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章讨论了在汉语史研究中常使用的一些概念，如口语、书面语、文言、白话、语体等，提出了“两种说话方式”，把历史文献中的文白混杂分为了四种类型。在此基础上，文章对汉语史研究中如何选择和使用语料提出建议。

　　关键词：汉语史研究；语料；口语；书面语；文言；白话；语体；两种说话方式

作者简介：蒋绍愚，北京大学中文系。

来 源：《语文研究》

　　汉语史研究的是汉语发展的历史，而研究汉语史所用的资料主要是书面文献。既然说是“主要”就不等于“唯一”，王力先生在谈到“汉语史的根据”时说：“现代活生生的口语就是汉语史的最好的根据。”[24]25近年来有不少学者运用汉语方言的活材料来研究汉语史，这是很值得提倡的，但这改变不了汉语史主要依靠书面文献来进行研究这个大格局。

　　传世的书面文献数量浩如烟海，再加上不断出现的出土文献，其数量更是大得惊人。但不是所有的这些文献都能用来研究汉语史。研究汉语史，要依据那些接近口语的文献，这是汉语史研究者共同的认识。汪维辉（2017）说：“虽然‘口语’和‘书面语’是两个内涵模糊的术语，有其不够科学的地方，但是，只要我们不纠缠于字面，这两个术语的所指大致上还是清楚的。”[22]这是很通达的说法。确实，汉语史的研究者都在使用这两个术语，而且大家心里都有大致相同的认识。但由于“口语”和“书面语”没有明确的界定，有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讨论。此外，由此引发的“语体”的问题，近来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这也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

　　一 口语、书面语和语体

　　（一）口头表达和文字表述

　　在谈到“口语”的时候，人们往往会把它和“书面语”相对而言，有的还把“口语”和“书面语”看作两种不同的语体，认为“口语”比较俚俗，书面语比较庄重。这种看法对不对？这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口语”？什么是“书面语”？这个问题似乎很好回答：口头说的就是“口语”，书面上写的就是“书面语”。但如果是这样界定，那么，先不说历史上的情况，至少从现代汉语来看，“口语”和“书面语”没有本质的区别。比如，一个领导干部在会议上的报告，可以不念讲稿，但讲得很有条理，这应该是“口语”；如果记下来后印成文件，那就成了“书面语”。一本学龄前的儿童读物，上面写的故事，这应该是“书面语”；如果孩子照着书本讲出来，那又成了“口语”。但实际上，这只是语言载体的不同（是用有声语言表达还是用文字记载表述），而不是语体的不同。而从语体来看，领导干部的报告和儿童故事，不管是说的还是写的，确实是不同的；但领导干部口头上讲的话和记录下来形成的书面材料、书本上的儿童故事和孩子照书本讲的儿童故事并没有语体差别。

　　在上古汉语时期，情况也是一样的。《论语》是“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当然是“口语”；但由他的弟子和门人记录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论语》，那就是“书面语”。《左传》中有很多作者对历史事件的记述，当然是书面语；但其中也有不少对话和言辞，都是先由人们从口中说出，然后用文字记录下来的。比如，著名的“吕相绝秦”（《左传·成公十三年》）和“子产对晋人问”（《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都是外交官口中的言辞，应是“口语”；后来记录在《左传》中，就成了“书面语”。所以，如果这样来界定“口语”和“书面语”，那么，先秦的“口语”和“书面语”也没有本质的区别。通常都说口语俚俗、书面语庄重典雅，但“吕相绝秦”和“子产对晋人问”都是很有文采的，孔子评论子产的言辞时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显然，这种外交辞令在语体上是有鲜明的特点的，但这种语体特点是由于这类言辞的目的、功用决定的，跟是口头表达还是文字记载无关。

　　早在1961年，唐松波就说过：“现代汉语的语体总的可以分为两大类：谈话语体和文章语体。前者可以简称为谈话体，后者简称为文章体。不少人曾经混淆了谈话体和口语、文章体和书面语的区别。口语和书面语应该指的是使用语音或文字来表达思想的两种形式；而谈话体和文章体却指的是运用语言时一系列的差异。”[5]

　　唐松波说得很对：口头表达和文字表述只是语言载体的两种不同形式，而不是两种不同的语体。就语体而论，口头表达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语体，文字表述也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语体，并非口头表达都是俚俗的，文字表述都是庄重典雅的。

　　上古时期人们怎样说话，我们无法听到了，但从记录下来的话语来看，显然有的典雅，有的俚俗。比如，同是《左传》上的记载，“吕相绝秦”就十分典雅（全文很长，只引其中一段）：

　　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君来赐命曰：“吾与女伐狄。”寡君不敢顾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于狄，曰：“晋将伐女。”狄应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恶君之二三其德也，亦来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来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虽与晋出入，余唯利是视。”’不穀恶其无成德，是用宣之，以惩不壹。”诸侯备闻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昵就寡人。寡人帅以听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顾诸侯，矜哀寡人，而赐之盟，则寡人之愿也，其承宁诸侯以退，岂敢徼乱？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诸侯退矣。敢尽布之执事，俾执事实图利之。（《左传·成公十三年》）

　　而下面说话的言辞（用下横线标记）则相当俚俗：

　　战于大棘，宋师败绩，囚华元。……将战，华元杀羊食士，其御羊斟不与。及战，曰：“畴昔之羊，子为政。今日之事，我为政。”与入郑师，故败。……宋人以兵车百乘、文马百驷以赎华元于郑。半入，华元逃归，立于门外，告而入。见叔牂，曰：“子之马然也。”对曰：“非马也，其人也。”既合而来奔。宋城，华元为植，巡功。城者讴曰：“睅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复。于思于思，弃甲复来。”使其骖乘谓之曰：“牛则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则那？”役人曰：“从其有皮，丹漆若何？”（《左传·宣公二年》）

　　上古时期的文字表述也有语体的不同。如同一部《吕氏春秋》中，就有下面两段叙述：

　　有侁氏女子采桑，得婴儿于空桑之中，献之其君。其君令烰人养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梦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东走，毋顾。’明日，视臼出水，告其邻，东走十里，而顾其邑尽为水，身因化为空桑。故命之曰伊尹。”（《吕氏春秋·本味》）

　　这写的是古代传说，文字比较古奥。

　　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从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吕氏春秋·察今》）

　　这写的是日常生活，文字比较浅显。

　　又如《黄帝内经》中，有下面一段叙述：

　　五谷为食，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黄帝内经·藏器法时论》）

　　《黄帝内经》主体写成于先秦西汉，全书都是假托岐伯对黄帝之问，实际上是一部医书。这几句话，可以看作是文字表述，但如果医生当面对病人说话，其用词造句也不会有两样。可见，口头表达和文字表述并非造成语体不同的主要因素。

　　当然，口头表达和文字表述不可能完全相同。口头表达会有语调的抑扬顿挫，会有说话时的重复或断续，如周昌对汉高祖说：“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刘邦在氾水即皇帝位时说：“诸君必以为便……便国家……。”《史记·张丞相列传》和《高祖本纪》把这两人的话如实记录了下来，一般的文字表述都不会有这样的重复和断续。古代一些“语录体”的文献（如《论语》《祖堂集》《朱子语类》等），都不会是对说话人所说的话原封不动地逐字记录，而是做了不同程度的整理的。这一点，看看现代汉语的录音稿就可以知道。现代人讲话时，都会有一些说话时特有的话语成分，如“这个……”“那……”“……呢”，这些在录音中都会保留下来，而在整理成录音稿时都会删去，但这种差异不会造成语体的不同。

　　（二）口头表达和文字表述的各种语体

　　我在上面引用了唐松波（1961）的一段话，我赞同他把思想的表达形式和语体分开的想法，但他说：“口语和书面语应该指的是使用语音或文字来表达思想的两种形式”，其中的“口语”和“书面语”两个词儿人们用得太多，其含义相当含混，为了避免术语的含混和歧义，本文采用了两个比较清楚的词儿来称说语言表达的两种形式：“口头表达”和“文字表述”；“口语”这个词，本文先照通常的用法来使用，1到第三节再说明其确切的涵义。至于唐松波（1961）所说的两种语体“谈话体”和“文章体”，也还可以商榷。我认为，唐松波把“谈话体”和“文章体”跟他所说的“口语”和“书面语”两种表达形式相对应的做法过于简单。首先，古今的口头表达并不限于“谈话”，那些原本发于吟唱，随后才书诸笔端的文艺创作，如《国风》、汉乐府、敦煌曲子词、诸宫调、元杂剧，直到冯梦龙编集的《山歌》，都是口头表达，这些都不能用“谈话”来概括。同样，古今的文字表述种类也很多，官府的公文、法律文书、医书、农书都是应用文字，不是写文章。其次，口头表达和文字表述的语体都不是单一的，两者都有多种语体。2我赞成冯胜利（2010）的说法：语体是由“交际的对象、场所和内容（包括说话者的目的和意图）”以及说者和听者的社会角色、文化背景所决定的。语体有哪几类？怎样划分出适用于古今汉语的几大类语体？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我的初步设想是大致可以分为下列五类（文牍、法律文书、医书、农书不在其内，这些都有自己固定的程式）：

