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的母亲名为李八妹，是生产队的妇女队长，性格刚毅，能力极强。她愤怒于丈夫的不争气，因而变成一位悍妇。身材高大的丈夫，常常被瘦小的李八妹打得落荒而逃。

李八妹教子极其严格，其雷霆之威，到了瞪一眼俞敏洪就要发抖的地步。

在李八妹的严格教育和以身作则之下，俞敏洪的劳动能力极强，到14岁时，他插秧的速度超过那些干了几十年活的老农民，这样一位年轻的能人，在村里大妈们看来，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女婿备选对象。

不过很快，事情起了变化。文G结束后，贫下中农每户只能一人上高中的限制被取消。得到消息的李八妹赶紧找了大队领导，想尽办法让俞敏洪插班上了高中。

李八妹对俞敏洪最大的期望，是他能在村里当一位教书先生，摆脱面朝水田背朝天的农民生活，那已经是她能想象的幸福之极限。

1978年起，16岁的俞敏洪连续两年参加高考，都没能进入梦寐以求的常熟师专。

李八妹叹着气，让俞敏洪最后再试一次，但是也说明，这是最后一次了，再考不上，就安安心心当个农民吧。

那一刻，俞敏洪知道，自己再无退路。于是，他每天早上5点起床，一直学习到半夜12点，日复一日，连过年都不休息。

苦熬了9个月之后，第三次高考终于到来。最终，俞敏洪英语95（满分100），总分387。这个分数已经超过了往年北大的录取线。

老师建议俞敏洪报北京大学，但俞敏洪不敢冒险，最后老师硬是亲手帮他在志愿栏写下了“北京大学”四个字。

当从县里领到通知书，俞敏洪看着“北京大学”四个大字，兴奋得在街上大喊大叫，如同范进中举。

1980年9月，俞敏洪拎着两麻袋行李，从常州上火车，站了36个小时，来到了北京。

这一年，俞敏洪18岁，他满怀憧憬，开始了大学生活。

对很多人来说，大学都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但俞敏洪来到学校的第一天，就感受到憧憬破灭。

同学们大多来自城里，一个个光鲜亮丽。而江阴县的天之骄子、葫桥村的插秧冠军、手扶拖拉机能手俞敏洪，在北京大学，就是一个被人嘲笑的土鳖。

在开学的班会上，不会说普通话的俞敏洪用江阴土话介绍完自己，班长调侃道，“这位同学，你能不能不要讲日语？”

班长名叫王强，是内蒙古文科高考状元，才华横溢，意气风发，如同一颗灿烂星辰，光芒万丈。在他面前，俞敏洪只能顶礼膜拜，自惭形秽。

开学时，俞敏洪由于英语成绩好，被分到了尖子班A班，结果一上课就发现，他学得全是哑巴英语，于是又被调整到C班，俗称“语音语调和听力障碍班”。

俞敏洪拼了命地学习普通话、英语，有空就去图书馆看书，就是为了能和同学们缩小一点点距离。但是两年过去，他的成绩依然在全班垫底。

大三那年，俞敏洪拼命读书，读到大口吐血。到医院一查，原来是得了肺结核。由于这病具有传染性，俞敏洪被迫休学。

在海淀温泉乡的北京胸科医院，俞敏洪整整疗养了一年。那一年，他看了将近300本书，写了200多首诗，自号为“三洞诗人”（因为肺里烂了三个洞，故而得名）。此外，无聊之余，他把市面上所有的英汉词典都背完了，到最后只能背朗文英语大辞典，日后成为全班公认的“单词王”。

一年后，俞敏洪回到了学校。此时，班长王强已经成为北大艺术团团长，是全校的风云人物。俞敏洪只能在台下当观众，仰望着王强的意气风发。

艺术团还有一位胖胖的指导老师，名叫徐小平，也是学生们仰慕的对象。俞敏洪每每挤到这位老师的宿舍，听着一帮人围着老师高谈阔论。自卑的俞敏洪插不上话，只能在旁边默默地帮忙端茶倒水。有时他偶尔不去，徐小平发现无人烧水，还会专门打电话叫他过去。

