乃培补幼稚之良方，痼疾能瘳，实攻代老大之猛剂。然则推其功验，岂特为寿人之品，抑且为医国之资矣！中法药房主人黄承乾楚九甫识。（23）

黄楚九这里以政论式的笔法，再现了其时处于中西竞争中的中国困境，包括时人有关“东亚病夫”、“劣种”的认知与想象，乃至对于“强种”的追求与期盼，将中国的现实同西方的物质世界、对未来中国的憧憬联系起来，以一种方便易得的消费商品形式，告诉人们解决之道、因应之策就是服用来自西方的“奇药”艾罗补脑汁，服用后不仅对个人身体大有好处，种族、国家也从中受益匪浅，“东亚病夫”将不复存在，个人之“国民”资格亦由此奠立。类似的广告药品其实多数为粗制滥造的假药，根本不具备实际的物理疗效，当然更不具备治疗所谓东亚病夫的功能，但却形象地揭示了一些药商为何愿意将中国的整体形象与中国人的个体身体进行病夫化宣传的内在原因，即有利于药商卖药赚钱。

广告兜售的不仅是商品，更包括经由广告中的说辞体现出来的展示与观看世界的方式。在当时，很多人都乐观地认为在西药及西方药物学知识纷纷东来的情况下，中国人所患的“病夫”症会很快依靠西药得到治愈，“东亚之病夫将愈，卫生强种藉得南针”。（24）受到传统的滋补观念影响和中国现实的刺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迷信西药和科学，加上药商广告中花言巧语的诱惑，即便购买不起的人也会对广告中的药品产生消费欲望和消费想象，特别是一些男性，他们尤其易被那些补肾壮阳类药品的广告所吸引，许多药商就是依赖人们相信和追求滋补的心理来制造假补药骗人。一如后来人之言：“许多假药，就是利用人们相信‘补’的心理以补药的形式来大批销售。”（25）

在很多艾罗补脑汁广告及中法药房的其他药品广告中，黄楚九都采取了这类的说辞，将外在的意义与价值赋予自家药品，突出其具有“强国强种”的作用，从而达到哗众取宠、动人耸听的效果。如这则中法药房广告（参看图2），不仅宣示改造病夫、强种的措施，同样建构了未来“强盛之国”的图景：

处二十世纪竞争之时代，而中国力图自强，犹未能克底于强者，曷故乎？因人民体质既柔，智虑又弱，每办一事，必观望不前，每兴一利，必迟疑不决所致。是故欲求强国，必先强种，天下固未有种不强而国可强者。然亦未有种既强，而国仍不强者。本药房经理之艾罗西医补脑汁，服之能使人精神焕发，智虑泉涌，纵孱如病夫，拙如呆汉，亦能由孱弱而化为精壮，由拙笨而化为聪明。久之，非但与不病不呆之人无异，且较寻常之不病不呆者，其精力思想尤一一过之。可知此汁发明，实与强国强种问题大有关系……凡曾服过补脑汁，已得此汁之益者，固宜多服，永保健康，而未服者尤应赶紧购服，庶几数年之后，可无柔弱之民，渐跻强盛之国，不禁跂予望之……（26）

图2 《舆论时事报》1909年9月24日，第2张

此种模式的广告手法为黄楚九惯常使用，如在他稍后发明的假药日光铁丸、月光铁丸的广告中，也都采用了相似的广告策略，同样利用“东方病夫”的想象与形象作为卖药的噱头：

中国积弱已久，由国民于体育一事，素来不甚研究，致多疾病之故。况复一经患病，医药杂投，凉热补泻，毫无把握，如是而病焉得愈？体焉得强？今本药房发明日光铁丸、月光铁丸，治男女各病，同胞服之，不特愈疾可操左券，且能转弱为强，免东方病夫之诮，而世界遂如铁铸，措国本于磐石之安。我同胞其有意自强乎？曷速购服毋观望！（27）

另外一个著名上海药商席裕麒在1905年底开始发卖戒烟药亚支奶时，亦采取了同黄楚九卖艾罗补脑汁一样的广告手法，强调和描绘因为鸦片导致中国人成为“东方病夫”的现实，以及自家戒烟药发明的意义和效用：

天下之变岌岌哉！夫挽世变，在立除烟害，扫尽烟毒；在搜罗奇方，采取良药。药方良，则戒脱瘾取效奇，能使一戒永绝，拯我嗜烟同胞于不知不觉之中，咸出陷阱，万众一心，增爱国之思想，振尚武之精神，群策群力，安见吾国不雄飞于二十世纪帝国经济主义竞争之时代乎？洗垢涤污，挽回东方病夫之诮，浮嚣嗜好，摈斥除净，共保黄炎之华胄不致沦胥而斯灭，此则仆朝夕馨香默祷者也……（28）

