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看来，英军在占领广州城北高地期间确有对妇女犯罪的事实，尽管“调戏”李喜一事在情节上还有使人生疑之处。

以上事实，使当时和现在的人们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英军的暴行激起了三元里等地民众的反抗。关于这个结论的意义，后面还将分析。

翻检中文历史文献，对整个事件的描绘，眉目不清，且各有说法，很难理出一个头绪来。其中比较典型的说法有：

一、广东按察使王庭兰在战后不久写给福建布政使曾望颜的信中称：1841年5月30日，英军从城北越秀山一带撤军，取道泥城回英舰，三元里等处一百零三乡民众数千人，中途设伏，歼敌百余名，斩兵目二人，围困英军。义律请广州知府余保纯弹压。余保纯私自出城解和，民众逐渐离散。

类似此种说法的还有《中西纪事》、《道光洋艘征抚记》等，但战果却有扩大，称斩英军将领伯麦、霞毕，歼英军200人至300人不等。

二、靖逆将军奕山对此曾上过三道奏折，说法完全不同。第一次奏称（6月13日）：他曾命城西北、东北各乡团勇首领，分路搜捕，结果“杀死汉奸及黑白夷匪二百余名，内夷目二名”，并称南岸义勇斩英军头目一名，可能是伯麦。第二次奏称（6月22日）：5月30日，英军在城北唐夏乡（三元里西北）焚掠，义勇与之相战，斩英军先锋霞毕及兵弁10余人。第三次奏称（8月6日）：5月28日，大雨冲没在城北抢掠的汉奸和英军官兵100余人；三元里等村义勇砍毙英军先锋霞毕及兵弁10余人（该奏未称具体时间，联系前奏，当为5月30日）。奕山的奏折，将三元里抗英事件说成是团练、义勇所为，而战果也缩至10余人。

三、当时担任水勇头目的林福祥，于1843年写道：1841年5月30日，英军经由三元里往牛栏冈方向抢劫，由于林福祥事先与各乡约定联防，三元里等80余乡数万民众将英军包围，歼敌200余人，后由余保纯解围，英军方得出围回归。林福祥将作战目的说成是反抗劫掠，同意这种反劫掠说的，还有《广东军务记》等资料。

四、时在两广总督祁×幕府的梁廷枬于道光末年出版的《夷氛闻记》中称：由于英军的暴行，当地举人何玉成柬传各地，三元里等90余乡聚众数万人“率先齐出拒堵”。英军出战，民众佯退，诱至牛栏冈围歼，斩伯麦、毕霞。英军被围困而不得出，义律派人求救于余保纯，余保纯奉祁×命而进行劝解，民众始退去。

五、刊于1872年的《南海县志》称：1841年5月28日和29日，英军分扰三元里等处，民众愤甚，“歼而瘗之。”5月30日，英军大至，前来报复，民众十余万与之相战，斩其头领，歼敌数百人。5月31日，民众继续战斗，余保纯前往劝谕，民众离散。

此外，还有一些零星记载，或内容不够系统，或资料的形成时间太晚，不再详录。

从以上五种文献对照来看，有关此次抗英事件的时间、地点、原因、经过、战果均有区别，这是因为：一、文献的作者除林福祥外，均未亲历，王庭兰、奕山、梁廷枬均在被英军围困的广州，而《南海县志》的作者又据30年后的采访；二、此次抗英斗争的组织者们没有留下有关的文献。因此，仅凭这些记载，我们无法判断孰是孰非，区别其中的史实与传说。

让我们对照一下英方的记载。

英方的记载可谓是众口一词又以其陆军司令郭富的报告最为典型。

1841年6月3日，郭富从广州撤往香港的途中写下了给印度总督的报告，称：5月30日中午12点左右，他在城北越秀山四方炮台发现，许多非正规部队在其阵地之后三、四英里处的山脚下（似为白云山一带）集结列阵。他遂率军进攻。对方且战且退，随即又聚合反攻。由于大雨，英军的燧发枪无法射击，对方与之肉搏。郭富下令撤退，对方因作战不利亦后退。回到四方炮台后，他又发现有一个连的马德拉斯土著步兵未归，即派海军两个连携带不怕雨淋的雷击枪前往救援。救援英军发现该连被数千民众包围，开枪驱散民众，救回该连。5月31日清晨，郭富派人通知余保纯，若不停止此类行动，将中止先前达成的停战协定。至当日中午，民众聚集了1.2万至1.5万人，包围英方阵地。余保纯前往劝解，民众撤离。

若将中英文献参照互核，还是有相同之处的，其中又以梁廷枬的说法与英方记载最为接近。由此，我们似可以认定：一、三元里等处民众于5月30日首先集结，准备一战；二、三元里等处民众且战且退，诱敌深入，有既定的战术；三、英军在与民众的交战中遭受了损失；四、5月31日获胜的民众包围四方炮台；五、由于余保纯的劝解，民众方退。从此五点中，我们可以大体辨明三元里民众抗英事件的基本史实。

