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在四川广汉三星堆，三千年前的奇珍异物，一件一件地被考古学家发掘出来，重见天日：金光闪耀的纯金权杖、戴着纯金面罩的青铜人头像、举世罕见的青铜大神树、来自海洋文明的海贝、热带丛林的象牙，震惊了世界。

这些极其珍贵而数量巨大的财富，为什么会被埋藏在几个土坑里？三千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它们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是否昭显出一个不为人知的神秘而又神圣的神权文明？让我们一起走进三星堆，揭示它的秘密吧。

三星堆文化是长江上游最早的古代文明，它的初创年代约在中原二里头夏文化的晚期（约公元前2000年），经历了整个殷商时代，直到西周初期（约公元前1000年），经过十二桥文化阶段发展演变到春秋前期（约公元前600年），雄踞中国西南，连续发展1600年之久，这在中国古代史上是不多见的。

在三星堆文化宏阔的古城、灿烂的青铜制品群、滥觞的文字、伟大的艺术以及盛大的礼仪中心等物质文明后面，蕴涵着古蜀文明本质性、结构性的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特质，即神权政体。

《从考古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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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尤其是祭祀坑大量青铜器的相继出土，揭示出三星堆与古蜀王国的王权与神权之谜。它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夏商时代的古蜀文明，是一支高度发达的神权文明；夏商时代的古蜀王国，是一个实行神权政治的国家，三星堆遗址便是这个神权文明的政治中心之所在。

三星堆祭祀坑

金杖与雕像：神权政体的物化表现

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的一柄金杖，十分引人注目。金杖是用较厚的纯金皮包卷而成的金皮木芯杖，杖长143厘米，直径2.3厘米，净重463克。杖的上端有一段长46厘米的平雕纹饰图案，分为三组：最下一组线刻两个前后对称，头戴锯齿状冠，耳垂系三角形耳坠的人头。上面两组图案相同，下方为两背相对的鸟，上方为两背相对的鱼，鸟的颈部和鱼的头部压有一枝羽箭。这柄金杖与大量青铜器礼器、青铜人头像、人面像、玉石器、象牙、海贝等巨大的物质财富同出一坑，由于用杖象征权力是司空见惯的文化现象，因此可以认定这是一柄权杖。

三星堆一号坑出土的金杖及图案

金杖上的人头图案，头戴兽面高冠，耳垂三角形耳坠，与二号祭祀坑所出蜀王形象造型—青铜大立人相同，表明杖身所刻人头代表着蜀王及其权力。鱼、鸟图案的意义在于，鱼能潜渊，鸟能登天，它们是蜀王的通神之物，具有龙的神化般功能。而能够上天入地，交通于神人之间的使者，正是蜀王自身。因此，金杖不仅仅是一具王杖，同时也是一具神杖，是用以沟通天地人神的工具和法器。《淮南子·地形训》说：“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都广即《山海经·海内经》中的“都广之野”，指成都平原；而所谓“建木”，或许就是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既然众神从这里上下于天地，那么金杖上的鱼、鸟，便能够通过金杖那无边的法力，沟通入神，挥洒自如了。自然，与鱼、鸟同在图案上的蜀王，就是指挥、支配人神之间交际的神了。

金杖的含义还不止于此。杖用纯金皮包卷，而黄金自古视为稀世珍宝，其价值远在青铜、玉石之上。因此使用黄金制成权杖，又表现出对社会财富的占有，象征着经济上的垄断权力。所以说，三星堆金杖有着多种特权复合的象征意义，标志着王权（政治权力）、神权（宗教权力）和财富垄断权（经济权力）。这三种特权同时具备，集中赋于一杖，就象征着蜀王所居的最高统治地位。同时，它还深刻地意味着，夏商时代的古蜀王国，是一个神权政体，而夏商时代的古蜀文明，当然也是一个神权文明。

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内出土了大量青铜雕像，分为人物雕像、动植物雕像等两大类。其中，青铜人物雕像包括各种全身人物雕像、人头雕像和人面像。全身人物雕像中的最大者通高260厘米，最小者仅高3厘米左右，既有站立，又有双膝跽坐和单膝跪地等姿态的造型。人头雕像的大小，一般同真人接近；根据发式、服式和脸型，可以分作几个不同的形式。人面像包括几个不同的形式，最大一尊通高65厘米，通耳宽138厘米，厚0.5—0.8厘米。此外，还出土数具纯金打制成的金面罩。二号坑出土一尊青铜人头雕像，面部还戴着一具金面罩。动植物雕像包括鸟、鸡、蛇、夔、龙、凤等造型，还有6棵青铜神树，最大的一棵高达3.95米以上。