1985年，俞敏洪毕业了。由于北大公共英语教育大扩张，英语老师奇缺，以班级倒数几名毕业的俞敏洪，居然也成功留校，成为了北大的英语老师。

此前，比俞敏洪早一年毕业的班长王强，也是选择了留校任教。俞敏洪正好被分到王强所在的教研组。

奋斗了5年，俞敏洪终于和王强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

不过，俞敏洪很快又感受到了什么碾压：他和王强开同样的课，学生全跑到王强的班上听课，只留给他一个空荡荡的教室。好在俞敏洪早就已经习惯了被王强碾压。他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

学校分了一个8平米的地下室作为宿舍，俞敏洪每周除了教8节课以外，剩下的时间都可以自由支配，他躲在地下室昏天暗地地看《百年孤独》，快乐得像一位国王。

1986年初春的某个日子，俞敏洪从他的地下宫殿出来，看到一位长得很漂亮的女生，一下子就给迷住了。

由于多年的自卑，俞敏洪没敢上前搭讪，而是离着两百米远，默默地跟着她走。这一跟，就是三个月。

女孩常常上图书馆的教师阅览室看书，俞敏洪就在离着很远的另一张桌子坐着，也不看书，就痴痴地盯着女孩看。

有一天晚上，俞敏洪正在深情凝望着女孩，突然眼前一黑——图书馆停电了。

也许是黑暗给了俞敏洪勇气，他走到女孩桌前，问道：同学，你是不是找不到书包？女孩说是的。俞敏洪问：我有火，可以和你一起找吗？女孩说，可以啊。

后来，俞敏洪知道了，女孩名叫杨桂青，天津人，就读北大德语系大三。两个月之后，他们确立了恋爱关系。又过了两年，他们结婚了。

对当时的知识分子而言，最有出息的不是当大官、发大财，而是出国留学。俞敏洪他们班上，大部分人都已经出国。杨桂青也吼令俞敏洪：“如果你不走出国门，就永远别进家门！”

当时申请美国学校，每次要花30美元的申请费。而俞敏洪的工资是120元，只够申请半次。加上俞敏洪学习成绩不好，录取概率低，只能靠广撒网，投几十个学校，才有可能被哪个不长眼的学校录取。所以，俞敏洪的所有收入全部用来申请，都还不够。

无奈之下，俞敏洪开始利用北大教师身份，在校外兼职，做英语培训赚钱。

俞敏洪已经在北大教了3年书，摸索出自己的一套以幽默、励志为特色的教学方法，深受学生欢迎。他当培训老师以后，很快生源就滚滚而来，俞敏洪的腰包迅速鼓起来。

不过，春风得意的俞敏洪没有注意到，他的行为在学校已经引起了众怒。

当时，北大校内有英语系官办的培训机构，凭着北大的牌子，收入颇丰，从领导到普通教师，都能雨露均沾，得些好处。而俞敏洪是在非官方的培训机构上课，与系里形成了直接竞争关系。俞敏洪的生意火爆，系里的收入就急剧下降，连带大家的奖金都少了。

1990年的一个秋日，王强到俞敏洪家喝酒。俞敏洪在熬鱼，小小的单间里烟雾弥漫，王强去开窗透气，就听到北大的高音喇叭在播放一则关于俞敏洪的处分通知。背上这么一个处分，俞敏洪以后分房子和升职加薪，都要受到牵连。

就这样，俞敏洪在学校待不下去了。年底，他递交辞职信，离开了整整待了10年的北大。

俞敏洪有勇气走出北大，也是自信凭着外语培训就能赚大钱。但是一出来，就遇到三个拦路虎：注册机构、找校舍、招生。

最初的招生，是在校园的布告栏和街上的电线杆张贴广告，以“原北大英语老师俞敏洪”作为招牌。

这个名头倒挺好使，很快就有人来报名了。不过，来的人一看报名处的简陋架势，再看报名表上全是空白，疑心是骗子，大多扭头就走。后来俞敏洪心生一计，把空白的报名表填上一堆假名字，制造火热报名的假象，才招揽了一些生意。

但几天下来，俞敏洪知道，这样毕竟只是小打小闹，赚个糊口钱而已，要想生意红火，还得想别的法子。

俞敏洪思来想去，决定搞免费讲座。

1991年的初春，天寒地冻，俞敏洪揣着二锅头，拎着浆糊桶，在夜色的掩盖下，往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都贴了广告。他心想，应该至少能有40人过来吧？