这里，还须说清两点：

其一，按照英方的记载，是民众方面的率先集结引起英军的进攻；而中方文献多称是英军的“撤退”、“抢劫”、“报复”而开战，未称民众方面的率先行动。这是为什么呢？

我以为，这一疑点不难解释。

1841年5月28日，即奕山与义律达成停战协定的次日，奕山发布告示：

现在兵息民安，恐尔官兵、乡勇、水勇人等未能周知，合再明白晓谕……尔等各在营卡安静住守，勿得妄生事端，捉拿汉奸。如遇各国夷商上岸……亦不得妄行拘拿。倘敢故违军令，妄拿邀功……查出即按军法治罪”。

根据这一告示，任何有组织的主动的军事行动，非但无功，而且有罪。三元里抗英斗争有许多乡勇和水勇参战，组织者自然不敢明言系其主动。就是叙事最详的《夷氛闻记》，对此也是含混其词“率先齐出拒堵”，用“拒堵”一词来表明没有主动进攻的意图。

其二，关于此战的战果。这里面又包括两项，首先是斩获英军的军官，其次是歼灭敌军的数目。

有关三元里抗英斗争的中方文献，大多宣称斩伯麦、霞毕等英军主将。此非事实。

查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于1841年3月31日去印度请兵，6月17日返回，此时他不在广州，自然不会有被击毙之事。中方文献最早提到斩伯麦，为奕山6月13日之奏折。该奏折称，系附城左近的南岸（似在城西）由义勇所为，非为三元里交战之时；又称义勇们将伯麦首级藏于密室，“夷人愿出洋银万元购求其尸”，很有一点待价而沽的味道。据奕山战前开出的赏格，伯麦的身价为洋银5万元另奏赏五品翎顶，这么高的赏格就使人怀疑此系冒领之事。实际上，奕山等人完全明白，被斩者绝非伯麦，但为了掩饰其败迹，取悦于道光帝，故意在此事上反复做文章，以至后来传讹。

霞毕，在奕山奏折上的头衔是“先锋”，又在奕山赏格上的身价与伯麦相等。他很可能是指英前锋舰队指挥官、加略普号舰长荷伯特（Thomas Herbert）。自英军攻破虎门之后，轻型舰船驶入内河，组成前锋舰队，归其指挥。此职与奕山所称的“先锋”相似；而粤语中“霞毕”的发音，也与Herbert相近。当地民众根本不认识霞毕，却报称刀斩霞毕，也有冒领赏金之嫌。至于荷伯特本人，当时在省河的英舰上，未参加三元里之战，当无被击毙之事。战后又“功”封爵士。

三元里抗英之战中确有英军军官之死亡，其为英陆军少校、军需副监Beecher。据郭富的报告，他因中暑兼疲劳过度而倒在郭富的身边死去。Beecher一般译为比彻，齐思和先生译为毕秋，与霞毕毫无关系。但是，梁廷枬的《夷氛闻记》将霞毕写作毕霞（不知何故，恐手民误植），姚薇元先生又将Beecher作毕霞，此后各论著多从姚说。

根据郭富的报告，5月30日的三元里之战，英军共有5人死亡，23人受伤。又据麦华生的回忆录，在该战中，第26团有3名死亡，11人受伤，第37团有3名死亡，31人受伤，此数再加上毕秋（Beecher），共计7人死亡，42人受伤。宾汉的回忆录称，第37团有1人死亡，15人受伤。《中国丛报》1841年7月号上的一篇文章的说法，与宾汉相同。

看来，数字的分歧主要在第37团的伤亡。但是，若不计较这些分歧，我们可以认定，英军的死亡为5至7人，受伤为23人至42人。相对于我在前面已经介绍过的定海之战、虎门之战，以及我在后面将要介绍的诸次战斗，英军在此战中的伤亡是相当大的。

但是，中方文献却有歼敌10余人、100余人、200余人、300余人乃至748人诸种说法，其中又以200余人占为多数，且为时下的许多论著所引用。可是，这些说法全无可靠依据。

而在当时颇有消息来源的梁廷枬，可能对上述这些数字都有怀疑，干脆在其著作《夷氛闻记》中，不写具体歼敌人数。

从以上我们对三元里抗英斗争的史实的探讨中，已经可以看清，在许多时下盛行的宣传中，传说的成分究竟有多大。

即便按照英军的记录，毙伤敌28人至49人，仍是不小的战果，一支毫无训练的民军，已经取得了鸦片战争诸次战斗歼敌人数名列第4位的战绩。以手执冷兵器的民众，与近代化的敌军相抗，不但没有像清军那般逃跑，反予敌以杀伤，并乘势包围了敌军营地——越秀山四方炮台，已经是非常足以称道的了。若对此提出更高的要求，则是无视时代局限。

即便按照中方文献的记录，歼敌10余名至748名，也算不上是一项大的胜利。因为战争的轨迹并未因此而改向，英军此后仍肆虐于中华大地，清王朝最终仍归于失败。

因此，从军事学术的角度来观察，三元里抗英之战虽有意义，但其作用十分有限，其战果大小的分歧并无决定性的意义。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