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考古】三星堆遗址与殷商的西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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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4),有迹象表明“城墙”基址属于此层。虽然与第一期之间似有缺环,但沿袭的器物不少(如镂孔圈足豆,平底罐等),有明显的过渡期特征,含有二里头文化的因素。年代的上限据测定距今约4000年左右。 第三期:陶器种类繁多,类砂褐陶占85%,典型器物组合与第二期同,新出现圈足簋、三足形炊器、高领小平底大罐(即“三星堆式大罐”、长疟壶、平底觚、尖底盏等,豆把多样,有麻花形,竹节形、纺锭形等,纹饰以绳纹为主,出现云雷纹、米粒纹、网格纹等,还有刻划的文宇符号。有镂孔的漆木器,发达的陶塑造型制品,尊形或孟形的坩锅,玉礼器等。重要遗迹有榫卯屋架带隔墙的大房址(单边墙长残30米);出土精美的金、铜、玉,象牙等稀世珍宝的一号祭祀坑也属于本期的后段。这是三星堆文化高度发展的典型阶段。目前尚未公布测定年代,据一号祭祀坑出土的商式罍、尊等铜器分析,年代不会早于殷墟文化的第一期,可能与商王武丁在位年代相当或稍后。 第四期:继续发展,夹砂褐陶上升到占90%,出现黑皮陶,器物组合基本不变,而尖底器(杯、盏、罐、钵等)与竹节把豆增多,小平底罐与盉体形变矮。二号祭祀坑大概属于本期的前段,出土的金、铜、玉、象牙珍品,为世界文化宝库增添了异彩,该坑的测定年代未公布,而从出土与殷墟妇好墓相同铜圆尊;铜面像与沣西出土及国外收藏的西周玉饰面像来看,本期年代的上限不会超过殷墟文化第三期,其下限据测定据今3000年,约当西周灭殷前后。 总之,三星堆文化源远流长,溯源可至距今5000年左右,历夏、商、周而不衰,最繁盛的时代约相当于商王武丁至周武王灭封前后。我们曾经指出:成都指挥街遗址把三星堆文化与学术界已经公认的战国秦汉间的“巴蜀文化”相衔接起来了。该遗址下文化层分早、晚两期:早期有与三星堆第四期相同的小平底器、高把豆、盉等,都以夹底器、黑皮陶为主,开始出现与巴蜀文化相同的圜底器,年代相当于西周。晚期出现与战国早期墓葬相似的大口浅腹釜、器盖形豆、釜形鼎等,年代相当春秋。所以,可以把三星堆文化第二、三、四期与指挥街早、晚两期串连起来,加上成都平原其它商周遗址,共分五期,合称为“早期蜀文化”,即:I期:夏商间;II期:殷商;III期:殷末周初;IV期:西周;V期:春秋。 三星堆遗址还告诉我们:成都平原在商代已经形成巨大的城邑,三星堆有2200 x1600米见方的厚逾10米的堆土墙体围护的城邑。城内住着上层人物,墓址叠压,建筑栉比,有面积约10余平方米的木骨泥屋,也有面积超过60平方米的梁架厅堂,这些建筑物间出土大量的饮食器、漆器、玉器、礼器与乐器,陶塑制品有猪、绵羊、水牛、虎、鸮、杜鹃、象、蟾蜍等等高级消费品,还有双手反绑,双腿跪坐,头颅被砍的人牲石像。在南城墙外数十米处,则是神巫们举行“燔”、“燎”、“沉”、“埋”,郊祀的宗教活动圣地。祭祀埋藏坑中出土成吨的青铜器,包括巨大神像,人像,神树和多种礼仪器,罕见的黄金权杖、金面罩、金箔展示出三星堆遗址高度发展的工艺技巧和完善的原始宗教仪式。加上陶器上发现的刻划文字符号: ![]() 三星堆遗址并不是孤立在黑暗野蛮中一朵文明火花,而有着较广阔的地域分布。首先在成都平原上有许多密集的商周遗址,如有名的新都(原新繁)水观音、彭县竹瓦街等等。在成都西郊以十二桥为中心,包括抚琴小区、方池街、青羊宫、岷山饭店、指挥街等等又是一处商周时期的聚邑中心。十二桥遗址揭露出密集的建筑群,有建在水滨的干栏式茅茨长屋,也有地梁栽柱榫卯抬梁的大型宫殿,文化面貌属于三星堆文化第三期左右。成都北郊羊子山三级土台建筑,边长103米见方,高10米以上,用土量约7万立方米,是国内所见先秦时期最大的祭坛,相当于三星堆文化第四期。所以,我们认为早期蜀文化分布地域是以广汉——成都为轴心的。其次在成都平原的四周,如雅安沙溪、阆中城郊、汉源背后山等都发现大范围的遗址。再者,在湖北宜昌地区如中堡岛、白庙、红花套,向家沱、路家河等地也发现三星堆文化的鸟头把勺、高把豆等。在陕西宝鸡的 ![]() 综上所述,早蜀文化是这样一支与殷商文化并存、高度发展、源远流长、分布广阔的古文明,是不可能不与殷商文化发生关系,更不可能不载入我国古老的典籍——甲骨刻辞之中的。