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塞尔，康斯坦茨学派的代表，挑战文本中心的理论范式，建立以读者为中心的美学理论，强调文学研究应不再专注于作者原旨的寻求或作品意义的解释，而是转向读者感受和理解文本的过程。伊塞尔认为：

文学作品具有两个极，我们可以称之为艺术极和审美极：艺术极是作者的文本，审美极是读者完成的具体化。从这种极性的观点来看，作品本身显然不能等同于文本或具体化，但必须安置在二者之间。它在性质上必须是虚的(virtual)，因为它既不能还原为文本的实在性，也不能还原为读者的主观性，它的动力即来源于这种虚性。读者在文本呈现的丰富景观中流连忘返，把不同的情景与模式互相勾连起来，把作品和自己都卷入同一运动之中。[3]

对于文本的解读，伊塞尔也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他认为：

文学文本不指称外在现实(像一种「文献」那样)，而是再现一种模式，一种引导读者想像的指示结构。但这种指示结构是未完成的，布满了要由读者来填补的「断裂」，「空白」和「不确定性」。这种填补活动是在读者的个人气质和文本规定的视角这双重作用下完成的。[4]

由此可知，唯有了解作品与读者相互交流的双向关系，才能直接把握以及呈现其「意义」的所在，以下将从艺术(作品)和审美(读者)的层面来探讨《三国演义》中「三绝」的人物形象，兹分述如后。

二、艺术(作品)层面的探讨

以下依序从曹操、诸葛孔明、关羽来说明之，分别叙述如后：

(一)曹操

在正史里，最早记载曹操事迹的是《三国志》，陈寿对曹操作了这样的评价：「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5]从这里可以看见陈寿对曹操的评价不可谓之不高。而在《三国演义》里，对曹操形象的描述可从其用人惜才、待民、个性等方面来得知，兹略举数例，如下：

1.用人惜才方面

(1)荀彧入见曰：「刘备，英雄也。今不早图，后必为患。」操不答……程昱谏曰：「刘备终不为人下，不如早图之。」操曰：「方今正用英雄之时，不可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此郭奉孝与吾有同见也。」[6]

(2)曹操既脱华容之难，行至谷口，回顾所随军兵，止有二十七骑。……操忽仰天大恸。众谋士曰：「丞相于虎窟中逃难之时，全无惧怯；今到城中，人已得食，马已得料，正须整顿军马复仇，何反痛哭？」操曰：「吾哭郭奉孝耳！若奉孝在，决不使吾有此大失也！」遂捶胸大哭曰：「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众谋士皆默然自惭。[7]

(3)操次日设大宴，会众谋臣武士，以客礼待关公，延之上座；又备绫锦及金银器皿相送。……关公自到许昌，操待之甚厚，小宴三日，大宴五日。[8]

(4)时操方解衣歇息，闻说许攸私奔到寨，大喜，不及穿履，跣足出迎。遥见许攸，抚掌欢笑，携手共入，操先拜于地。[9]

这里举了4个例子来说明曹操在用人惜才方面所呈现出来的形象，其中第(1) 、(3)、(4)的例子说明曹操不管在纳用或网罗心仪的文官武将时所作的行为，第(2)的例子则是曹操怀念已故将士的情感表现。关于第1个例子，史书中有所记载：《魏书》曰：「刘备来奔，以为豫州牧。或谓太祖曰：『备有英雄志，今不早图，后必为患。』太祖以问嘉，嘉曰：『有是。然公提剑起义兵，为百姓除暴，推诚仗信以招俊杰，犹惧其未也。今备有英雄名，以穷归己而害之，是以害贤为名，则志士将自疑，回心择主，公谁与定天下？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机，不可不察！』太祖笑曰：『君得之矣』」(《三国志．郭嘉传》注引)。曹操为了用人，网罗天下贤士，故也乐于接受郭嘉的意见。由此可知，一个能在乱世中打天下的人，除了要有高超的交际手腕外，能广纳意见、礼贤下士才是最根本的。

除此之外，在礼遇关羽方面，曹操可说是极其隆重，即使是曹操身边的贴身护卫许褚、典韦也未必有这般待遇。「小宴三日，大宴五日」突显出了曹操对关羽的重视，以当时的情境来说，关羽不过是一位「降将」，在「降汉不降曹」的原则下，曹操爱护之心仍然不曾稍减。不仅小说中叙述如此，史书上亦然：「建安五年，曹公东征，先主奔袁绍。曹公禽(擒)羽以归，拜为偏将军，礼之甚厚」(《三国志．关羽传》)。而对于许攸来降，曹操更是喜上眉梢：《曹瞒传》曰：「公闻攸来，跣足迎之，抚掌笑曰：『(子卿远)(子远，卿)来，吾事济矣』」(《三国志．武帝纪》注引)！至于曹操于华容兵败时忆起郭嘉的早死，其心里仍是非常的在意和难过：「后太祖征荆州还，于巴丘遇疾疫，烧船，叹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又，《傅子》曰：「太祖又云：『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三国志．郭嘉传》)！从上述这些史书上的记载，都在在地突显出曹操爱才惜才的一面，曹操死里逃生，原本应该开怀大笑、庆幸不已，但是曹操没有，他反而想起昔日曾立下不少汗马功劳的郭嘉，可惜郭嘉后来不幸早死，曹操在经历赤壁战败的苦痛后，不禁忆起昔日郭嘉的足智多谋，因而痛哭失声。在小说《三国演义》里，作者把这些部份保留了下来，对于曹操形象塑造方面有正面加分的作用。