三星堆出土的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

三星堆一、二号坑出土的数百件青铜人物雕像、人头像、人面像、兽面像，各种各样的动植物雕像以及黄金面罩、青铜神树等，五光十色，光怪陆离，构筑成一个阴森、威严、凝重、恐怖而又庄严肃穆的巨大青铜空间，处处充溢着令人望而生畏的神秘王国氛围。这正是神权政治中心的典型形式，其目的之一，即在于通过各种重型物质的复杂组合形式及其必然对人产生的巨大精神压力，来显示王权与神权至高无上的权威和力量。可以看出，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型青铜雕像群，毫无疑问是古蜀王国大型礼仪中心的主要器物组合，它们无一不是古蜀王国神权政体的物化表现形式。

青铜神树：“天地之中”的神权结构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已修复3株，即1号神树、2号神树和3号神树。其中，1号神树高达3.95米，树干有三层九枝，各枝顶端站一欲飞的立鸟，树干有一条头向下的飞龙；2号神树座上铸有武士形象的铜人雕像，背朝树干，面向外下跪，俨然一副虔诚的神树守卫者形象；3号神树的树枝包裹着金皮，果实柄部包卷着金箔，是一株典型的金枝，树枝顶端有两只人面鸟身的立鸟。不难知道，它们就是供奉在古蜀“天地之中”，供古蜀众帝“上天还下”的神树。

三星堆3号神树

在1号青铜大神树上，有茂盛如锦的枝、叶、花卉、果实，还有飞禽、飞龙、铃等挂饰。而且因为用铜制成，枝叶中有铜制的铃，所以能够“呼而不响”。又因神树置于高高的庙堂之内，即使日当午时，也能够“日中无影”。并且，三星堆古城为蜀王之都，是古蜀国的神权政治中心之所在，所以又被称为“天地之中”。可见，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极有可能就是所谓建木，也就是蜀人的天梯。

《淮南子·地形训》说众帝在都广建木上下于天地之间，这“众帝”便是古蜀王国的君长兼大巫师，即蜀国的神权政治领袖。“帝”字在汉语古文字中有特殊意义。帝原本是一个祭名，后来演变成为天人之际的主神，殷卜辞中有“帝使风”“帝令雨”等辞例，表明帝凌驾于诸神之上的崇高地位。帝虽然不是被中原视为“左言”的蜀语，但《淮南子》成书于西汉，是用汉人的语言文字记录的蜀人关于主神的概念。至于帝在蜀语中的音读，由于蜀语早已消失，无从稽考。

从《淮南子·地形训》来看，古蜀国的帝是拟人神，有生命、有灵魂、有意志，基本功能是“替天行道”，为天神代言。而天神基本上是一个虚拟，既无实体，又无形象，只有意志，虽然神力无边，却须通过帝来传达意志。因此，在实际的宗教生活中，帝才是最重要的角色。这样，蜀王才借助于法器（神杖），施展法术（各种仪式），使自己扮演起帝的角色，俨然就是神权政治领袖。

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爬龙柱形器

三星堆古城为蜀王之都，是古蜀国的神权政治中心之所在，所以被称为“天地之中”，而青铜神树就是三星堆神权政治领袖往来于天人之际传达神意的天梯。神树上的飞龙，是古蜀王的登天工具。人面立鸟，则意味着神人借助于神鸟可以登天。在古蜀人的诸神当中，唯有众帝能够“上天还下”，高踞于群神之上。由于三星堆祭祀坑群的下埋年代不同，意味着三星堆不同的祭祀坑代表着不同的代系。而每一代都有各自高于群神的帝，故而所谓“众帝”，实为历代“帝”的总称。而帝与群神的关系，犹如众星拱月，是主神与群神的统率关系。这种关系，带有“神统”的结构特点，它是人世间“君统”结构的反映，折射出当时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宗教生活。这个神统，又与三星堆青铜像中青铜大立人与其他雕像所形成的主从结构特点相一致，体现出三星堆宗教神权深刻、丰富和神秘的社会功能。

