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对事物的理解，难免会从结果反推过程，忽略其中复杂的变化。三岛由纪夫于1970年11月25日闯进自卫队基地，发表要求修宪赋予自卫队军队地位的演说后切腹自杀，此尽人皆知之事。但三岛为何做出这样的行动？这就是他想做的吗？其中不无可议之处。

本书作者铃木宏三，1945年生，是日本右翼领袖铃木邦男之弟，曾任山形大学人文学部教授（专业为17世纪英国文学）。他受到兄长影响而对三岛事件发生兴趣，退休后撰写了本书。以下，简单介绍本书的论点（较不相干的枝节，予以省略）。

修宪并非三岛的一贯主张

三岛由纪夫在事发当日发布的檄文中宣称自己在四年前（1967年）自卫队体验入队时就主张修宪，并为此成立了楯之会；但在1967年6月体验入队结束时接受的访问，或是1968年7月发表的《文化防卫论》中，都未积极主张修宪。三岛有积极主张修宪的言行，最早只能追溯到事件发生前一年的1969年12月24日，三岛在楯之会内成立宪法研究会，指示会员草拟修宪案。但檄文中又提到，三岛认为修改宪法的可能在1969年10月21日，随着“治安出动”（自卫队出兵平定内乱）的可能消失而消失了（原因是当日发生的国际反战日游行规模不如预期，被警察成功镇压，之后左翼活动逐渐沉寂，再也没有自卫队出场机会）；两个月后他却才开始着手研究修宪，这不大合理。三岛从体验入队以来，对自卫队经常表示关切的议题便是治安出动，认为这是美国羽翼下的日本唯一进行自主防卫的机会；然而这和修不修宪无涉。直到檄文中他才首次把两者联系起来。总之，可以确定他在檄文中的陈述不完全属实，修宪主张是他死前一年忽然出现的。

闯入自卫队不是三岛的原定计划

三岛由纪夫开始政治行动，始于小说《英灵之声》（发表于1966年6月）的创作。他在1969年4月出版的《文化防卫论》单行本后记中称书中的政论文章是写完《英灵之声》后预定要写的。但《英灵之声》的主题是站在极右的角度激烈批判发布“人间宣言”的裕仁天皇，这篇小说和这些文章的关系，以及之后他到死为止的行动的关系似乎都很遥远。作者认为，这可以间接证明他在1969年4月时所想的计划，和后来实行的计划是不同的。1969年10月21日，随着治安出动的可能消失而消失的，其实是原来的计划，是和《英灵之声》有密切关联的计划。三岛的思想缜密，创作小说时一定先构思好结局，在规划行动上自然不会例外。

能够证明1969年10月21日之后“计划变更”的史料还有不少。当日的结果给三岛由纪夫很大的打击，这点许多三岛研究者都注意到了；但过去的研究者大都先入为主地认为闯入自卫队就是三岛的一贯计划，没想到“计划曾经变更过”的可能。在那一天之前的1969年8月4日，三岛由纪夫致川端康成的信中有“向着1970年做准备”“我怕的不是死而是死后家族的名誉”等语，常被解读成他日后行动的预告；但信中又说“从常识判断，一切徒劳而终的可能性是90%”，如果指的是闯入自卫队一事，那根本无所谓90%的失败机会，自卫队会真的被他煽动起来的机率明明白白是0%。佐藤松男便认为三岛所指的应当是在挺身对抗左翼暴乱时死亡的可能性。

1970年2月《晓寺》脱稿，三岛撰文《小説とは何か》表达他当时郁闷的心情：“随着《晓寺》完成，至今浮游着的两种现实确定下来了，一个是作品世界终结关闭，而至今为止的作品外的现实则全在那瞬间成了纸屑。”现实中他的政治活动并未在这前后“成了纸屑”，故最合理的解释应是前一年底“原定计划”的流产。

以修宪为新目标是为了楯之会的青年

那么，1969年10月21日“原定计划”流产之后，三岛由纪夫为何不干脆解散楯之会，却在1970年11月25日执行了在自卫队切腹自杀的行动？作者承认，由于史料不足，他只能推测。作者认为，第一个关键是森田必胜，第二个关键是三岛对楯之会会员的责任感。

在楯之会会员和认识森田必胜的右翼人士中，一直流传着“闯入自卫队计划其实是森田主导的”一说。中村彰彦的《烈士と呼ばれる男――森田必勝の物語》一书也持类似观点，并引述几位楯之会会员的证词，称森田曾说“如果三岛什么都不干，我就杀了三岛”。