2.待民方面

(1) ……操切齿曰：「陶谦纵兵杀吾父，此仇不共戴天！吾今悉起大军，洗荡徐州，方雪吾恨！」遂留荀彧、程昱领军三万守鄄城、范县、东阿三县，其余尽杀奔徐州来。夏侯惇、于禁、典韦为先锋。操令但得城池，将城中百姓，尽行屠戮，以雪父仇。[10]

(2)操使人远近遍谕村人父老，及各处守境官吏曰：「吾奉天子明诏，出兵讨逆，与民除害。方今麦熟之时，不得已而起兵，大小将校，凡过麦田，但有践踏者，并皆斩首。军法甚严，尔民勿得惊疑。」百姓闻谕，无不欢喜称颂，望尘遮道而拜。[11]

(3)操既定冀州，……乃下令曰：「河北居民遭兵革之难，尽免今年租赋。」一面写表申朝；操自领冀州牧。[12]

在待民方面，在这里举出的3个例子中，第(1)个例子，史书中有所记载，其言：《世语》曰：「嵩在泰山华县。太祖令泰山太守应劭送家诣兖州，劭兵未至，陶谦密遣数千骑掩补。嵩家以为绍迎，不设备。谦兵至，杀太祖弟德于门中。嵩惧，穿后垣，先出其妾，妾肥，不时得出；嵩逃于厕，与妾俱被害，阖门皆死。」又，韦曜《吴书》曰：「太祖迎嵩，辎重百余两。陶谦遣都尉张闿将骑二百卫送，闿于泰山华、费间杀嵩，取财物，因奔淮南，太祖归咎于陶谦，故伐之」(《三国志．武帝纪》注引)。若把上述两个记载来比较，会发现有些微的不同，《世说》的记载明白地指出曹嵩之死，是因陶谦「密遣」数千骑围捕，可见这是陶谦有意的行为。但在吴曜的《吴书》中，只有提及是陶谦都尉张闿于华、费间杀嵩，取走财物且奔走淮南，并没有直接证据说明这是陶谦指使，但是，我们不能因此排除陶谦有私下授意的嫌疑，可是，也不能忽略陶谦有受张闿嫁祸的可能。不过，曹操在父嵩死后，志在复雠(仇)东伐，于兴平元年夏，起兵征伐陶谦，拔城掠地，「所过多所残戮」，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曹操为父兴兵，在某种程度上是值得同情的，但是过于滥杀无辜，对于无端遭难的百姓来说，曹操却是他们挥之不去的梦魇。

至于从第(2)、(3)的例子中我们又可以看到曹操待民的另一面，这两个例子在文本中的时空背景分别是曹操征讨张绣、袁绍之时，曹操鉴于百姓屡遭战祸，以及农作品收获在即，于是下令手下军士不可扰民，破坏农时，且惨遭兵祸之地则全年尽免租赋。这对当时的百姓而言，无非是举手称贺的好消息。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更进一步了解，同一位曹操，对百姓却有两种态度，可见作者在塑造曹操形象时，用心之深，不言自明。

3.个性方面

(1)操幼时，好游猎，喜歌舞；有权谋，多机变。操有叔父，见操游荡无度，尝怒之，言于曹嵩。嵩责操。操忽心生一计：见叔父来，诈倒于地，作中风之状。叔父惊告嵩，嵩急视之，操故无恙。嵩曰：「叔言汝中风，今已愈乎？」操曰：「儿自来无此病；因失爱于叔父，故见罔耳。」嵩信其言。复叔父但言操过，嵩并不听。因此，操得恣意放荡。[13]

(2) ……操不顾，策马便行。行不数步，忽拔剑复回，叫伯奢曰：「此来者何人？」伯奢回头看时，操挥剑砍伯奢于驴下。宫大惊曰：「适才误耳，今何为也？」操曰：「伯奢到家，见杀死多人，安肯干休？若率众来追，必遭其祸矣。」宫曰：「知而故杀，大不义也！」操曰：「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陈宫默然。[14]

(3)一夜操醉，退入寝所，私问左右曰：「此城中有妓女否？」操之兄子曹安民，知操意，乃密对曰：「昨晚小姪窥见馆舍之侧，有一妇人，生得十分美丽，问之，即绣叔张济之妻也。」操闻言，便令安民领五十甲兵往取之。须臾，取到军中。操见之，果然美丽。……操曰：「今日得见夫人，乃天幸也。今宵愿同枕席，随吾还都，安享富贵，何如？」邹氏拜谢。是夜，共宿于帐中。……操每日与邹氏取乐，不想归期。[15]

