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首专至今，万能青年旅店的作品始终在回溯和吸收摇滚乐的根源，对嬗变纷杂的社会现实和时代症候给予回应。新专在音乐上的兼收并蓄，词曲写作上的美学实验，分流了一拨听众，却也呈现出乐队在当下的艺术追求与心境

2020年冬至后的那天，万能青年旅店乐队（以下简称“万青”）第二张专辑《冀西南林路行》以付费数字专辑形式在网易云音乐上架，半天内即售出20万张。两周后销售额过千万。截至2021年3月1日，线上专辑已售出51万余张。豆瓣评分9.2。

与10年前首专发行时获得一致的好口碑相比，新专在音乐上的整体性、巨大的信息量、风格与器乐的多元、词的“曲径通幽”，引发了褒贬不一的反响，也给了听众更多反复欣赏和讨论的空间。

于万青而言，神话从来不曾存在。精心打磨的专辑既是能量的证明，亦是他们在艺术探索和书写现实上的双重沉淀。

10年里，社会更加光怪陆离，沟壑弥深。专注、恒定与并非源源不绝的才华，都面临着快消式生活方式、注意力经济的挑战。音乐社会学者王黔和音乐教育者、百老汇演奏家冯建鹏都指出，与技术相比，万青给我们带来的音乐价值，比风格、新的体验、形式内容更重要。“万青引发激烈反响是必然的。最可贵的是他们的态度特别真诚，始终清醒地看待现实和自己。”王黔说。

两个月后，我们再度踏访石家庄。新专引发的热议与喧嚣已遁入年节的时日余温里，沉在了酒杯中。刚刚宣告全市转为“低风险”的这座城市，显得清静而松弛。被疫情“圈”了几十天、各自安顿的本地乐手们，终于又凑在了一块。吉他、贝斯、鼓点、小号和提琴声，再次在三百多平的排练大厅里萦绕、荡开。

“其实我还没从上一轮的疲惫里走出来。”万青主创董亚千说。但他却是每天到棚里最准时的那个。

姬赓拿着小本子，计划着最近工作室的事务安排——给录音棚拍照做个像样的简介、新专的黑胶母带、首专CD再版（海外版）制作，每样都得操心。排演二专曲目，木吉他和电吉他之间的衔接转换磨合得还算顺利。还得打电话给外省的乐手们，“大家啥时候能凑齐，至少9个人的阵容得先排起来了。”董亚千说。

四五月的音乐节演出在望。虽然专场还没排上日程，但畅想总可以有。董亚千说：“再演专场，咱们在曲目编排上的空间就更大了。”

“体力吃得消吗？”

“没问题。但再过10年、20年可说不好。所以得学会怎么用力。”

我想起新专发行“倒计时”那夜，一众友人酣谈到早上三四点。董亚千没怎么喝，“最近累得不行。”半夜两点，他给合作的爵士小号演奏家文智涌发了新专消息。后者向他祝贺，他回复：“我还得继续练琴，到时候跟你继续学。后半辈子开心地玩音乐，一起玩。”

2020年12月21日午夜，石家庄麦忘馆酒吧，《冀西南林路行》上线前一刻，姬赓和一群朋友围在万青经纪人赵亮的电脑前，关注新专微博文案的最后修改

谜语

姬赓不太是会把创作思路广而告之的人。但在新专文案里，他给听众扔了个线头。

2013年，乐队出河北，往西北。火车钻入太行山腹，景色突然叠加变幻：“山脚的村庄还运行着古老仁慈的秩序，而对面山腰，炸药歌舞团的表演拉开大幕。”

六年之后的冬末，纪录片导演范俭与乐队一道，前往以采矿为支柱产业的河北井陉县——那段姬赓“眩晕记忆”的原发地。

“一听到那首《早》，我就浮现出当时坐在车里、行走在山间的感觉。天从深灰色到浮出鱼肚白。可能山路这头断壁残垣，那头却是茂密丛林，很神奇。有些采石的地方已经半废弃，旁边的水泥厂还在运作。”

直到到达那个深达百米的大坑，亲眼看到整个山在遭爆破、开采后的“体无完肤”，范俭所有的心理预设都被眼前的景象碾压。

再往井陉县城，房舍、街道、人，皆笼罩在晦暗混沌中。“白天也许太阳是亮的，但周遭的一切都是灰的。”范俭说，后来他们在河床附近的馆子吃饭，河床巨大而干涸，就像电影《大象席地而坐》海报上的画面。

“神话握手现代化”，荒原由此铺陈开悲怆的谜语。火车行山后的某个凌晨，半梦半醒间，“冀西南林路行”几个字忽然就从姬赓脑子里蹦出来，如符咒一般，再不曾消散。

等他写了《采石》，最初的歌名就叫《冀西南林路行》。两者有关系，但他感觉这首歌又不是它（“冀西南林路行”）。再到后来的《泥河》、《山雀》，都有关系，但同样不能完全充满它。那么，待《河北墨麒麟》的“起身独立向荒原”后，还有什么？