　　俚俗体——直白体——平正体——文饰体——古雅体

　　其中，“平正”是基本的，“平”是指不加文饰，也不追求古雅，“正”是指不俚俗，也不完全直白，语法和词汇都比较正规。这种语体使用频率最高，一般正规场合的讲话和通常的叙事、议论都是这种语体。“直白”是日常的说话和应用文字（如便笺、书札、日记之类），言辞不加文饰，属于“辞达而已矣”一类。“文饰”与“直白”相对，讲话和撰文讲究修饰，富有文采，是“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一类。“俚俗”是说话者社会地位较低，或者是给社会地位较低的对象听或看的，因此言辞不登大雅之堂。“古雅”是交际对象的地位尊贵，或者是说话者或撰文者要显示自己的学识或社会地位的，因此语法和词汇都追求古奥。“俚俗”和“古雅”都比较少。这五类每一类都是一个原型范畴，有中心成员和边缘成员；五类是一个连续体，各类之间会有交叉。3

　　下面我们以上古汉语为例，说明口头表达和文字表述的不同语体情况。

　　上古汉语口头表达的不同语体情况，我们以《左传》中记录的言辞（口头表达）为例加以说明。

　　(1）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国之诸市，屦贱踊贵。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欲无获民，将焉辟之？……”叔向曰：“然。虽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马不驾，卿无军行，公乘无人，卒列无长。庶民罢敝，而宫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闻公命，如逃寇讎。……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谗鼎之铭曰：‘昧旦丕显，后世犹怠。’况日不悛，其能久乎？”（《左传·昭公三年》）

　　这段话是两个大臣叔向与晏子讨论国事，使用的词语不是日常生活的用语，但词汇和句法都很正规；虽然引用了古语，但也不难懂，是平正语体。

　　(2）郑子产有疾，谓子大叔曰：“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左传·昭公二十年》）

　　这是子产病重时对子大叔的交代，话语清楚明白，没有藻饰，是直白语体。

　　(3）（重耳）及楚，楚子飨之，曰：“公子若反晋国，则何以报不穀？”对曰：“子女玉帛，则君有之；羽毛齿革，则君地生焉。其波及晋国者，君之余也。其何以报君？”曰：“虽然，何以报我？”对曰：“若以君之灵，得反晋国。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获命，其左执鞭弭，右属櫜鞬，以与君周旋。”（《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这段话里重耳没有直截了当地回答楚王，而是用很巧妙又有文采的话语进行了回答，是文饰语体。

　　上引《左传·宣公二年》筑城者和华元骖乘的对话，其中“于思于思”是俗语，“弃甲则那”的“那”是“奈何”的合音，“丹漆若何”不是通常的语法。是俚俗语体。

　　上引《左传·成公十三年》的“吕相绝秦”，其中“昊天”在周人语言中，原先指上帝，到西周晚期才兼指天空。4《左传》中三见，两次都是引《诗》“不吊昊天，乱靡有定”，一次用于此处，都是指上帝，显然是仿古。“唯利是视”“唯好是求”都是宾语前置，许嘉璐（1983）认为这种格式是在西周和春秋之间流行的，春秋中晚期以后就趋于消失，[28]《左传》中出现这种格式是存古。“是用告我”“是用宣之”都是“宾+介”语序。是古雅语体。

　　上古汉语的文字表述也有不同的语体。上古文字表述中未见俚俗语体，邯郸淳《笑林》之类的书是后起的，而直白、平正、文饰、古雅几种语体都有，这里不一一举例，只举古雅体一例：

　　(4）帝尧者，……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乃命羲和，敬顺昊天，数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分命羲仲，居郁夷，曰旸谷。敬道日出，便程东作。（《史记·五帝本纪》）

　　这段话显然是根据《尚书·尧典》稍作改动而成的。如把《尚书》的“克明峻德”改为“能明驯德”，把“钦若昊天”改为“敬顺昊天”，把“历象日月星辰”改为“数法日月星辰”，把“平秩东作”改为“便程东作”。这些改动之处，是用司马迁的语言代替了《尚书》的语言。但一些没有改动的，如“便章”“昊天”仍不是司马迁时代的语言，改动后的“便程”也不是司马迁时代的语言。5

　　在上古汉语阶段，“言”“文”基本一致，文献中记录某人口头表达的语料和作者直接用文字叙述或议论的语料基本上没有差别，所以，在上古汉语研究中区分这两种语料意义不大。需要区分的倒是不同的语体。

　　上古文献中记录口头表达的语料和作者用文字表述的语料都有“古雅”类语体，这类语料中有不少存古的成分，容易造成“时代的错误”，用来研究汉语史不大合适。

　　“俚俗”类语体的语料其俚俗的程度有所不同，像上引《左传·宣公二年》中筑城者和华元骖乘的对话，离当时通用的语法词汇不太远，可以用作汉语史研究的语料。但“丹漆若何”句子不完整，不能用于语法研究。

　　“平正”“直白”“文饰”体的语料都可用于汉语史的研究。这几类语体反映上古汉语的语法和词汇都比较典型，语体的不同不妨碍上古汉语的研究。

　　上面说的是现代汉语和上古汉语，在汉语发展的这两个历史阶段中，口头表达和文字表述都有不同的语体，而相同语体的口头表达和文字表述并无很大的不同。但在中古汉语和近代汉语阶段，情况就不一样了。详见下文分析。

　　二 文言、白话和汉语史研究

　　本节讨论两个问题。

　　（一）什么是“文言”和“白话”？文言和白话与汉语史研究有什么关系？

　　中古汉语、近代汉语和上古汉语、现代汉语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在上古汉语和现代汉语阶段，“言”（口头表达）、“文”（文字表述）基本上是一致的。而从东汉初期开始，“言”“文”逐渐分离。很多文字表述使用“文言”；而口头表达不断发展变化，用的是“古白话”和“白话”。我认为，“文言”和“古白话”“白话”的区分是语法、词汇系统的区分，6“文言”用的是上古汉语的语法和基本词汇，直到清代和民国初年的文言依然如此。“古白话”和“白话”用的是新发展出来的中古汉语和近代汉语的语法和基本词汇。这个问题，我在《也谈文言和白话》（2019）中已经讨论过，这里不多说。

　　不过，说东汉以后“言”“文”分离，说的只是一个总的趋势。实际上，从“言”（口头表达）来说，当时人们说话主要用古白话和白话，但也有用文言的，这是上层人士的一种“说话方式”，这将在下一节讨论。从“文”（文字表述）来看，尽管占优势的是用文言写的，但也还有用古白话和白话写的。《世说新语》的好几则，都被选入太田辰夫的《中国历代口语文》和刘坚的《古代白话文献选读》，其中“王祥事后母朱夫人甚谨”一则，没有一句对话，完全是叙事，这就是用古白话写的“文”。后代用白话写的“文”越来越多，这里不一一列举。在东汉到20世纪新文化运动之前，用文言写的“文”长期盛行不衰，而用白话写的“文”也日益壮大，不但下层民众爱看，一些上层文人也很欣赏。这样，从东汉以后汉语就一直存在用两种不同语言系统写作的文献，正如雅洪托夫所说的，两者“长期共存”。

　　前苏联语言学家雅洪托夫（1969/1986）说：“现代一些民族语言，比如俄语，它们的书面语和口语的变体之间的区别不涉及语言的基础。”“封建时代完全是另一种情况。很多国家的书面语与口语完全不同。西欧许多国家使用拉丁语，近东许多民族使用阿拉伯语，朝鲜或者越南使用汉语（文言）的情况就是这样。……对于说罗曼语的民族来说，拉丁语不被认为是别的民族的。但是口头罗曼语不断发展，而拉丁语在作为书面语生存的许多世纪中几乎没有改变。因此，拉丁语和活着的罗曼语之间，语音、语法和词汇的区别是很大的。不论另一个民族或另一个时代的语言是否在文学中使用，重要的是，它与口语明显不一致。这样的书面文学语言能够同另外一种以口语为基础的文学语言长期共存（在中国正是这样），并且每一种语言都保存着自己词汇、语法以及语音的特点。”“因此，对于封建时代用什么样的语言写成文学作品的问题，应该按字面理解为语言的本身，理解为它的语音、语法、词汇。这里不能限于对语言的这样一些评价：比如‘简单的’‘清楚的’‘易接受的’（用拉丁语可能写得较清楚或不太清楚，但是在某种情况下它们仍是拉丁语而不是另外的语言）。同样不能按照它的内容性质（日常生活的还是抽象的）以及其中有无对话成分等来评论文献的语言。”[29]91-92

