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是万隆会议60周年。1955年4月，万隆会议在印度尼西亚召开，这是亚非国家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讨论亚非事务的大型国际会议。此一会议在冷战对峙中，确立了亚非拉各国的独立姿态与国际连接，“第三世界”集体现身，登上了历史舞台。

        世异时移，今天，该会议所展开的亚非拉人民大团结愿景，是否已在新自由主义全球体系下消弭殆尽？近日，致力于亚洲范围内思想交流的学术共同体“亚际书院”在杭州联合亚、非、拉三大陆学者召开“万隆六十年”学术会议，重新讨论万隆历史遗产对当下世界体系的意义。

        会议将以联合国非洲经济发展与计划研究所前所长、第三世界论坛理事长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的发言启动。这位坚定站在后发国家立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其著名的“脱钩”（delinking）理论认为，以自足为方向的经济独立，是不发达国家国家要获得发展的唯一道路。

        经亚际书院授权，澎湃新闻节选发表萨米尔·阿明发言《从万隆到2015：亚洲、非洲与拉美的国家、民族和人民面临的新旧挑战》，阿明在文中指出，万隆会议虽有其局限，但其提倡的国家独立与政治团结，至今依然对我们建设一个更为公平正义的世界体系有所启发。

万隆和不结盟运动（Non-Aligned Movement）国家

        万隆会议宣告了亚非诸国通过一个有益于所有劳动阶级的，真正独立的持续发展进程，夺回其主权并完成其独立的意志。1955年，大多数亚洲和中东国家都在二战结束后夺回了它们的主权，而在其他地方，解放运动正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展开斗争，尤其是在非洲。

        正如参与万隆会议的领导人们所记得的那般，万隆会议是“非欧洲”（所谓的“有色”）国家举行的第一次国际会议，这些国家的权利遭到了欧洲、美国和日本的历史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否定。尽管在规模、文化和宗教背景以及历史轨迹上各不相同，这些国家都拒绝西方列强专为它们自己的利益而建立的殖民和半殖民的全球化模式。但万隆会议也宣告了这样的意志，即亚非诸国要通过进行一个真正的、逐渐向内看的发展进程，夺回它们主权：这也是它们与历史上的帝国主义中心国家平等地一起参与塑造世界体系的前提。

        正如苏加诺（印尼开国总统）在其演讲中所说，那次会议，把各个国家联合到了一起，虽然它们在实现其发展目标的方式和手段方面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一些国家（中国，北越，朝鲜）选择了他们所谓的由马克思主义激发的“社会主义道路”。另一些国家则构想了与社会进步改革相结合的民族和民众的特定发展方式（即所谓的“民族/民众计划”；苏加诺的印尼，尼赫鲁的印度，纳赛尔的埃及和后来许多其他国家都是例子）。所有这些国家都优先考虑经济的多样化和工业化，使之脱离农业和矿产经济的生产者/出口者的限制。所有这些国家都认为，国家必须承担控制发展过程的主要责任。它们也认为它们的目标（特别是进入工业时代这个目标）在根本上可能与支配全球体系的逻辑相冲突；但它们所处的位置，又允许他们成功地迫使全球体系做出调整，以适应它们的要求。然而，许多加入不结盟运动的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采取确定的立场，以为在全球体系的配置框架内寻求发展是可能的。

        在这里，我们需要回忆的是，所有亚非国家都得益于不结盟运动的存在，无论它们的选择为何。用经济学的术语说，万隆首倡的政治团结带来了回报。比如说，倘若没有OPEC和不结盟运动的话，一个像加蓬那样的国家不会获得那么多的石油租金。因此，重点在于政治团结，而不结盟运动国家也都一直支持尚存的殖民地（葡萄牙殖民地，津巴布韦）人民的斗争（包括武装斗争），并反对南非和巴勒斯坦被占领地区的隔离政策。

        截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不结盟运动的历史，是围绕上文界定的那个主轴，在各国内部展开政治与社会斗争的历史，而那个主轴就是：政治、社会和经济的有意义发展的另一种有效的策略是什么？这些斗争也和国际舞台上的冲突，特别是和东西方的冲突，结合在了一起。然而，我们绝不能认为，万隆会议上的提议，及不结盟运动对这些提议的贯彻，是冷战带来的意外事故，就像昨天和今天的西方媒体呈现的那样。苏联确实站在不结盟运动这边并在不同程度上支持亚非的斗争，特别是那些回应西方经济掠夺（有时也是军事侵略）的斗争。但苏联这样做仅仅是因为，参与一个真正平衡的多中心模式的全球体系所带来的好处。与此构成鲜明对照的是，西方列强千方百计地与不结盟运动做斗争。因此，西方媒体表达的那种观点——随着冷战结束、1990年苏联解体，不结盟运动也失去了它的意义——是没有意义的：不平等的全球化提出的挑战依然存在。帝国主义国家与万隆和不结盟运动斗争。在外国干涉的支持下，国内反动势力所组织的政变终结了许多受国家体系和民族民众经验激发的万隆国家（如印尼、埃及、马里、加纳和许多其他国家）。历史上苏联的和毛主义的社会主义所特有的内部矛盾的日益增长，以及形形色色的民族民众经验所特有的种种矛盾，为帝国主义的三位一体（指作为资本主义历史中心的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反攻铺平了道路。