在个性方面，曹操在《三国演义》中最常被塑造成三种形象，第一，奸诈；第二，残忍；第三，好色。分别说明如下：

第一，奸诈。在奸诈这点，上引第(1)的例子最能说明，关于第(1)个，史书记载：云：「太祖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其叔父数言之于嵩。太祖患之，后逢叔父于路，乃阳败面脶口；叔父怪而问其故，太祖曰：『卒中恶风。』叔父以告嵩。嵩惊愕，呼太祖，太祖口貌如故。嵩问曰：『叔父言汝中风，已差乎？』太祖曰：『初不中风，但失爱于叔父，故见罔耳。』嵩乃疑焉。自后叔父有所告，嵩终不复信，太祖于是益得肆意矣」(《三国志．武帝纪》注引)。这里是曹操的第一次亮相，这对读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样会很容易带给读者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认为曹操奸诈的一贯性，是与生俱来的，也诱发了读者对曹操厌恶心理。因此，沿着奸诈的轨迹，曹操就只能与忠厚诚实愈来愈远。随着年龄的增加，顽劣的程度则更甚。从装中风欺人达到预期的目的，体现的也正是这种劣性的高度发展。像这样的故事情节，不仅把曹操的奸诈的个性给突显出来，也隐约带给读者对于曹操的一种既定印象。

第二，残忍。以上文所引的第(2)个例子来说明，我们知道，曹操的人生哲学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一旦有损于他或他认为会对他不利时，他会是一个不择手段的人。从第(2)个例子可看出曹操因猜疑，为杜绝后患，无情地杀害了吕伯奢本人及其家人。这个片段也正是一般读者认定曹操性格为残忍的基础所在。

至于第三，好色。即上文所引的第(3)的例子，以这个例子来说，这段的描写，只是曹操在征讨张绣的那一段情节中一个小小的插曲，这一小段插曲却意外增加了曹操的另一个形象，虽然文字不多，却也体现了曹操个性的另一面。

(二)诸葛孔明

以下将从其文本中所展现出来的智慧及志节和通晓数术这两方面来分别述之。

1.智慧及志节方面

(1)孔明曰：「……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达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非其主不能守；是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国，高祖因之以成帝业……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彝、越，外结孙权，内修政理；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有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大业可成，汉室可兴矣。此亮所以为将军谋者也。惟将军图之。」[16]

(2)先主命内侍扶起孔明，一手掩泪，一手执其手，曰：「朕今死矣，有心腹之言相告！」孔明曰：「有何圣谕？」先主泣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孔明听毕，汗流遍体，手足失措，泣拜于地曰：「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乎！」言讫，叩头流血。[17]

(3)孔明曰：「臣受先帝托孤之重，夙夜未尝有怠，今南方已平，可无内顾之忧；不就此时讨贼，恢复中原，更待何日？」忽班部中太史谯周出奏曰：「臣夜观天象，北方旺气正盛，星曜倍明，未可图也。」乃顾孔明曰：「丞相深明天文，何故强为？」孔明曰：「天道变易不常，岂可拘执？吾今且驻军马于汉中，观其动静而复行。」谯周苦谏不从。[18]

这个部份可以分成两个方面来论述，第一，智慧的部份，即上文所引第(1)的例子。第二，志节的部份，即上文所引第(2)、(3)的例子。智慧的部份，第(1)个例子则是有名的「隆中对」，作者一字不漏的从《三国志．诸葛亮传》中搬引到《三国演义》里。「隆中对」是刘备第三次拜访终于得见诸葛亮时，诸葛亮分析天下局势所给予刘备欲伸大义于天下最妥当的做法与建议，这一段话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即是：连吴抗曹，「三分天下」的成果之所以能实现，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蜀、吴两国若能联合，则中原可图，若其中一方打破这个默契，必然开始一步步走向被曹魏各个击破的道路，诸葛亮深知这个道理，所以当诸葛亮后来入川时曾叮咛关羽说：「吾有八个字，将军牢记，可保守荆州。云长问：『那八个字？』孔明曰：『北拒曹操，东和孙权。』」可惜后来关羽并没有把持住这个原则，不幸蜀、吴交恶失和，也导致了蜀、吴元气大伤而遭到先后被灭的命运。

第二，志节的部份，一言以蔽之，就是鞠躬尽瘁的精神。诸葛亮在人们心中除了具有高超智慧与谋略的形象外，就是那令人敬佩的忠贞精神，如第(2)个例子，史书上亦提及：「章武三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笃，召亮于成都，属以后事，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三国志．诸葛亮传》)！刘备这样对诸葛亮的态度，让诸葛亮更急欲报答先帝的知遇之恩，竭尽全力去完成统一中原的大业，于是诸葛亮励精图治，屯田兴兵，念念不忘的就是完成先主的遗命。其云：「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虑，恐付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当奖帅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壤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正是此理。即使明知天命不可违，诸葛亮为了完成先帝遗志，仍执意出兵以报先帝拔擢之情，知遇之恩。接下来第(3)的例子，诸葛亮虽晓天文、明天意，但仍执意逆天而行，以人事改变天命，就为了完成先帝的遗托，一直到临终之时，仍挂念于心，也正因为诸葛亮有这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所以诸葛亮在小说中不仅是贤相的代表，其形象在千古以来的读者心中更是忠贞的象征，「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便是诸葛亮最好的写照吧！

