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莫搞碎了，我要梗的。

（2）这个老几活梗地是个糊糖。⑧

用于人则为完整和亲密的意思。如：“俩个人梗得很。”⑨意思是说两个人的关系十分亲密，如同兄弟。正因为情谊深厚，所以这种关系当然是彻底的、毫无保留的。故而“梗朋友”不仅有亲密之意，亦有坦诚、不保留之意。

1.2 重信守义的江湖用语

武汉方言中，有一个江湖气十足且充满正能量的词语，叫“搭白算数”，意思是说话算话，说了就一定要兑现诺言，负责到底。丁运时认为，“搭白算数”这个词语要分开来解释。搭，就是搭话、搭讪；白，是“接过话题”“说话答应”之意。简单地讲，就是“说话算话”，表达“既然答应某事就一定要办到”的意思，体现出武汉人一言九鼎的性格。⑩例如：

（3）是开卖还是开业？期待罗康瑞搭白算数。（11）

（4）你放心，他这个人一向搭白算数的。

有一种城市性格叫“搭白算数”。2014年2月28日《长江日报》大爱之城发表的一篇文章，在介绍孙家信义兄弟的事迹时将“搭白算数”赋予武汉这座城市。文章写道：感动中国的信义兄弟，远不是武汉孤本。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这些年来，武汉的信义力量，以“搭白算数”的地域特质，传承并丰富着这座有3500年筑城史的大城的精神积淀——重信守义。其实，武汉人口中的“搭白算数”曾经是个江湖用语，即所谓“歪江湖正道理，搭个白，算个数”。过去江湖兄弟之间讲情谊，守信义，搭白要算数；今天的商业社会，诚信二字尤为可贵。因此，这个词语不仅未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被淘汰，反而赋予了更深层次的意义，成为当今武汉人最常用的词语之一。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搭白算数”中的“搭白”在清末的一些文学作品中常见。又作“答白”，动词，意思是说话、答话。例如：“黄绣球也不搭白，仍旧一跷一拐的走了开去。”（《黄绣球》第二回）“我问太太：‘无缘无故的，只管哭些什么？’她总不答白。”（《留东外史》第八十九章）时至今日，“答白（搭白）”依然是武汉人常用的口头用语。例如：

（5）明天白天双号车可以不可以走二桥和隧道啊？知道的答个白。

“答白”之间常插入量词“个”，如例（5），意谓“说句话”或者“回答一下”。武汉人生在江湖，长在江湖，对“合宜”的朋友讲义气，讲“味口”，恩怨分明。所谓“合宜”古已有之，原指合适、适宜。如：“礼制修，奢僭息，事合宜，则无凶咎。”（晋·袁宏《后汉纪·顺帝纪》）武汉人口中的“合宜”则是指比较合拍、谈得来、关系好。例如：

（6）他是我蛮合宜的一个朋友。

“味口”这个词也是武汉人常用的一个词，指形象、面子、信用。“讲味口”即讲面子、讲义气；也指兑现承诺。多与“面子”合用。例如：

（7）武汉人爱面子，也最讲味口。

1.3 反映江湖不良习气的词语

受码头文化的浸渍，武汉话中有不少反映江湖不良习气的词汇和用语。比如，用“撮白吊谎”来形容一个人撒谎成性。“做笼子”，类似于“托”，指合伙引人上当，骗取财物。“撞猴子”，是通过“做笼子”来骗取别人的钱财。“逼溜子”原是土匪帮伙之间火并的一个用语，“逼”是追的意思，“溜子”是指土匪，武汉话用来指追姑娘伢。本来谈恋爱是很美好的事情，但这个词来自于黑话，打上了黑色的烙印，一般也只有街头的混混才喜欢用。“闹眼子”本为赌场用语，指在赌场内围观，钻空子下注，有“出老千”的嫌疑，所以引申出欺骗之义。例如：

（8）放老实点，莫跟我闹眼子。

“韵泡子”原指抽鸦片的人，拨弄大烟泡，吸烟过瘾。也有人认为是指没钱的人在烟馆里闻别人吐出的烟过瘾。“韵泡子”的“韵”，有人认为应该是“熨”或“运”。“熨”，用药热敷之义。《史记·扁鹊传》：“案抗毒熨。”唐司马贞注毒熨，谓毒病之处，以药物熨贴也。“熨”“贴”常合用。有合适、恰当、妥帖、舒畅、平静等义。如：“熨贴愁眉展，勾股笑口开。”（范成大《范村雪后》）“熨泡子”对于抽大烟的人来说是使之平静、舒服的享受。“运”，《说文》释为：“迻徙”也。《玉篇》：“转也，动也。”如：“天下可运于掌。”（《孟子·梁惠王上》）又有转动、拨弄、玩弄之义。如：“侍坐于君子，君子欠伸，运笏，泽剑首，还履，问之蚤莫，虽请退可也。”（《礼记·少仪》）武汉方言中，“运”常与“神”合用，有想、思忖、揣测之义。例如：