不止席裕麒，当时模仿黄楚九的药商众多，在上海的中外药商纷纷跟进，竞相采取类似的广告策略。

高岛航反对杨瑞松等认为“东亚病夫”的称号是清末才固定下来的说法，并列举了一些精英材料来表明这个说法主要在民初时才慢慢确立并流传开来，并说一些医药广告中援引的“东亚病夫”“只是单纯指病体，与国家民族问题无关”。（29）但根据以上笔者引述的广告资料，高岛航的判断显然存在问题。因为上引医药广告中的材料充分表明，“东亚病夫”论述与中国国家和种族论述之间，业已被建立起密切的关系。

再结合其他一些清末史料也可以发现，“东方病夫”、“东亚病夫”或“病夫国”这样的说法在当时已经比较普遍，至少在时论中就经常能够看到。如有人痛心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苟且偷生，以及受困于中国人的个体身体不够强壮、种族衰败这类的想象与警惕，感慨说：“今中国无人非病夫，无在非病院。”（30）类似立场在别的时论中亦有所表现：“西人谓我中国为东方病夫，吾中国实有四万万之众，则是国中乃一容四万万人之病院也。”（31）还有人更具体地指出应该分析中国究竟所患何病：“外人动称我国为东亚病夫国，究竟我国所患何病，彼辈亦未曾明言。”（32）因此，就有时人借小说家言视中国为一个病夫国，中国人每一个都患病，亟需“医国手”对之进行治疗，不过，“咳讳忌医，本是我病夫国的通病，不料到这临终的时候，旧性依然未改，列位想我病夫国还有救么？”（33）接着，该小说还讽刺一个卖假药发家的药商沈金吾（影射晚清上海著名药商孙镜湖及其发明的燕窝糖精）声称发明出一个补药“鹿茸精”。其功能“可以医贪痨病，如病夫国人，人人都能购置一副，包你病根立去，精力陡生”。（34）而当晚清著名知识分子宋恕1910年去世后，有人于挽联中也说“东方病夫丧一良医”。（35）类似例子所在多有，从这些关于“东方病夫”、“东亚病夫”、“病夫国”的想象和表述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发现它们的指谓基本相同，都是在说中国不仅作为一个国家或种族的整体形象生病了（如图1所示），每一个民众个体的身体也处于不健康的状态。简言之，这些想象与表述之间并没有像高岛航所言的那样存在明显区别（其实高岛教授在文章中并没有指出其明确区别到底何在）。

民初的医药广告中，对“东亚病夫”（或“东方病夫”、“病夫”）的使用方式亦大致相仿，首先都默认中国作为受外国人讥诮的“病夫”现实，进而宣称改变病夫现状的必要性与可能的解决方案，从而展现服用药品即是便捷有效的救治之道。如这则戒烟药“益身粉之露布”的广告，就专门讲起能疗救“东亚病夫”的功效：

此粉为医家华什而先生所发明，已有年矣。始因未能研究尽善，尚未出而问世，继由各国医药博士考验，去其霸烈之品，加以王道药材，配制的当，于戒烟一道，诚独一无二之良药也。本经理处请其运销中国，以救东亚病夫。（36）

五洲大药房的招牌成药“人造自来血”的广告亦声称：

本药房人造自来血……次第证明确为补血添精圣药，及各省官厅给示保护，允为唯一之良好制品，故得通都僻壤，三尺童子，莫不知名。持此补虚疗瘵，东方病夫之诮，庶几其一洗之乎？同胞之幸福，亦本药房之光宠也。（37）

再如另外一则上海药房的广告，由黎元洪赠送匾额来阐释卫生与强种的关系，以及宣扬通过卫生途径来改变“东亚病夫”现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借机展示自家药房的社会责任与道德担当：

前大总统黎黄陂先生，为中国第一伟人，功成身退，隐居津门，不闻政治，惟对于国民卫生，殷殷注意。盖吾国为东亚病夫，见讥列强久矣。欲强国必先强种，欲强种必先卫生，黎公注意卫生，诚洞见症结，救时之良图也。兹因本药房迁地开幕，特赐以“经方浩博”四字匾额，不胜荣幸。同人等深惭谫陋，敢诩浩博，惟有诸本经方，加意调剂，以期万病回春，同登寿域，庶不负黎公提倡卫生延年美意也乎！（38）

亦有医药广告结合当下时事，将中国沦为“东亚病夫”的“现实”想象，作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肇因所在，从而表彰该药房推出疗救“东亚病夫”药品——“健脑补血米”的意义：

民强则国强，民弱则国亦弱。五卅惨案即因同胞体质孱弱，号为东亚病夫，是以启外人轻侮之心。居今曰而欲谋补救与雪耻，当以起衰补弱、助长同胞体力与智谋为先，健脑补血米力能滋补血液以壮身，强健脑筋以益智，润肺祛痰以旺气，固精益髓以强种……（39）

另外一个“西药”“鹦鹉老牌育亨宾固本片”还打出“为民除害”的口号，直接说该药功能强大，服用后即可以洗雪“病夫之耻”：

国家之弱，弱于民之羸尫，体力消耗，黄金不继，其害为何如？西人称吾人为东方病夫，虽近谑而虐，要亦非无因也。鹦鹉老牌育亨宾固本片，为健体强生、挽救衰弱、铲除痨根之返老还童第一圣药。凡有阴虚、阳亏、力弱、精枯、阳萎无能，或好色狂淫、房劳过度、精薄精冷，悉可统治。持此与我同胞，一雪病夫之耻焉……（40）