　　美国语言学家梅维恒（1994/2007）也说：“语言研究发现，文言与白话自产生之时起，一直就是两个有区别的系统。”“文言和白话实际上属于完全不同的语言范畴，前者是一种远离言语的半密码，后者跟活的汉语的口头形式具有密切的一致。”7[15]

　　我赞同他们的意见：文言和白话是两个语言系统。不过，这两个语言系统在历史上是有联系的，上古汉语的语音、语法、词汇系统到东汉后继续发展，成为中古汉语和近代汉语以至现代汉语；但是东汉以后分成文言和古白话、白话两支，文言从东汉到民国一直只使用上古汉语系统，而古白话、白话则随着时代发展，使用中古汉语和近代汉语系统。8

　　那文言和白话跟汉语史的研究有什么关系呢？这要看汉语史研究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汉语史研究的是汉语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使用状况，那么，汉语在口头表达和文字表述两个方面的使用状况都要提到。这样，文言当然不应被忽略，而且应该大书特书：以文字表述而论，用文言写的文献数量绝对是大大超过用白话（或古白话）写的文献；以口头表达而论，东汉以后很多上层人士说话时仍有不少文言成分（见下一节）。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是以“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为旗帜的，但在一百年后的今天，文言文的作用仍不可忽视，阅读古代作品要懂文言，人们的言谈中也有不少文言成分；9白话文要“基于口语，高于口语”，也需要吸取有用的文言成分。这些在我的《也谈文言和白话》（2019）的“七、文言文今天仍然需要”“八、白话文要进一步发展和提高”两节中都已谈到。

　　如果汉语史研究的是汉语的语音、语法、词汇的历史发展状况和演变规律，研究的是汉语的语音、语法、词汇系统怎样从殷商时期发展到现代汉语，10那就要依据随着时代而不断发展的活的语言，而不能依据到东汉以后基本固定的文言。由于在上古汉语时期，“言”“文”基本一致，口头表达的语言不断发展变化，文字表述的语言也随之发展。11因此上古时期的文言无疑是汉语史研究的对象，把上古时期的文言和中古、近代的古白话、白话连接起来，正好构成汉语发展的一个完整的、紧密联系的系统。有人对此提出疑问：以这样的一个系统作为汉语史研究的对象，上古是文言，中古和近代是古白话、白话，会不会使研究对象不具有同一性呢？-我们的看法是不会。因为虽有文白之分，但它们反映的对象是同一个——汉语活的语言几千年来不间断的历史发展。

　　但东汉以后，“言”“文”分离，文言的语法、词汇系统基本上不再随时代而发展，成为一种固化的语言。汉魏时期的文言，可用支谦翻译的《大明度经》为例，胡敕瑞（2013）已把它和支谶译的《道行般若经》做了细致的对比，发现和上古汉语相比，《道行般若经》有了较大的变化，而《大明度经》基本上还是上古汉语的句式和词汇。12唐宋时期的文言，雅洪托夫（1969/1986）对韩愈《原道》、苏轼《赤壁赋》做了考察和统计，结果是：里面用的都是“之”“其”“者”“所”“也”“矣”等上古汉语的语素，而近代汉语的语素“这”“个”“了”“着”“得”“底”等一次也没有出现。直到清代的《聊斋志异》，我做了一个简单的考察，其语法系统和词汇系统都还是上古汉语的，里面没有“你”“们”“什么”“这”“那”（只有表疑问的“那”）、“底”（只有方位词“底”）、“的”“了”“吗”“呢”，“着”仅1例。没有“把字句”，用“教”的使役句极少。如果汉语史要研究“你”“们”“什么”“这”“那”“底”“的”“了”“着”“吗”“呢”这些现代汉语中高频词的来源和发展，要研究“把字句”、用“教”的“使役句”的产生和演变，那么根据东汉以后的文言资料是不可能的。13

　　说文言的语法、词汇系统基本上不再随时代而发展，不是说后来的文言一点也没有变化。变化是有的，如《聊斋志异》中没有动态助词“了”，但《叶生》中有1例“频居康了之中”，“康了”指“秀才康了（落第了）”，这个“了”是唐代以后产生的事态助词。《聊斋志异》中的动态助词“着”仅1例：《凤阳士人》中一个歌女唱道：“手拿着红绣鞋儿占鬼卦。”“歌竟，笑曰：‘此市井里巷之谣。’”也有“教”字使役句，如《瞳人语》：“婢乃下帘，怒顾生曰：‘此芙蓉城七郎子新妇归宁，非同田舍娘子，放教秀才胡觑！’”变化较大的是系词“是”。《聊斋志异》里“是”主要用作指示代词，但也有少量用作系词，如《聂小倩》：“媪笑曰：‘背地不言人，我两个正谈道，小妖婢悄来无迹响。幸不訾着短处。……小娘子端好是画中人，遮莫老身是男子，也被摄魂去。’”这些实例说明两点：第一，这些句子大多是下层民众的话，为了生动地表达她们的口吻，必须用一些接近口语的成分。这是口语对文言外在的影响，而不是文言自身的发展。第二，这些变化是枝节性的，不是语言系统的变化。所以，这些变化也不足以用来研究汉语语法、词汇的发展。如果要研究系词“是”的发展演变，还是要用中古时期文献中反映口语的资料，14而不能依靠《聊斋志异》。15

　　综上，如果汉语史研究的是汉语的语法、词汇系统从殷商时期到现代的变化，就必须依据历代反映实际语言的资料，即通常所说的反映各个时期口语的资料。

　　（二）古代的文献能不能真实地反映口语？

　　这个问题是上面第一个问题的延续。汉语史要研究各个时期的口语，但古人说的话现在无法听见，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对古人口头表达的记录。这些记录能不能真实地反映口语呢？

　　确实，对口头表达的记录一般不会和口头表达一字不差。16《朱子语类》是朱熹门人对朱熹所说话的记录，全书有700多处标明门人的记录有所不同。17可以想见，那些没有标注不同记录的条目，如果让另一个门人来记录，也可能会和现有的记录有某些出入。但是，如果出入不大，就应该说是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朱熹口中的话。如：

　　(1）“如将一贯已穿底钱与人，及将一贯散钱与人，只是一般，都用得，不成道那散底不是钱！”泳录云：“如用一条钱贯一齐穿了。”（《朱子语类》卷一一七）

　　(2）大学重处都在前面。后面工夫渐渐轻了，只是揩磨在。广录云：“后面其失渐轻，亦是下揩磨底工夫在。”（《朱子语类》卷一四）

　　这两条，尽管两个门人对朱熹同一句话的记录略有不同，但差别不大，可以说是十分接近朱熹的原话，那些细微的差别，对我们研究汉语史影响不大。

　　《朱子语类》中的记录，也有差别较大的。如：

　　(1）“浑仪可取，盖天不可用。试令主盖天者做一样子，如何做？只似个雨伞，不知如何与地相附着。若浑天，须做得个浑天来。”（贺孙）或录云：“有能说盖天者，欲令作一盖天仪，不知可否。或云似伞样。如此，则四旁须有漏风处，故不若浑天之可为仪也。”（《朱子语类》卷二）

　　贺孙的记录基本上是白话，这和《朱子语类》总体的语言面貌相符。“或录云”改成了文言，离朱熹原话太远。我们做汉语史研究应取贺孙的记录。

　　(2）然只去理会那本，而不理会那末（义刚作“飏下了那末”），亦不得。（陈淳录）（《朱子语类》卷一一七）

　　“理会”也是当时的口语，但“飏”表“丢弃”的口语性更强。可能朱熹口中说的是“飏”。如果没有义刚的记录，在这句话里就看不到“飏”这个口语词了。但《朱子语类》别处还有用“飏”的。如：

　　(1）今若此，可谓是“飏了甜桃树，沿山摘醋梨”也！（《朱子语类》卷一一八）

　　(2）思量一件道理不透，便飏（去声）掉放一壁，不能管得。（《朱子语类》卷一二一）

　　所以，即使在卷一一七的记录里没有把“飏”记下来，但通过对《朱子语类》全面的考察，还是可以知道朱熹口里是有“飏”这个词的。

　　上面都是朱熹门人对朱熹说话的记录。我们可以把这种同时代人所作的记录称为“同时记录”。通过对同时记录的整理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到古人口头表达的真实或接近真实的面貌。

　　和“同时记录”相对，还有“后时记录”，指的是后一个时期对前一个时期的人说话的记录。有时，同时记录和后时记录在文献中都有，两者相较，差别甚大。如谢安和孙绰等泛海一事，在《世说新语》和《晋书》中都有记载：

　　(1）谢太傅盘桓东山时，与孙兴公诸人泛海戏。风起浪涌，孙、王诸人色并遽，便唱使还。太傅神情方王，吟啸不言。舟人以公貌闲意说，犹去不止。既风转急，浪猛，诸人皆諠动不坐。公徐云：“如此，将无归！”众人即承响而回。于是审其量，足以镇安朝野。（《世说新语·雅量》）