（9）我运了半天，有运过神来。

“运”若与“泡子”合用，可理解为拨弄烟泡，享受其味，强调动作，似乎也有一定道理。而“韵”在《说文解字》中释为“和也”。《玉篇》：“声音和曰韵。”《文心雕龙》：“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本指和谐悦耳的声音，引申为风度、情趣、意蕴等义。在武汉方言中主要用作动词，有反复咀嚼、品味、享受之义。例如：

（10）吃完了以后，几个人都说，这种味韵一次就可以了。（《长江商报》2009年4月11日）

“韵”后面常接名词，组合为动宾结构，如韵味、韵栅子、韵泡子等。组合能力较强，应用也比较广泛。从其意义的发展和使用频率来看，“韵泡子”较之“熨泡子”“运泡子”显然更为合适。今天武汉话中的“韵泡子”多用来指咀嚼、品味，强调品尝、享受的过程。与动词“韵”的意义相近。例如：

（11）“韵泡子”吃拐了，几个姑娘差点住院。（《长江商报》2009年4月11日）

例（11）中的“韵泡子”是指品尝美食的意思，“拐”是“坏”的意思。“韵”和“泡子”之间还可加数量成分。例如：

（12）昨天，家住东西湖的李小姐就跟几个朋友克一家高级西餐厅，韵了一回泡子，结果泡子有韵好，还把几个人都搞熄了火。（《长江商报》2009年4月11日）

江湖人好赌，老武汉人对麻将牌也情有独钟。如今武汉仍然有这个习俗，逢年过节，亲朋好友聚在一起通宵玩麻将牌。麻将桌上的术语也在武汉方言中完整地留存下来。麻将有庄家与下家之分。庄家出牌，下家跟叫“抬庄”，这个词又引申出“捧场”之义。例如：

（13）朋友，抬哈庄吵！

打麻将又分“吃、碰、杠、听、和”五个阶段。“听”牌指准备和牌，武汉人喜欢说“听了头”，意思是和了好牌。后来引申为赞美之辞。例如：

（14）艺术大戏“听了头”。（荆楚网2007年11月7日）

“抽跳板”这个词非常鲜明地反映了武汉人的江湖劣根性。“抽跳板”也叫“抽跳”，有“过河拆桥”的意思。易中天认为，“抽跳”一般指两种情况：一是朋友搭好了跳板，因为讲义气，让你先上，当你上去后却把跳板抽走了，害得朋友上不来；二是你答应给朋友搭跳板，甚至已经搭了，但临到朋友准备上时，你却把跳板抽走，害得朋友希望落空，而且想补救也来不及。（12）“抽跳板”与讲义气、重情谊的江湖形象是完全对立的。

“码头是打出来的。”造就了武汉人爱“抖狠”的性格，动不动就充“老子”，“弯倒船扯皮”。“弯倒船扯皮”的意思是把船停着专心专意地扯皮，有故意找茬吵嘴打架的意思。现在的武汉人虽然不再依赖江湖码头，但这句口头语仍然挂在武汉人口中，意义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例如：

（15）王世益代表接受记者采访时，开门见山不谈成绩，而是自揭伤疤——告别慵懒散，先向本地特有的“弯船扯皮”现象开刀。（《湖北日报》2013年1月24日）

这里的“弯船扯皮”是“弯倒船扯皮”的简称，指互相推诿、为政不作为的现象。“你是吃了扁担横了肠子。”“不识‘黑’是吧？”“搞烦了老子下你胯子滴！”在武汉方言中，这样的“黑话”不胜枚举，充分体现了码头文化的特质。码头文化不仅对武汉人性格的形成有着极大的影响，而且也给武汉方言口语留下了抹不去的“江湖”气息。