2.通晓数术方面

孔明辞别出帐，与鲁肃上马，来南屏山相度地势，令军士取东南方赤土筑坛。方圆二十四丈，每一层高三尺，共是九尺。……孔明于十一月二十日甲子吉辰，沐浴斋戒，身披道衣，跣足散发，来到坛前。……是日，看看近夜，天色清明，微风不动。瑜谓鲁肃曰：「孔明之言谬矣。隆冬之时，怎得东南风乎？」肃曰：「吾料孔明必不谬谈。」将近三更时分，忽听得风声响，旗幡转动。瑜出帐看时，旗脚竟飘西北，霎时间东南风大起。瑜骇然曰：「此人有夺天地造化之法，鬼神不测之术！若留此人，乃东吴祸根也。及早杀却，免生他日之忧。」[19]

在术数方面所举出的例子，是小说中有名的「孔明借东风」，这纯粹是作者为了突显出诸葛亮超人的能为，全力为其量身打造的情节。但是，也正因为如此，小说的张力更能扩大，其中人物的形象也给予了读者深刻的印象，在这点上，作者是成功的，他创造出了「万古云霄一羽毛」的诸葛亮，其忠贞、智慧的形象，千百年来，一直被人们所推崇、所喜爱。

(三)关羽

以下将从个性及武功方面来了解关羽在文本里形象。

1.个性方面

(1)关公曰：「文远代禀三事[20]，蒙丞相应允，谅不食言。」操曰：「吾言既出，安敢失信。」关公曰：「关某若知皇叔所在，虽蹈水火，必往从之。此时恐不及拜辞，伏乞见原。」……关公自到许昌，操待之甚厚，小宴三日，大宴五日；又送美女十人，使侍关公。关公尽送入内门，令伏侍二嫂。却又三日一次于内门外躬身施礼，动问「二嫂安否」。二夫人回问皇叔之事毕，曰「叔叔自便」，关公方敢退回。[21]

(2)云长曰：「子瑜此来何意？」瑾曰：「特来求结两家之好：吾主吴侯有一子，甚聪明；闻将军有一女，特来求亲。两家结好，并力破曹。此诚美事，请君侯思之。」云长勃然大怒曰：「吾虎女安肯嫁犬子乎！不看汝弟之面，立斩汝首！再休多言！」遂唤左右逐出。[22]

(3)云长问曰：「汉中王封我何爵？」诗曰：「『五虎大将』之首。」云长问：「那五虎将？」诗曰：「关、张、赵、马、黄是也。」云长怒曰：「翼德吾弟也；孟起世代名家；子龙久随吾兄，即吾弟也；位与吾相并，可也。黄忠何等人，敢与吾同列？大丈夫终不与老卒为伍！」遂不肯受印。[23]

关羽在文本中最让人深刻的印象，就是他的忠义精神，从上文第(1)个例子可以看到，关羽即使不得已降曹，仍谨记他与刘备的兄弟之义，就算曹操待之甚厚，关公仍不为所动，对其嫂子亦是恭敬得体。即使后来张辽又问他：「倘玄德已弃世，公何所归乎？」关羽答道：「愿从于地下。」就这么一句话，便把关羽忠肝义胆的形象勾勒出来，栩栩如生。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从第(3)和第(4)的例子了解关羽个性的另一面，关于第(3)个例子，史书记载：「先是，权遣使为子索羽女，羽辱骂其使，不许婚，权大怒」(《三国志．关羽传》)。第(4)个例子，史书亦载：「先主为汉中王，遣诗拜关羽为前将军，关羽闻黄忠为后将军，羽怒曰：『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不肯受拜」(《三国志．费诗传》)。从这里可见关羽也是「自视甚高」的，不管是对自己人还是同盟方的人，关羽不改其睥睨的态度，这虽然是他个性中的一面，但不是全部，在文本里还是以其忠义精神为主，只是在这里，我们把文本中描写关羽形象的另一面抽取出来彼此关照，对其形象的复杂性也才有进一步的认识。

2.武功方面

绍曰：「可惜吾上将颜良、文丑未至，得一人在此，何惧华雄！」言未毕，阶下一人大呼出曰：「小将(关羽)愿往，斩华雄头献于帐下！」……关公曰：「如不胜，请斩某头。」操教酾热酒一杯，与关公饮了上马。关公曰：「酒且斟下，某去便来。」出帐提刀，飞身上马。众诸侯听得关外鼓声大振，喊声大举，如天催地塌，岳撼山崩，众皆失惊。正欲探听，鸾铃响处，马到中军，云长提华雄之头，掷于地上，其酒尚温。[24]