姬赓说，他一直在等。“最开始，就是得把《墨麒麟》里的‘轻身术、心电图’解决，它们不是简单的押韵游戏，是有内涵的。还得把文字的空白，和跟自己直接的关联表达出来。墨麒麟是21世纪想象的神话。后面的《郊眠寺》，应该和它是一体两面的。”

一拖，便是几百天。

“急也没用，总是不对。总觉得这歌还不到写动态的时候，始终在积累。”

2020年7月31日，《郊眠寺》写就。

几年下来的漫游解谜，最终以一场夹杂着神话、寓言与时代素描的书写完成：河、山、鸟、兽、人，既为笔下的口述主角，亦为被观照的对象。雷声、乌云、盗寇盗贼、演员王公等意象在不同的视角和时空里，前后呼应，草蛇灰线。看似书写更“宏大”的命题，实则和当下、你我，息息相关。

待全部歌词完成，姬赓回忆起来，有些如梦方醒：“直到我写到《郊眠寺》里‘西郊有密林，助君突重围’那句，才意识到，冀西南林路行此刻恐怕真的开始了，这个几年前突然涌现的名字原来是这个意思，一身冷汗。”

他把手里的茶杯放下，眼神凝重：“对我来说，《郊眠寺》是很重要的事。它收束整个唱片。前面写了那么多，最后还得回到你自己：你是谁？你要干什么？你究竟在怎样的一个时空里生活？”

除《郊眠寺》以外的单曲在2018年之前都已经在现场演唱过。有乐迷相信，万青花了很大功夫让专辑连贯、曲目形式统一且首要服务于专辑整体。但也有人觉得，《郊眠寺》有些像仓促完成的作品。

“这事儿不是这么理解。”姬赓有点激动。“不是有足够的时间，你就一定可以把作品写完。而是你得有体会。没有到这个时间，没有经历一些事情，那个内容就是不存在的。要等自己的体验和知觉延伸，逐渐与之前想象的样貌汇合，它才自动显现。”

乐迷士英说，他起初也像很多网友那样，恨不得逐字逐句去解码、破译新专，后来倒释然了。“你就算翻遍了字典，看透了他们的所有资料，哪怕你去安个摄像头在他们排练室里面，也没有办法去了解清楚吧。倒不如跳出字面，只是去感受便好。”

范俭的聆听体验没有那么“拧巴”难解。“比方说，‘崭新万物正上升幻灭如明星，我却乌云遮目’，这句一下就打到了像我太太这样的85、90后——那种时代在飞速跃进，看似日新月异，个体却有着无望和迷茫感。至于我？应该是类似‘时代喧哗造物忙’，这种直接表述对我的触动很大。”

还有人从“电子荒原”里联想到赛博朋克的“高科技、低生活”；有人从字里行间看到打工人、城市租客，一个个“努力劳作却被蚕食，但还期待微光”的普通人……

在王黔看来，正是姬赓的词奠定了这支乐队的调性。“他内心有很多要表述的东西，然后靠自己的语言把控能力，以一种后现代和抽象画的形式表达出来。里头不一定都是正确的，但是他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想象，就是那些我们生活里真切感受到却无法言说的东西。”

前排：作词、贝斯姬赓，作曲、吉他董亚千；后排：鼓手冯江，小号、长笛史立，吉他苏雷 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生长

这四五年来的见面，我已渐渐习惯不多问乐队出新专的时间表。似乎那成了个不切实际的“妄想”。但再耐心和包容的乐迷，也有架不住的时候。各种揣测、急切，乃至埋怨，在豆瓣等讨论里不时浮现。

“慢，是有点慢呵。”姬赓、董亚千、史立，一个个老实点头，“但绝对没闲着。”

董亚千说，他和姬赓在各自的创作上都比较“盲目自信”。“他写的时候不会跟我商量，一般都是写完了才给我看。我也不问。”

音乐动机的诞生，或早，或晚。等词出来，动机也会调整。“你得让这两个东西长一段时间。长好了，我们就开始动。”

生长的时间，通常以月为单位算起，长至数年。一切顺其自然。尘埃落定，再说到编曲、配器。

针对新专框架、配置的讨论，两年多前便已开始；正式编曲和录音，则是2020年年中启动。

是年夏秋之交见到董亚千，枣红T恤，黑白间花的裤子，布鞋后头拖拉着。因为连着几个月专心录音，他犯了严重的耳鸣。进山闭关（休养）两天才有所好转。“光是删除那些作废的录音片段，我就删了好几百个G。”董亚千说着，却不以为苦。

长达半年多的录制中，蛰伏在棚里的乐队时而死磕到筋疲力尽，复而柳暗花明。状态永远在这两者之间，像钟摆一样循环。

录管乐组的时候一度自我怀疑。“怎么都觉得不好，不整齐，要么音准有问题，要么录音方式不对，话筒不合适，没能形成群组该有的力度，有一段时间就挺懵的，是不是就不该弄这个东西了？就算问行家，可能每个人给的答案也不尽相同。就不断试。”史立说。