　　(2）尝与孙绰等泛海，风起浪涌，诸人并惧，安吟啸自若。舟人以安为悦，犹去不止。风转急，安徐曰：“如此，将何归邪？”舟人承言即回。众咸服其雅量。（《晋书·谢安传》）18

　　两书都有作者的叙述和对谢安说话的记录，但两书使用的语言并不一样。最明显的是谢安说的话，《世说新语》作“如此，将无归！”《晋书》作“如此，将何归邪？”两句话的意思很不一样。“将无归”的意思是“还是回去吧”，谢安在风浪起时毫不在意，到风急浪猛时说：“这样，还是回去吧。”这正表现了他的镇定。“将无”是“用委婉语气表示一种建议或希望”，19“是魏晋时人常用的一个熟语”，如《世说新语·赏誉》：“王恭始与王建武甚有情”注引《晋安帝纪》：“将无从容切言之邪？”中的“将无”也有相同的用法。20《晋书》的编撰者不懂这个词语，所以把谢安的话改为“如此，将何归邪？”，这就显得谢安神情十分惶遽了。显然，《世说新语》记录的谢安的话反映了谢安当时的口头表达，而《晋书》所记谢安的话实际上是《晋书》的编撰者自己加上去的，与晋人的口头表达不一致。

　　又如：

　　(1）独孤及求知制诰，试见元载。元知其所欲，迎谓曰：“制诰阿谁堪？”及心知不我与而与他也，乃荐李纾。……出《嘉话录》。（《太平广记》卷一八七）

　　(2）独孤侍郎求知制诰，试见元相。元相知其所欲，迎谓常州曰：“知制诰可难堪。”心知不我与也，乃荐李侍郎纾。（王谠《唐语林》卷五）（按：“常州”指独孤及。）

　　《刘宾客嘉话录》为唐代长庆元年韦綯闻于刘禹锡者。此条不见于今本《刘宾客嘉话录》，《太平广记》转录此条。《唐语林》在宋代之后就已传本不多，其后半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可能后代的刊刻者已经不懂“阿谁”这个口语词，而“谁”字又误为“难”字，所以把“阿谁堪”改成了“可难堪。”

　　从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到，“同时记录”往往接近原话，用的是白话或古白话；而“后时记录”可能曲解了原话，或者有意改成文言。21尽管“后时记录”有的不可信从，但把它和同时记录相比较，我们还是可以了解究竟什么是古人说话的原貌，而且，从比较中还可以看到汉语在历史上的变化：前一时期的有些词语（即通常所说的“口语词”），到后一时期人们已经不懂了。

　　总之，在“言”“文”分离的时期，人们写文章经常用文言，这当然可以从文献记载上看到；人们说话经常用白话，这也是可以通过对有关文献的研究而了解其原貌的。

　　三 “两种说话方式”

　　在“言”“文”分离的时期，不但书面文献有文言、白话之别，就是人们说的话，也有文、白的差别。这就是本节要讨论的“两种说话方式”。

　　（一）瓦罗的三种“说话方式”

　　在西班牙传教士瓦罗（Francisco Varo, 1627-1687）的《华语官话语法》第一章的《诫律之二》中有这样一段话：[19]11

　　汉语有三种说话的语体（modes of speaking) :

　　第一种是高雅、优美的语体，很少使用复合词，怎么写就怎么说。这种语体只是在受过教育的人们中间使用，也只有他们才能懂。……用这种语体来说话对我们而言是极其困难的。

　　第二种语体处于高雅与粗俗之间的中间位置。它能够被大多数人所理解，也使用一些复合词；但在凭上下文能够确定意思的时候，就不用复合词。这一语体还使用某些优雅的文学词语，而且所有的人都能理解。对我们来说，在准备布道宣教时，无论面对的是教徒还是异教徒，掌握这种语体都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如果我们不以粗陋鄙俗的语言令他们生厌，他们就能饶有兴致地听讲，从而使得我们传布的教义更容易为他们接受。

　　第三种是粗俗的语体，可以用来向妇人和农夫布道。这种语体虽说是最初级的，但是学起来最容易，所以也是我们学习的起点。

　　他为第二和第三种语体各举了一个例句，是同一个句子分别以两种语体来表达：[19]12

　　(1）欲升天者，可行真善路，若不然，岂得到。（第二种语体）

　　(2）但凡人要升天，该当为善。若不为善，自然不会升天。（第三种语体）

　　在开头的“modes of speaking”下面，中译者有一个注：“西班牙语作‘modes de harbla’，直义为‘说话方式’。”我觉得，就本文所讨论的问题来说，译作“说话方式”更好。因为从下面将要说到的《朱子语类》中朱熹所说的话来看，那都是朱熹对他的门人的讲述，说话者和听话者的社会地位、文化背景都是一样的，交际的对象、场合、意图也都是一样的，但朱熹所说的话文白交错很频繁，上一句是白话，下一句就会是文言，这和拉近或拉开说话者、听话者的距离无关，所以不是语体问题，而是朱熹的说话方式问题。下面太田辰夫所举的皇甫湜说的话也是如此。

　　瓦罗所说的三种“说话方式”未必都能成立（见下），但他观察到有教养的人（上层人士）和妇人农夫（下层民众）说话方式不同，这一点值得我们重视。

　　那么，当时有教养的人（上层人士）是用什么方式说话的呢？

　　瓦罗所说的第一种说话方式，是“很少使用复合词，怎么写就怎么说”，实际上指的是使用文言说话。文言和白话一个很大的区别是文言以单音词为主，白话以复音词为主。“怎么写就怎么说”，当时人们用来写作的是文言，那么说的也就是文言。

　　瓦罗是在明末清初来到中国的。这个时候中国文人能用文言说话吗？

　　比瓦罗来华更早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Ricci, 1552-1610）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说：“事实上常常发生这样的事：几个人在一起谈话，即使说得很清楚、很简洁，彼此也不能全部准确地理解对方的意思。有时候不得不把说的话重复一次或几次，或甚至得把它写出来才行。如果手边没有纸笔，他们就蘸水把符号写在什么东西上，或者用手指在空中划，或者甚至写在对方的手上。这样的情况更经常地发生在有文化的上流阶级谈话的时候，因为他们说的话更纯正、更文绉绉并且更接近于文言。”[11]21这是他亲眼看到的情形：上层人士谈话时有时要把字写出来，这指的大概是单音的文言词。但他没有说上层人士能用文言谈话，只是说“更接近于文言”。

　　雅洪托夫（1969/1986）说：“学者甚至在口头谈话中能够使用古代语言。”[29]98他大概指的是朱熹《朱子语类》卷八《小学》一章中上古汉语虚词和近代汉语虚词的比例是200:110。

　　太田辰夫（1988/1991）说：“在中国的上流社会，有教养的人们在稍微正式一点的会话中尽可能地避开日常家庭内使用的口语，而使用跟写文章时用的语言相近的话去跟人谈话。简言之，文言是社交使用的语言。”[17]188他举出唐和民国时期各一例：

　　高彦休《唐阙史》卷上：“正郎省札（愚按：《唐阙史》及《汉语史通考》均作“札”，中译本误作“礼”）大忿，掷书于地，叱小将曰：‘寄谢侍中，何相待之薄也，某之文，非常流之文也，曾与顾况为集序外，未尝造次许人，今者请制此碑，盖爱恩深厚尔，其辞约三千余字，每字三匹绢，更减五分钱不得。’”后面有夹注：“已上实录正郎语，故不文。”[17]191

　　这里的“正郎”是和韩愈同时的文人皇甫湜。

　　蒋光慈《田野的风》记述了乡绅的会话：

　　“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如果诸位有何善策，李某无不从命。……”

　　“此人不除，恐怕吾乡永无安息之日矣！……”

　　“诸位既然相推，我当然义不容辞。不过苟有事故发生，尚望大家共同负责。……”

　　“我们特为求教而来，非有别意，望敬翁万勿误会。……”[17]189

　　从利玛窦、瓦罗的观察，雅洪托夫的统计和太田辰夫的例句来看，在“言”“文”分离的历史时期，上层人士和下层民众说的话是有差别的，上层人士在正式场合说的话常常带有不少文言的成分，而下层民众说话用白话。这两种说话方式的不同，实际上从东汉到民国期间是一直存在的。了解这一点，对我们研究汉语史很有好处。