到了讲座那一天，乌泱泱的人潮把俞敏洪吓了一大跳。现场起码来了四五百人。俞敏洪当机立断，把讲座地点临时移到操场，就在黑暗之中，冒着寒风，扯着嗓子讲了两个小时。

这一下，报名的人数立马剧增。俞敏洪找到了最好的营销之路，从此免费讲座一发不可收拾，连做了很多年。

但是，俞敏洪一个人要招生、要教学，要与社会方方面面打交道，忙得身心俱疲。班级扩展后，他不得不招很多新老师来授课，于是又要管理和培训老师。有时候实在太累了，他就在上课时用放录音的方式来讲课，自己坐在录音机后头休息。

到了1993年，俞敏洪的培训班已经成为北京最火的出国考试培训班，年收学生一万多人。

1993年11月16日，属于俞敏洪个人的全新培训机构正式成立，它的名字日后将响彻中华大地：新东方！

新东方高歌猛进，到1995年，已经做到营收千万的规模。

这时，俞敏洪全班50个同学，49个已经出国留学，他成了唯一一个没能出去的。

俞敏洪有了一个想法：他要到美国转一圈，让自己的同学看看，被你们瞧不起的俞敏洪，今天也混出了名堂。同时，他还憧憬着，如果能够有一批志同道合的北大精英一起做新东方，那该是多么美妙的事啊！

1995年11月，俞敏洪安排好新东方的业务，换了一堆美元，踏上了去北美的装X之路。

俞敏洪第一站先去了加拿大温哥华，看望他崇拜的徐小平老师。

徐小平出国后刷了几年盘子，读了个音乐硕士，结果出来找不到工作，一事无成。1993年曾经回国，想搞一个唱片公司，结果很快失败，又灰溜溜地跑回加拿大。俞敏洪去的时候，他正处于失业状态。

俞敏洪在温哥华整整待了10天，大部分时间和徐小平在一起喝酒聊天。徐小平给俞敏洪朗诵自己作的诗，唱自己写的歌；俞敏洪给徐小平讲自己搞新东方的经历。

俞敏洪为徐小平的才华与理想感动，他心想，新东方就是需要这样的人。而徐小平则看到俞敏洪掏出的大把美元，眼睛都绿了。

第10天，徐小平请俞敏洪上餐馆吃饭。到了地方，他开着车转了一圈又一圈，就是不进去。

俞敏洪问：不是有那么多停车位吗？干嘛不停？

徐小平说：那些是收费的。我要找免费车位。

俞敏洪心酸地提出，徐老师不如回国吧，我们一起干。如果你要办唱片公司，我出30万。

徐小平接受了这位从前“烧火童子”的好意，答应回国。

俞敏洪又去找王强。寒冬时节，俞敏洪从波士顿冒着鹅毛大雪，凭着一张地图，一路开车直达王强在美国新泽西的家中。

俞敏洪找到王强时，他已经是年薪7万美元的贝尔工程师。当然，俞敏洪也没有想过要拉王强入伙。那可是俞敏洪一直顶礼膜拜的王强啊！拉他入伙？俞敏洪最疯狂的梦里都不敢这么想。

王强把剩下的年假都留给了俞敏洪，他们也是一边喝酒一边聊天。俞敏洪讲了这些年的经历，并告诉王强，徐小平准备回去了。

王强并没想着新东方和自己能有什么关系。俞敏洪是什么底色，他一直很清楚，他不认为俞敏洪能做出什么让自己羡慕的事情。看到俞敏洪吹得眉飞色舞，王强就忍不住挖苦道：你坦率告诉我，这学校规模有多小？

不过，第二天的经历，让王强对俞敏洪产生了“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感觉。

当时，他俩一起逛普林斯顿校园，时不时有中国人模样的学生过来和俞敏洪打招呼，甚至他们到一个湘菜馆吃饭，服务员都过来恭恭敬敬地说“俞老师好”——那几年从中国来美国读名校的留学生，大多数都在新东方待过。

王强一边冷眼旁观，一边心里想，“俞敏洪现在是个人物啊。”

王强是特别希望确立自己的社会地位的人。俞敏洪在学生中的地位，让他看到了自己一直想要追求的东西。但是让他回去跟俞敏洪干，心里又觉得非常别扭。毕竟，俞敏洪是自己一直俯视的人。