一个补血药在广告中更是直接呼吁，消费者服用该药后可以马上洗雪“东亚病夫之耻”（参看图3）：

欲雪东方病夫之耻乎？请速服强体大王的血中宝，服之确能反弱为强，精神百倍。无论男女老幼，均可服食，诚强体之至宝也。（41）

图3 《申报》1932年9月23日，第14版

还有药商在广告中配以比较形象的插图（参看图4），借以凸显改变“东亚病夫”现状的重要性，由此搭便车，突出自己药品对于消费者避免成为东亚病夫的作用：“外人谓我国民为东亚病夫之一，耻也，宜雪之。惟雪此耻，并不甚难，仅须于平时努力卫生，讲求健康之道。倘患病症，宜服著名灵药。永安堂秘制之四种灵药，凡经服过者，无不盛称灵验。”（42）后更有外商韦廉士西药房打出煽情广告——《为何忍受病夫之耻？》（参看图5），直接提出服西药的解决方法，借此宣传其主打药品红色补丸，并在广告中配以插图增加效果，借图中人之一戴眼镜、拿文明棍的西化男性语——“我现非病夫了，我已强健矣！”（43）借此向读者昭示该药的极大效力及其对于改变“病夫国”现实的重要性。

一些中药制造商也在广告中采取类似伎俩，宣称常服自家药品，即能洗刷“东亚病夫”之耻，如这则“彭公救命水”的夸张广告所言：

上海嵩山路寿源公司发行未久，凡得服者，无论男妇老幼，新久百病，立著功效，弱随转强……国人能常服，东亚病夫之耻雪矣……（44）

尽管现实社会的情况复杂多样、变化万千，但这些广告的效用在于它简化了问题的复杂性，突出强调和建构出现实世界中的某一面向、某一问题，再将商品所欲突出的价值在此单一面向的基础上重新编排组织想象，并援引某些抽象的原则或理论，经过一番故弄玄虚的论证，从而制造出新的诉求与意义，医药广告中对于“东亚病夫”符号的使用即是如此。所以从清末最后几年，一直延续到民国时代，（45）很多类似的报刊医药广告，都在大肆利用卫生、强种的论述做文章，不少广告甚至直接宣称中国人是“东亚病夫”，或声称外国人视中国人为“东亚病夫”，这样就亟需通过提倡卫生和推出新药品进行医治，由此洗刷“病夫之耻”。

图4 《申报》1928年11月19日，第2版

图5 《女青年》1937年7月号封底广告

抑有进者，不只是医药广告，当时很多商业广告都在利用“东亚病夫”的符号做生意，像书报、戏曲演出、体育会、武馆、体育用品等的广告中都存在这种情形，甚至在袜子、香烟的广告中（参看图6、图7），也有利用“东亚病夫”字样。1944年电影《霍元甲》在日伪统治下的上海上映，亦主打“东亚病夫”的论述，宣称：“《霍元甲》是洗雪东亚病夫唯一英雄，《霍元甲》新片的完成，是充满兴奋的感觉，是强国强种的先锋号声。”（46）无论这些商品的广告中所建构和想象的自身同所谓东亚病夫的关系如何正当和自然，或者如何牵强与荒唐，这些广告的大量存在，自然同药商广告及知识精英关于东亚病夫、卫生、体育等的叙述政治（narrative politics）一样，无疑都对时人已有的“东亚病夫”认知与想象进行了再生产和传播。

图6 《申报》1926年3月24日，第6版

图7 《申报》1922年2月14日，第8版

二 广告效果

广告中的说辞固然动听，但现实生活中的情形却是不容乐观，在很多时人看来，中国的“身体”正在每况愈下，所患的“东亚病夫”之病似乎并没有得到有效疗治，人们只能在广告上冷眼旁观药商如何将“强种”、“保国”说得天花乱坠。遂有人评论道：

现在报纸中大半皆是药房告白，怎么补精补脑、强种强原，五花八门，无非信口吹牛而已。阅之令人实在生厌。再看到国家大事，更不能耐……（47）

可也有人赞成药房这样的广告策略：

须知保身即所以保国，人人自当选择补品，且喜各处药房繁兴，告白林立，虽系营业性质，其中亦不无至理，既能挽回权利，又可富国强民。况当此文明时代，各业竞进，则药房虽多，尽可择其善者为吾民补益之用，愈多愈妙！君何厌为？（48）

不管时人对于这类医药广告的看法如何，它们的大量存在都意味着这是一种关于中国人身体出了问题的展示，只要类似广告充斥于报章杂志中，就会塑造出“病人”在中国无所不在的“真实效果”（reality effect），不言而喻会向人呈现中国人集体的身体出了问题的“病夫”形象，特别是广告中大量涌现的诸如“强国根源”、“去病强种”、“却病强种”、“改良人种”、“强种圣品”、“强种开智”、“强种补肾”、“转弱为强”、“强我黄种”之类的语汇与暗示，皆极具有教化作用和象征意义，非常有助于建构与强化时人关于“东亚病夫”刻板印象的想象与记忆。在此意义上或可说，近代中国的“东亚病夫”的的确确是被论述制造出来的“想象”，药商就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生产者，而大量存在的医药广告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展示橱窗。那么，当时的人们又是如何看待这些广告呢？这样的想象和展示到底达到了什么样的结果与影响？