从这段描写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关羽形象里重要的一面，就是武艺绝伦的形象塑造。在关羽与华雄交手之前，华雄已连赢盟军数阵，即使拥有「江东猛虎」之称的孙坚也为其所败，关羽当时只是以一个马弓手的小将身分挺身而出，曹操本欲以酒嘉其志、壮其胆，关羽只淡淡一句：「酒且斟下，某去便来。」就在「酒尚温」的片刻里关羽果然凯旋归来，从这里所透露出来的讯息，不仅仅是两人交手的时间短暂所显示出来的武艺差距，更藉由之前华雄不可一世的气势来衬托出关羽不凡的能为，这对于塑造关羽勇猛威武的形象有正面的助益。

最后，经由上述从文本中举出的例子来看，作者并没有在《三国演义》里把曹操、诸葛亮、关羽刻意塑造成一个单一形象的人物，我们可以清楚看见这三个人物形象是复杂丰富的。而且这三个人物形象似乎充满了一种不确定，从这里可知，这跟伊塞尔所提出的文学观点是不谋而合，这种空白，断裂或不确定性其实就是艺术极与审美极的交流处，是互相交互作用的。因此，按照伊塞尔的看法，「三绝」的人物形象绝不能单靠文本内的叙述来定型，必须要加入「读者」的要素在里面，关于这部份将在下文加以讨论。

三、审美(读者)层面的探讨

经由前文的了解，我们知道伊塞尔的文学观点，也就是他的读者反应批评理论实际上就是一种接受理论，它给予读者相当的自由度，但是读者并不是可以随心所欲地来阐释文本，他必须受到文本自身的制约才能保证自己的阐释是属于他所阅读的文本。所以，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会根据不同视角所提供的资讯，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态度，并有可能在有利的观点与各视角相交，理解文本的内涵，揭示出作品的意义。[25]接下来，我们将从读者的层面来依序探讨曹操、诸葛孔明、关羽等人物形象在《三国演义》中所遗留下来的「空白」及「不确定性」，兹分别说明如下：

(一)曹操

对于曹操这个人物形象的部分，在《三国演义》里所留下的最大「不确定性」就是--曹操是奸雄？还是英雄？有很多读者对此意见不一，而这也是作者厉害的地方，他全不宣判，全不自己出面议论，而以细节的油彩，反覆涂抹，终于绘成了一个生动的丑类，使曹操成为一个长期流传于民间的「白脸奸臣」。[26]再加上毛宗岗亦评：「曹操一生，无所不用其借，借天子以令诸侯；又借诸侯以攻诸侯；至于欲安军心，则他人之头亦可借，欲申军令，则自己之发亦可借。借之谋愈奇，借之术愈幻，是千古第一奸雄。」[27]又：「曹操前哭典韦，而后哭郭嘉。哭虽同而所哭则异：哭典韦之哭，所以感众将士也；哭郭嘉之哭，所以愧众谋士也。前之哭胜似赏，后之哭胜似打。不谓奸雄眼泪，既可以作钱帛用，又可作梃杖用。奸雄之奸，真是奸得可爱。」[28]曹操在整个政治生涯中，为了保全和发展自己，对一些阴谋颠覆集团以及部分同自己离心离德的部属大肆杀戮，并不难理解。但他采取了一些过火的行动，却大失公允者所望。[29]这些也就是促使曹操成为奸雄形象的原因之一。

但是，这样的评价真的公平吗？「奸雄」固然是曹操主体性格，却不是他性格的全部，曹操的性格非常丰富和深刻，是由多种情致和各种才能构成的。他不是世人所单纯认为的绝代奸雄，他同时也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和雄才大略的杰出政治家、谋略家和军事家。他驾驭群英，统帅雄师，纵横天下，打败群雄，统一北方，并为其子孙代汉称帝，天下统一于晋奠定了基础。这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的高智与雄才。[30]而且高智与雄才并不是毛氏所谓的「奸雄」二字可以囊括。所以，也有不少读者对于曹操的形象是持不同意见的，有人认为：「『奸诈』其实应是『权变』的同义语，是作为领袖为了应付各种复杂局面必不可少的本领，另外更要指出的，曹操的『奸诈』都是被动式的，『尔虞』也有『我诈』，在自己的生命，事业受到威胁时，才不得已用诈。」[31]又有人提出：「曹操狠，出于严明法治的一种需要；不狠，就严不起来，严与狠是他实现『安天下』心愿的基本条件。曹操狂，是他勃勃雄心的集中表露；胸无大志之人不会发狂的，也根本狂不起来。被作者作为『王道』化身歌颂的另一位英雄刘备，不狠、不奸、不狂、仁义忠孝俱备，然而却给人留下了许许多多的遗憾。」[32]再者，虽然曹操所采取的手段有时颇为残忍，但是，作为在乱世中夺取权利的领袖，有谁能避免得了这种残忍？刘备、孙权是否自始自终是以「仁义」来夺取蜀汉与东吴统治地位的？恐怕都离不开杀戮。[33]