徐小平回到北京，从此开始了他的奇幻人生。

俞敏洪和徐小平的联合授课堪比黄金搭档。徐小平讲国外生活，激发学生的梦想；俞敏洪讲怎么才能出国，提供实现梦想的路径。两人珠联璧合，天衣无缝，学生们听得如痴如狂。

工作之余，俩人隔三岔五就一起喝酒聊天，喝高兴了就给王强打电话。王强问，你们在干嘛呢？俞敏洪答：我们在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呢。

王强说，你们怎么总是这么快活？

俞敏洪大笑说：因为我们在自己干自己的事情啊！

几次以后，俞敏洪顺理成章地邀请王强回来。王强问，我回来能干什么呢？

俞敏洪说，目前听、说和口语这块没人管，你来了以后我们可以从零做起。

1996年10月，俞敏洪和徐小平开着帕萨特，拿着鲜花，从首都国际机场接回了王强。

一上车，王强就说：老俞我问你一个问题，现在我还没做出任何东西，我说有一天我要超过你了，你还会像今天这样欢迎我回来吗？

俞敏洪说：当然，请你们回来就是让你们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的。

王强吃下了定心丸。

只是谁都没有想到，未来他们会一起做出那么大的事业，又互相把对方伤得那么深。

从1996年一直到2000，新东方超速发展，三人被称为“三驾马车”，亲密无间，常常一起喝酒，聊天到凌晨两三点。

那或许是他们生命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当新世纪的曙光来临时，新东方正陷入成立以来最大的困局。这个困局并非存在于外部，而是存在于俞敏洪、徐小平、王强三人的内心。

新东方的业务发展蒸蒸日上，但是，三人再也找不到原来的感觉。

事情的起因是新业务的拓展。按照原来的格局，三人各管一摊，并无矛盾。但是，随着很多新的业务机会摆在新东方面前，这些香喷喷的蛋糕，应该由谁来吃，就成了一个最大的问题。

例如，电脑培训业务蓬勃发展，所有人都认为应该搞，但是谁来负责？新东方的图书出版业务也势在必行，又该由谁来领衔？

刚开始，大家还能接受主导者占项目股份60%，其他人分另外40%的方案，王强管了电脑培训，俞敏洪管了图书出版。但是，随着类似的项目越来越多，事情就全乱了套，相互之间的矛盾剧增。

在朋友介绍下，俞敏洪请来了和君咨询的创始人王明夫。王明夫提出，你们为何不上市？

一语惊醒梦中人。俞敏洪等人一合计，要解决这些矛盾，上市是最好的办法。于是一致同意上市。

上市就需要先建立公司结构以及现代管理制度。这就涉及到三个关键问题：谁应该占多少股，谁该居什么位，家族成员如何处理。

当时，由于俞敏洪无法阻止李八妹的影响，他的姐夫，以及杨桂青的姐姐姐夫等人也在新东方担任要职。

王强和徐小平一直都把家族和事业分得很清楚，没有一个亲戚在新东方，就连王强的弟弟找不到工作，王强也坚决不许他来新东方。但越是这样，他们眼里就越是容不得沙子，要求必须清理家族成员。

后来，俞敏洪的姐夫不想让俞敏洪太为难，主动要求退出。俞家人一退出，其他合伙人的家庭成员自然就跟着退出了。于是就剩下分金银和排座次的事。

最后决定，新东方折算为一亿股，俞敏洪个人拿45%，另外代持10%，留给后来人。徐小平和王强各占10%，其他8个股东占0.5%、2%、3%不等。

股份制以后，氛围马上不一样。本来，当时公司只有俞敏洪一个人有车，就是为了迎接徐小平而买的帕萨特。其他人都是骑自行车上班的。但是股份制会议后，第一个会议就是讨论，11个董事会成员，应该每人配一辆车，于是统一买了10辆桑塔纳。

但接着又出了问题。

按照以前的分配原则，各人管的一摊是属于个人赚的钱，交完费用之后，自己拎回去。现在如果要上市，必须得靠利润，就要全部留在公司。于是一下子，除了俞敏洪以外，所有人心里就不踏实。