论述足以建构现实，广告亦能塑造人们的观念。事实上，在时人眼中，那些利用“东亚病夫”符号的广告同其他类型的医药广告并没有多大分别，它们共同构成了近代中国人作为“病夫之国”的证据与表现方式。如有人认为正是由于太多的药品广告充斥上海报刊，才让来中国的外国人误认中国为“病夫国”，“昔有外人，初至上海，见报纸上药房广告之多，遂予我国以‘病夫国徽号”。（49）这种看法虽然是一种想当然的认知和建构，或出自对外人态度的一种想象，但响应者却不乏其人。五四时的一个激进青年即有类似看法，他甚至认为中国的报刊广告就是中国社会恶浊形象的再现：

中国报纸的广告就是中国社会恶浊颓靡的广告。随便拾一张报来看看，上边的广告，除了纸烟、颜料，就是药品。药品之中，最占多数的，不是治花柳病的，就是治虚弱疗伤的。至于那些新事业的广告，是看不见的。从前有个英国人看见中国的报纸，就笑起来说道：“原来中国果然都是病鬼和烟鬼。”（50）

亦有清华学堂的学生结合国内政局，同样认为是诸多报刊上的医药广告堆积出了中国人的“病夫”形象：

外人讥我国为病夫国，确乎不差。余肄业省立某中学校，时常看其告白，则不曰某先生目疾，即曰某先生头痛。此等病家单张于告白版上，几无日无之。及课罢阅报，则不曰某总长因病辞职，即曰某次长有病告假。辞职书之唯一措辞曰因病，几乎千篇一律。迨翻后面一看，则红色补丸、自来血、咳喘丹种种色色之广告，几乎全篇皆是，并附以可厌之证明谢函，及百病皆治之效用。呜呼！此多年老病夫，何日得占勿药？（51）

较之前述诸人的看法，学者徐珂则认为中国的“病夫”形象来源于城市中药店之多和人们不讲卫生：“外人称我国为病夫国，闻者斥之，然有实例焉，未可幸免也。卫生之道不讲，欲求完全健康之人，百无一二，以是戚串朋好，书札往还，必以健康颂祷。而繁盛都会之商肆，医药独多，岂非病夫国之明证耶？”（52）后来，名记者戈公振目睹报刊上医药广告之多的情况，也有过类似感触：“外人以东亚病夫谥我国，诚非诬也。”（53）之后，还不断有人表达类似见解，他们的出发点都是鉴于上海报刊上登载的医药广告如此之多：

中国人是东亚病夫，这句话的确不错，你但看报纸登的广告，就拿可以代表全中国的大报《申》《新》两报来讲，每天这么多的广告，医药广告倒占了十分之七八，无疑的，先有了许多看病吃药的人，才有了这许多供应的医药。（54）

还有时人与之所感略同：“那时候的流行语，说中国是东亚病夫，诚然不错。要不是病国，何以报纸上全是药的广告呢？何以报纸与药房互倚为生呢？”（55）另有时人则担心《申报》《新闻报》上刊登的梅毒淋病广告之多，不但“最贻害一般社会”、危害“社会善良风俗”，还会让外国人印象不佳，“使外人见之，不将以我为梅毒、淋病之国乎？”（56）

这时，由于医药界愈加缺乏自律，加上缺乏有效的政府监管，假药及其广告肆无忌惮的流行在上海乃至中国就已经成为一个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绝大多数药商奉行投机式的“卖药主义”，纯以卖药赚钱为目的，结果“蠹民病国”。（57）无怪乎有学者就感叹：“伪药之流行，殆无过于今日之中国者。合市场上所销售中西制造之伪药，每年人民所消耗者，将以千万计。”（58）其对服用者身体的危害自然毋需多言。

抗战结束后，百业凋敝。即便如此，药品广告尤其是补药广告声势并未随之稍减，相反却更加嚣张，这也让人愈发意识到中国人的身体和中国社会的病情严重性。如时人的评论：

触目惊心的，神药广告是近数年中国报纸上的新纪元。从前我们有“百龄机”一类的补品，后来为什“命”一类的补品所代替。现在最普遍的则为九种维他命、鱼肝油……这一类新补品所占。补品广告如此类繁而动人，足证我们的社会上需要进补的人特别多，否则无利可图，何必化（花）那末大的代价，占那末大的地盘？这是反映着中国社会生物基础的脆弱，中国人的人口品质本已成问题，经过八九年战争，更孱弱得可怜，于是稍有余资的人，便设法利用补品来弥补身质上的缺点，补品在中国社会里也成为时代的宠儿。我们相信一个需要补品的社会，绝不会是一个健全的社会。报纸的广告告诉我们，中国人的人口品质，正遭遇着严重的打击，正需要有特殊的改进。（59）