好在到最后乐队想要的都有了。回顾所来径，姬赓把身子往后一躺，摇头道：“靠，太难了。”

离原定的发片时间还有不到两个月，除了《早》和《墨麒麟》在9月中“送混（音）”，其他曲目的吉他、唱，好几首的贝斯和鼓，都还没完成。

软硬件都得抓紧。那时候，乐队所有人心知肚明，还要等一个大家伙——董亚千订的尼夫bcm10调音台。

“尼夫就是摇滚乐。1980-1990年代的那些摇滚乐全是这个台录的。”董亚千解释。“当然调音台也要跟得上时代的变化，数字化，集成电路。我订的那台是新机器、老技术，但它是全线唯一一台模拟电路了。”

乐队原有的Studer调音台也是好东西。不过两者各有侧重，尼夫相对更适合电吉他、贝斯、鼓和人声这些需要音量更饱和的乐器，Studer拿来录管弦乐这些原声乐器效果更佳。

“我唱片里的混响，那些有纵深感的声音是真实的，不是用软件、不是用效果器做出来的。”董亚千有点自得。

“可能摇滚乐最好的声音就是在七八十年代那时候。”这话听着有点绝对。但这支乐队的成员的确都偏爱相对淳厚、朴实的音质。

2020年12月11日夜里9点，独自在北京混音棚里“鏖战”的董亚千给姬赓打了个电话。

“（给平台）发（终版）了。不纠结了。”

那是10天后期的最后一夜。打电话前，董亚千最后一遍听整轨，边听边拍打音箱，对混音师时俊峰打趣：“好家伙，这听得每个细节都特清楚。有点……”

“有点没安全感了是吧？”对他知根知底的时俊峰回敬一个微笑。

等放到《郊眠寺》，亚千乐了。“听到这儿就让人放松了。你听，这声儿厚的，比好多古典音乐（的唱片）都好听。”

时俊峰说，董亚千有自己的主张，比如希望压缩少用一点，尽量留一些演奏的原始质感。“像这歌（《采石》中间间奏）的鼓声，我可能会想录得短促一点，听起来声音清晰，颗粒状、点状的东西强一点。他就想要延音长一点。后来我发现这一段确实是比较慢，你要是让它很短，听起来韵味就不够足。亚千对自己要的这些东西非常有把控，哪怕不‘完美’，但是有生命力的。”

2020年12月22日下午，坐在录音棚里的董亚千 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王国

2020年12月下旬，疫情严重的石家庄全城闭环管控。回想起发片临界点那种“箭在弦上”的时刻，乐队既为当下家乡的时势感慨，又有些庆幸唱片及时完成，没有拖延。

值得庆幸的不止于此。被起名为“郊眠寺”的乐队录音棚，也像是老天爷给他们的一件礼物。

2019年，原来位于石家庄棉二的排练厅面临拆迁，而那地方始终不具备录音的理想条件，乐队试过许久，终告失败。赶巧，好朋友给乐队介绍了河北电影制片厂原用于电影配音配乐的录音室。

双方谈得挺融洽。“定好这地儿的那天，亚千跟我说，乌莉，我们找了个巨牛的地儿！语气开心得像个小孩儿。”摩登天空副总裁乌莉雅素告诉我。

门口看门的大爷，暗红色的绒布帘和实木房门，夹杂着淡黄淡绿几何图案的水磨石地板，一切都像走在1980年代。待在棚里，不闻屋外，清晨亦如黄昏。姬赓将这棚取名“郊眠寺”，被人解读为：郊，远离喧闹的城中心；眠，告别灿烂的不夜城；寺，诵经修行之地，不沾入世杂事。倒不失贴切。

最宝藏的，自然是这“寺”中心三百多平的面积，层高达到8米的声场空间。房间够大，反射声音会离得很远，收到的全都是乐器该有的声音，没有其他干扰声。两侧墙面可动，开合即获干湿两种混响效果，给录音提供有层次的保障。难怪乐队有“被馅饼砸中”的狂喜。更奇的是，这地方离姬赓家直线距离不过500米。“错过”经年，还好来得正当时。

2020年开春，疫情受控后搬入，光开荒、捯饬就花了一俩月。拆开地板，整理电线——好的线可以把多余的杂波过滤掉。换掉的电容器，装了足足一玻璃瓶。

屋外是荒废的草坪。春夏时节，录音师小凯还种过瓜苗和小树，大家累了也会出来打打篮球。不过，这些连同往日骑摩托、把玩瓷器的爱好终究让位于日复一日的录音里。

“氛围、Bass Man，芬达（吉他），room center，远模式6-7米。音箱在中轴线，音箱后部距离鼓150cm……”录音师小凯常常拿着一摞纸，量量乐器、音箱话筒等各种器械间的距离，记下参数，像个测绘工程师。

董亚千，每天午后时分来棚里，规矩得如同打卡的上班族。要么监听各路素材，“敲打”队友；更多的时候，他静静一人，深陷在监听室正中的椅子里，脸上不时浮现出心满意足的微笑。那满屋的器械，纷繁的管路、轨道，缭绕耳际的音乐，构建出一个令他和乐队心驰神往、别无所求的王国。