关于上述的论点，笔者认为，作者塑造曹操这个人物的确是很用心的，有很多的性格特征在曹操的身上显现出来，有好的，也有坏的。作者的用意，在于塑造出「真实」的人物，对于曹操，作者不刻意扬善，也没有为其掩恶，就像我们一般人一样，有为善的一面，也有作恶的另一面。这样的作法，化消了读者与曹操之间的距离，原来，曹操的形象是我们每个人的投影，我们有时也会为了自己做出自私的行为，遇到值得同情的事我们也会不吝惜地付出怜悯，所以，读者在阅读文本的当中，曹操形象的「不确定性」自然而然就呈现出来，毕竟他体现了每个读者内在部分真实的自我，这正是曹操人物形象成功的地方。因此，藉由以上的说明我们可以更进一步了解曹操形象在文本中所呈现的「不确定性」。

(二)诸葛孔明

长久以来，诸葛亮的形象在人们的心中就是圣明的贤相，智慧的化身，其形象形成的轨迹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历史上的记载：「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雠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三国志．诸葛亮传》)。我们知道，《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是以魏国为正统的，但在这里，陈寿评价、记载诸葛亮事迹的部份，可谓中肯得体。

第二，颂扬与修饰：例如杜甫写了中的第4、第5两首、、等十余首诗[34]，对诸葛孔明推崇备至，不仅大加称颂其高尚杰出之处，也把诸葛亮的形象修饰到近乎完美。以下拿《蜀相》这首诗为例：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全唐诗》卷226）

我们知道，诸葛亮雄才大略，一生忠于蜀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表现出一个杰出政治家的高尚品德与情操，杜甫对于诸葛亮是极其钦佩的。从第一句就可以看出杜甫倾慕的心情，第二句说明古柏的参天耸立，使人容易联想到诸葛亮的高风亮节，而古柏经冬历寒，万古长青，更容易使人联想到诸葛亮的名垂千古，两句一开始就创造出一种庄严的气氛，也流露出杜甫崇敬的心情。

到了五、六两句，则是杜甫正面赞颂诸葛亮的一生功绩。「三顾频繁天下计」，这是追怀诸葛亮隐居隆中，刘备三顾茅庐并询问统一天下谋略的事。诸葛亮受到刘备的看重，是因为他具有非凡的政治才能。所以这一句表面上写刘备，实际上是从侧面烘托诸葛亮的才智。至于「两朝开济老臣心」则是赞美诸葛亮为蜀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心。诸葛亮帮助刘备开创了蜀汉基业，又辅佐后主刘禅渡过了时局的危难。他对蜀汉忠心耿耿，一生志在恢复汉室，虽然最后未能成功，但其品德与情操也深深地为后人所景仰，这两句也深刻表达出杜甫无限的敬意。

最后两句的部分，更是表达出不仅杜甫，而是全天下人无尽的感慨。诸葛亮北伐没有成功，统一天下兴复汉室的大志未能实现，使千古以来的英雄都为之惋惜，为之伤心落泪，对杜甫来说，诸葛亮的形象是完美的，其精神更是他所景仰。

第三，小说的夸张描写：例如小说中铺排诸葛亮出场的描写，毛宗岗曾评曰：「此卷极写孔明，而篇中却无孔明。盖善写妙人者，不如(于)有处写，正于无处写。写其人如闲云野鹤之不可定，而其人始远；写其人如威风祥麟之不易睹，而其人始尊。且孔明虽未得一遇，而见孔明之居，则极其幽秀；见孔明之童，则极其古淡；见孔明之友，则极其高超；见孔明之弟，则极其旷逸；见孔明之丈人，则极其清韵；见孔明之题咏，则极其俊妙。不待接席言欢，而孔明之为孔明，于此领略过半矣！」[35]由此可知，诸葛亮出场前的铺排技巧是非常高明的，人尚未出场，其飘逸仿如神仙之形象已深植每个读者的脑海中，及至诸葛亮正式登场，「玄德见孔明身长八尺，面如冠玉，头带纶巾，身披鹤氅，飘飘然有神仙之概。」[36]其形象更是满足了读者的期待，不仅成功展现完美铺排的艺术手笔，也让所有读者叹为观止。再加上小说中的诸葛亮不仅智慧一流，还会法术，几近全能的表现，对诸葛亮的形象当然也就具有正面的加分作用了。

但是，诸葛孔明的形象在《三国演义》里还是有其不确定性，即使诸葛孔明号称「智绝」，但他选择出山帮助刘备，对他本身而言，是智？还是不智呢？有人认为：「诸葛亮欲报刘备『三顾茅庐』之恩，于是自出山开始，占荆州，攻长沙，克南郡，取西川，使刘备在成都称帝，形成天下三分的局面。」[37]这是持肯定的态度。也有人指出：「刘备三访隆中，途遇孔明挚友崔州平。崔甲说一番治乱之理，且言：『将军欲使孔明斡旋天地，补缀乾坤，恐不易为，徒费心力耳。』又水镜先生亦云：『孔明虽得其主，不得其时，惜哉！』再者，孔明临行前不忘嘱咐其弟：『吾受刘皇叔三顾之恩，不容不出。汝可躬耕于此，勿得荒芜田亩。待我功成之日，即当归隐。』虽言功成，也未始不知天时不顺，此前他对徐庶荐其于刘备之举则是闻言变色，曰：『君以我为享祭之牺牲乎！说罢，拂袖而入』，其内心的真实想法，恐非自高身价，有意清高。应该说，诸葛亮最后的出山，多多少少有些勉为其难的意味。」[38]在这里所呈现的又是另外一种见解。