故此就有人认为这些药品广告对展示中国人“病夫”形象的效果非常好，特别是在对学生这个群体的影响上，“许多中学生不晓得谁是王安石，谁是胡政之，但是少有不知道‘维他赐命’的！这就不得不感谢药商广告教育潜入之深，不得不佩服药商广告宣传威力之大”。（60）

不仅如此，直到最近，还有人持有类似看法，其针对的同样是当前内地媒体上药品、补品的广告之多：“要是看现在报纸、电视或媒体广告，中国人还真是‘东亚病夫’，什么都缺，缺维生素、缺锌、缺钙、缺铁、缺碘、缺硒……各种补益的保健品琳琅满目，令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61）

以上这些出自不同时段的观察者记录，虽然不无夸张与故意耸人听闻的成分，但不约而同的观感，仍可作为我们管窥药商通过医药广告再现中国“病夫”情况所获效果的参考，同样也说明近代报刊上的医药广告对于想象中国人作为“病夫”形象的建构与传播作用。

进言之，近代中国报刊广告中的药品，包括那些所谓从外国进口的药品，事实上，很多是添加了“霸道”的吗啡或兴奋剂之后的综合物，对身体的实际作用不但无益反而有害，根本就没有滋补和治病的效果。（62）所以就有人感叹，中国人这么喜欢吃补药，“日日补，年年补，末了还被外人称为‘东亚病夫’，岂不是既愧且恨吗？”（63）还有人认为这些广告药品要是真有如其所吹嘘的效果，中国早就不再是东亚病夫之国了。（64）更有人认为，中国沦为东亚病夫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方面不讲卫生、轻视医药，一方面却又相信卖药广告，“为卖药广告所掀动”，乱吃补药造成的。（65）

的确，广告中宣传的多数药品，完全不像药商吹嘘的那样有效，很多药品干脆就是变相的毒品，根本不能服用。清末甚至有评论认为正是由于吃了上海药商制造的诸多搀有吗啡的假戒烟药，才使得本来强壮的中国人变为病夫，“胥一国博硕强壮之民族，尽化为尪羸疲软之病夫。转悔夫未厉行烟禁之前，尚不至尽通国之民系沉沦于烟毒之孽海也”。（66）民国时也有人认为药品及其广告在增多，“然而我们的病却并没有减少，死的人亦比各国要多好几倍”。（67）甚至还有人认为当时上海市面上畅销的药品，其效用“全靠鸦片类的毒剂”，不但救不了人，反而害人。（68）而化验结果也表明，一些所谓滋补健康丸之类的戒烟药，的确含有大量的吗啡成分，其他一些大作广告的秘制药，服用后对健康的危害亦非常之大，甚至还会延误病情。（69）柯灵更是夸张地说，上海报刊广告中的药品不是性药就是春药，“这些药品流行的结果，谁都看得出来。正相反，春药是使人们变成病夫，而性药却使人绝嗣。它们做的是疏散人口的工作，直通的路是死灭——从这些药品广告看去，正是一个黑洞洞的深渊，底下是无数的死人与病人”。（70）由此，我们亦可说，“东亚病夫”在现实中确实是被药商在不断生产出来。

有意思的是，正是因为存在“东亚病夫”这样一个迷思，很多人根本不考虑“东亚病夫”被制造的论述层面与现实层面的原委，反而认为现状的改变确实需要通过吃药进补来实现，于是这又更加刺激药商在广告中夸大其词，滥用各种似是而非的所谓科学或者卫生做幌子，致使那些打着“科学”、“卫生”名义的大量外国药品在中国都会大卖，可结果却是“外国人骗了我们白花花的银、黄澄澄的金，还笑我们为东亚病夫！”（71）拿鼎鼎大名的外商韦廉士红色补丸来说，该药从清末起开始在中国市场上销售，“几乎遍满了中国的市场，各大日报都有他的广告。行销之广也可想见了”，但它在广告中从不宣示其真正的成分，而根据美国政府的化验表明，该药主要由硫酸铁、碳酸钾等成分构成，根本“不能补血，也不能健脑”，完全不是如其在广告中说的那样可以补血、补脑，养身健体，包治百病，能使中国人摆脱“东亚病夫”之耻。（72）再如另外一个美商药房兜安氏的名药兜安氏补肾丸，也从清末就开始大卖，但它和韦廉士红色补丸，分别经过20世纪初英美学者的专业化验，其成分非常简单，几乎起不到补肾与补血效果，反倒容易滋生副作用。（73）所以，在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兜安氏补肾丸甚至被认定为假药。（74）靠这些真真假假的药品怎么能解决“东亚病夫”的困境？只能会不断制造出新的“东亚病夫”与盲信的消费者，让药商的药品更有市场而已。（75）

由此不难看出，在医药广告乃至其他商业广告中出现的所谓“东亚病夫”的想象与认同，不过是廉价的政治符号和拙劣的营销手段，是商人用之掩盖其追逐商业利益的幌子，亦是商家攀附、挪用知识精英集体的自我想象的结果。饶是如此，商人在广告中连篇累牍的宣传、暗示、引导、诱惑告诉我们，本来作为精英表达的“东亚病夫”论述经由商业途径发散后，所具有的符号效力和导致的社会效果。