▲ （由上至下） 录音棚休息室里的打卡机与背包；2021年2月23日，万青乐队在河北电影制片厂录音棚排练  ；录音棚的展板；休息室窗台上的威士忌花瓶

漫游

新专发行后，寄望这张像首专一样再生“金曲金句”、拥有“记忆点”“杀伤力”的听众生出了落差感。有人发出疑问，“这么平？华彩也少了。”

“新专就是个时间黑洞。”发片后的第二天，董亚千对我们说。“这张专辑的很多曲子其实是从一个动机里发展出去的。如果你从头听到尾的话，其实有相同的和声走向、相同的旋律，穿插在不同的歌里。也可以理解为它就是一首曲子。”

2020年12月初，我第一次在北京二环的混音棚里听完专辑，44分22秒的长度并不觉得漫长；再听，和朋友交流，对旋律更有直接感受的偏爱《山雀》，婉转仙雅，实则暗藏危机；也有人沉醉于《采石》浓郁的爵士风与实验感；《河北墨麒麟》则被公认为音乐性最丰富，工整而活跃，层层叠叠，不断升温，直到爆炸。

听到李增辉参与录音的《河北墨麒麟》后部，那种不似人间的嘶吼，好像喊出了创作者郁积的所有。说起这段，姬赓肩膀有点抽动。“隔着玻璃我看到他（李增辉）录了一遍又一遍，很动人，我的眼泪都控制不住。”

“精致。但少力量。”“《采石》《山雀》没了演出时超长的纯器乐前奏和solo，都快不像万青了。”网友的不满足也很直接。

“还是要考虑整轨的效果，所有曲目连在一起的起伏转承。”乐队如是回应。他们强调，这个阶段的录音，反映的也是万青近年的审美。

在首专的常规摇滚乐器和万青标志性的小号、曼陀铃、长笛、中提琴之外，这张专辑设定了6支管的管乐组（4萨克斯、2小号）和4部提琴的弦乐组，及其他更添色彩的器乐。

对管弦乐组的构想，早在数年之前便有端倪。

“加入更多管乐和弦乐，会让音乐有更多层次、对话和表现力。但也不是说我们写的就是交响乐。管乐群其实老早就有动作，弦乐的话，《墨麒麟》本来就是两个声部，后来干脆就弄成四重奏了。”董亚千解释。

大编制里的李增辉、赵路、冯玉良、刘逸斌等人，都是多年老搭档。新请的乐手里，文智涌，不一定乐队和红手五重奏成员，被誉为“中国最好的爵士小号手”。董亚千对他很是尊敬。“最早听窦唯的《一举两得》里用小号，在当时还是挺先锋的。文老师的律动是摇滚乐的那种律动。”高太行，出生于燕赵的中美混血儿，红手五重奏核心成员，写谱达人。还有几位20岁上下的年轻乐手，更是得到乐队一致的“怒赞”：技术一流，领悟力强，音乐观念开放。

9月26、27日，为了修正之前《泥河》和《墨麒麟》录音中的几处小失误，萨克斯和小号们从西安、天津、北京分别赶到了石家庄。

“上回我算错了一个音，第一声部的音，尾音音准不太对。录太多遍，耳朵都不敏感了，对不住大家。”董亚千有点歉然地挠挠头，“别怪我，我就是比较纠结。给自己挖了坑。”

热身后，迅速进入正题。董亚千和文智涌商量，大家怎么站位、间隔最合适，以改善音色；高太行则根据董亚千给的动机，立即写出和声和各声部的谱子。

在B站详细解析《冀西南林路行》的冯建鹏（叨叨冯）认为，万青加入的这些器乐并非为了炫技，而是从音乐的叙事和丰富性出发。

自二十多年前起，乐队一路吸收布鲁斯、垃圾摇滚、前卫和艺术摇滚之余，爵士和古典音乐等各种风格也早早地进入了他们的视野。

中音萨克斯手赵路曾去美国研习爵士乐。那段时间，董亚千每隔一两周便会打微信电话问他，学了什么东西。从布鲁斯、bebop时期，到funk、摇滚乐，如何流动和发展，音乐律动怎么改变，对整个和声的认识和把控……一一释疑解惑。“这样系统地掌握以后，他做的音乐就比较讲道理了。为什么这张专辑拖了这么久？亚千学得越多，想加的东西也就越多。”赵路说。

两年多前，中提琴刘逸斌便开始参与新专弦乐组的编曲。他说董亚千在录音前听了大量的交响乐作品，对于自己要录成什么样，心里是有目标的。“这需要很长的时间消化，再无限次地推翻自己。”

用姬赓的话说，董亚千是乐队里的学霸，“他这人就喜欢刷题解题。”他接着又正色道：“我们其实都是野路子出身，没有完整系统学习音乐的机会。灵感不能光靠小聪明和荷尔蒙来维持，它需要持续地浸泡在里面，不停地去思考，才会在一个瞬间出来……这样。”姬赓两手往上一抬，做了个“开花”的动作。