　　（二）上层人士和下层民众的说话方式

　　尽管上层人士和下层民众说话用的是两种方式，但这两种说话方式的差异不能夸大。因为尽管下层民众说的都是白话，但并非上层人士说的都是文言。

　　东汉和魏晋，“言”“文”刚开始分离，有些上层人士说的话可能完全是文言。但至少到唐代以后，上层人士已经不能完全用文言说话了。太田辰夫引用的那些话都是文白夹杂的，而不是纯粹的文言。《唐阙史》例中皇甫湜的话有不少文言语句，但“更减五分钱不得”这种“VP+不得”句式，到东汉才产生，如《汉书·孝成许皇后传》：“使妾摇手不得。”唐代继续使用，如唐·权德舆《请加置留镇兵二千人状》：“都城人数已少，更分减不得。”“数量词+名词”也不是上古汉语的句法结构，如“三匹绢”最早见于《魏书》。《田野的风》中乡绅说的话，“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是古书中常说的话，乡绅说话是套用古语；但以“×某”自称出现得很晚，《三国演义》第二十五回：“关某若知皇叔所在，虽蹈水火，必往从之。”此外，“如果”“恐怕”“不过”“负责”“误会”等词也并非文言词语。太田辰夫说：“这里引用的句子混入了若干口语的因素”，其实，应该反过来说，是在口语的基础上混入了不少文言成分。

　　而且，上层人士在正式的社交场合说话会有很多文言的成分，但在日常生活等场合说话也用古白话或白话，也就是说，也用很纯粹的口语。

　　首先可以看看《世说新语》，这部书里记录的几乎都是上层人士的说话。有的话，确实全是文言。如下面王丞相（王导）的话：

　　(1）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世说新语·言语》）

　　但也有不少话，其词语和句法都不是文言。如上文引用谢安所说的“如此，将无归乎？”这样的例子很多，略举几例：

　　(2）桓宣武语人曰：“昨夜听殷、王清言甚佳，仁祖亦不寂寞，我亦时复造心，顾看两王掾，辄翣如生母狗馨。”（《世说新语·文学》）（翣：很，甚。如……馨：像……样。）

　　(3）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精。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世说新语·巧艺》）（阿堵：这个）

　　(4）邓艾口吃，语称艾艾。晋文王戏之曰：“卿云艾艾，定是几艾？”（《世说新语·言语》）（定：究竟）

　　(5）谢安年少时，请阮光禄道白马论。为论以示谢，于时谢不即解阮语，重相咨尽。阮乃叹曰：“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可得！”（《世说新语·文学》）（正：即使）

　　(6）武帝每见济，辄以湛调之曰：“卿家痴叔死未？”（《世说新语·赏誉》）（VP未：疑问句）

　　(7）王江州夫人语谢遏曰：“汝何以都不复进，为是尘务经心，天分有限？”（《世说新语·贤媛》）（为是+VP1, VP2：选择问句）

　　《祖堂集》和《朱子语类》是汉语史研究常用的文献。两部书都是语录体，但说话者和听话者不同，所以其语言面貌不同。《祖堂集》几乎全是白话（口语），《朱子语类》是文白混杂的，文言成分较多，这两部书使用的应该是两种说话方式。

　　如《朱子语类》卷七《小学》的开头几句基本上是文言：

　　古者初年入小学，只是教之以事，如礼乐射御书数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学，然后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为忠信孝弟者。

　　而《小学》中的另外几句就是白话：

　　今都蹉过，不能转去做，只据而今当地头立定脚做去，补填前日欠阙，栽种后来合做底。

　　整体看来，《朱子语类》中的文言成分固然不少，但白话词语和白话句式更是很多。其中有些在《祖堂集》中也能见到，下面略举几例：

　　《朱子语类》：

　　(1）有问：“程门教人说敬，却遗了恭。中庸说‘笃恭而天下平’，又不说敬。如何恭、敬不同？”曰：“昔有人曾以此问上蔡。上蔡云：‘不同：恭是平声，敬是侧声。’”举坐大笑。先生曰：“不是如此理会，随他所说处理会。如只比并作个问头，又何所益？”（《朱子语类》卷一二一）

　　(2）因忆顷年见汪端明说：“沈元用问和靖：‘伊川易传何处是切要？’尹云：‘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此是切要处。’后举似李先生，先生曰：……”（《朱子语类》卷一一）

　　(3）恁地说，则大煞分明了。（《朱子语类》卷九五）

　　(4）若不寻得一个通路，只蓦地行去，则必有碍。（《朱子语类》卷六七）

　　(5）孟子答告子“生之谓性”与孟季子“敬叔父乎，敬弟乎”两段语，终觉得未尽。却是少些子直指人心。（《朱子语类》卷五九）

　　(6）当此之时，仁义礼智之苗脉已在裏许，只是未发动。（同上）

　　(7）“文，莫吾犹人也。”莫是疑辞，犹今人云：“莫是如此否？”（《朱子语类》卷三四）

　　(8）未审此诗引经附传，是谁为之？（《朱子语类》卷八○）

　　《祖堂集》：

　　(1）嵒礼拜出去，向道吾拈起因缘。吾曰：“好话只欠一问。”嵒云：“作摩生问？”道吾曰：“何故如此？”嵒才得个问头，便去和尚处，续前问：……（《祖堂集》卷四）

　　(2）囊中之宝，将去举似诸方。（《祖堂集》卷七）

　　(3）师曰：“你大煞聪明。”（《祖堂集》卷四）

　　(4）师有时上堂，蓦地起来，伸手云：……（《祖堂集》卷一一）

　　(5）此处行不异，方有小许些子相应之分。（《祖堂集》卷二）

　　(6）师问黄檗：“笠子太小生？”黄檗云：“虽然小，三千大千世界总在裏许。”（《祖堂集》卷一六）

　　(7）师曰：“莫是湖南去不？”对曰：“无。”师曰：“莫是归乡去不？”对曰：“也无。”（《祖堂集》卷五）

　　(8）未审德山作摩生道？（同上）

　　所以，雅洪托夫（1986/1991）把《朱子语类》称作“用混合的、半口语写成的文献”。《朱子语类》中的文白错杂，在本文第四部分还会谈到。

　　在言文分离的时代，尽管上层人士说话和下层民众说话有两种说话方式的差异，但上层人士和下层民众毕竟生活在同一个社会中，他们之间在言谈上不可能没有接触，有的时候，他们还可能是同一场合的听众。如唐·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翰墨题名尽，光阴听话移。”自注：“又尝于新昌宅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可见元稹和白居易都是说一枝花话的听众。“一枝花话”即讲述李娃之事，《太平广记》卷四八四有白行简《李娃传》，用的是文言。不知道元稹和白居易听的“一枝花话”是用什么语言说的，很可能面对广大听众讲述时用的是白话，但因为有元白这样的文人在场，也会加进一些“文语”。用文言写作和说话是要经过学习的，所以下层民众不会用文言写作和说话，他们也听不懂上层人士所说的带有较多文言成分的话语。他们要把自己说的话写下来，只能请人代书，而如同《轩渠录》《两般秋雨盦随笔》所记载的那样，代笔者往往不能如实记录下他们的口语。22而上层人士是能听懂下层民众的话的，在有的场合，他们也能用下层民众所说的话来表达，如下面苏轼所说的话，都是当时的俗语：

　　(1）熙宁初议新法。……东坡曾与子由论清献（赵抃）。子由曰：……东坡曰：“当时阿谁教汝鬼擘口？”子由无语。（《曲洧旧闻》卷八）

　　(2）温公薨，朝廷命先生主其丧事。是日也，祀明堂礼成，而二苏往哭温公，道遇朱公掞，问之，公掞曰：“往哭温公，而程先生以为庆吊不同日。”二苏怅然而返，曰：“鏖糟陂里叔孙通也。”（《伊川先生年谱》卷四）（又见《宋人轶事汇编》卷九引《孙氏谈圃》，作“子瞻戏曰：……”）

　　又如，宋代一些文人所写的俚俗词就是用的很纯粹的白话（吕叔湘1944/1992引[13]）：

　　一向沈吟久，泪珠盈襟袖。我当初不合苦撋就。惯纵得软顽，见底心先有。行待痴心守，甚捻著脉子倒把人来僝僽？近日来非常罗皂丑，佛也须眉皱，怎掩得众人口？待收了孛罗罢了从来斗。从今后，休道共我，梦见也不能得勾。（秦观《满园花》）

　　所以，上层人士的说话方式并非在任何场合都和下层民众不同。

　　（三）什么是“口语”，什么是“书面语”

　　正因为上层人士说话会用文言，所以，有学者认为应该把“口语”和“口头说话”加以区别。如雅洪托夫（1969/1986）说：“口语和口头说话不是一回事：学者甚至在口头谈话中能够使用古代汉语。换言之，作为口头说话记录的文献，不一定反映真正的口语。”[29]98太田辰夫（1988/1991）也说：“但口头语不止限于口语，也有文语。”[17]191这种意见值得我们重视。