当然，这些广告中关于“病夫”的表述绝非商人的一时狡黠，而是他们有意的挪用和改编，自觉复制了知识精英等首要定义者（primary definers）的宰制论述，借由商业广告，直接把有关“强种”与“东亚病夫”的叙述政治和集体想象借助商业的力量迅速通俗化、物质化和日常生活化。这自然也说明在近代中国身体建构过程中，商业因素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如它之于近代中国像“东亚病夫”之类认知与想象的扩散、生效提供了物质条件，这些情况或许已经远远超过此前既有的认知，亟需我们对之进行深入探讨。

概言之，民族认同往往是由论述建构出来的，其本质是历史记忆和符号资源的共享与历史事实的再现过程，势必需要通过一定的符号、媒介形式与物质凭借展开或实现。作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人们关于“东亚病夫”符号的认识与想象及有关的知识再生产，涉及人们的集体记忆、认同和再现历史的方式，以及当下的生活情境与政治环境，乃至面对疾病和医治的因应之道。因之，与其说“东亚病夫”这样的认识和想象反映或再现了近代中国历史的“真实”与近代中国人的认同，毋宁说它是一套受害者叙述的“发明”，是对“真实”及现实的一种想象方式和“再现政治”，经由媒介和商业力量的传播，最后“制造”出了中国是“东亚病夫”的“真实”，进而呈现出中国被帝国主义列强羞辱侵略的悲情。这种“真实”与悲情又被人们视之为实际发生过的“真实”，具有了无可置疑的霸权地位，经由政治、商业、传媒和历史书写的有意无意操弄和再现，时刻在召唤着人们的认同及为此付诸相应的缅怀过去、改变现实的实践，影响至今。

注释：

标题注释：本文曾蒙“中研院”近史所张哲嘉教授指教，为国家社科基金“卫生与近代中国的物质文化研究”（批准号：13BZS079）项目的阶段性成果。特此说明和致谢

（1）有关的研究情况，可参看Peter Burke，What Is Cultural History?,Cambridge,U.K.Malden,Mass.:Polity Press,2004,pp.75—90。引文见中译本彼得·伯克：《什么是文化史？》，蔡玉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5页。

（2）杨瑞松：《想象民族耻辱：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东亚病夫”》，《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23期，2005年5月。该文稍作修改后被收入作者的专书《病夫、黄祸与睡狮：“西方”视野的中国形象与近代中国国族论述想像》（台北政大出版社2010年版）中。对杨瑞松该文的一些批评，可参看高岛航：《“东亚病夫”与体育——以殖民地男性特质为视点的观察》，张雯译，收入狭间直树、石川祯浩编《近代东亚翻译概念的发生与传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3）Larissa N.Heinrich,The Afterlife of Images:Translating the Pathological Body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 Books,2008.韩著讨论医学图像与东亚病夫形象之间关系的部分，缺乏可靠的依据，过于牵强附会。对于韩著的批评，可参看杨瑞松：《病夫、黄祸与睡狮：“西方”视野的中国形象与近代中国国族论述想像》，第6—9页；高岛航：《“东亚病夫”与体育——以殖民地男性特质为视点的观察》，《近代东亚翻译概念的发生与传播》，第354—356页。

（4）高岛航：《“东亚病夫”与体育——以殖民地男性特质为视点的观察》，《近代东亚翻译概念的发生与传播》，第331—369页。高岛该文有些理论先行与过于求新，另外，高文对史料的掌握似乎不够，存在的问题颇多。如高文主要根据圣约翰学校一个校刊中的相关资料（主要是英国人或近乎英国人立场的中国学生的看法），在研究中将晚清语境中的体育与男性特质直接建立关系，认为缺乏体育锻炼即是缺乏男性特质，这或是研究者以偏概全的想象或受到后来概念的误导所致。因为晚清人对当时中国人身体的反省与批判，更多是针对重文轻武、早婚、缠足、吸食鸦片、一夫多妻、不讲卫生等面向，所针对的对象不但有中国男性，还有中国女性，其中的一些指责其实往往来自对西方或日本富强经验的片面认知与误解，以及对中国人身体状况的担忧和想象。而高岛只取针对中国男性批判的一面，就得出晚清人认为中国人缺乏所谓的“男性特质”的大而化之结论，那么时人针对女性批评的那一面应该怎么归类？是不是当时的女性也缺乏“男性特质”？进言之，高文所谓的男性特质，根本是后来的概念，源于西方和印度的经验，未必符合近代中国的情况。因为从当时的材料中，似乎看不出近代中国人认为自己（包括男女）缺乏“男性特质”。而在笔者看来，当时的中国男性根本不缺乏“男性特质”，在他们的论述中，反而充斥着男性的话语霸权与自我东方主义想象。