1934年7月,郭沫若在日本看到葛维汉、林名均等在广汉三星堆附近真武宫的发掘资料后,写信道:“汉州(广汉)发现的器物,如玉璧、玉璋、硅等均与华北、华中发现者相似。这就是古代西蜀曾与华中、华北有过文化接触之证明。'蜀’这一名称曾先发现于商代的甲骨文,当周人克商时,蜀人曾经前往相助”。这确为真知灼见。可惜当时限于资料,许多学者对殷墟卜辞中的“蜀”是否在四川持否定态度。郭沫若本人原来也曾一度把“蜀”说成是“乃殷西北之敌”。但半个多世纪来已为愈来愈多的地下证据所证实;殷墟卜辞中的“蜀”确与三星堆文化有关。 二、殷墟卜辞中的蜀 我们先来考察一下殷墟卜辞记载的蜀的有关情况。殷墟甲骨文字中的“蜀”,原据董作宾统计有11字条,近来日本岛邦男统计了两个数字,31与42字条,除去重复与不能属读者外,共有10种不同的记载: (一)蜀受年 贞,属不其受年 王占曰蜀其受年(乙6422)(一期) (二) ![]() … ![]() (按:“ ![]() (三)征蜀 ![]() ![]() (按:正上“口”残)(后下.27.7)(一期) (四)于蜀 丁卯卜, ![]() ![]() (五)至蜀 癸酉卜,我贞,至蜀亡祸(京3004)(一期) (六)至蜀有事 丁卯卜,共贞,至蜀我又(有)事(前8.38)(一期) (七)蜀御 …蜀御…(龟2.30.6 )(一期) (八)蜀射 …蜀射三百…(龟2.3.8)(一期) (九)在蜀 癸已卜,贞旬,在蜀(库1110)(四期) (十)示蜀 庚申卜,母庚示蜀,不用(南明613)(四期) 由这些卜辞记载,我们可以知道: 第一,由卜辞中蜀的出现的频率可知在武丁时期商蜀交道很多,这与三星堆文化第三期最发达有关。武丁时蜀地尚未平服,不仅要派兵征伐“王供人正蜀”,而且还要在蜀地打缶缶的反叛,“ ![]() ![]() ![]() ![]() ![]() 第二,武丁征服蜀之后,有交好的一面,时到蜀地举行祀典“至蜀有事”;还有“蜀御”,可能是在蜀地行攘除灾祸的“御祭”。《说文》:“御,祀也”,武丁时有“大御自上甲”(后下6.12);据杨树达《积微居甲文谈》是攘除灾祸之祭。到了武乙、文丁时(甲骨第四期)还卜问是否在蜀地设置母庚的神主,“母庚示蜀”,蜀要为商王室的祭祀服役。要提供兵役,如“蜀射三百”。射是军伍名称,陈梦家释“三百射”时说“殷代师旅似以百人为一小队,三百人为一大队”,管理这些各方国派来服“射”兵役的官员是“多射”或迳称“射”。 第三,蜀是商王朝重要的农业区之一。蜀的年成好坏影响甚大,所以要卜问“受年”,受乃收入,年乃年成,《谷梁传·桓公三年》:“五谷皆熟为有年也”。蜀地农业之盛可见《山海经·海内经》记载的传说:“西南黑水之间,有广都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种”。蜀杜宇氏被尊为农神,《华阳国志·蜀志》:“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巴亦仅其教而力务农,迄今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三星堆遗址与杜宇氐有密切关系,遗址中红烧土里有许多禾本植物茎叶印痕,一件陶豆圈足上有一圈麦穗(?)花纹,以及大量的酒器,高度发达的酒文化,无不反映当时当地农业的高度发展,被商王视为重要农业区是有充分条件的。所以,蜀地是否受灾也为商王室所关切,要卜问会不会“ ![]() ![]() ![]() ![]() ![]() ![]() 第四,综观殷墟卜辞,蜀始终不曾是商王朝的主要交战国,既不像土方、卯方、鬼方、羌方等那样频繁地遭受商王朝的征伐与掳掠;也不参加商王朝对其它方国的征战,如沚曾参加商对土、邛、羌、龙、印等诸方国的征讨;而雀参加的征讨活动更多有亘、羌等十四个方国。可见,蜀既不能构成对商王朝的重大威胁,也和商王畿周围的世仇之国没有什么大的利害关系(与缶例外),是蜀的势力过弱吗?!从三星堆遗址看当然不是,早期的蜀有强大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那末只有一个答案,蜀的势力中心一定在距离殷王畿比较遥远的地方。而商王室又经常能“至蜀”、“于蜀”、“在蜀”,那末蜀的疆土必定有一部与殷商的疆界接壤。 要之,殷商卜辞中的蜀应该是殷商强大、遥远而又接邻的方国,是重要的农业区,在武丁后世关系最为密切,根据这样的条件来分析这“蜀”正是指的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早蜀文化的地域。 ![]() 三、蜀为商之西土 我们若从殷墟卜辞地名间的关系,可以推知蜀在殷王畿西南。日本岛邦男分析了卜辞中已知行程与方向的105个地名,发现蜀与 ![]() ![]() ![]() ![]() ![]() ![]() 陕南成固铜器群的出土,为这种推断提供了地下证据。1955年——1981年间在汉水支流湑河下游约7公里的范围内共出土商代窖藏铜器达530余件。其年代自商代早期偏晚(二里岗至殷墟一期)至商周之际。这些铜器可分为两组。属于殷商文化的器物有:分档鼎、 ![]() 而且蜀的一部还有可能分布到渭河一带。商末“十祀征人方”过去以为是帝辛,人方在淮,淮在殷东,故认为殷封东征而亡。李学勤作了重新研究,认为征人方乃帝乙而非帝辛,所经地点“均在晋陕交界的黄河西岸”,所以“人方位于地处黄河以西的渭水流域”,并考定“淮水也即褒水”。邓少琴据此重新考证《华阳国志·蜀志》首句:“蜀之为国,肇于人皇”,认为:“皇之与方声韵相协,是即《洛书》所称之人皇,应为十辞所载之人方,亦即古代巴人、蜀人之别称”。可为一说。笔者曾根据古今地形变化论及《禹贡》:“华阳黑水唯梁州……西倾因桓是来,浮于潜,逾于沔、人街谓、乱于河。”指出夏商时蜀人可能从嘉陵江水系经广元、宁强间的七盘关入汉水,到汉中后,再由南郑郡县间的褒斜道与渭、黄相通。晋人常璩曾说蜀“其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庵峨蟠”,又说杜宇“以褒斜为前门”(《华阳国·蜀志》),正是反映了蜀的北境遥至河渭的事实,所以蜀为商之西土是完全可能的。 不过,明确记载蜀为“西土之人”首见于《尚书·牧誓》:“逖矣!西土之人……庸、蜀、羌、 ![]() ![]() 商人的地理概念是商王为首的中央政权直接治理的地区,称“大邑商”或“王畿”。而被征服的周围方国与部落,较近的被分封给诸妇、诸子或功臣,较远的则由原来的方国或部落首领继续治理,要接受商王的封号,承认其共主地位,并承担为商王朝戌地,征伐、进贡、纳税、服役等五项义务。上述殷墟卜辞载:蜀要为商王朝提供“射三百”、设神主、行“御”祀等指定服役,应该属于邦方外服的范畴,属于最外围的“四土”之一。李学勤在研究了湖北盘龙城商代遗址后说:“从现有材料来看,商朝的四土非常广衮辽阔,”北土“在长城以北约三百公里”,东土“到滨海的海阳等地”,南土“已经越(长)江,到了洞庭以南”,那末西土呢?!他没有说。笔者认为至少要包括“华阳之地”,甚至西南直至成都平原。所以早蜀文化遗址中会出土如此众多的殷商文化的产物。 ![]() 四、蜀为周初西南强国 蜀作为西土诸侯参加周的灭殷联盟,取得了成功,是周初西南方国中的强者,被周人视为西土方国的表率。1972年再发现的《班簋》有长铭一百九十余字,内有“作四方望,秉、䋣、蜀、巢”句。据郭沫若研究应订为成王时器(一般以为穆王器),释道:“'作四方望’言为天下之表率。”“秉䋣蜀单”:四国名,以四国表示四方。秉殆假为彭城的彭,在今江苏北部;遭渊一名䋣渊,因䋣水得名,在今河北境内;蜀即西蜀,在今四川;巢即南巢,在今安徽南部。这样的四国就代表东北西南四方。在这个范围内,大抵上就是周初的天下。” 周初蜀的强大,还表现在势力已及到周王畿的渭滨,今陕西宝鸡地区,紧逼着周人发祥之地的周原。1974—1981年在宝鸡纸坊关、竹圆沟、茹家庄发掘的 ![]() ![]() ![]() ![]() ![]() ![]() ![]() ![]() ![]() ![]() 蜀的强大在周人谋灭商时,对周来说是好事,而一旦商灭建周时就会变成周的麻烦。果然在周与蜀等联军攻灭殷商后的第36天,周人就向盟军开火了。《逸周书·世系解》载:“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则咸刘商王纣,执矢恶臣百人。…庚子,陈本命伐宕、百韦,命伐宣方,新荒命伐蜀。乙已,陈本命新荒(自)蜀、 ![]()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四川文物》1989年第S1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编 辑 :高 朋 吴 鹏 贾淑凤 编辑助理:曾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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