前《文艺春秋》总编辑堤尧，于1969年曾在康芳夫介绍下见过森田：“会话中提到三岛，他的言辞流露出爱恨交织的感觉。我问道：‘森田，你不会变成恩斯特·罗姆吗？’……森田脸色一变，答道：‘我绝不会让三岛老师逃跑的。’”（《诸君！》2003年2月号）

和森田道别后，康芳夫对堤尧说：“三岛惨了，这次逃不了了。那年轻人是缠上三岛的死神呀。”

从这些材料看来，三岛事件的本质很可能是森田推着三岛走。消极的三岛、想从森田身边逃走的三岛，这样的形象和一般印象大异其趣。

森田原本非常崇拜三岛，为何会对三岛爱恨交织？两人的“主从关系”又是怎么颠倒的？作者认为，堤尧和森田见面的1969年，应该是在10月21日之后。国际反战日后两周的11月3日是楯之会成立一周年庆典，这段时期，森田作为楯之会学生长，必然有很多和三岛共同商议的机会。他们讨论的议题不会限于怎么办好周年庆，必然涉及楯之会的未来。由于没有任何史料，只能猜测两人很可能有过剧烈争执。

“楯之会是为了在治安出动时行动而成立的组织”，三岛的这个想法是他自己的，森田和楯之会的一般会员并无此认识。三岛究竟想做什么“只能在治安出动时做的事”，从未告知他人，会员们自然会认为就算没有治安出动，也可以在其他情况下行动。因此，三岛在1969年10月21日之后的意气消沉，大概会被森田视为背叛、偶像形象崩溃。因此他企图逼迫三岛一定要行动。为何三岛后来不许古贺等三人一同自杀，却不叫森田也不要一同自杀？如果接受森田是事件的实际主导者的假设就能明白了。

森田必胜的这种执念，其实也不是他一个人的，一定程度上是楯之会会员所共享的。三岛由纪夫聚集了这么多右翼年轻人，已经骑虎难下，难以简单解散楯之会。因此他作为领袖，自己的原定计划已无法实现后，必须给楯之会找一个新的目标。

楯之会内部首次讨论到修宪议题，是在1969年10月31日在三岛家举行的班长会议上，森田必胜的发言提及的。该次会议的主题是三岛向会员征询治安出动不可能之后，今后楯之会的方向。原本楯之会的运作方式是三岛乾纲独断，他主动征询会员意见是很罕见的。森田在会议上主张楯之会和自卫队一起包围国会要求修宪，被三岛否决；但如前文所述，12月24日，三岛在楯之会内成立宪法研究会，指示会员草拟修宪案。楯之会会员许多都参加过日学同、全国学协等右翼学生组织，对修宪议题并不陌生。因而作者认为，三岛决定楯之会改以修宪议题为中心，并非出于自己的好恶，而是顺应会员的普遍想法。

楯之会内的修宪案讨论每周进行一次，然而直到三岛自杀，修宪案仍未完稿。讨论纪录至今保存，从记录中可以看出，三岛虽然也出席，但不太参与讨论，将撰写修宪案的工作放手给会员自己进行。现存的会员所写修宪案草稿，可看出一些文字不精准之处；三岛是东大法学部高材生，他自己写一份符合法学要求的修宪案易如反掌，为何坚持要由会员自己写？显然有让这些青年自我发挥的用意。

写到这里，作者将三岛和西乡隆盛相比拟：西乡隆盛是在自己的崇拜者簇拥下起兵叛乱，最后兵败身死，叛乱本身不能代表西乡的思想。三岛在人生最后一年也陷入了同样悲剧性的处境。

行动目标：皇居

回到本书最核心的追问：三岛由纪夫放弃了的那个计划，究竟是什么？

三岛友人村松刚回忆，1969年初左右，三岛曾说“从内乱状态发生到治安出动之间，有时间上的空档，自卫队出动之前的空档就是楯之会出场的时机”“利用出动前的空白时间闯进去，然后被砍死”等语。村松刚将这些话解释成是为了修宪而进行的计划（本书前文已证明这样的解释有问题）。

从常识来想，三岛想“闯进去”的地方应该是左翼游行队伍，然后和左翼人士进行肉搏战，光荣牺牲；但如果不是为了促成修宪，那又是为了什么呢？在那“时间上的空档”，三岛到底打算从哪里出发，往哪里去呢？

其实三岛有明确的出击据点。1968年10月21日的国际反战日，面对可能来临的左翼暴乱和治安出动，三岛相当兴奋。当日左翼份子和警察激烈冲突的场所在新宿，三岛却把楯之会会员带到了国立剧场。国立剧场的天台是后来1969年11月3日楯之会一周年庆典的活动场地，此尽人皆知之事。1969年4月28日，三岛带自卫官山本舜胜（按：此人和三岛、楯之会的关系是另一个复杂问题，本书中也有论及，但和核心议题的推理较无关联，故本文大多略去）参观国立剧场，并对山本说“舞台下方机关是我信任的朋友管理的，什么时候都能使用”。这时山本意识到，国立剧场就在皇居旁不远（走路五分钟就能到）。