（5）“再现政治”是文化研究中的主要关注点。“再现”是指借助于语言描述以指谓过去乃至现在世界中的事件、物体或社会实践，但并不能完全代表或反映其所指，因其本身就充满利益和权力的纠葛，且语言本身亦非透明客观。组合在一起的“再现政治”则是指再现过程中存在的各方关系及相关建构乃至权益竞争，以及再现本身或再现的结果本身打算实现或者能够实现的政治/文化效果与结果。西方有关“再现政治”的含义和应用的讨论非常多且复杂，不细申述。

（6）彼得·伯克：《知识社会史：从古腾堡到狄德罗》，贾士蘅译，台北麦田出版社2003年版，第289页。

（7）杨俊英函，《汪康年师友书札》（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392页。

（8）陈天华：《警世钟（1903年秋）》，《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9页。

（9）皮耶·诺哈：《如何书写法国史》，皮耶·诺哈：《记忆所系之处》（1），戴丽娟译，台北行人文化实验室2012年版，第18—19页。

（10）姚公鹤：《上海闲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36页。

（11）戈公振则把当时广告分为5类：商务、社会、文化、交通、杂项，内中又细分为16个小项。再根据他对1925年四地报纸的抽样调查，16类中的“医药”类广告，其出现次数、所占版面，在上海、北京、天津、汉口的几家著名报纸上，都最多、最大。参看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214—217页。

（12）参看《广告与道德》，《科学》第4卷第2期，1918年10月，第202—204页；余湘林等：《五种报纸的广告分析》，《清华学报》第2卷第2期，1925年12月，第643—650页；沙秋：《我国报纸广告之分析研究》，《总商会月报》第6卷第5号，1926年，第10—14页，该文来自上海图书馆晚清、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林一岁：《从报纸广告中所见的上海社会》，《世界文化》第2卷第2期，1941年2月15日，第49—55页；徐如一：《看报吃药的危害》，《中华健康杂志》第3卷第5期，1941年9月10日，第26—27页。

（13）《论药局告白之有益》，《新闻报》1896年1月26日，未标版面。

（14）济：《吃药》，《协医通俗月刊》第4卷第3期，1927年，第15页。该文来自上海图书馆晚清、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

（15）唐文一编选《柯灵代表作·长相思》，华夏出版社1998年版，第351页。

（16）“凡虚伪之物，专恃告白以哄骗人者，谓之告白生业。其尤甚者，则惟医、药两种。”参看《告白生业》，《中外日报》1899年7月12日，无标注版面。该文应该出自丁福保之手，被稍许修订后收入丁福保的《医话丛存》（1910年），该书后被收入沈洪瑞、梁秀清编《中国历代名医医话大观》，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版，下册，第1535页引文。

（17）父近：《尊屁篇》，《竞业旬报》第31期，戊申年十月朔日，第5页。

（18）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山西教育出版社、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上册，第544页。

（19）单英民：《看报吃药的危害》，《中华健康杂志》第3卷第6期，1941年11月12日，第28页。

（20）关于晚清有关广告（告白）的专门讨论和理论表述情况，可参看张仲民：《晚清的广告论述》，《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21）参看张仲民：《卫生、种族与晚清的消费文化》，《学术月刊》2008年4月号。

（22）有关的情况可参看张仲民：《补脑的政治学：“艾罗补脑汁”与晚清消费文化的建构》，《学术月刊》2011年9月号；张仲民：《晚清中国身体的商业建构——以艾罗补脑汁为中心》，杨念群主编《新史学》第5辑，中华书局2011年；张宁：《脑为一身之主：从“艾罗补脑汁”看近代中国身体观的变化》，《“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4期（2011年12月）。张仲民文认为艾罗补脑汁是一种假药，靠大量的商业广告营销，但其虚假宣传却带来真实效果，艾罗补脑汁及其广告激发了人们的补脑意识，促成了人们的补脑实践，从而大大影响了近代中国的消费文化和身体文化的建构。而张宁教授的文章则从医学史角度详细分析了近代身体观从心到脑的认知转变，对笔者启发很大，但她基本认为艾罗补脑汁的确具有物理补脑效果，广告宣传中的保证书也基本属实。

（23）《艾罗保证书第五页》，《中外日报》1905年3月1日，广告第4版。

（24）屠筠：《论普通西药之用法》，《医学世界》第7期，1908年，第1页。

（25）宫乃泉：《坚决取缔伪药，保障人们健康！》，原载《解放日报》1951年11月16日，转见《医药学》第4卷第12期，1951年12月。

（26）《艾罗补脑汁强国强种之关系》，《舆论时事报》1909年9月24日，第2张，第1页。

（27）《铁世界》，《申报》1908年6月18日，第8版。

（28）《亚支奶戒烟奇效足征》，《申报》1906年1月28日，第6版。

（29）参看高岛航：《“东亚病夫”与体育——以殖民地男性特质为视点的观察》，《近代东亚翻译概念的发生与传播》，第363页。

（30）僇：《病夫国之病夫》，《神州日报》1907年12月18日，第1页。

（31）巺昂：《第一病院》，《晋阳公报》1908年11月2日，第5页。

（32）履冰：《论东亚病夫国之病》，《绍兴医药月报》第2卷第10号，1925年，第118页。

（33）废物：《商界鬼蜮记》，《中外日报》1907年10月18日，第3张，第1版。

（34）废物：《商界鬼蜮记》，《中外日报》1907年11月2日，第3张，第1版。

（35）《宋恕集补编》，胡珠生编《东瓯三先生集补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143页。