青铜雕像群：神权的功能

三星堆祭祀坑内出土的大批各式青铜人物雕像，他们的服式、冠式、发式各异，显示了不同族类的集合。它所展示出来的图景是，以作为古蜀群巫之长的青铜大立人为中心，以作为西南各族首领的青铜人头像为外围所形成的有中心、分层次的人物像群，用以象征古蜀王国以宗教掩盖政治，以文化代替暴力，使控制合法化的现实情况，展现出三星堆神权在跨地域政治社会中的强大统治。

《发现三星堆》，段渝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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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青铜人物雕像围绕青铜大立人，表现了以古蜀神权政治领袖为中心，聚合西南各族首领而举行的大型礼仪活动，充分展现出三星堆神权在跨地域政治社会中的双重功能。

一方面，西南各族君长汇聚三星堆古蜀都，共奉蜀人神权领袖，同祭蜀地信奉之神，表明各族承认三星堆古蜀神权的至上地位。青铜人头像代表着西南地区各族的君长，而这些君长在各自的族群中也同样被尊为神。既然蜀人神权领袖控制了这些各族之长，那么他也就控制了各族的神，并进一步实现了他对西南各族意识形态的控制。

另一方面，这些各个族群的君长形象，都是用青铜材料制作而成的，他们与蜀王形象的制作材料毫无二致，仅有体量大小的区别，而与用石质材料雕刻出来的奴隶像截然不同，又意味着他们在以三星堆神权为中心的跨地域政治社会中具有相当高的地位，扮演着并非不重要的角色。这表明，在三星堆神权文明的跨地域扩张中，十分巧妙地发挥了神权的双重功能，既达到了扩张势力范围的目的，又达到了稳固势力范围现存秩序并增强凝聚力、吸引力的目的。

青铜人面像

青铜文化：多元一体的见证

虽然三星堆青铜文化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特征，但其中不仅可以见到中原文化的明显影响，而且有许多陶器、玉器和青铜礼器本身就直接仿制于中原文化。比如，三星堆出土的陶高柄豆、陶盉，其形制无疑渊源于二里头文化，三星堆青铜人头像双耳所饰云纹，青铜神人大面像鼻、额之间上伸的夔龙纹饰，青铜神树上的夔龙等，都是中原青铜器常见的纹饰，而为三星堆文化所采借。又如，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尊、罍和玉戈等青铜礼器和玉锋刃器，也完全仿制于中原或长江中游文化。

三星堆青铜器吸收了通过长江中游传入的青铜器的某些因素，尤其是青铜容器。青铜容器，不论在中原还是长江中游，都是作为礼器使用的，青铜鼎、尊、罍等重器不但作为煮肉和盛酒的器物在庙堂使用，而且还是政治权力和宗教权力的象征物。三星堆文化的青铜容器尊、罍，在形制上与长江中游同类器物有不少相似之处，如青铜尊的高圈足、肩上的立鸟以及器身的纹饰等，应是从长江中游传入。三星堆出土的一件龙虎尊，与长江下游安徽阜南出土的龙虎尊相似，也应是通过长江中游获取的。商文化的若干因素，就是经由长江走廊，源源不断地从长江中游传播到长江上游成都平原的三星堆古蜀王国。

商代的青铜龙虎尊（左，安徽阜阳阜南县出土）；三星堆出土的的青铜龙虎尊（右，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

三星堆出土的各式青铜龙形象，尽管在形态上与红山文化、中原的玉龙和青铜龙有所不同，但有关龙的观念和基本造型等都无疑来源于中原和长江流域文化。这种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特点，表明三星堆龙是综合采纳了华夏龙的形态特征，按照自身的理解整体结合而成的，可谓之“蜀龙”。它反映了飞龙入蜀的情况，同时也说明古蜀也是“龙的传人”之一。

中国青铜时代是中国古代文明从发展走向鼎盛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三星堆青铜文化从无到有并走向繁盛，其中的重要原因在于它对中原和长江流域以及其他地区多种文明因素的吸收，并把这些优秀的文明成果融进自身的文明之中，从而光大了自身的文明，使它得以在那一时代大放异彩。由此可见，三星堆青铜文化是一种来源广泛的复合型文明，充分体现和见证了中国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过程和格局。

（本文摘自《从考古看中国》，标题为编者所拟，分段有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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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三星堆再“上新”，青铜时代的神权文明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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