当时新东方学校的法人还是俞敏洪，由于政策限制，新成立的股份公司没办法把学校装进去，等于是个空壳。大家觉得俞敏洪把所有权力收回去了，自己分的只是一个空壳，就组成了小股东联盟，和俞敏洪斗争。

但是斗来斗去，每个人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俞敏洪也不知道该给大家什么。

一群人只能又吵得天翻地覆。一会儿徐小平被赶出董事会，一会俞敏洪又被剥夺董事长和总裁的位置，不许参加总裁办公会和校长办公会。

至此，兄弟之间，都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从前的亲密无间，早已烟消云散。虽然他们还会一起喝酒说笑，一起做演讲并在台上互相调侃，显得感情非常好，但每个人都知道，他们再也回不到过去。

哪怕是最善良的人、最伟大的理想、最纯真的友谊，在利益面前，都是如此脆弱，如此丑陋不堪。这不能不说是人性的悲哀。

2004年底，美国老虎基金作为外部投资者，向新东方注资3000万美元，占10%股份。也就是说，新东方估值3亿美元。老虎基金并宣称，如果其他人愿意出售股份，其都愿意以这个价格收购。

此举一下子解决了所有矛盾。因为大家都看到，自己手里拿的股票，不再是空中楼阁，而是随时都可以变成钱。困扰了新东方数年之久的利益纷争，一举平息。

俞敏洪开始仔细研究上市的有关规则，但越是研究，他却越是不想上市了。因为上市后，他将面临着资本的压力，而不得不放弃很多理想主义的做法。此外，作为创始人和董事长，他和新东方是密切绑定的，所有人都可以套现离开，但他却将在很长时间内被锁死，无法退出。

但是，事情走到这一步，早就已经由不得他。不上市，老虎基金不同意，大家也不同意，他将面临众叛亲离的局面。公司内部的矛盾，也将永远无法解决。

哪怕俞敏洪内心再抵制，他也无法抗拒所有人的压力。何况他本来就是一个很难忤逆众意的人。

2006年9月7日，新东方终于登上了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成为第一支在美国上市的中国教育公司股票。俞敏洪、徐小平、王强一举成为亿万富翁。俞敏洪以16亿元的身价，被媒体称为“中国最富有的老师”。

当晚的庆祝宴会后，已经成为中国最有钱老师的俞敏洪，一个人悄悄来到哈德逊河边，默然静坐了两个小时。他的心中没有太多喜悦，只有无比的惶惑。

他认为，上市是新东方的里程碑，却是他个人苦难的开始。他想要办的是一家理想主义的教育机构，但从此以后，市场将要求新东方每年20%-30%的增长。他将从此苦苦挣扎于教育理念和增长理念的夹缝之中，不管有多痛苦，都退无可退。

徐小平和王强退出新东方后，成立了真格基金，在投资领域混得风声水起。

三人一起走来，最后只有俞敏洪一个人承担着所有，用俞敏洪的话说，“真正送命的只有我一个人”。

2013年，俞敏洪接受优米网创始人王利芬访谈时说：“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把新东方放掉，我恨不得从来没有做过新东方……”

王利芬问：“等于说你奋斗这么多年，其实得到了一个你自己并不想要的结果？”

俞敏洪：“对，就是这样的，百分之一百是这样的。”

俞敏洪的人生故事，似乎在上市的那一刻，就已经到此为止。

他的名气越来越大，但是，能让人记住的事情几乎都发生在2006年以前。近些年来，他给人留下印象的，只有浑水做空、《中国合伙人》上映、新东方年会神曲事件、“中国女性堕落”言论等寥寥几件，甚至连“新东方在线”登录港交所，都没能引起太多关注。

俞敏洪多次和人说过，最想做的，就是像弘一法师那样遁入空门，但是，他却根本就无法像李叔同那样斩断凡尘。

其实，俞敏洪想要过遵从本心的日子，随时可以，只要他舍得放下。只要他认识到，地球没了俞敏洪，会照样转动；新东方没了俞敏洪，照样能发展得很好。

即使退一步讲，就算他走以后，新东方逐渐没落，但那又和他有什么关系呢？

但是恐怕，俞敏洪很难这样想。他的性格早已注定，他就是要为别人而活，他的生命不能有自己。哪怕他把弘一大师的传记读一百遍，他依然看不破“放下”二字。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