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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谈起，论三国里的舆论控制

引言：纵观历史，“勇武不可取、套路得人心”的例子不胜枚举，而舆论控制正是政客们惯用的套路。本文将从三国里最强的舆论控制“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谈起，为你解析为什么群雄逐鹿失意场，三家最终归了晋。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嘉平五年（254年），大将军司马师废除齐王曹芳后，拥立年仅14岁的高贵乡公曹髦为帝。曹髦继位的第二年，司马师平叛返程时病死途中，将大将军印交给弟弟司马昭。

此时的朝堂之上，司马昭外掌兵权、内控朝政，曹氏宗亲早已被司马懿屠戮或圈禁，曹髦和郭太后形同摆设。司马昭一如当年的曹操，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篡位之心昭然若揭。

甘露二年（257年）五月，讨平诸葛诞叛乱后，司马昭再无威胁。

据《三国志》记载，258年正月，天降异兆，魏国宁陵县的界井中，出现了两条盘旋的黄龙。天兆祥瑞，从中央到地方，上书恭贺曹髦和司马昭的文书应接不暇。司马昭的心腹贾充更是公开宣称“双龙同时出现乃是说晋公（司马昭的封号）和当今皇上是并立的真龙天子，是魏国的共主”。司马昭大喜过望，满朝文武应声附和。

绝望的曹髦写下《潜龙诗》抒发愤慨之情：

“伤哉龙受困，不能跃深渊。上不飞天汉，下不见于田。

播居于井底，鳅鳝舞其前。藏牙伏爪甲，嗟我亦如然。”

潜龙者，就是困于井渊无法腾跃的龙，天子以此自喻，悲凉自不待言。

面对曹髦的悲鸣，大臣们噤若寒蝉，因为司马昭早就控制了舆论，掌握了实权。明眼人一看便知，两条黄龙同时出现的异相本就是他一手导演的“祥瑞”事件，借此控制舆论、俘获民心，为自己将来篡位提供“真龙天子”的舆论支持。

曹髦不甘心当傀儡皇帝，甘露5年5月（公元260年），“帝见威权日去，不胜其忿”，他决定亲自上门刺杀司马昭。临行前，他将自己的计划告诉近身大臣：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自出讨之。”

而王沈和王业立刻把消息报告给司马昭。

曹髦带着几百名侍卫和奴仆出宫直奔司马昭府邸，但尚未出宫门就被司马昭派来的亲信拦下。正当双方相持不下之际，太子舍人成济在中护军贾充的怂恿下，一戈刺死曹髦。

历代杀皇帝的事屡见不鲜，毒酒鸩死、白绫绞杀、刀剑自绝……但是，臣子敢在光天化日之下直接刺死皇帝，这还是开天辟地头一遭。

是谁给了成济这么大的胆子？当然是司马昭。司马昭不光有实力，还懂得控制舆论。

可怜的曹髦如同飞蛾扑火，他以鲜血捍卫尊严，赔上了卿卿性命，却正中司马昭的圈套。自此，司马昭更加肆无忌惮，曹魏江山唾手可得。

其实，司马昭并非是三国时期惯用舆论控制的第一人，曹操和刘备都是控制舆论的高手，他们立人设、搞宣传、占地盘，混得风生水起，各领风骚数十年。

曹操的舆论控制：匡扶汉室匡扶汉室是曹操打出的第一张牌。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采纳谋士荀彧的建议，迎汉献帝迁都许县，恢复了汉朝的统治地位，形成了匡扶汉室的舆情。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曹操接下来的一切行动都有了合法的名义。

曹操迎立汉献帝后，并没有像董卓一样进行欺凌，而是对他非常优待。这样一来，汉朝旧臣和天下百姓都以为曹操忠于汉室，曹操自然占据了舆论正义的制高点。

迎立汉献帝后，曹操由兖豫的割据势力摇身一变，成为汉室政府的中央军，他“奉天子而征四方”，诛吕布、伐张绣、破张杨，“正义之师”一路高歌猛进，所向披靡。而最为成功的战例则是对袁术、袁绍兄弟两人的讨伐。

建安二年，曹操号召诸侯讨伐无视汉室权威、在寿春称帝的袁术，刘表、孙策、吕布、刘备皆响应号召，为汉室效力。此战以袁术战败、仲氏政权崩溃而告终。

这场战役不仅为曹操除掉了一个强敌，还让天下人看到了曹操对皇帝的忠心，可谓一举两得。

接下来的官渡之战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弱胜强的战役之一，曹操以两万左右的兵力，出奇制胜，击破袁绍十万大军。