        在万隆和不结盟运动期间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并且是历史地积极的，虽然它们也有局限和缺陷。那种认为“万隆失败了”的看法——就像西方媒体表达的那样——纯属胡说。在这方面，我们应该说：万隆和不结盟运动体系，尽管有成就，却也不能超越其局限，因此也就逐渐地失去其生命力，被侵蚀而最终失掉其内容。

 一个没有万隆和不结盟运动（1980-2010）的世界

        1974年，不结盟运动在阿尔及尔表述了一个一贯且合理的计划（新国际经济秩序），这个计划邀请北方国家调整自身以适应南方发展所要求的那些需要。这些提议遭到了西方列强的全盘拒绝。帝国主义的三位一体进行反攻的目的，在1981年坎昆举行的G7会议上得到表述，当时，里根宣布“我们比他们更清楚他们需要什么”。他的意思是进行单边的结构调整，拆解国民生产体系，实行私有化，并对财政掠夺与自然资源的劫掠保持开放，也就是说，（要求它们接受）“华盛顿共识”。

        三个大陆的社会对这种与帝国主义全球秩序部署相关的战略后果还记忆犹新：一方面是多国控制的离域工业和地方所有的外包工业及服务业中对廉价劳动力的超级剥削，另一方面则是对当地自然资源的剥削——这种剥削是专利于（维持全球）北方的持续富裕与浪费的。这些资源不止包括石油、燃气和矿产，还包括日益增长的农耕地（“土地抢夺”）、森林、水、空气和阳光。在这个方面，挑战的生态维度已走上前台。这样一种“失业发展”的模式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灾难：日益严重的贫困与排斥，乡村无业者向贫民窟的转移，以及悲惨的、非正式的生存活动，失业，特别是青年的失业，还有对女性的压迫等等。在万隆时期开始构建的连贯的国民生产体系被系统地拆解了，合理的公共服务（健康、教育、住房、交通）的胚胎也被摧毁。

        对这些灾难进行抗议还不够。我们需要理解产生这些倒退的过程；并且，如果不对体系中心的资本主义的转变，也就是，不对资本的集中与资本控制的集中化、金融化的进程展开严格的分析，对这个挑战的充分回应也不可能得到表述。在这样的环境中，常规的衡量发展的手段失去了意义；一个遭到这种失业的发展模式袭击的社会依旧可以在某些方面，基于对资源的掠夺，通过一种只利于极少数人的涓滴效应，享有很高的发展率。同时，金融垄断资本对生产体系的集中化管理，也导致了其对政治生活的寡头控制，这又抹掉了代议制民主的意义。

        然而，在那种全球性灾难的框架内，一些南方社会已有能力利用深度全球化的新全球秩序了，它们似乎还以成功的制造业商品出口者的身份“参与”那个框架。这些成功反过来又滋养了这样的幻觉，即一种尊重资本主义积累和全球化市场基本法则的进步，是可以维持下去的。我们要对成功的新兴经济体和帝国主义三位一体之间（特别是在自然资源的获取上）日益增长的冲突，以及与这些进程相关的内部不平衡，进行分析。

        社会的灾难也带来了一场同样巨大，或者说更加巨大的政治灾难。过去，不结盟运动成功地在国际政治的管理上维持了一定程度的多中心状态，而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则摧毁了这一局面。以UN，不结盟运动，G77外加中国为代表的国际共同体的合法性，已经遭到了废黜，这样就有利于一个自我任命的，规模仅限于G7和少数几个被挑选出来的“朋友”（特别是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它们可不符合民主共和国的模型！）的所谓“国际共同体”。这个所谓的“国际共同体”大肆鼓吹的金融、经济以及最终的军事干涉，再一次否认了所有亚非拉人民的主权权利。

走向万隆精神的复兴和不结盟国家反全球化战线的重建

        亚非的国家和民族复兴的第一次浪潮——这次浪潮塑造了人类史上的大转变——是在不结盟国家的框架内，针对当时的全球化模式，即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秉持着万隆会议的精神组织起来的。如今，同样的那些民族国家，以及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那些民族国家，又遭到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挑战，而后者本质上说不比之前的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更为平衡。因此，这些国家必须联合起来，以便像它们过去那样，成功地面对挑战。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们将滋生三大陆的一次复兴与进步的新浪潮。