二、移民文化给武汉方言带来了开放与融合的文化意蕴

汉口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清人范锴在《汉口丛谈》中说：“汉口街道宽平，尽铺盘石，五方杂处，客旅居多。词云：‘石填街道土填坡，八马头临一带河，瓦屋竹楼千万户，本乡人少异乡多’。”（13）叶调元《汉口竹枝词》也记载：“茶庵直上通桥口，后市前街屋似鳞。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贸一分民。”（14）这个城市里，曾经的移民聚落星罗棋布，徽州人（新安街）、下江人（花楼街）、江西人（万寿宫）、广东人、福建人、湖南人（永宁巷）、山西人（西关帝庙）、四川人等辐辏于斯，贸迁有无，定居生活，生聚繁衍。还有省内各州县的商民，如黄陂人、孝感人、天门人、黄州人、咸宁人等等。移民大多集中居住于一地，聚族而居，形成一个个带有鲜明地域色彩的移民社区，新安街、西关帝庙、宝庆码头、黄陂街、天门墩、鄂城墩、王家墩、贺家墩……这些带有地域性与宗族性的地名就是当年移民社区的孑遗。（15）远在鸦片战争前，外地来汉的商人和工匠，常以乡谊为纽带，建立各种会馆公所。据《夏口县志·商业志》记载，1840年以前，汉口商业会馆、公所38个，其中本地商人所建2个，以行业划分未标明地域的8个，其余皆为外地商人组建。（16）移民和人口流动对汉口文化娱乐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明清以降，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移民将各自的原型文化带入汉口，使汉口文化由单一的地域文化逐渐演化为一种多元的城市文化。各地商人通过自己的商业组织将本地文化传统、生活方式以及一些当地文化娱乐形式（如地方戏曲等）带入汉口城市。（17）不同区域的文化在同一个城市相互接触、碰撞、交融，进而形成了开放和融合的文化氛围，武汉方言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形成、发展和成长。

2.1 源于戏曲艺术的词语

老汉口是一个水码头，在今统一街土荡巷附近，故称为“土荡”（今武汉人还将积水的洼地或土坑称为“荡子”）。黄孝来的手工业者、码头工人以及小商贩多聚居于此，产生了楚剧的一个相对稳定的观众群体。由于黄孝一带居民在汉口占有很大比重，因此，汉口不仅在语言系统、风俗习惯上，而且一些主要艺术样式也受到以黄孝移民为主体的市民审美趣味的影响。近代的汉口，在街头巷尾之中，瓦肆勾栏之间，设场买唱地方小戏，摆摊围圈耍弄民间武术杂技十分活跃，构成一幅低吟浅唱、百态纷呈的繁华而杂乱的市井文化画卷。（18）从1912年到1920年的8年间，汉口出现了各类新式戏院和舞台15座，后来成为汉口娱乐业象征的汉口民众乐园（当时叫“新市场”）也在1919年建立。大众文化娱乐业的迅速发展，把人们的消闲生活吸引到大街上：酒吧、茶馆、游艺场、夜总会、公园、戏院、赌场等。（19）娱乐业的迅猛发展，使得一些地方戏曲迅速占领汉口市场。如晚明由山陕和安徽商人带来的地方戏秦腔和二黄，在汉口经过融合改造，形成新的皮黄腔剧种。（20）又如，楚剧在清道光年间流入汉口，与黄孝地区的农民、手工业者流入汉口做工经商有着密切的关系。（21）《汉口竹枝词》中记载了道光年间汉口“花鼓戏”（楚剧）的演出情形：

俗人偏自爱风情，浪语油腔最喜听；

土荡约看花鼓戏，开场总在两三曼。（22）

戏曲文娱的发展，在方言中留下了许多相关的词汇和用语。如“板眼”原指传统音乐和传统戏曲唱腔的节拍。以鼓板敲击按拍称“板”；以鼓签或手指按拍称“眼”，合称“板眼”。明王骥德《曲律·论板眼》：“古拍板无谱，唐明皇命黄幡绰始造为之。牛僧孺目拍板为‘乐句’，言以句乐也。盖凡曲，句有长短，字有多寡，调有紧慢，一视板以为节制，故谓之‘板’、‘眼’。……词隐于板眼，一以反古为事。其言谓：清唱则板之长、短，任意按之，试以鼓板夹定，则锱铢可辨。”又谓“南曲取按拍板，板眼紧慢有数，衬字太多，抢带不及，则调中正字，反不分明。”近代汉语中“板眼”常见合用。例如：吴江诸传如老教师登场，板眼场步，略无破绽，然不能使人喝彩。（《曲律》卷第四）又衍生出心意、规矩等义。例如：“这西门庆听了，见粉头所事，合着他的板眼，亦发欢喜。”（《绣像金瓶梅词话》第六十八回）武汉话中的“板眼”语义非常丰富，可随着语境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意义。例如：

（16）你搞么板眼煞，这半天还不出来？

（17）小王还蛮有板眼呢，分分钟就摆平了。

例（16）是“名堂”的意思，例（17）是能力、本事之义。“板跟”常与单音节形容词结合为三音节结构。如“尖板眼”意谓奇巧、新鲜、难得一见的事物。“尖”在《广韵》中释为“锐也”，在武汉话中是奸猾、吝啬之意。例如：“这个人又尖又屁。”“屁”也是吝啬、小气的意思，与“尖”意义相近。“尖”和“板眼”结合有稀奇、古怪的意思。也泛指一些与众不同、新鲜的事物。例如：