这次战役是曹操打着“匡扶汉室”旗号，在军事效果上最成功的一次战例。

随后，曹操又征服乌桓，至此，战乱多时的北方实现了统一。

曹操的舆论造得很好，得益于汉献帝在手，肆行无忧。曹操正是凭借舆论正义的方式压制其他诸侯，为自己剪平天下提供帮助。

其实，早在官渡之战前，袁绍也想争取舆论制高点，他命陈琳写了一篇《为袁绍檄豫州》的檄文，号召天下群雄讨伐曹操，这篇檄文把曹操骂了个狗血淋头，虽然未能扭转战局，却让天下人认清了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狼子野心。

由此可见，舆论制高点，是敌对双方都需要争取的阵地。

而曹操以匡扶汉室为名，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实，在严格尊崇正统思想的士大夫眼中，曹魏名不正、言不顺。南阳的许劭评价曹操：“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

但不管士人如何评价，曹操的舆论控制，总体来看是成功的，百姓不像诸侯会与曹操争天下，谁是名义上的正统，自然就占据道义上的优势。

刘备的舆论控制：汉室正统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后裔——这就是刘备对外宣称的出身履历，甚至连汉献帝刘协还尊他为皇叔。在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形势下，刘备的这个出身就更为重要了。

一直强调自己是汉室正统的刘备，还是三国中以德服人、爱民如子的典型代表。刘备待人之好，连刺客都不忍对他下手。

《三国志》记载：“郡民刘平素轻先主，耻为之下，使客刺之。客不忍刺，语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

《魏书》也记载了这则故事：“刘平结客刺备，备不知而待客甚厚，客以状语之而去。是时人民饥馑，屯聚钞暴。备外御寇难，内丰财施，士下者，必与同席而坐，同簋而食，无所简择。众多归焉。”

都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刘备为何最终也没能赢得天下呢？

我们应该反过来看，刘备的出身，在三国里是最低的，一无宗族势力，二无财力，三无兵力。

“三无”人物刘备为何能在乱世中异军突起，最后还能与曹操、孙权形成三足鼎立，除了他自身的能力，舆论导向的加持也是重要加分项。

据《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载，陶谦死前留有遗言，让刘备来继承天下九州之一的徐州，“非刘备不能安此州”。而陶谦之所以把徐州托付给刘备，正是因为在汉献帝被曹操控制的情况下，刘备是有望与曹操抗衡的汉室后裔，足见其对刘皇叔汉室正统身份的尊崇。

和陶谦让徐州一样，刘表病重时，也要把荆州让给刘备。据《三国志·先主传》注引的《英雄记》记载，“表病，上备领荆州刺史”；《魏书》也有言，“表病笃，托国于备，顾谓曰：‘我儿不才，而诸将并零落。我死之后，卿便摄荆州’”。

对于陶谦和刘表的相让，刘备都拒辞不受。他的拒绝，反而赢得了更大的舆论支持，仁义宽厚、德才兼备的“皇叔”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在汉末群雄割据的乱世中，刘备的汉室光环让本无寸土的他有了立身之本，最终才能慢慢扩张地盘，并在蜀汉称帝。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曹操、刘备为了实现自身抱负，各自发动宣传攻势，笼络了一批人才，在汉末风云际会的群雄逐鹿中争得一席之地，成为一方霸主，但终因实力不足而无法一统天下。

司马懿的舆论控制：扭转乾坤然而曹操等人，却还是不如司马懿。

司马氏能走到这一步，从司马懿开始，就注重对舆论的控制。

高平陵之变

嘉平元年（249年）正月初六，71岁高龄的太傅司马懿利用魏帝曹芳、大将军曹爽等重臣出城拜谒高平陵的机会，发动了历史上著名的高平陵之变。

这场政变中，司马懿控制舆论的手段十分高明。

他在给魏帝曹芳的奏疏中先强调了自己是托孤重臣，有确保曹芳安全的合法地位；再历数曹爽的各项罪状：排挤大臣，重用亲信，浮华之士充斥于朝堂之上，甚至连禁中侍卫也都是曹爽的私人，造成皇帝的安全受到了极大威胁；最后又阐明曹爽离间二宫，使得皇帝与太后母子不得相见。

鉴于曹爽的不臣行径，我司马懿如今领受郭太后懿旨，罢黜曹爽兄弟的官职。

这封奏疏所述皆实，毫无夸大，与曹爽长期的独断专权、不得人心形成鲜明对比，司马懿牢牢占据了舆论制高点。

结果，三公九卿、满朝文武都站在司马懿一边，集体讨伐曹爽。

两个月后，曹爽及其团队核心成员，以大逆不道之罪，被夷三族。

正如清代史学家王鸣盛所言：“魏之亡，始自曹爽之诛”，高平陵之变无疑是曹魏政权易主司马氏的转折点，自此，曹芳沦为司马一族的傀儡，曹魏名存实亡。

从手段来看，司马懿身处劣势之中，生死千钧一发之际，操纵舆论，是他自救成功的重要原因。司马懿能以弱胜强，咸鱼翻身，对舆论的掌控，堪称高明之至。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如此张扬，其实也是一种舆论控制。