对此，笔者认为，作者这样安排孔明形象的「不确定性」是在于能够留给读者自己判断的权力，作者并不主动议论孔明出隆中帮助刘备是否是明智之举，取而代之的是藉由孔明身旁的朋友对此提出看法，例如上文所提及孔明好友崔州平所说的话，其立论的基点在于「治乱无常」，也就是「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道理，孔明出山之举终究只是徒劳。但站在读者的角度来看，其实是希望孔明能帮助刘备的，以当时的情势来说，相对弱势的刘备的确较能获得读者的同情，最后，孔明也不负读者的期待帮助刘备完成三分天下的霸业。但是，孔明最大的成就也就仅止于此，从文本第38回出隆中到104回病逝五丈原，孔明终究无法兴复汉室，这对于读者来说，诸葛孔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坚持固然可敬，但「鞠躬尽瘁」，也只能「死而后已」，且留给后世许多无限的感慨。于是，读者不禁回溯源头，孔明出山到底是不是明智之举？也正因为如此，文本中孔明形象的「不确定性」便产生了，至于答案，只存在每个读者各自的阐释中。

(三)关羽

关羽的形象，在文本中最大的不确定性就是--关羽是否有勇无谋？有人认为：「关羽一生中最大的错误就是违背了诸葛亮制定的战略方针--『北拒曹操，东和孙权』。所以，最后由于关羽的刚愎自用，不仅导致失去荆州，遭擒被斩，更严重的是引发了吴蜀彝陵之战，陆逊火烧连营，几乎擒住刘备，使蜀汉的国力元气大伤。」[39]至于上文所提及关羽「刚愎自用」的部份，早在文本的第75回，吕蒙、陆逊计画袭取荆州之时已见端倪，陆逊曰：「云长倚恃英雄，自料无敌，所虑者惟将军耳。将军趁此机会，托疾辞职，以陆口之任让之他人，使他人卑辞赞美关公，以骄其心，彼必尽撤荆州之兵，以向樊城。若荆州无备，用一旅之师，别出奇计以袭之，则荆州在掌握之中矣。」果不其然，陆逊的计策奏效，关羽因而大意失荆州。除此之外，也有人指出：「关羽『水淹七军』[40]的行动，不失也是一种智谋的展现。」[41]的确，关羽在这场战役中表现出智慧的一面，不仅大破曹军，更生擒了敌方将领于禁。从这点来看，关羽并非莽夫，这也就是关羽在文本中所呈现的「不确定性」。

对于上文所述，笔者认为，文本里的关羽，若是心存骄矜，他不过是一位猛将，只能在武力上争强斗胜，也才会有荆州失守的情况发生。但是，关羽若能审时度势，他则是一位足以担任重责的大将。作者在塑造关羽形象的同时，便把这两个相异的特点都放在关羽身上，所带给读者的感受，就是在阅读过程中读者面对关羽时对其形象的不确定感，关羽到底是有勇无谋还是智勇兼备，作者聪明的把这个问题交给读者，由读者自己来定夺，不难发现，在文本中绝妙的叙事笔法背后其实还藏著作者默默经营的用心。

因此，我们经由上述从读者层面的探讨，对于曹操、诸葛孔明、关羽的形象相信有更进一步的了解，伊塞尔认为文学交流是一种双向的关系，他也坚持读者不与文本重合，所以，真正的「意义」，真正的「人物形象」还是得靠作品与读者这两个层面相互交流、作用来产生。读者可以自由地填补空白，但同时又遵循文本的模式，文本进行提示或指示，读者则进行意向或建构。[42]所以，从这两者相互交流与作用来看，曹操、诸葛孔明、关羽的人物形象是多样化的，具有层次性和复杂性，但是也正因为这样，他们的形象才能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四、结论

曹操、诸葛孔明、关羽作为《三国演义》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作者在其形象塑造上，下了不少的苦心，透过作者在文本里的描写，读者不仅能贴近这三位人物，也能享受其人物形象塑造的至高审美感受。作者的成功，在于给予这三位人物多样的人格特征，也就是人物形象的「不确定性」，这也就是伊塞尔文学观念的重点之ㄧ ，于是本文试图藉由此一观点来检视《三国演义》的人物塑造，以期对这些人物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经由前文的说明，我们知道，伊塞尔的文学观点是注意到了读者在意义产生过程中的重要性，他肯定了文本在意义产生时的制约作用，他认为意义的产生来自读者与文本的结合，两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人物形象的产生也是如此，作者的文本描写与读者阅读过程中的感受相互交流，其真正的意义才会产生。