在外人眼里，董亚千声线清澈，性子时而顽劣，时而傻楞，似乎就是音乐顽童和混世小子的结合。姬赓则是数十年如一日的慎言、持重。“生活里面的性格，我俩很不像，但是对音乐、对情感，都挺严肃的。写得幽默点、放松一点，试过，这个阶段还做不到。说白了，我们俩在审美和世界观上还是比较一致的，最后才能合在一起。对乐队来说，这点很重要。”姬赓说。

聊起作曲的过程，老熬夜的董亚千也不困了。“这有点逆向思维的感觉。比如你先有个A，然后你就得幻想BCD是什么样的？就挺有意思的。像建筑师一样。”他也不是不能写谱，但远不如科班出身的高太行写得精准。他特地对我们说：“不要觉得不会写谱子来作曲就很厉害，其实不是那么回事。真正的音乐家就是看总谱，看着总谱脑子里音乐就响起来了，那得需要常年的积累。这方面我还得学。”

很多人觉得爵士乐重即兴，千回百转，奥妙无穷。董亚千反而觉得，爵士越来越固化的东西也很多。以前以为，只要能即兴就够了不起。但还得再超越。“因为只要成体系地训练下来，其实都是能达到的。但是艺术家的超越性不是光靠这些。超越，也不是每次都会出现。”

在《冀西南林路行》的录制里，这样的灵光往往来自于一些“跨界”的启发。

原本董亚千对小提琴有所保留，觉得音太高，容易用不好。机缘巧合，认识了新合作的乐手刘阔，才发现，原来好的乐手和琴可以拉出“这么厚这么耐听”的音色。董亚千用吉他弹一些小提琴练习曲，弹帕格尼尼，指法、度数、指板长度不一样，但可以更清楚了解不同乐器调性的变化。

最堪称“神来之笔”的则是文智涌的“麒麟叫”。董亚千解释：“之前的《河北墨麒麟》前奏版本用了好多旋律。我就说咱别旋律了，大家爱吹啥吹啥，就即兴。所以他们也没有吹爵士乐的那些即兴乐句，就全是一些氛围，然后文老师忽然吹了一个带着六连音的感觉，没有出声，只有气声。他是拿手这么（比划）吹出来的，特别像电子乐器出来的。但你仔细听，它还带着一个三连音的律动，就像麒麟叫了一声一样。所以我们把它处理了一下，做了一个空间转换，就比你弹一大堆具体的音符要有效果多了。所以虽然这张唱片录得很辛苦，但是中间有很多时刻非常享受。”

排练中高太行惊呼，他听到了国内最好的上低音萨克斯。“说的是小苗（苗政），他本来是练次中音的。这下可让我们发现了他在上低音的天赋。”史立笑说，大家都撺掇21岁的苗政转为上低音。“为啥中国练上低音的这么少？因为这管儿个大，背不动，声音又是烘托性的，不张扬。”

刘阔此前几乎没听过摇滚乐、爵士乐。这回从万青那儿接触到平克·弗洛伊德、King Crimson,“特别是KC，听了惊住了，原来还可以这么玩音乐。”一来二去，他也在微信上给董亚千推送希腊的圣咏、小提琴家海菲兹改编的《深河》、门德尔松的《歌之翼》。

说到底，艺术最终亦如搭建金字塔，到达塔尖之时，不论从哪个面过去、根源自何处，总会汇聚到一处。对创作者，那或许便是“打通任督二脉”。

后期做完的那夜，刘阔和董亚千喝着清酒，回忆起录《郊眠寺》的无数个来回，“欸，就是快睡着那次，最好。”

这并非说笑。

“那天下午，大厅里灯坏了几盏，昏黄昏黄的。就好像人真的在一个寺院，一个特别清静的地方，你就只想睡觉、拉琴。”过了好多天，刘阔听到录音版，“真的更融合了，没有那么多华丽的音色。我们作为一个角色，在里面特别好。”

几个月里，这些音乐人就这样把自己变成一块块海绵，兀自漂在艺术的大海里，彼此渗透、改变。

刘阔用“音乐世界的遨游”来形容这样的际遇。“到什么地方遇到什么问题，就拿音乐解决掉了，不用去考虑任何别的东西。因为他们（万青）只是把这个看作交给自己、交给世界的一个艺术品，心无旁骛。”

而对乐队的几个老成员来说，发片之后，最大的念想莫过于，啥时能再把全部人马凑齐了，找一个适合的场地，“演一个……顶级配置组合哈，一定很棒。”来“郊眠寺”行游的访客多了，乐队也会把录音棚开放给一些有意的同道，让这个新的“万能音乐旅店”物尽其用。