（18）13岁少年捧走“尖板眼”大奖，折蜘蛛惟妙惟肖。（长江网2015年7月20日）

（19）过了一哈，上了些“尖板眼”，莫斯法国鹅肝额，莫斯蘑菇汤额。（《长江商报》2009年4月11日）

类似的组合还有“歪板眼、邪板眼、鬼板眼”等，活泼跳动，可褒可贬，非常有意思。“瘫腔”也是一个非常形象的词语。“瘫”本指肌体不能够随意运动；“瘫腔”指不能自如的说话，有不受控制的意思。武汉人把戏剧演员演出时失音或走腔变调称作“瘫腔”。今天的“瘫腔”则多用来指遇事畏缩，有胆小、无能、窝囊等义。例如：

（20）关键时候，他总是瘫了腔。

“韵栅子”源于旧时“看栅子戏”，指趁戏院打开栅子门准备散场的时候，摸进去蹭戏。“韵”和“栅子”之间可以加辅助成分，这个时候往往指做些不符合身份的事，含贬义。例如：

（21）我看你是叫花子胸前挂钥匙——穷开心吧，吃得快活不过？还韵起那个栅子来了。

对于那个时代的人们来说，看戏、听书就是最大的享受，而这个“韵”，非常形象地将那种品腔韵调的情形生动地展现在我们眼前。武汉话中的“韵味”本指欣赏戏曲，是一个动宾结构。后来“韵”和“味”之间常插入辅助成分，语义得到扩展。例如：

（22）你都多大年纪了，还韵那个味！

这句话的意思是到了哪个年纪做哪个年纪的事，不能出格。其义与“韵栅子”意思相近。俗语“一末带十杂，烧火带引伢”中的“一末带十杂”，原指戏剧的行当，即指：一末、二净、三生、四旦、五丑、六外、七小、八贴、九夫、十杂。后转指戏剧演员底子硬，功夫好，上述十种行当都能演。汉剧的流行使得这句话的语义得以扩展，今常用来指身兼多职或同时做多件事。例如：

（23）一末带十杂，烧火带引伢，都是王太婆一个人搞下地。

（24）我的儿子也不错呀，在单位里也是一末带十杂，烧火带引伢。他随么事都拿得起，又肯做，又跳赞，领导蛮喜欢他。（23）

例（23）是指王太婆又做家务又带孩子，勤劳肯干的意思。例（24）中则用于形容儿子聪明能干，脑袋灵光，有本事，而且不怕吃苦受累，带有褒奖的意思。

2.2 兼收并蓄的“汉味”饮食词语

来往频繁的商贸活动和四通八达的地理环境，使汉口有机会接触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其中饮食文化最能体现武汉人兼收并蓄、包容天下的气度。武汉人的饮食并不像川菜、粤菜、浙菜等形成了鲜明的特点，它酸甜均可，麻辣兼收，可以清淡，也可以厚重，灵活变通，根据口味需要而变化。看似没有特点，实则会东西之宗旨，合南北之神韵，故武汉人有口福，不出武汉，即可以吃遍天下之美食。叶调元《汉口竹枝词》中对早期汉口人的饮食有大量生动的描述。比如：“麻雀头酥鹅颈软，豆黄饼脆藕圆甜。”“芝麻馓子叫凄凉，巷口鸣锣卖小糖。水饺汤圆猪血担，夜深还有满街梆。”“街头炒栗一灯明，柑拙烟消火焰生。八个大钱称四两，未尝滋味早闻声。”“米酒归元消夜好，鳊鱼肥美菜薹香。归元酒色红，针粑酒色黑，味皆噪烈，土人以米酒参之。菜薹出江夏。”“名笺雅扇‘蓝田室’，烧腊羊羔‘玉露斋’。它如大通巷馓子、狗肉巷豆丝、祖师殿汤圆。”（24）从这些记载来看，当时的老汉口在饮食上种类繁多，既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具有地方风味的食品，也有汉口及周边地区的特色小吃。武汉人生活中非常重要的饮食词汇“过早”和“消夜”也出现在《汉口竹枝词》中：“三天过早异平常，一顿狼餐饭可忘。切面豆丝干线粉，鱼氽圆子滚鸡汤。”“菜蔬鱼肉总肩挑，食物殷繁快楚饕。过早过中兼两饭，留心还把夜来消。”（25）

从上面的诗句来看，至少到道光年间，汉口人就已经在“过早”了，只不过此时的“过早”特指过节期间的一种民俗习惯。“过早”比较讲究，以面条、豆丝、鸡汤之类为主。今天的“过早”意义范围明显扩大了，泛指吃早餐。湖北的不少地方都有“过早”的习惯，如鄂东一带将吃早饭称为“过早”，吃晚饭称之为“过夜”。武汉人只用“过早”，不用“过夜”，而将晚饭后的加餐称之为“消夜”。