三岛之前已曾和山本讨论到如果暴徒侵入皇居时如何应对的问题。两个月后的1969年6月，三岛又向山本提到“楯之会冲进皇居然后守卫皇居”的想法，并说要率领九名持日本刀的敢死队员。山本回答说重点应该是如何阻止暴徒闯入皇居，哪有自己先闯入的道理？三岛不语。

过去的三岛研究者也有人注意到这个“皇居侵入计划”，但很少人深入挖掘。原因如前所述：研究者大都先入为主地认为闯入自卫队就是三岛的一贯计划，没想到“计划曾经变更过”。板坂刚曾经怀疑三岛的目的是挟持天皇要求修宪，但如前所述，三岛抱持此计划时尚未积极主张修宪。

楯之会前学生长持丸博曾说：1968年9月起，三岛通过一些关系，每周都带十名楯之会会员去皇居内的皇宫警察剑道道场练习剑道，用的是真剑。持丸说，其隐藏目的是在道场内置放这批真剑，以待不时之需。这样的练习持续了一年，在1969年10月21日后停止。这十名会员显然就是前述的“敢死队”。

持丸说三岛这么做的目的是“守护天皇”；然而不管示威游行队伍有多盛大，也不能保证一定会骚扰皇居。如前文提及的1968年10月21日，警民冲突始终未波及皇居，三岛却先行把人带到皇居附近。恰当的理解是，一旦治安出动发生，不论皇居周围有无冲突，三岛都会在那“时间上的空档”带领楯之会从国立剧场出发，侵入皇居。

对绝对者的侵犯

文学评论家矶田光一曾宣称，三岛由纪夫在自杀前一个月对他说：自己真正的目的是到宫中杀死天皇，因为无法进入宫中，所以才改闯入自卫队。抹杀人间天皇，伸张“英灵之声”，以悖论地证明作为超越者的天皇。

对于矶田这段石破天惊的证词，少有人正面看待。如松本健一就认为三岛即使真的说过这些话，也只是譬喻或象征。但松本没注意话中有“宫中”这明确的地点。联系到前文已证明“皇居侵入计划”真有其事，这段话恐怕必须从字面上理解。皇居平日有严密保护，只有在治安出动的全东京大乱之时才有被突破的可能。此外，矶田的证词还明确提及了《英灵之声》，这也佐证了作者前文中以《英灵之声》为三岛政治行动的缘起的判断。

持丸博和其他楯之会会员对矶田的说词都非常愤怒，认为三岛的目的应当是守护天皇，怎么可能想杀天皇？然而，三岛在《文化防卫论》中，已经将“作为应然的天皇”和“作为实然的天皇”二分，肯定前者而否定后者。当然，并非每个右翼人士都能将两者截然分开。持丸后来离开楯之会，也许和他与三岛的天皇观有所差异有关。

在此，作者又提及三岛对二二六事件的看法。三岛将日本人视天皇为神的观念和基督教相比较，将二二六事件和日本战败喻为尼采式的“上帝之死”。三岛受到法国哲学家巴塔耶的影响，相信通过侵犯神圣事物的行为，能更加逼近神圣。在死前一周和古林尚的对谈中，三岛反复提及巴塔耶通过犯罪和情色，能够从“里侧”接近神的理论；在这之前，他也曾以巴塔耶的理论来解读二二六事件领导人之一矶部浅一在狱中对裕仁天皇的咒骂。除此之外，“通过侵犯而接近神圣”的想法，在三岛的《春雪》主人公松枝清显的行为中也有反映。至于“肯定作为应然的天皇、否定现实中的裕仁，乃至于为此而杀害之”的想法，除了《英灵之声》，也可以在《绢与明察》《午后曳航》《奔马》等小说的情节中发现类似的隐喻。

总之，虽然我们永远无法确知三岛由纪夫侵入皇居后具体会做什么，矶田光一的重大证词作为孤证也未必等于事实，但三岛企图通过伤害裕仁本人来实践他的哲学，是一极可能的推测。

作者在最后写了一些政治正确的话批评三岛的图谋、赞美裕仁对日本的贡献，在我看来没什么意义。

如果历史能给三岛机会，用他的剑来结束“昭和”，彻底改变日本人的天皇观，从而颠覆现代日本的精神史，那该多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