　　至此，我们可以给“口语”作一个比较清晰的说明：口语是各个历史时期人们实际使用的活语言，是随着时代不断发展的，反映了各个时期汉语的语音、语法和词汇。

　　在言文基本一致的上古汉语时期，人们的口头表达用的是口语，文字表述用的也是口语。但是在古雅语体中的更早的词汇、语法成分不能算作口语。在“言”“文”分离的中古汉语和近代汉语时期，下层民众的口头表达用的是古白话或白话，这是口语。上层人士在某些场合的口头表达或文字表述和下层民众一致，这也是口语。上层人士在社交场合的口头表达有较多的文言成分，这些文言成分不是口语。“俗文学”（用白话写的小说、戏曲等）主要是给下层民众听或看的，是以口语为基础的，其中某些部分是用文言写的，就不是口语。

　　汉语史的研究是通过对各时期接近口语的文献资料进行研究，来描写汉语历史发展的状况并寻找其演变规律。

　　顺便说一下“书面语”，这也是汉语史研究中常说的。什么叫“书面语”？这不是指所有在书面上写的文字。通常所说的“书面语”是和“口语”相对而言的。在“言”“文”基本一致的时代（上古汉语和现代汉语），指的是比口语更正规一些或更典雅一些的语言。在“言”“文”分离的时代（中古汉语和近代汉语），主要指用文言表达的语言，或以文言成分为主的语言。用白话写的文字表述情况比较复杂，一些忠实记录下层民众口语的书面材料（如冯梦龙编的《山歌》和那些代妇人写的书信等）不叫书面语。一些文人创作的文学作品（小说、戏曲等），虽然以口语为基础，但总会有不同程度的加工，和纯粹的口语有所不同，可以称为以口语为基础的书面语。23

　　至于怎样通过死的文献来研究活的语言，这就是下一节要讨论的汉语史语料的问题。

四 汉语史研究的语料问题

　　（一）汉语史研究中接近口语语料的使用问题

　　研究汉语史要用接近口语的语料，这是一个总的要求。细说起来，还有几个问题需要讨论。什么叫“接近口语”？接近哪一个时代的口语？接近口语的程度如何？怎样判断是否接近口语？这些问题都是需要深入讨论的。我们先看一个例子，然后对这几个问题逐一讨论。

　　雅洪托夫（1969/1986）对唐宋时期的9种文献是否接近口语作了考察，用的是两组虚词（或语素，下面只称“虚词”），一组是上古汉语中常见的（15个），一组是近代汉语中常见的（11个），他对每个虚词在这9种文献中出现的频次作了统计，以此为基础，论证有的文献是用上古汉语写成的，有的是用当时的口语写成的，有的是混合型的。下面把雅洪托夫对唐代变文《伍子胥变文》《韩擒虎话本》和宋代话本《宋四公大闹禁魂张》《碾玉观音》24的统计，加上我对《燕子赋》作的统计，列表如下（文献用首字代称）：

　表1 上古汉语常用虚词统计表

表2 近代汉语常用虚词统计表

　　由上述两表可知：《伍子胥变文》《韩擒虎话本》中上古虚词出现频次较高，近代虚词出现频次较低（“便”除外），说明它们文言成分较多，白话成分较少。雅洪托夫指出，一些近代汉语语素，例如“儿”（名词后缀）和“底”（定语标志）和“甚”（什么）、“没”（没有），虽然在这两篇文献中没有，但在其他变文中可以找到，所以，“唐代口语正好是上古汉语和近代汉语成分的均衡混合”。而《宋四公大闹禁魂张》《碾玉观音》虚词出现的频次正好与《伍子胥变文》《韩擒虎话本》相反，说明它们白话成分较多，文言成分几乎没有。所以，雅洪托夫说：“话本反映宋代的口语，……大概话本时代的口语里已经没有上古汉语的虚词成分了。”[29]97

　　《燕子赋》中的虚词是我自己统计的。书中的上古汉语虚词较少，而近代汉语虚词较多。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没有上古汉语的代词“之”，但近代汉语的第三人称代词“伊”有3例。古代汉语的代词“者”只有1例：“古者”。“所”有4例：“向来闻你所说”“所被伤损”“两个都无所识”“所已（以）留在黄沙”，除去“所以”，实际上只有3例。“了”有3例：“铺置才了”“呪虽百种作了”“百年当时了竟”，都是“完毕”义的动词。指示代词不写作“这”，写作“者”，有3例：“者汉大痴”“者贼无赖”“总是者黑妪儿作祖”。“底”不见。“着”有5例：“见他宅舍鲜净，便即穴白占着”“口衔艾火，送着上风”“必是更着一顿”“仍自更着恐吓”“行即着网，坐即被弹”，其中“占着”的“着”是表持续的动态助词，“送着上风”的“着”是表示动作到达的处所，其他3例都是“遭受”义的动词。“儿”多用于“雀儿”，“子”多用于“燕子”，也都有用作其他名词的词缀的。总起来看，《燕子赋》的语言和《伍子胥变文》《韩擒虎话本》不同，文言成分不多，白话成分较多。如果考虑到《燕子赋》这样的语料，雅洪托夫的结论“唐代口语正好是上古汉语和近代汉语成分的均衡混合”就要加以修改。但和《宋四公大闹禁魂张》《碾玉观音》相比，《燕子赋》白话成分出现的频次不如后者高，其中一些语法成分的语法化程度也不及后者高。根据这个例子，我们可以对前面提出的几个问题做进一步的讨论。

　　第一，什么叫“接近口语”？汉语史研究中说某种语料“接近口语”，往往是研究者凭自己的印象作出的大致判断。研究者对汉语史的语料越是熟悉，对汉语史的研究越是深入，这种判断的可靠性就越高。这样的判断是很有价值的，可以作为研究工作的起点，我们可以用这些语料来研究汉语史。但开头提出的其他问题，就不能光凭印象，而要经过深入的研究来回答。

　　第二，接近哪一个时代的口语？口语是随着时代不断发展的，唐代有唐代的口语，宋代有宋代的口语，初唐和晚唐的口语又不一样。《燕子赋》文言成分少，白话成分多，是接近口语的。但接近哪个时代的口语？从其中“了”和“着”的用法来看，“了”还是“完毕”义动词，“着”用作表动作持续的也仅1例（占着），和已有的对“了”“着”语法化过程的研究成果比较，可以看出《燕子赋》反映的是晚唐五代的口语。

　　第三，接近口语的程度如何？从上表中的统计数据看，同是变文作品，显然《燕子赋》中的白话成分多于《伍子胥变文》《韩擒虎话本》，其接近口语的程度要比后者高。但《燕子赋》的白话成分又不及《宋四公大闹禁魂张》《碾玉观音》多，那么能不能说它接近口语的程度不如后者高？这就不能这样比较了。《燕子赋》是晚唐五代的作品，后者可能是宋代的作品，不能要求晚唐五代的语料接近宋代的口语，只能说两者相比，宋代的口语是晚唐五代口语的进一步发展，一些语法成分语法化的程度更高。

　　第四，怎样判断是否接近口语？要准确判断语料是否接近口语，就不能光凭印象。像雅洪托夫（1969/1986）那样，用一些已确定的语言成分来对语料进行考察，就是一个可行的办法。胡敕瑞（2013）对中古汉语口语语料的鉴定，也是在对比汉译《道行般若经》和《大明度经》的基础上，列出了15项文白的差异作为鉴定标准。[9]魏培泉（2003）列举了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的36项差别，[25]可以参考。当然，用这些语言成分进行考察后，还需要对有关问题作一些分析。

　　东汉时期有两部大书：《汉书》和《论衡》。有学者认为，“《汉书》可以视为文言风格的真正起点”，《史记》中很多口语痕迹“到《汉书》中则被更具‘古典’特征的文言代替”。[14]而《论衡》“能够反映或至少接近当时通行的口语”，因为在《论衡·自纪》中说：“文字与言同趋，何为犹当隐闭指意？”而且王充曾作《讥俗》《节义》，其书“直露其文，集（杂）以俗言”，《论衡》亦当如此。[27]但认为《论衡》接近当时口语，并未做过具体论证。

　　如果用一些新旧语言成分对《论衡》进行考察，就可以看到，《论衡》的语言是新旧并存的。旧的语言成分最明显的是否定句中代词宾语置于动词之前。《论衡》中“未之V”共9例，其中“未之有”5例；没有“未有之”。“何……之有”11例。这都是上古汉语的句式。《论衡》中句末的“也”“矣”“与”“耶（邪）”也很常用。新的语言成分也有一些。最突出的是系词“是”。冯胜利（2003）统计《论衡》中用“是”的有10例，其中7例前面有副词，并指出：“完成变化的例子开始在《论衡》中出现。”可以看出“是”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另外，用“……未？”表疑问也是新的句式，《论衡》有3例：

　　(1）此时《易》具足未？（《论衡·谢短》）

　　(2）武王已得文王之年未？（《论衡·感类》）

　　(3）颂诗乐声，可以作未？（《论衡·须颂》）

　　此外，《论衡》中有些疑问词是新的，如“何等”“何许”：

　　(1）实黄帝者，何等也？号乎，谥也？（《论衡·道虚》）

　　(2）击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尧何等力！”此言荡荡无能名之效也。 (《论衡·艺增》）

