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上层建筑”命题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然而，马克思本人对此并没有详细和系统的阐释与发挥。这为后来唯物史观被解读成经济决定论埋下了伏笔。恩格斯晚年对理论界把唯物史观误读成主张“经济是唯一决定力量”的反驳，并没有从根本上破除这种误解。之后的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则进一步强化了唯物史观的实证化和决定论解读模式。把“基础—上层建筑”命题误读成经济决定论，其后果无疑是灾难性的：一方面它把马克思理解的基础—上层建筑之间动态的相互作用关系，错误地把握为静态的因果意义上的决定关系；另一方面也是更严重的，它对经济作为唯一决定力量的强调，抹杀了人的意识、观念及其客观化形式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等因素的作用，从而取消了个人自由的可能性。卢卡奇以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黑格尔渊源和阶级意识的强调，实际上正是从理论上回应和反驳对唯物史观基本命题的这种误读。作为文化唯物主义创始人的雷蒙·威廉斯，也是在这种背景下继续展开对唯物史观“基础—上层建筑”命题的反思、批判和重构。

反思“基础—上层建筑”命题

威廉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础—上层建筑”命题的反思和批判，集中体现在他1973年的论文《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的基础—上层建筑》中。他首先肯定“任何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现代理解都必须从考察关于决定性的基础和被决定性的上层建筑的命题开始”，同时又指出该命题“包含着形象的要素，暗示着一种固定而确切的空间关系”，从而“构成了一个非常特殊化的和有时难以接受的命题形式”，“因为就任何实际方式而言，这一用法基本上不是概念性的，而是隐喻性的”。因此，为了使得这个命题更容易被人们理解和接受，他认为需要从特定的视角对其进行批判性反思和重释。

威廉斯的反思和批判具有双重向度。首先，他指出以往的研究者都把研究焦点集中于这一命题的“上层建筑”一侧，但实际上更为重要的问题应该是“专注于基础”。但是，人们往往以“静态的和客观化的方式”去理解“基础”，这与马克思自己对它的“动态分析模式”相矛盾。其次，如果“基础”被当作“基本的社会生产本身”的同义语来理解，那么，原先被认为“基础”区别于“上层建筑”的特征，即“基础”是“第一位的”而“上层建筑”是“第二位的”，就变得相当模糊和可疑。因为随着资本主义向纵深层次发展，原本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已经具有了再生产的能力，它现在也应属于物质生产，从而构成“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

重构“基础—上层建筑”命题

威廉斯认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层建筑”命题要想继续生效和发挥作用，“必须按照特定的思路重新评价这个命题的每一个术语”，从“决定”“基础”和“上层建筑”三个方面对其进行重构。

首先，威廉斯认为该命题中包含的关系术语“决定”（英文“Determines”，德语“Bestimmen”），具有语言学和理论意义上的复杂性，它在日常的使用中至少具有两种非常不同的含义：一种是从神学传统继承而来，指“完全预见、预示和控制着后来的活动”，即严格的线性决定论；另一种是从社会实践经验而来，指“设定限制和施加压力”，即弱化了的限制论或制约论。他认为，从文化理论视角看，马克思在反驳意识形态的观念论或神学的决定论时，更多地是在第二种含义上使用该词。从而，“基础—上层建筑”命题根本不可能是机械的决定论。

其次，针对“上层建筑”概念，他认为马克思之后该词被赋予了“直接或间接地对基础的现实进行反映、模仿或再现”的简单观念，从而给人造成上层建筑是“统一的、静止的场域”的错觉。为了使该命题更具可操作性，尽管很多人给上层建筑的“被决定性”附加了一些限制条件，比如时间上的延迟性、技术上的复杂性和距离关系上的间接性等，但这些限定都带有很强的主观性色彩，并且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该命题经常被把握为机械的和静态的决定论的可能。相比之下，倒是20世纪后期出现的“同构”（homologous struture）概念揭示了基础—上层建筑之间“根本不存在直接的或明显的相似性”，也不存在“反映或再现之类的东西”，而是“可以发现其中存在着一种重要的结构的同源或对应关系”。事实上，威廉斯通过“同构”概念的引入，为包括文化在内的上层建筑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提供了理论支撑。

最后，威廉斯重申了“基础”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的核心地位并清理了人们对它的误读。他认为，“如果我们想要理解文化过程的本质，基础是一个更为重要的有待考察的概念”。但“基础”概念在马克思的命题中原本具有复杂性、动态性和发展性特点，而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传统中，这个概念被打上了某种静态的和统一的物化特征。这种物化特征淡化了该命题中原本具有的历史发展观念，给人造成“生产活动是在某种静止状态中产生了静态固化的社会关系与上层建筑”的印象。此外，“基础”概念无形中还被“包含着强烈的基础工业的限定性意义”，即马克思那里原本“作为基础的生产活动被限定在工业生产的领域”，从而使得它在理论解释力上大打折扣。尤其是在大众文化发达的时代，“用此模式考虑文化活动以及现代文化活动的经济性，显然走不通”。由此，威廉斯主张对生产力作广义理解并回到马克思关于“工人在生产的过程中生产自己，以及人类生产自己的历史”的命题上，把生产看作人类自身、现实生活乃至社会的生产。“如果生产力含义宽泛些，就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考察基础的全部问题，从而就不会把一开始就必不可少的社会生产性力量当作某种次要的上层建筑排除在外。”

总之，针对“基础—上层建筑”命题被误读和误解的现状，威廉斯认为我们必须沿着设定限制和施加压力的思路重新评价“决定”概念，抛弃预见、预示和控制的内容；必须根据文化实践的相关领域重新评价“上层建筑”概念，抛弃被反映、复制和决定的内容；更为重要的是，必须根据现实的社会和经济关系中的具体活动来重新评价“基础”概念，抛弃固定的经济和技术抽象的概念，因为具体的活动包含着基本的矛盾和变化，因而总是处于动态的变化过程中。

威廉斯对“基础—上层建筑”命题的反思和重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启示意义。就理论价值而言，首先，他结合资本主义新的发展特点对该命题核心概念的语言学分析，为破除后人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经济决定论解读模式作出了重要贡献。其次，通过反思“基础”概念，他力图恢复个人及其实践在历史中的作用，有力地扭转了“人学的空场”的局面，从而为“基础—上层建筑”命题提供了新的维度。就现实意义来说，威廉斯对“基础—上层建筑”命题的反思和重构启示我们，马克思主义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不断发展和完善中的理论。即便是像“基础—上层建筑”这样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其具体内涵也应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赋予新意，进行新的理解。

（本文系2017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规划项目“威廉斯文化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17YJA71004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深圳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第二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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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刘岩 排版编辑：刘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