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上海超市的普通大米3元1斤，所以粗略估计，1929年上海一块银元的购买力相当于今天的25元人民币。

而关于那个年代各阶层的收入，北大教授300元和图书馆校工每月8元的对比广为人知。

教授们的月收入，从200元到600元不等。而当时多数省份的县长月薪一般在160元至280元不等。可见大学教授属于那个年代的高薪阶层。但当时舆论仍认为,“在大学做一教授, 不如在政府做一技正或科长、司长。”这无非是因为政府官员除了工资外，还有各种补贴收入，而且不易被拖欠工资。

那个年代的中等阶层包括中学教师、律师、新闻记者、普通政府职员、工厂或银行业职员等,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的工资收入大致也能维持与其职业相称的体面生活。上海的采访记者、编辑月薪在40~100元,中学教师月薪在40~80元,新式商店普通职员在20~60元。

某些行业的熟练技术工人工资水平与新闻记者、中学教师及商店店员相近,可以说接近中等阶层,如印刷业、造船业熟练工人，平均收入可以达到40元左右。

而出卖体力的社会底层的收入则低到无法糊口，1930年复旦大学对上海的人力车夫进行了收入调查，54000名车夫的平均月收入仅为10元左右。劳动密集性的产业如棉纺、缥丝、火柴等行业工人收入也和车夫类似。

值得一提的是，30年代对江、浙、鲁、闽等八省小学教师生活状况的调查显示，其平均月薪为16元，和工人阶级的平均收入相当。所以民国时期，小学教师收入低也是社会弊病之一。

但要特别指出的是，正如现代纽约是个非典型的美国城市一样，当时的上海也并不能代表全国普遍水准。而且无论是纺织厂工人，还是人力车夫，都算得上当时的“新式劳动力”。至于旧经济的代表——广大农民阶层，则更为不堪。

民国慈善组织曾在河北和江浙调查农户收入，以五口之家年收入150元为维持最低生活底线的标准，结果发现“富裕”的江苏农村仍然有超过50%的农民家庭达不到这个标准，至于更贫穷的河北，更是有超过85%的农民生活在这个标准以下。

由于消费结构和生活标准不同，我们今天人大概很难理解：按米价购买力计算每月只有250元的人力车夫，或者400元的小学教师，是怎样在那样的世界活下去的。我们只能感慨人类忍受苦难能力的顽强。

（作者系武汉历史文化学者）

作者：蔡非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