　　(3）人皆以为不治产业饶给，又不知其何许人，愈争事之。（《论衡·道虚》）

　　《论衡》的实词中新的成分更多些。一类是替换旧词的新词。如：

　　(1）菜果甘甜。（《论衡·超奇》）

　　(2）夫政犹火，寒温犹热冷也。（《论衡·谴告》）

　　(3）荒忽则愚痴矣。（《论衡·论死》）

　　(4）痴愚之人，尚知怪之。（《论衡·道虚》）

　　(5）不则北方之地低下而不平也。（《论衡·说日》）25

　　另一类是在复音化进程中出现的新的复音词。如：

　　(1）人之温病而死也，先有凶色见于面部。（《论衡·治期》）

　　(2）行事比类，书籍所载，亡命捐身，众多非一。（《论衡·齐世》）

　　(3）虫之种类，众多非一。（《论衡·商虫》）

　　这些句式和词语都是《汉书》中没有或较少的成分。限于篇幅，这种比较在本文中就不说了。

　　总起来说，《论衡》是新旧成分掺杂的，旧的成分较多，新的成分较少。和东汉汉译佛经相比，接近口语的程度不如后者。汪维辉（2017）说：“跟佛经相比，中土文献在反映口语方面总要慢一个节拍。”[21]154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我想有两点：第一，东汉是言文开始分离的时期，语言中新的成分首先在下层民众的口中出现，而在上层文人的口中新的成分会少些。这就是前面所说的“两种说话方式”。《论衡》和东汉汉译佛经的差异，正如同《朱子语类》和《祖堂集》（或《景德传灯录》）的差异。第二，写文章和说话有所不同，写文章除了根据作者当时所使用的语言来书写外，还会参照已有的文献。张中行曾说过：“执笔的人，总是通文的人。通文，旧时代的，脑子里装满《庄》《骚》《史》《汉》，新时代的，脑子里装满鲁迅、巴金，自己拿起笔，自然就不知不觉，甚至心摹手追，也就《庄》《骚》《史》《汉》，或者鲁迅、巴金。”[30]167王充所读到的，像《论语》《孟子》《左传》《史记》之类，都是用上古汉语写的，所以他写《论衡》时，自然受此影响，也是旧成分多于新成分。而东汉时佛经的译者，大多是不曾接触中土文献的，他们就根据当时的口语来翻译佛经。后来有些译者，如支谦，接触汉文化多了，他的有些译经文言化的程度就很高。

　　综上，研究东汉时期的汉语，首选是用汉译佛典；但《论衡》也有一些口语成分，也有研究的价值；而且，把东汉的汉译佛典和中土文献（如《论衡》）结合起来研究，可能更好。所以，《论衡》还是研究东汉时期汉语的不可缺少的材料。

　　（二）汉语史研究中怎样选择和使用语料

　　历史上的汉语，是一个有多种维度的综合体系，有时代的不同、文白的不同、地域的不同、语体的不同。只有全面考虑到这几个维度，才能比较全面地展现汉语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以往的汉语史研究，在使用语料的时候，对时代问题比较注意，在太田辰夫提出“同时资料”“后时资料”之后，对语料中有无后人的改动考虑得比较充分。在文白问题上，主要是提出了“接近口语”的要求，对文白混杂的复杂情况注意得不够。地域和语体问题，近年来得到了较多的关注，这是汉语史研究的一大进展。地域问题本文没有涉及。下面只谈语料的文白问题。

　　上古汉语时期的语料问题不大，主要是古书的真伪需要辨别。东汉到清代的语料，全是文言的和全是白话的都不少。研究汉语史，当然会选用后一类语料。但问题在于：有很多语料是文白混杂的，而且混杂的情况有几种不同的类型。我们先看几种类型，再讨论这些语料如何使用。这几种类型是：

　　第一类，在同一种语料中，一部分是文的，一部分是白的。对这种语料，一般都会用分割的办法，选取其中的白话部分。如在《文选》中选取《奏弹刘整》，在《三朝北盟汇编》中选取谈判的记录，在《皇明诏令》中选取白话成分较多的几篇。又如，如果用《训世评话》作语料，当然是选取其白话部分，而不会用文言部分。用这种办法还可以发现一些有用的语料。如吕叔湘（1944/1992）选的12段语料中，第一段选自《汉书·外戚传下》，记录了汉成帝的宫女在牛官令舍里产下一子，朝廷派人查问的经过。因为类似法律的供状，有些话必须如实记录，所以有些口语，如：“宫（宫女名）曰：‘善臧我儿胞，丞知是何等儿也。’”“客持诏记与武，问：‘儿死未？’”上面说过，《论衡》中有些口语成分如“何等”“VP未”，《汉书》中也有，但这并不是班固用口语撰写《汉书》，而是在这些地方，班固必须如实记录当时的口语。

　　第二类，在一篇文章中，整体以白话为主，但有一部分是文言。如《清平山堂话本·简帖和尚》是很纯粹的白话，但其中和尚所写的简帖却是文言：

　　某皇恐再拜，上启小娘子妆前：即日孟春谨时，恭惟懿候起居万福。某外日荷蒙持杯之款，深切仰思，未尝少替。某偶以薄幹，不及亲诣，聊有小词，名《诉衷情》，以代面禀，伏乞懿览。

　　又如《奏弹刘整》，记录刘寅妻范氏述说刘整如何欺负自己的话语是接近口语的，而文章开头和结尾部分作者任昉奏弹刘整的文辞是文言。这种语料在汉语史研究时可以只用其中的白话或古白话部分。

　　第三类，在同一种语料中，叙事部分是文言，对话部分是白话。这种情况在各种笔记中颇为多见，如《朝野佥载》中关于李日知的一段就是如此：

　　刑部尚书李日知自为畿赤，不曾打杖行罚，其事亦济。及为刑部尚书，有令史受敕三日，忘不行者。尚书索杖剥衣，唤令史总集，欲决之。责曰：“我欲笞汝一顿，恐天下人称你云：撩得李日知嗔，吃李日知杖。你亦不是人，妻子亦不礼汝。”26遂放之。自是令史无敢犯者，设有稽失，众共讁之。（《朝野佥载》卷五）（又见《太平广记》卷一七六，文字略有出入。）

　　史书中这种情况也较多。历代史书大都用文言，但记录某些人说的话有时用白话。上面说过，《晋书》把谢安的话改了，但《晋书》有些话还保留了当时的口语。如：

　　衍，字夷甫。神情明秀，风姿详雅。总角尝造山涛，涛嗟叹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妪，生宁馨儿！然误天下苍生者，未必非此人也。”（《晋书·王衍传》）

　　又如《宋史》，全用文言，“你”“这”“那”全不用，用“食”不用“吃”（“吃”仅1例：《洪咨夔传》：“吾能吃茄子饭，汝无忧。”），但记载秦桧的“莫须有”仍是口语：

　　狱之将上也，韩世忠不平，诣桧诘其实。桧曰：“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世忠曰：“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宋史·岳飞传》）

　　但这不是《宋史》作者的文字，而是抄录了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材料：

　　初狱之成也，太傅醴泉观使韩世忠不能平，以问秦桧。桧曰：“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世忠怫然曰：“相公，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三）

　　第四类，在同一种语料中，文白错杂。如《朱子语类》中下列几条，加横线的是文言，不加的是白话：

　　杨氏自是个退步爱身, 不理会事底人。墨氏兼爱, 又弄得没合杀。使天下伥伥然, 必至于大乱而后已, 非“率兽食人”而何? (《朱子语类》卷五五)

　　今公纔看着便妄生去取，肆以己意，是发明得个甚么道理？公且说，人之读书，是要将作甚么用？所贵乎读书者，是要理会这个道理，以反之于身，为我之益而已。（《朱子语类》卷八○）

　　若更加以读书穷理底工夫，则去那般不正当底思虑，何难之有！（《朱子语类》卷一一三）

　　每日开眼，便见这四个字在面前，仁义礼智只趯着脚指头便是。这四个字若看得熟，于世间道理，沛然若决江河而下，莫之能御矣。（《朱子语类》卷一二一）

　　这就是东汉以后古代文人的一种“说话方式”，在用白话表达时，随时可加入文言的语句，文白是相互错杂的。

　　这几类语料在用作汉语史研究时处理的办法不同。第一类语料是很容易分割开的，只选用接近口语的部分作为研究资料即可，如《近代汉语语法研究资料汇编》就是这样做的。有的学者打算继续做类似的资料汇编工作，这对于汉语史研究是很有价值的。第二类语料也比较容易处理，如《简帖和尚》《奏弹刘整》都可以把文言部分去掉。第三类语料叙述和对话是容易分开的，但不可能只选对话加以汇编，只能是研究者在读书时注意积累和使用对话部分的白话资料。第四类语料无法像前三类那样加以分割，只能用剔除的方法把文言部分去掉。

　　选择不同时期有代表性的接近口语的语料，利用语料库进行检索，针对某个问题进行统计，用统计出来的数据说明汉语的历史发展，这是近年来汉语史研究经常采用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如果运用得当，是有价值的；但其前提是语料的选择必须得当，而且，对语料的时代、文白、地域、语体等问题要有比较清楚的认识和处理。就文白问题而言，对上面所说的文白混杂的几种不同的类型，要采取不同的处理办法。第一、第二类语料可以用分割的办法，把文言的部分去掉，只对白话部分作分析统计。第三类语料无法用来分析统计。第四类语料，只能先作统计，再剔除文言部分，即在统计结果中把文言语句的频次去掉。这是一项很细致的工作，而且，研究的具体问题不同（比如，是研究某种句式还是研究某类词汇），其分析统计和剔除的具体方法也会不同，这里就不细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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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张中行.文言和白话[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55.

