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尔迪厄看来，社会学的任务就是“揭示构成社会宇宙的各种不同的社会世界中那些掩藏最深的结构，同时揭示那些确保这些结构得以再生产或转化的机制”，其中“结构”包括两个层次：首先是“初级的客观性”，包括各种物质资源的分配以及运用各种社会稀缺物品和价值观念的手段；其次是“次级的客观性”，这体现为各种分类体系，体现为身心两方面的图式，在社会行动者的各种实践活动，如行为、思想、情感、判断中，这些分类系统和图式发挥着符号范式的作用。

布尔迪厄的实践社会学试图弥合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间的沟壑。在他看来，客观主义容易从模式滑向现实，它将自己构建的各种结构看作自主实体，赋予它像真实的行动者那样“行为”的能力，从而使得抽象的结构概念物化了。群体和个人被看成被动消极的承受者，支撑着机械地展开它们的自在逻辑的那些力量。而主观主义则认为社会行动者通过“日常生活里有组织的、寓于技巧的实践”持续不断地建构他们的生活世界，换而言之，主观主义将社会结构理解为只是个人策略与分类行动的聚合，从而无法说明社会结构的韧性，也无法说明这些策略所维系的或加以挑战的那些自然而客观的构型，同时也无法解释现实的社会生产过程本身得以被生产的缘由及其所遵循的原则。因此，布尔迪厄认为，一种关于社会的总体性科学，既必须摒弃那种将行动者消弭的机械结构主义，也必须杜绝目的论个人主义。

在具体的方法论层面上，布尔迪厄持有一种关系性思维方式，这渊源于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思路：“社会并不只有个人所组成，它还体现着个人在其中发现自己的各种联结和关系的总和”。在关系的基础上布尔迪厄进而引申出自己最重要的概念“惯习”和“场域”，二者都指一些关系束。一个场域由附着于某些权力（或资本）形成的各种位置间的一系列客观历史关系所构成，而惯习则由“积淀”于个人身体间的一系列历史的关系所构成，其形式是知觉、评判和行动的各种身心图式。

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正是在这些位置的存在和它们强加于占据特定位置的行动者或机构之上的决定性因素之中，这些位置得到了客观的界定，其根据是这些位置在不同类型的权力（或资本）——占有这些权力意味着把持了在这一场域中利害攸关的专门利益的得益权——的分配结构中实际的和潜在的处境，以及它们与其他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支配关系、屈从关系、结构上的对应关系等）。

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世界由大量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这些社会小世界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而这些小世界自身特有的逻辑和必然性也不可化约成支配其他场域运作的那些逻辑和必然性。

外在世界的宏观因素并不是直接作用于行动者个体的，外在因素只有先通过场域的特有形式和力量的特定中介环节，预先经历一次重塑，才能对行动者产生影响。此外，在哲学场域、政治场域、文学场域等还与阶级结构或社会空间的结构存在对应关系，二者都存在支配者和被支配者，都存在旨在篡夺控制权与排斥他人的争斗，都存在自身的再生产机制。相对于场域中的“圈内人”，场域是单独的系统，独立于其中的人群。

一个具有场域的运作的动力学原则，在于它的结构形式，同时还特别根源于场域中相互面对的各种特殊力量之间的距离、鸿沟和不对称关系。对于场域的研究，则应当从三个方面入手：首先是分析与权力场域相对的场域位置；其次是勾画出行动者或机构所占据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结构；最后是分析行动者的惯习，亦即千差万别的性情倾向系统。

对惯习的分析要从对投入与资本的角度入手，对布尔迪厄来说，利益是一种历史的建构，并不是所有行动者在所有时期都是理性的经济人。每一种场域都拥有各自特定的利益形式和特定的幻象，场域创造并维持着它们。布尔迪厄所谈论的“投入”首先指一种行为倾向，它来源于一个场域和一套性情倾向系统之间的关系，这种性情倾向根据场域所引发的游戏，不断做出相应的调整，其次指一种游戏感和厉害感，同时暗含了参与游戏的趋向和能力，这最后一点就直接指向“实践感”。所谓“实践感”就是行动者通过长期沉浸于社会世界之中而对其所处的社会世界获得的前反思的下意识的把握能力。

这其实就像是一种牌局，牌局本身是动态变换的场域，而每个玩家就是行动者，每个行动者基于自身经验进行的策略与打法就是惯习，他必须时刻根据自己的资本（手里的纸牌）和情境并凭借实践感来决定自己的投入。在布尔迪厄意义上的“资本”指一种积累起来的劳动（它以物质化形式或肉体化、身体化的形式存在）。当行动者或行动者群体在私有的前提下占有利用资本时，他们便可以因此占有利用具有物化形式或体现为活生生的劳动的社会能量。

资本主要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其中文化资本指一种“信息资本”，社会资本指某个人或群体凭借拥有一个比较稳定，又在一定程度上制度化的相互交往、彼此熟识的关系网。对于符号资本的占有会演变成一种符号暴力，这一点是布尔迪厄所着重强调的，所谓“符号暴力”就是指在一个行动者本身合谋的基础上，施加在他身上的暴力，这建立在优势者对符号的占有与垄断上。

惯习深刻存在于性情倾向系统中，作为一种技艺存在的生成性能力，是完完全全从实践操持意义上来讲的，尤其是把它看作某种创造性艺术。惯习是创造性的，能体现想象力，但又受限于其结构，这些结构则是产生惯习的社会结构在身体层面的积淀。惯习自身脱胎于一整套历史，它就和一整套历史一起，筛选着可能有的各种反应，并强化了其中的某些反应。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一种宿命论。惯习不是宿命，惯习是历史的产物，也是一个开放的性情倾向系统，不断随着经验而改变，从而在这些经验下不断地强化，或是调整自己的结构，它是稳定持久的，但并非稳定不变。我们可以改变对情境的感知理解，从而改变我们对它的反应。这使得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对某些通过位置和性情倾向之间的直接契合关系而发生作用的决定机制进行监督和控制。

社会科学的对象，并非个体也并非群体，而是“历史性行动分别在身体中和在事物中的两种实现方式”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惯习与场域之间的关系，它是一种双向的模糊关系。所谓惯习，就是知觉、评价和行动的分类图式构成的系统，它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又可以置换，它来自社会制度，又客居身体之中。而场域，是客观关系的系统，它也是社会制度的产物，但体现在事物中，或体现在具有类似于物理对象那样的现实性的机制中。场域与惯习，二者彼此制约又相互建构，场域形塑惯习，惯习成了某个场域固有的属性体现在身体上的产物；同时惯习也有助于把场域建构成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

对布尔迪厄来讲，对惯习和场域的考察必须基于历史与时间的范畴之中，因此他认为社会学与历史学的研究之间不应该分开，“所有的社会学都应是历史的，而任何历史学也应是社会学的”。如果我们不对场域的结构进行共时性的分析，就不能把握该场域的动力机制；同时，如果我们不对结构的构成，不对结构间位置的张力，以及这个场域，尤其是权力场域间的张力进行一种历史分析，我们也不能把握这个结构。

这种实践社会学的分析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去知晓我们参与其间的游戏。因为大多数社会行动者往往将世界看成是理所当然的，接受世界的现状并觉得它是理所当然的，只有通过对自身所处结构进行反思，才可能让我们逐渐接触到社会的真实运行逻辑。通过对这种逻辑的了解，让我们在置身某个场域的时候尽可能地少受这个场域的各种力量的操纵，同样也少受从我们内部发挥作用的，体现在身体层面上的各种社会力量的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