武汉的早点，以其品种繁多，价廉物美为特色，有“不食武汉味，妄谈有美味”之妙称。《汉口竹枝词》中所记载的老汉口四大美食“摊豆丝、干线粉、鱼氽圆子、滚鸡汤”还在，今天的武汉小吃愈加丰富。作家池莉曾经在其作品《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里借王老太之口盘点过武汉的早点：老通城的豆皮，一品香的一品大包，蔡林记的热干面，谈炎记的水饺，田恒启的糊汤米粉，厚生里的什锦豆腐脑，老谦记的牛肉枯炒豆丝，民生食堂的小小汤圆，五芳斋的麻蓉汤圆，同兴里的油香，顺香居的重油烧梅，民众甜食的汰汁酒，福庆和的牛肉米粉等等。事实上，武汉的早点远不止这些，春卷、面窝、傲子、发糕、锅贴、凉面、油墩、汤包、酥饺、糍粑、苕面窝、糯米基、土豆粉、欢喜坨、米耙粑、鱼汁糊粉等小吃，均为武汉人所钟爱，其中不少是武汉人在吸收各地美食的基础之上形成的“汉味”小吃。比如四季美“汤包”，就是在苏式汤包传统做法的基础上不断改进形成的。这种汤包皮薄、汤多、馅嫩、味鲜，风味独特。又如老通城“豆皮”，也是在原黄陂乡土风味的基础上添加鲜肉、鲜蛋、鲜虾仁等馅料创制而成的，包皮金黄发亮，入口酥松嫩香，人称“豆皮大王”。

奇怪的是，武汉的早点虽然丰富，但武汉人“过早”却极其简单。一杯豆浆、一碗热干面，边走边吃，行色匆匆是武汉人“过早”的常态。“过早”是一个动宾结构。《说文》释“过”为“度”，其字从辵，有走过、经过之义，强调吃过，至于吃得好与不好并不重要，比较随意。与之相对的“消夜”也是一个动宾结构，“消”《说文》释为“尽也”，段氏补充曰“将尽未尽也”，有消耗、损耗之义。“消夜”中的“消”时见作“宵”。“宵”字《说文》释为“夜也”，段注谓“宵别于夜，若浑言则宵即夜也”。后来二者合用为“宵夜”，又倒序为“夜宵”，前面多加动词“吃”。“吃夜宵”同样是一个动宾结构，只不过动词是“吃”，而这里的“宵夜（夜宵）”是一个同义连用的名词，与前面的“消夜”从词性上和语义上都有所不同。从词性上来说，一个做动词，一个做名词；从语义上来说，“消夜”强调的是吃的过程和结果（消耗、减少、尽），而“宵夜”则是指夜里吃的食物或点心。但武汉话中“消”“宵”混用，界限不明。例如：

（25）走，宵（消）夜克唦！

（26）走，克吃消（宵）夜小！

过早户部巷，宵夜吉庆街。“户部巷”小吃是“汉味”早点的代名词，此巷古往今来，因其独有的地理原因（紧靠码头），以其丰富的汉味小吃闻名天下。而“吉庆街是夜的日子，亮起的是长明灯。没有日出日落，是不醉不罢休的宴席”。（26）每当夜幕降临，吉庆街就蓦然亮了起来：冰镇酸梅汤、烧烤、大排档拉开了武汉人夜生活的序幕。“酸梅汤”古已有之。《红楼梦》第三十四回，贾宝玉挨打，“只嚷干渴，要吃酸梅汤”。“铜碗声声街里唤，一瓯冰水和梅汤”出自清郝懿行写的《都门竹枝词》。据传，满人入关后，“酸梅汤”一度风靡清宫，后来成为老北京传统的消暑饮料。民国徐凌霄在他的《旧都百话》里也写了旧时生意人叫卖酸梅汤的场景：“暑天之冰，以冰梅汤最为流行，大街小巷，干鲜果铺的门口，都可以看见‘冰镇梅汤’四字的木檐横额。有的黄底黑字，甚为工致，迎风招展，好似酒家的帘子一样，使过往的热人，望梅止渴，富于吸引力。”（27）这里的“梅汤”就是武汉人夏天最喜欢喝的“酸梅汤”。即便今天各类饮品层出不穷，“酸梅汤”依然为武汉人所钟爱。“大排档”是指路边摊，一般认为源自粤语，原称“大牌档”，从将固定摊位的大号牌照装裱悬挂而得名。实则“排档”在唐代即已产生，写作“排当”，意谓安排准备停当。南宋时开始指称宫中宴饮之礼。（28）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卷二载：“大抵内宴赏，初坐、再坐，插食盘架者，谓之‘排当’。”且其语义范畴扩展，只要是有条件的人家均可办之。“故筵席排当。凡事整齐。都下街市亦有之。常时人户每遇礼席。以钱倩之。皆可办也。”（幽兰居士《东京梦华录》卷四）明清以后，“排当”前加单音节形容词“小”，组合为三音节结构。如：“今日不过禁中小排当耳。”（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今天的武汉，“大排当（大排档）”随处可见，“虾子”“烧烤”和“干锅”是时下最流行的。走进吉庆街，天空中飘散着浓浓的烟火味和辣椒味。除了吃喝，这里还有独具特色的老艺人表演，拉二胡的，吹葫芦丝的，唱湖北大鼓的……随着时代的发展，西洋乐器也陆续来到了吉庆街，年青的艺人也走进了吉庆街。“吉庆街”俨然成了武汉人夜生活的代名词。