▲ （左） 吹长笛的史立；（右）小提琴手刘阔；（下）爵士小号演奏家文智涌

青春

截至3月1日，《冀西南林路行》已经售出51万张。但除了提前两天预告，万青没有就新专做任何宣传，互动也仅仅限于海报抽奖。

不像流量明星有粉丝刷量集中购买，万青专辑的主力消费者，更多是这一二十来积累下来的忠实乐迷，仿若萤火一般，从喜爱的音乐里各自取暖。

新专发布前两天，B站上有网友上传了10年来万青8个特别的现场演出版本：有2011年11月17日，NOISEY特别聚会北京站，一位女乐迷上台和董亚千合唱《秦皇岛》；有2013年10月4日，迷笛音乐节上的《杀死那个石家庄人》；还有2020年5月19日，草莓星云造访万青的那版《大石碎胸口》，吉他哇音solo的“销魂”演绎……

“这些，我之前全都看过。”20岁出头的士英告诉我。前几年他没机会听万青现场，但网上的“靴腿”（bootleg，乐迷发烧友私下流传或收藏的、乐手未公开发行的现场演出录音版本），他几乎一网打尽，还因此认识了同道陈郁，两人惺惺相惜。

“从李增辉到杨旭再到赵路，萨克斯的表现都不同。原来专场演的时候，《泥河》《采石》《山雀》都有起伏，结尾的感情会升上去。《墨麒麟》的萨克斯solo，2019年3月演出真的特别完美，旋律写得复杂，可到四五月份有些细节就给漏掉了，吹得松散。一直到草莓星云的线上直播，solo又回来了，但又和以前不太一样。”

士英和陈郁都喜欢万青2010年石家庄苏荷酒吧那场，“《秦皇岛》唱了两遍。不插电的也好听，董亚千还还翻唱了Bob Dylan的All Along The Watchtower，不过是Jimi Hendrix的版本，还有The Doors的歌People Are Strange，董亚千的英语太销魂了。那场录音应该是从调音台里出来的，效果很好。”两人的音乐话匣就此打开，关不住。

士英举例说，像lplive这样的网站，每一场林肯公园的现场演出都会有乐迷跟踪，去总结乐队的吉他、贝斯、鼓的各种细节变化。“万青也是一个非常注重现场编排和即兴的乐队，但国内这样的乐迷文化还没起来，不是很受重视。”

音乐之外，词也会拿来细细咀嚼。士英曾把首专里《揪心的玩笑和漫长的白日梦》的歌词给父亲看。父亲说，“这写的可不就是我们？”

“第一句，‘溜出时代银行的后门’，说的是年轻人离开工厂、军校，一切体制性的保障，那些时代造就的东西。这个主角的内心其实是很反叛的，但他又没有那么足够的动机和强大的理由去支撑自己。我父亲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士英向我描述。“听第一张能体会到，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彼岸，很少有人能到那儿，但大家都还是骄傲地在往前走。”

年纪渐长，他越发意识到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河北墨麒麟》歌词只有寥寥数行，但在士英看来，就像在写自己，“停止吟唱暮色与想念，要更有态度，更关注现实。”

人在福建的乐迷Miki直言不喜欢万青新歌，“骤雨重山，将甘苦注入他/气息交换，吞石铁吐泥沙……感觉都念不通耶，还是喜欢之前那些比较直白的歌。”但Miki身边的绿毛却浮想联翩，过去五六年的岁月如电影一般在他脑海闪过。

中考失利后，绿毛从惠安东部的沿海小镇来到泉州某新建的高中。学校实行全封闭制，只有七十几个学生，校方还拖欠克扣教师工资。绿毛觉得不甘和愤怒，父母花费辛苦所得供他念书带给他的羞愧感也让他难以承受。

直到无意间听到万青。“对我而言摇滚乐就是为那种时刻存在。感觉我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就看不到头，真怕有一天，我可能就成了（《杀死那个石家庄人》）这首歌里面的主人公，（直到大厦崩塌，）你知道吧？”

绿毛试图把万青分享给身边的同学，“结果是可以预见的，他们并不需要这种情绪。”唯一能听他、懂他的，是一位给食堂帮厨的小哥。

小哥的长相普通到他无从记起，只记得人精瘦精瘦的，眼角常会展开笑纹。他给小哥分享了万青，第二天小哥回复“很有力量”。不料再过些日子，小哥不见了，电话也找不着。他至今没再见过他。

他不知道这一切之间有没有联系，只觉得小哥也是歌里那种人，“（大概他也觉得）自己大半生很不值得过似的。”

十年前，炉溪大学毕业之后才开始听万青。那之前数月，他开着一个快要倒闭的桌游吧，玩得很嗨，不赚钱，整个人彷徨无计，既保持着与他人的活跃交流，“又感觉自己有病，但找不到药方。”

那年冬天，他去了石家庄，在“华北平原令人绝望的雾霾”里，更明白了万青。“在厦门时听《杀死那个石家庄人》感觉像荆轲刺秦，到了河北，才听出来是在描述大厦里的人，那种面对庸常的无奈。”再后来，他到北京工作。很长一段时间，睡前必点开《胸口碎大石》，单曲循环。