　　注释

　　1 应该说明，在现代汉语中，口语是能听到的，但古人的“口语”（口头表达）我们无法听到，汉语史上所说的“口语”，只能是通过文献资料的研究而了解到的古人的口头表达。详见本文第二节。

　　2 唐松波的文章是1961年写的，总的来说很有价值。本文说到其不足，是为了深化问题的讨论，并非苛求前贤。

　　3 至于这五种语体怎样判定，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也缺乏研究，无法详谈。

　　4 见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尧典》第34-35页。

　　5 照现在通行的汉语史分期，“上古汉语”的时间很长，《尚书》也可看作上古汉语的文献。但《尚书》的语言和《史记》的语言有明显的差异，《史记·五帝本纪》中引用《尚书》的部分就有不少改动。有的学者如郭锡良（2013）、贝罗贝（在清华大学的学术报告）都主张在“上古汉语”之前再加一个“远古汉语”，而何乐士（1998/2007）则认为可以“把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视为一个过渡时期，名之曰中古汉语”。[8]93这些问题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本文暂不涉及。

　　6 文言和白话的区分和音节结构也有关系，文言多用单音节词，白话多用双音节词。

　　7 不过他说的“文言”是指东汉以后脱离口语的文言，没有包括上古汉语和口语基本一致的文言。

　　8 文言和白话是不是两种不同的语体呢？我认为用“语体”不足以概括两者的根本不同。正如雅洪托夫所说，这个时期书面语和口语的区别在于其词汇、语法以及语音的特点不同，而不在于是否简单，是否用于日常生活等。如果人们使用同一个语言系统说话或写作，由于交际双方的社会角色不同，场合和内容不同，因此而产生是否简单、是否用于日常生活等区别，那是语体的差别。比如冯胜利（2010）所说的“语体错位”的例子：“如果一位单位领导回到家里对妻子说：‘今日晚餐要进行调整’，你会觉得他有点儿‘职业病’；如果某位教授对自己的孩子说：‘饭时不宜出声!’，恐怕也会被人笑为书袋酸腐。”这两个句子用的都是现代汉语的词汇和句式（只有“饭时”不大说），只是用的场合不对，这是语体问题。如果用的是两个不同的语言系统（尽管中古、近代汉语是由上古汉语发展而来的），那就不是语体问题了。

　　9 今天，一个中等文化程度的人，在日常会话中也会说：“他这个人唯利是图。”“如果出了问题，唯你是问。”这说明一些文言成分还会在现代汉语的口语中出现。但这些只是固定格式，是不能扩展的，在“唯N是V”中的N和V不能自由变换。任何一个研究现代汉语的人都不会说，现代汉语中受文言的影响而存在“唯N是V”这种宾语在动词前的句型。

　　10 本文所说的汉语史研究都是这一种研究。

　　11 且不说《尚书》的语言和《韩非子》的语言有相当大的差异，就是《论语》的语言和《韩非子》的语言也有不少差异，比如，《韩非子·外储说左上》里就有“此是何种也？”这样的话，这是《论语》里没有的。

　　12 见刁晏斌（2016）。

　　13 胡敕瑞（2013）没有用“上古汉语”这个术语，他用的是“文言”和“白话”。文中说：“支谶所译倾向白话，支谦所译倾向文言。”“文言是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书面语。”本文说“《大明度经》基本上还是上古汉语的句式和词汇”是根据胡敕瑞（2013）的观点和统计概括的。

　　14 所以，说到文言和汉语史研究的关系，就要把文言分成两段：上古时期的文言和东汉以后的文言。前者和当时的口语基本一致，是汉语史研究不可缺少的对象，后者和当时的口语分离，基本上不能作为汉语史研究的依据。

　　15 见汪维辉、胡波（2013）。

　　16 从东汉到清代的文言，整个词汇系统还是沿袭上古汉语的，但具体的词语有不少发展变化。如“友于”“于飞”等文言词语都不是上古就有，而是后来形成的。又如《左传·定公八年》：“颜息射人中眉，退曰：‘我无勇，吾志其目也。’”这里的“中眉”还不是一个词。但宋代以后，可用“中眉”来表示科举未中高第，如戴栩《除太学录谢丞相启》：“志目中眉，堕南省十人之后；暴鳞点额，乏西掖六题之功。”这些词语都进入了汉语历史词汇的总词库，在编撰大型词典时都会涉及；有些词语在现代汉语中还使用，如“中肯”，《现代汉语词典》收了这个词，而且未加〈书〉的标记。现代汉语中使用的一些成语，如“破釜沉舟”“罄竹难书”等，也是在后代的文言文中形成的。尽管这些词语和成语不是现代汉语词汇系统的主体，但对这些词语和成语的产生和发展的研究是有价值的。我对历代文言文的发展没有做过研究，因此看法不一定对。如果有学者对整个文言文的发展作全面研究，那是好事，我期待着看到新的研究成果。

　　17 一字不差的记录也是有的，如上面提到的《史记》中刘邦和周昌对话时说的话，下面将说到的《唐阙史》中皇甫湜的话，还有《论语》中“子张书诸绅”（卫灵公）的那段话，孔子发誓所说的“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论语·雍也》）大概也属这类。但这种情况不会很多。

　　18 冯青（2015）对《朱子语类》中陈淳、黄义刚的记录做了比较，认为陈淳多用文言，多用旧词旧义；黄义刚多用白话，多用新词新义。这在本文所引对《朱子语类》卷一一七两人所作的记录中也可以看到。这说明门人的记录和朱熹的原话会有出入。但尽管如此，如果一些词汇和语法现象在《朱子语类》中多次出现，大体上就可以看作是朱熹语言中或朱熹所处的时代的词汇语法现象。至于朱熹语言中是否有闽语的成分，这个问题是可以研究的。

　　19 见柳士镇（1988）。

　　20 见张永言《世说新语辞典》。

　　21 均见吕叔湘《将无同》（《吕叔湘文集》五《语文杂记》）。

　　22 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论。具体情况当然会比较复杂。后时记录也有保留原话的，比如下面会说到，《宋史》中仍然保留了秦桧口中的“莫须有”；反之，同时记录也未必完全真实，如沈约《宋书·前废帝纪》：“太后怒，语侍者：‘将刀来，破我腹，那得生如此宁馨儿！’”“宁馨”就是“如此”，太后说话不会这样叠床架屋。可见沈约虽离刘宋不远，但已不懂“宁馨”这个词。可参见《世说新语·文学》：“辄翣如生母狗馨”余嘉锡注。

　　23 《说郛》卷34引吕居仁《轩渠录》：“陈婶令代作书寄其子”一则，徐时仪（2015）和汪维辉（2017）都曾引用。又，清代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卷五：“代巾帼写家书，虐政也。余幼时曾为一亲串写寄夫书，口授云：‘孩儿们俱利腮（犹言解事也），新买小丫头倒是个活脚蟾儿，作事且是澑（犹言快），惟雇工某人系原来头（初次也），周身僵爬儿风（左右不是也）。’余曰：‘可改窜乎？’曰：‘依我写’。于是只好连篇别字，信手涂抹。”

　　24 可参见太田辰夫《〈红楼梦〉的语言》。太田辰夫说：“（《红楼梦》）和其它的白话小说一样，这部作品也不会是用纯粹的言文一致的语体写成的。不止叙述部分，甚至对话部分也有相当的文语渗透进来。”[16]216

　　25 话本的年代问题很复杂，《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宋代卷）》收入《宋四公大闹禁魂张》等6篇，注明“以上六篇年代不明，暂入本卷”。本文不讨论。

　　26 “甘-甜”“寒-冷”“愚-痴”的替换可参见汪维辉（2017）。上古汉语“低”表示低头，不表示“低下”。

　　27 李日知的话中，有两次用“你”，两次用“汝”。是李日知说话原本就如此，还是有《朝野佥载》作者张鷟所作的改动，现在无法考查。从上面所引东坡之语“当时阿谁教汝鬼擘口”来看，也许唐宋时口语中称“你”或称“汝”均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