三、商业文化使得武汉方言充满趋利重义的商业气息

清人刘献庭曾在《广阳杂记》中记载：“汉口不特为楚省咽喉，而云贵、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河南、江西之货，皆于此焉转输……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然东海之滨，苏州而外，更有芜湖、扬州、江宁、杭州以分其势，西则唯汉口耳。”（29）不仅如此，汉口因商业发达而与朱仙镇、景德镇、佛山镇并称天下四大名镇。1840年到1850年前后，经过康乾盛世的积累，再加上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汉口已经成为中国中部最重要的商业市镇。（30）明清以降，各省来汉经商者形成了湖南帮、江浙帮、广东帮、山西帮、四川帮、江西帮、安徽帮等商号、店铺。“一镇商人各省通，各帮会馆竞豪雄。”（31）叶调元对当时汉口商业的兴盛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汉口开埠以后，形形色色的坐贾、行商、摊贩进入汉口，汉口工商业从业人数日益增多，显示了新兴商业城市的特点。大规模的商业生活给汉口市井文化蒙上了浓厚的商业色彩，并因此形成了独特的地域特色。

3.1 反映商业活动的词语

直至今天，武汉这座城市仍然以其商业气氛浓厚而著称，“汉正街”小商品市场是其显著的标志。汉正街自古就有“天下第一街”之美誉，至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17世纪初，汉正街不过几百米长，后来商业繁荣推动了市场与街道的拓展，形成了以汉正街为主街的汉口沿河商业区。浓厚的商业氛围给汉口的市井文化带来了浓重的商业色彩。武汉方言中的商业词语尤其多。如武汉人称面值很小的纸币为“刨花”，称蓝色的100元人民币为“蓝精灵”，称10元的人民币为“麻脑壳”。这些称呼往往都与钱币的图案或颜色直接相关，以其颜色特征来指称钞票，既形象又直观。武汉人卖东西的时候喜欢搞买一送一的活动，并美其名曰“搭头”。有的“搭头”是一种促销手段，纯粹是赠品，顾客当然乐得接受，但有的“搭头”则有着强制的味道。比如到超市买排骨，经常会碰到商家要求“买一搭一”，即上好的排骨要搭大骨头，这样的“搭头”是要和好的商品同价的，顾客不愿意，但也经常无可奈何。做小本买卖很不容易，有时一天都没生意，好不容易来了笔生意，武汉人叫“开了和”，意思是“开了张”，做了笔生意。做生意的人也常常用不正当的手段获利，如“玩条”是指搞假，短斤少两。做生意要随时掌握商品行情，根据行情调整经营策略。“调盘子”是生意人常用的一个词语，本义指商品行情，也泛指价钱。武汉话中的“调盘子”可指修改原定计划，也可指调整人事、政策、方法等，含有批评、教训之义。例如：

（27）我怕你是螺蛳骨有点跷痒，想要我调你的盘子是不是？（32）

3.2 充满逐利色彩的商业用语

老汉口是大码头，码头的功能就是“流通周转”。虽然后来成为新兴的工商业城市，但城市的发展主要以“中转贸易”为主要特征，缺乏深厚的文化根基。再加上汉口市场巨大，来自全国各地的商户众多，商品来源丰富，商业竞争激烈，使得讨价还价、货比三家成为风气，商业文化趋利重义，市井气息浓厚。小商贩多目光短浅，小富即安，没有太多的进取心或垄断欲，虽然头脑灵活，善于抓住机遇，但也失之敏于投机而昧于大势，难以出现像晋商、徽商那样的大商业、大商人。（33）也正因为如此，武汉方言中反映商业投机活动的用语不少，例如“挖地脑壳、撮短水、撮虾子、起篓子”等等。“挖地脑壳”中的“挖”本为掘义。湘西话中有“挖脑壳”，鄂东方言里有“挖栗壳”，意思都是敲打脑袋。动词和宾语之间可以加上辅助成分。例如：