因此，我们经由这样的方式来了解《三国演义》中「三绝」的人物形象是比较妥当且客观的，毕竟作品与读者之间的交流与相互作用是不可避免而且存在的，从作品与读者开始接触之后，一刻也不曾停止。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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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明)罗贯中着，吴小林校着，《三国演义校注》，台北：里仁书局，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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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秦秋玉，王春，〈圣明的贤相，智慧的化身--浅谈诸葛亮的形象〉，《松辽学刊》，2000年第1期。

15.田明刚，〈论「隐含读者」〉，《嘉应大学学报》，第19卷第5期，2001年。

16.刘军，〈《三国演义》人物描写略论〉，《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第3卷第2期，2001年。

* 东海大学中国文学系硕士班研究生。

[1] 朱一玄、刘毓忱编：毛宗岗〈读三国志法〉，《三国演义资料汇编》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3年6月)，页255。

[2] 关于《三国演义》的作者是谁目前尚无定论，故本文以「作者」此一通称来代表，至于一般认为的作者罗贯中， (明)无名氏，《录鬼簿续编》对其生平有所记载：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则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

[3] ELIZABETH FREUND着，陈燕谷译：《读者反应理论批评》 (板桥：骆驼出版社， 1994年6月)，页138~139。

[4] 同前注，页139。

[5] (晋)陈寿， (宋)裴松之注：《三国志》 (北京：中华书局， 2004年3月)，页55。

[6] 罗贯中原著，吴小林校着：〈第16回〉，《三国演义校注》 (台北：里仁书局， 1994年9月)，页203。

[7] 同注6，〈第50回〉，页580。

[8] 同注6，〈第25回〉，页306。

[9] 同注6，〈第30回〉，页361。

[10] 同注6，〈第10回〉，页124。

[11] 同注6，〈第17回〉，页216。

[12] 同注6，〈第33回〉，页392。

[13] 同注6，〈第1回〉，页7。

[14] 同注6，〈第4回〉，页54。

[15] 同注6，〈第16回〉，页204。

[16] 同注6，〈第38回〉，页447。

[17] 同注6，〈第85回〉，页958。

[18] 同注6，〈第91回〉，页1031。

[19] 同注6，〈第49回〉，页564～ 566。

[20] 见文本第〈第25回〉：「一者，吾与皇叔设誓，共扶汉室，吾今只降汉帝，不降曹操；二者，二嫂处请给皇叔俸禄养赡，一应上下人等，皆不许到门；三者，但知刘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三者缺一，断不肯降。」

[21] 同注6，〈第25回〉，页306。

[22] 同注6，〈第73回〉，页830。

[23] 同前注。

[24] 同注6，〈第5回〉，页65~66。

[25] 参见田明刚〈论「隐含读者」〉，《嘉应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第19卷第5期， 2001年10月，页67。

[26] 见陈松柏〈细节，决定了曹操形象的反面定性〉，《零陵师专学报》， 1995年第2和3期，页107。

[27] 同注1，毛宗岗〈三国志演义回评〉，页281。

[28] 同前注，页331。

[29] 见马维光〈曹操领导行为浅探〉，《广西社会科学》， 1995年第3期，页78。

[30] 见陈继征〈论曹操的「奸」与「雄」〉，《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第20卷第3期(总53期)， 2000年9月，页87。

[31] 见王同书〈曹操新论─兼论《三国演义》中曹操形象的塑造艺术〉，《江苏教育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95年第3期，页47。

[32] 见刘玉景〈《三国演义》中曹操性格探析〉，《郑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4年第3期，页96。

[33] 参见马宝记、朱雨生〈「英雄」与「奸雄」 --《三国志》与《三国演义》中曹操不同形象的美学内涵〉，《许昌师专学报》 (社会科学版)，第13卷第4期， 1994年，页72。

[34] 杜甫颂扬或缅怀诸葛孔明的诗，除中的第4、第5两首、 、 ，尚有、 、 、 (其九)、 、 等。

[35] 同注27，页310。

[36] 同注16，页446。

[37] 参见秦秋玉，王春〈圣明的贤相，智慧的化身--浅谈诸葛亮的形象〉，《松辽学刊》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年第1期，页27。

[38] 参见刘贤汉，石泉〈略论《三国演义》中的谋士形象〉，《烟台师范学院学报》 (哲社版)， 1998年第2期，页61。

[39] 参见刘军〈《三国演义》人物描写略论〉，《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第3卷第2期， 2001年6月，页92~93。

[40] 见文本〈第74回〉：「公曰：『于禁七军不屯于广易之地，而聚于罾口川险隘之处；方今秋雨连绵，襄江之水必然犯涨；吾已差人堰住各处水口，待水发时，乘高就船，放水一渰，樊城、罾口川之兵皆为鱼鳖矣。』」

[41] 参见陈伟春，孙爱春〈《三国演义》人物塑造的性格化倾向〉，《泰安师专学报》，第11卷第2期， 1998年6月，页19。

[42] 同注3。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