        不结盟运动只把亚非的民族国家联合起来。拉美的国家——古巴是例外——并没有加入该组织。这一失败的原因有案可稽：一是，拉美国家自十九世纪初起就一直在形式上保持独立，它们并不共享亚非民族国家夺回其主权的斗争；二是，美国门罗主义对该大陆的支配并没有遭到当时的任何一个国家政权的挑战（古巴除外）；美国的组织包括主子（美国），出于这个原因古巴被正确地称为“美国殖民部”，三是，统治阶级，“欧洲精英”把欧洲和美国看作有待复制的模型。出于这些原因，建造一个“三大陆”的尝试没有成功：三大陆只是通过斗争（经常是武装斗争）中的运动才结合在一起，但当时该大陆的所有国家政权都排斥这样的联合。

        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一、近来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已经成立了它们自己的组织（CELAC，拉美及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这些组织把美国和加拿大排除在外，因此也在形式上拒绝门罗主义；二、新的人民运动已经创造了一种对其社会的多民族特征（美国印第安人，欧洲经营，非裔）的意识；三、这些运动也提出一些摆脱新自由主义束缚的解放策略，应用这些策略而取得的成功，在一些方面可以说超过了在南方其他地方取得的成就。因此，如今，不结盟运动的复兴必须纳入它们（拉美国家）并打造一条三大陆战线。

        在斗争中，三大陆国家应围绕一个轴心团结起来，即建造一条共同战线，反对新自由主义的不平衡的帝国主义全球化。

        我们已经看到，参加万隆会晤的国家在如何战胜帝国主义支配和建设它们社会方面持有不同的见解；然而它们却能够克服那些困难，成功地面对共同体的挑战。今天也一样。三大陆的统治力量和尚在斗争中的人民运动，面对同一个更新了的挑战时，在方式和手段上也有所分歧。

        一些国家发展所谓的“主权计划”，即联合积极的国家政策，从而系统地建构一个以积极进取的出口能力为支撑，经过整合的、连贯的、现代工业化的国民生产体系。关于对外国资本和各种资金流动（外国直接投资、有价证券投资、投机性的金融投资）的开放程度、方式以及最终的管制，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段的观点又有所不同。在开放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的准入方面，各国政策也提供了一个涵盖不同选择和不同优先次序的广泛光谱。

        在目前反对执政权力体系的人民运动的计划和行动中，我们发现了类似的差异。不同的优先考虑也构成了一个广泛的光谱：民主权利、社会权利、生态关怀、性别、经济政策、农民对土地的获取等等。在少数情况下，人们也试图把这些不同的要求放到一起，以形成一个共同的行动战略计划。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方面的成就乏善可陈。

        如此广阔多样的处境和态度确实给所有人创造了各种问题；它们甚至可能在国家之间和/或斗争的各方之间生成了冲突。

        我们首先应从不结盟运动国家努力建设内向的国/民经济，从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经验中吸取教训。所有这些经验的一个大缺陷在于，它们忽视了如下措施的基本重要性，即发明种种方式来确保更高级的民主形式能够进步发展（后者反过来是经济和政治领域一切有意义的有效管理的条件）。这个缺陷滋长了去政治化的倾向，并为种种怀旧主义的幻想所吞没，那些幻想阻碍了我们所需的，以一个更新了的“主权计划”为基础，适应我们当代世界之挑战的另类方案。

        对即便十分遥远的未来所做的准备，始于今天。我们想要的社会模型是什么？基于什么原则？是个体之间的毁灭性的竞争，还是对团结之优势的肯定？我们要的是把不平等合法化的自由，还是与平等相关的自由？是对全球资源进行罔顾未来的掠夺，还是把地球生命状况的再生产所需的那些确切措施也纳入考虑？未来必须被视为普世人类文明之更高阶段的实现，而不仅仅是我们所认识的一种更加“公平”或更加“有效”的文明模型（“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为避免停留在一厢情愿的境地，为避免重走十九世纪的乌托邦社会主义的老路，我们应该确保回答以下的主题：一、在今天，是什么样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知识会追问过去所表达的“乌托邦”？二、关于地球生命的再生产条件，我们拥有什么样新的科学知识？

        在追赶今天的富裕社会，比如说美国（中国的目标）、德国、日本甚或欧洲的富裕小国（其他国家的目标）吗？这样的目标是可欲且可能的吗？还是说这目标更具野心：创造条件让我们三大陆社会为人类文明之更高阶段的发明做出贡献？

        （王立秋翻译， 白轻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