（28）混帐东西，再讲，挖你一烟袋脑壳。

（29）恩再不听话我挖恩一栗壳呢。

以此推之，“挖地脑壳”本应指敲打土地、挖掘土地的意思。武汉方言中的“挖地脑壳”很形象，指的是那些在马路边、菜市场门口等热闹地方，用报纸、白布或塑料布摊在地上，摆放小商品进行买卖的行为。也就是所谓的“摆地摊”。“摆地摊”既要看着商品，又要进行买卖，脑壳常常是低着的，故以此得名。靠摆地摊当然赚不了大钱，常常还会碰到城管来驱赶，长久不了，只能是赚一点算一点。例如：

（30）单位都垮了，我早都买断了。像我们这样的码子，找工作蛮难，晚上三不之弄点旧书、旧杂志拿出去挖地脑壳，混包把烟钱。

（31）天桥两边十几个挖地脑壳的人，三下五除二地搂起东西就跑。

“摄短水”原指那种“得了一点好处就跑的人”。例如：

（32）在打麻将圈子里，哪个要是被人称作“撮短水”，大家就会嗤之以鼻。

“撮短水”常与“挖地脑壳”合用，有积少成多的意思。“撮”本义是指用手指抓取粒状物。“短水”是指少的分量。“撮短水”就是用手指抓物，每次抓到的分量都很少。武汉人常用这个词来形容那些没有稳定收入、靠打零工或摆地摊来获取收入的行为。例如：

（33）兄弟哟，造孽，冒得路子，只有在这里撮短水讨饭。

“撮短水”是一个动宾结构的短语，动词“撮”与宾语之间可以加辅助成分。例如：

（34）我今天下午看到大盘回升，涨停板追进了一点尖峰集团，算是撮把短水吧。（《武汉商报》2013年3月20日）

例（34）中的“撮”和“短水”之间加了个量词“把”字，“撮把短水”相当于赚了一笔。和“撮短水”类似的有“撮虾子”。“鱼是捉的，虾是撮的。”“撮（戳）虾子”既可指“吃虾子”，例如：

（35）武汉人每天撮虾子5万斤，湖北吃货排名全国第八。

也可指到水里捉虾子（抓虾）。和捉鱼相比，撮一堆虾可能比不上捉一条鱼来得实惠。所以又用捉鱼来比喻赚大钱，撮虾比喻赚小钱。其意义后来得以延伸，指捞外快。捞外快的形式一般也是以打零工或摆地摊为主，与“撮短水”相似。武汉人用“撮（戳）虾子”来指捞外快，体现了“靠水吃水”的城市特征。同时，武汉又是一个商业气息非常浓厚的城市，“撮短水”“撮虾子”的现象非常普遍，这是武汉人“生财有道”的生存方式。武汉人相信，凭借自己的努力，钱财也是可以“滴水成河，积少成多”的。例如：

（36）晚上是“撮虾子”的标准时间，文一点的做家教，武一点的在巷子里烤羊肉串，连六七十岁的爹爹婆婆都有“撮虾子”的门道，那就是翻小区的垃圾桶，收集废品。（《西安晚报》2014年11月14日）

“撮短水”“撮虾子”毕竟赚的是小钱，而且来得慢，所以武汉人也常常梦想着来快钱、大钱，“起篓子”这个词非常鲜明地晾出了武汉人的心态。“起篓子”的“起”本指立起的意思。“篓子”指用竹篾、荆条、苇篾等编成的盛器，一般为圆桶形。武汉话里，“起篓子”往往是指赚大钱的意思，“起”和“篓子”之间可加辅助成分。例如：

（37）青年甲：伙计，你晓得那个怂货王军，这两天起了篓子，他在江汉路大连万达广场门口，一晚上烤羊肉串，就摸了两千多。

青年乙：哟嘿，还真看不出来咧，王军撵兔子，一晚上可以搞两千多，看不上眼的烤羊肉串，还是个蛮起篓子的事咧。（34）

例（37）中两位青年都用到了“起篓子”，前一句是一个动宾短语，动词后面加了助词“了”，“起”的语义指向“篓子”，意思是赚了钱；后一句在“起篓子”前面加了程度副词“蛮”，“起篓子”就相当于一个词，和副词结合，其语义共同指向后面的“事”，意思是蛮赚钱的事。可见，“起篓子”的用法是挺灵活的，可以根据语境的需要而变化。曾庆伟（2012）认为：“起篓子”是比喻某人在运气的眷顾下，没花多大气力，在较短时间内，能有与小投入不成比例的大收获。其来源可能与渔民打鱼有关。过去汉水河边渔民常用罾网打鱼，行话叫扳罾。罾网四角用绳系住，形状有点像打豆腐吊浆用的布袋子。打鱼人用三根树枝或竹篙支起一个三脚架，把罾网吊在三脚架上，打鱼时，把罾网隐匿在河水里，每隔一段时间，便把罾网提起。这时，起水的罾网里总会捞起几条自投罗网的鱼来，再不济也还有几尾虾。打鱼人在支架旁系着一个鱼篓，从罾网里捞起的鱼虾就放在鱼篓里。“起篓子”中所指的篓子，就是渔民装鱼的鱼篓。（35）老汉口是一个倚水城市，长江、汉水在这里交汇，又有数以千计的大大小小的湖泊，无论是码头的发展壮大，还是商业经济的兴起，水都是武汉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因此曾庆伟的看法不无道理。“起篓子”早期的意思应该是指渔民罾网捞鱼，后来随着商业的发展，其意义随之扩展，多用于指不用太费时间和力气就赚了大钱。又引申出运气好的意思。“十年困槽子，一朝起篓子”，武汉人长期致力于“挖地脑壳”“撮短水”，放不开手脚，一旦有了“起篓子”的好机会，当然不能放过。这句俗语非常形象地描绘了武汉人的商业心态。