为了听新专，炉溪特意设了闹钟，零点下单。他说早年听万青，更有沉浸感，现在会更“旁观者”一点。“10年前，我觉得自己是个期待大厦崩塌的困兽。现在我很淡定，发现大厦是有缝隙的，会尽力躲开（再找出路）。”

一位叫SoccerObsidian的豆瓣用户，则很直接地表示，对万青“无感”。

他说自己在南方的小镇长大，20岁出头，没有妻子，酒精过敏，也从未开采过任何东西。“人生如一张不小心落在公厕里的草纸，潮湿且单薄，吸纳不了万青音乐里诸多厚重又深沉的经验。”

“乒乓少年背向我”，是他认为万青所有歌词里最好的一句。因为只有这句像断章，让他找到和万青唯一的联系。

他忆起四年级的一天，学校梧桐树下有三张乒乓球台，那天有人把他的鞋带系在桌腿上，导致他嘴唇摔裂，不知如何跟母亲交待。离他最远的乒乓球台那边一直有两个男孩在打球，但背对他的那个男孩从来也没有回过头。

SoccerObsidian因此觉得，像万青这样的乐队，音乐性永远和叙述纠缠在一起，构成音乐文本和听众之间的对话关系。尽管他不能向万青提出任何问题，也不管网上的评论是发自真心还是故作姿态，是对十年时光的感叹还是立足当下的自哀，“它们至少都和我们能用耳朵听到的旋律一样，真实地参与了这张专辑意义的生成过程。”

2020年9月27日，为了修正之前《冀西南林路行》录音当中的两段小瑕疵，万青新专的管乐组从西安、北京、天津和石家庄等地分别聚到录音棚。萨克斯苗政、冯玉良、小号史立、萨克斯赵路、高太行、小号文智涌（由远及近，逆时针）和董亚千（中弹吉他者） 一起，商议、排练直到第二天凌晨3点 图/本刊记者 邓郁

泥污

新专发片前夜，石家庄的某间酒吧里灯火通明，清酒、威士忌、啤酒，络绎不绝。朋友们纷纷给乐队张罗，香槟满上、羊排摆盘。“离万青新专发布还有2小时/1小时/半小时，还有10秒钟，倒计时开始……”气氛完全靠大嗓门的酒吧老板和老铁张向东在带着。几位“主角”倒有些怯生生，没有任何说辞发表。

零点，泡沫四溅，哥几个终于放开了。

庆贺，碰杯，拥抱，不知说什么，干脆握着拳，大吼一声。史立照例没忍住呜咽，但和首专那会儿的年少气盛到底有了不同。“那时候等待发行的心情是很忐忑的，刺激也会很大。首发当天，我们去南京巡演，也不知能来多少人。后来知道票都卖光了，嘿，兴奋。”

有人从别桌过来搂着姬赓灌酒。“别呀，我明天还要送孩子呢！”他拿手挡着，却和和气气地，逐个角落和人聊上几句。

在音乐人小河眼里，姬赓是典型的北方人，外冷内热。但外表不喜，不代表内心一定不快。“不如说他平静。再说，不快乐没关系啊，苦是无法消解的主题。醉酒之后的绝望，生活中的困顿，最终从生命的各处汇聚，他把这些都凝结在纸上，这需要有缜密的感知和巨大的能力。”

录音间隙，闲坐在茶室。耳畔再次传来《早》的旋律。管乐声起，悠悠荡荡，不明来处，不知归途。

“你说这个声音是21世纪的，还是14世纪？还是9世纪？其实不好确定。”姬赓问我，又似自言自语。“我就觉得太棒了。它是各个生物之间的关系。”

很多人从他的歌词里读到魏晋，触摸到庄子、山海经种种。他说这些年，自己对汉语的理解和想象也在变。“好多古典词汇，其实内涵是非常新的，非常当代。老实说，我就想把杜甫、李贺、王维带到21世纪，像坐一个时空机，掉到柔软的面包里，来到一个奇异国对吧。我觉得他们就是21世纪的人。我也想看看他们会如何对待他们的语言？”姬赓脸上还是那样，淡淡的，不带一丝戏谑的笑。

不记得多少年前，他读到杜甫的“泱泱泥污人，听听国多狗”，鸡皮疙瘩顿起，从此便放不下。

过去的几年，他眼见世界处在奇怪的漩涡里，有太多不可确定与不可捉摸。“内部的洪水和外部的歧路”，造就了无数个“胸闷的哑巴”。有人眼睛明亮，也有人失魂惘然。“想想2020年整个世界的混乱、隔绝，是不是和安史之乱后那种惊恐、颠覆和毁灭感挺像的？”如今的姬赓不会陷在二元对立的对错系统里。但有些问题，终将会绝路相逢。

至于那句“西郊有密林，助君出重围”，是警醒、退让，抑或指引？每个人所获不一，不如自行提取。

2020年12月21日午夜，石家庄麦忘馆酒吧，《冀西南林路行》上线后，万青的朋友张向东百感交集，在卫生间过道里泣不成声

满与空

想通了终极问题，不管编曲、写词多么累心，要和机构谈判、处理人事的矛盾冲突，也都要硬着头皮承受。至于唱片的设定、创作、完成，不打广告，在姬赓看来，全都是在“去中心化”。