从司马懿到司马师、司马昭，司马氏历经两代努力，掌握了绝对的实力。

有了实力就能登基做皇帝吗？可以。但简单粗暴直接取曹氏代之，司马氏也要想想，如此建立的王朝能否长久。

高平陵之变两年后，司马懿病逝，司马师、司马昭成为司马氏代魏活动的核心人物。其中，司马师成为威服禅代功臣的新政治集团领袖。

据《三国志》记载，嘉平四年（252年），东兴之战兵败，时任大将军司马师统揽战败之过，于是魏人愧悦，人思其报。

习凿齿在《汉晋春秋》中论曰:

“司马大将军引二败以为己过，过消而业隆，可谓智矣。夫民忘其败，而下思其报，虽欲不康，其可得邪？若乃讳败推过，归咎万物，常执其功而隐其丧，上下离心，贤愚解体，是楚再败而晋再克也，谬之甚矣！君人者，苟统斯理而以御国，则朝无秕政，身靡留愆，行失而名扬，兵挫而战胜，虽百败可也，况於再乎！”

遇大败后首先归咎自己，再恩赏下属，司马大将军此举与刘备摔阿斗有异曲同工之妙，世人都要叹一句“大将军至仁至义。”这正是司马师一步步掌控舆论的关键举措。

嘉平六年（254年）九月，司马师联名朝廷公卿共46人，上奏郭太后，废除魏帝曹芳，改立高贵乡公曹髦为帝。能够拉拢朝中众大臣擅行废立而不引非议，可见司马师舆论控制水平已炉火纯青。

正元二年(255年)，司马师病逝，弟弟司马昭扛起了家族的重任。

据《三国志》记载，司马昭执政后，更是到了“朝廷四方，皆为之效死”的程度，民心士心都忠于司马氏。

大权在握的司马昭已有了足够的政治资本，自然就有能力控制全国的舆论。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魏国各地祥瑞频现，特别是本文开篇所说的黄龙异相的出现，再次升华了司马昭和魏帝曹髦“共主天下”的舆论支持。

在深信“君权神授”、“天命史观”的时代，这样的祥瑞现象于国于民是何等重要！

司马昭正是因为善于操纵舆论工具，一步步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试想，如果曹髦不是受了“和晋公共主天下”的舆论刺激，又怎么可能不自量力，主动出手？

而曹髦死后，司马昭接下来的一系列举动再次展示了他实施舆论控制的手腕。

据《三国志》记载，司马昭得知曹髦死讯后，“大惊，自投于地曰：天下其谓我何！”

之后，司马昭威逼郭太后下旨把曹髦“罪废为庶人，此儿亦宜以民礼葬之”。

不久，司马昭以“教唆圣上”、“离间重臣”等借口杀了事发时站在曹髦一边，没有汇报消息的尚书王经。而王沈因告密有功，封安平侯，食邑二千户。时隔20余天，司马昭又因群情激愤，诛杀了刺死曹髦的成济三族。

刺死曹髦，成济当居首功，本应升官发财，可司马昭却诛其三族堵住悠悠众口。由此可见，为了控制舆论，司马昭从来都不择手段。

舆论控制引导了人心向背曹魏当权时，很多人都已看出，曹氏后人自身羸弱，肆意妄行，奢侈腐化，不堪重用。唯有司马氏外可拒敌强兵、内可富国安民。

多年战争，“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状让老百姓深受其苦。人心思安，渴望过上太平日子，而能够达成百姓所愿的，唯有司马氏。

寿春平叛，曹髦被杀，天下并没有引起骚动，四方平静。而这背后的原因，正是由于司马父子多年来废除苛法，推恩广惠，民心归附。

咸熙二年（266年），司马昭之子司马炎逼迫魏元帝曹奂禅让，即位为帝，定国号晋，改元泰始。280年3月，晋武帝司马炎最终统一全国，“三分天下”的局面至此画上了句号。

结语：

历史上军事强人有很多，懂得控制舆论的却不多。以南北朝为例，南朝桓温，无论是北伐还是篡位，都因站在舆论的对立面而失败；北朝苻坚在未争取到氏族上层贵族和民众舆论支持的情况下，一意孤行，南下伐晋，最终葬送了自己的天下。

再往后看，乱世中以军事立国却迅速败亡的枭雄更多，比如五代十国的朱温、李存勗、石敬瑭、王延曦等。

回看司马氏，他们建立的晋朝虽然也被诟病“得国不正”，却被奉为王朝正统，在乱世中屹立近二百年而不倒，这与立国前后的舆论导向作用关系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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