通过上面的讨论，我们认为，自汉口建镇以来，商业成为武汉人赖以生存的主要从业方式，大规模的商业活动和商业文明给武汉方言蒙上了浓重的商业色彩；码头文化是汉口商业文明的早期形态，它留给武汉方言的是浓厚而强烈的江湖气息；而商业文化的大发展又是形成移民潮的关键，无论是早期的大码头时代，还是在后期的商业化格局当中，来自武汉周边乃至全国各地的移民都为这座城市的建设做出了贡献，见证了这座城市的成长。移民文化给武汉方言带来了开放与融合的文化意蕴。正是上述三种文化的相互促进和融合，塑造了武汉这座城市，促成了武汉人独特的性格特征，形成了武汉方言的特质。

附注

①詹伯慧《略论汉语方言与地域文化》，《学术研究》2015年第1期。

②李勇军《近代汉口商业文化研究（1861-1938），中南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不包括重复出现的情况。

③叶调元《汉口竹枝词》卷一《市廛》，徐明庭、马昌松校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④皮明庥、吴勇《汉口五百年——汉口丛谈新编》，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64页。转引自李勇军《近代汉口商业文化研究（1861-1938）》，中南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

⑤李勇军《近代汉口商业文化研究（1861-1938）》，中南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

⑥转引自王婷《武汉方言亲属称谓研究》，西南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⑦李子峰《海底》，江西教育出版社，2010年。《海底》被称之为洪帮的秘籍。

③易中天《读城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284页。

⑨李荣主编，朱建颂编纂《武汉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97页。

⑩丁运时《搭白算数》，《楚天都市报》副刊2007年11月28日。

（11）文中的用例未注明出处的或为网络语言，或为口头用语。下同。

（12）易中天《读城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284页。

（13）范锴《汉口丛谈》卷二，江浦等校释，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

（14）叶调元《汉口竹枝词》卷一《市廛》，徐明庭、马昌松校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

（15）周德钧《近代汉口码头文化的社会学解读》，《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年第4期。

（16）傅才武《近代化进程中的汉口文化娱乐业（1861-1949）——以汉口为主体的中国娱乐业近代化道路的历史考察》，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

（17）同上。

（18）涂文学《汉口近代文化生成机制探源》，《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3期。

（19）章开沅、罗福惠《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51页。转引自傅才武《近代化进程中的汉口文化娱乐业（1861-1949）——以汉口为主体的中国娱乐业近代化道路的历史考察》，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36页。

（20）转引自傅才武《近代化进程中的汉口文化娱乐业（1861-1949）——以汉口为主体的中国娱乐业近代化道路的历史考察》，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

（21）同上。

（22）叶调元《汉口竹枝词》卷五《杂记》，徐明庭、马昌松校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

（23）段茂国《一末带十杂，烧火带引伢》。新浪博客2013年2月13日。

（24）叶调元《汉口竹枝词》卷二《时令》，徐明庭、马昌松校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

（25）同上。

（26）池莉《生活秀》第九章，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

（27）梁实秋《酸梅汤与糖葫芦》，《人民日报》海外版2015年7月14日第5版。

（28）周然《武汉话的尖板眼》，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4页。

（29）刘献廷《广阳杂记》卷四，中华书局，1957年，第193页。

（30）周霞、杨薇《从叶调元〈汉口竹枝词〉看清中后期汉口市井文化》，《鄂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31）叶调元《汉口竹枝词》卷一《市廛》，徐明庭、马昌松校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

（32）摘自汉网，胡全志编撰《武汉方言100句》。

（33）邓双荣《明清时期的汉口——“纯”商业市镇》，《武汉商业服务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34）曾庆伟《起篓子》，新浪博客2012年12月7日。

（35）同上。

参考文献（略）

本文来源

《汉语学报》，2016年第4期 第59-70页。

作者简介

汪国胜，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中心教授

赵爱武，湖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语言学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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