（36）《益身粉之露布》，《申报》1916年6月12日，第10版。

（37）《人造自来血历史》，《申报》1919年12月24日，第1版。

（38）《前大总统黎公赠额“经方浩博”》，《申报》1921年2月11日，第16版。

（39）《同胞注意救国与雪耻》，《申报》1925年7月24日，第13版。

（40）《为民除害》，《申报》1927年3月9日，第9版。

（41）《血中宝》，《申报》1932年9月23日，第14版。

（42）方：《病夫》，《申报》1928年11月19日，第2版。

（43）《为何忍受病夫之耻？》，《女青年》第16卷第7期，1937年7月，封底广告；又见《申报》1937年7月11日，第15版。

（44）《国产圣药灵芝还少宝药片》，《申报》1929年7月13日，第10版。

（45）根据曾在香港求学的华中师范大学承红磊兄的提醒，可知现在还有香港药商在利用“东亚病夫”和李小龙在电影《精武》中击碎“东亚病夫”匾额的场景做广告，如一则2013年5月27日的新闻说道：艺人张国强（KK）昨日在清水湾为保健产品“衍生至尊感冒止咳冲剂”拍摄电视广告，一身李小龙打扮的KK手执“东亚病flu”牌匾，大玩李小龙名句的谐音：“中国人，唔系东亚病flu！”创意十足！……http://www.kuangaitvb.com/club/viewthread.php?tid=52514

（46）《荣誉献映——〈霍元甲〉：洗雪东亚病夫耻辱！》，《华影周刊》第39期，1944年，第4版。

（47）寄恨：《告白乃强种之原》，《小说新报》第1期，1917年，第10页。

（48）寄恨：《告白乃强种之原》，《小说新报》第1期，1917年，第11页。

（49）陈伯熙编著《上海轶事大观》，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02页。

（50）王咏霓：《中国报纸的广告》，《曙光》第1卷第2号，1919年，第60页。

（51）《随感录·病夫国》，《清华周刊》第150期，1918年，第8—9页。

（52）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册，第1750页。

（53）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214页。

（54）方便：《警告病家们》，《康健世界》创刊号，1935年，第36页。

（55）铢庵：《谈中西医》，《人间世》第20期，1935年1月20日，第217页。

（56）文夫：《报纸的广告》，《文化建设月刊》第2卷第5期，1936年2月10日，第3页。

（57）汪于冈：《打倒卖药主义之一解》，《新医与社会汇刊》第2集，1934年，第107—108页。

（58）胡先骕：《医师有协助社会取缔伪药之责任》，《中西医药》第3卷第1期，1937年1月，第6—7页。

（59）陈定闳：《从报纸广告看中国社会》，《民主与统一》第1期，1946年，第8页。

（60）陈鹄：《补药》，《医潮月刊》第2期，1948年，第22页。

（61）苑嗣文：《父母锦囊·教你养个壮小孩》，天地出版社2010年版，第142页。不过，有很多的人则认为，因当下严重的食品安全与环境污染问题，使得中国人有再度沦为“东亚病夫”的可能。

（62）大莽：《补药狂的心理》，《中美周刊》第2卷第18期，1941年1月25日，第6页。

（63）吴子珖医师：《谈谈补药》，《康健世界》第3期，1936年，第184页。

（64）参看勋：《广告药之内容》，《协医通俗月刊》第4卷第7期，1927年，第5页。

（65）参看徐相任：《卖药与民族之利害关系》，《医药年刊》1940年，第40页。

（66）《论沪上流行之害人物》，《时报》1909年11月9日，第1版。

（67）济：《吃药》，《协医通俗月刊》第4卷第3期，1927年，第15页。

（68）陈志潜：《零碎》，丙寅医学社编辑《医学周刊集》第1卷，1928年，第217页。

（69）范守渊：《由“滋补健康丸”连想到秘制药》，《民众医药汇刊》第2期，1935年，第56—57页。

（70）唐文一编选《柯灵代表作·长相思》，第351页。

（71）吴子珖医师：《谈谈补药》，《康健世界》第3期，1936年，第185页。

（72）贾魁：《照妖镜》，《医学周刊集》第1卷，第246页。

（73）参看勋：《广告药之内容》，《协医通俗月刊》第4卷第7期，1927年，第3—4页。

（74）参看黄克武：《广告与跨国文化翻译：20世纪初期〈申报〉医药广告的再思考》，王宏志主编《翻译史研究》第二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0页。

（75）吊诡的是，尽管有人不断识破这些药品及广告造假把戏，但看起来并没有影响消费者买药的热情，特别是上海之外，仍会有很多消费者不断堕其术中。有关的讨论可参看张仲民：《晚清上海药商的广告造假现象探析》，《“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4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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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 | 曾丽娟

编辑 | 曹永光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