不上综艺，尽量少曝光，不谈私人生活，也不臧否同业，这在他们是天性的淡然，客观上也形成了一种保护。屏蔽纷扰，只重手头事。

发稿前，为了杂志拍片的需要，摄影师嘱咐乐手们多带件衣服备用。等看到他们几个的样子，令人哑然失笑。除了董亚千的黑皮夹克、尖头靴算“起范儿”，姬赓和冯江两人都穿着再普通不过的拉链运动衫。姬赓特意置办的新开衫，也不过就是把家里已有的款式再买了一件。而史立的外套，也仿佛是2018年封面那件的“原款重现”。

罩饼店，永远只去那一两家，厚度和热气如同持续了上千年；城里上哪儿都靠步行，边走边聊，偶尔还会有“路见不平”的小插曲。在老友眼里，这几个都是奔四的人了，脸上还有二十多岁人的状态。

“专辑卖出20万张，再往上，这些数字对你们有多大意义？”发片之后第二天，我问姬赓。

“当然，首先我们希望对得住所有参与和帮助乐队的人。”他笑答，一脸认真。“大家对做音乐也更有信心了呀。”

尽管他们表示网上有些评论“看不太懂”，还是有很多充满实感与智性的点评让乐队认同。“可能它对不懂中文的人没有吸引力，但仍带有一些优美的旋律主线，并清楚地显示出，像普通话之类的语调语言也可以适应西方音乐风格，且听感依然美好……偶尔出现的摇滚和爵士乐的爆发，使这张专辑整体显得颇为醇厚。”专注前卫音乐的Prog Archives网站上这条海外乐迷的英文评论，就令董亚千有觅得知音的感觉。“这人还说，我们需要更多作曲编曲的勇气、能力（compositional fortitude），才能真正与领先半个世纪的西方艺术摇滚界竞争。”

有人说，万青这张专辑的火热，说明了社会审美的某种提高。《摇滚危机》一书作者、音乐社会学者王黔表示，这样的说法“可以说正确而又谬误。正确，因为这样的作品可以让很多人在琐屑生活的同时，依然怀抱一下理想，反思一下现实。但也要看到，我们的文化消费是区隔得很严重的”。王黔说，“我很喜欢这张专辑，但你说和平克·弗洛伊德的《月之暗面》，或者Radiohead的Ok Computer比，它也不够；你要说它比某些流行音乐多高级，也没有必要。各人有各人喜好，在一个属于它的听众的范围来探讨它就好。这也恰好说明了社会的多元。”

从事纪录片工作的范俭说，他也从中受到鼓舞。“我们拍片也会考虑很多外在因素，观众的接受度这些。但原来，（万青）这么自我的东西也仍然有人会去接受它。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再往前冲一冲？而不是把自己都给打磨掉。”

2021年春节期间，董亚千被疫情生憋在家里，每天看好几场电影。“山田洋次的武士三部曲，太牛了。”他毫不掩饰自己对电影配乐的兴趣，“有机会可以试试。”

“那个是音乐视觉两个语言的融合，会有困难，但也是一个拓展。可能对乐队音乐也会有新思路。”姬赓说。但除了乐队的创作，他个人倒没有那么强的表达欲。“倒是对自己感兴趣的事物的了解，或者说探索的愿望很强。但是探索完了，可能自己挺开心就行了，不一定把它表达出来。”

小说，诗歌，修辞性强的读物，姬赓说近年有些厌倦了，反倒是更讲道理的东西，读着舒服放松。“像历史和政经这些，可能你参照、对照的系统变了，需要新的维度去解释现象，对理解这些东西就有帮助。”

乐队的下一步创作，会是从满到留白、到空的转换。姬赓说，“第二张专辑是要很满，才能表达得充分。但空也得空得有道理，不是说简单了就是空。手边的动机并不少，但直到新的方法论形成的时候，你才会感觉到它可以发展完成，它才会慢慢地长成。”

如何在这个迭代频仍的世界里，保持简单的心态和生活？在很多人，这是个需要不断提出和面对的问题。对万能青年旅店，始终如一的生活方式不是抉择，就是本能。聊天时，姬赓好几次用“运气”一语带过：“石家庄可能就这样，你待着不太着急，也没那么多干扰。我们可能也不用靠本地经济活力过活。就这么慢慢来。”

在首张专辑《万能青年旅店》的文案里，曾有这样的文字：“渴望这张塞了很多东西的唱片还能留下空地的丝缕感觉，这样的话，所有听到的人，就有可能并肩站在一起。”

这样的希冀，下一个十年，依然有效。

（参考资料：豆瓣SoccerObsidian发帖。感谢所有受访者及陈郁、樊铸、刘珏欣、沈河西、徐婵娟、刘东啸、焦雪雁、王晓孟等师友对本文的大力帮助，乐迷名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