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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系历史老撕，是为史世用动画番做准备的研究综述，原文为WPS格式的论文，有兴趣的同学欢迎私信要原文。）

内容提要：万历朝鲜战争是一场对后世东亚格局颇有影响的国际战争。历史老撕我撮要介绍2000年到2022年有关万历朝鲜战争史的研究进展。挂一漏万，在所难免，敬请同学们鉴察。

关键词：卫所制度 军户 万历朝鲜战争 丰臣秀吉 史世用 情报

目录

一、章节介绍

二、概念解释

1. 万历朝鲜战争

2. 明朝卫所制

3. 日本战国史

4. 政局

5. 明代户籍

三、2000年~2022年的研究

1. 有关战争期间明朝军事

2. 有关中日谈判

3. 有关中日情报战

4. 有关政局对战争的影响

5. 有关暹罗，朝鲜、粤台地区和女真人

四、总结

一、章节介绍

第二章“概念解释”对文中提及的相关概念进行解释。第三章“2000年~2022年的研究”回顾了2000年至2022年，学界对万历朝鲜战争史的研究概况。第四章“史料与论著”论述了2000年之后，有关万历朝鲜战争史的研究进程。第五章“总结”则回顾了近二十年来，万历朝鲜战争史研究取得了哪些成果，尚有哪些不足。

二、概念解释

万历朝鲜战争：又称“壬辰战争”“文禄之役”或“丁酉倭乱”，是1592年发生的东北亚地区国际战争。【1】明朝万历二十年 （1592年）四月十三日，日本实际统治者丰臣秀吉突然进攻朝鲜。半月之内，朝鲜首都汉城沦陷，两月之后，北方重镇平壤亦落入敌手。明朝朝廷内部经过激烈争论之后，派出军队救援朝鲜。这场涉及明朝，日本和朝鲜的战争持续了七年之久（1592-1598年），最后以丰臣秀吉病死、日军撤退而告终。【2】

明朝卫所制：卫所制度继承于府兵制，更戍法和军户世袭制度。从朱元璋建立明朝开始，卫所制度便被推行全国。卫所作为军事基本单位，被设置在全国各个要冲地带，卫所的军户世代为兵，耕守结合，战时出战，闲时归田。【3】根据明制，一户出一丁为兵，一户负责一军的军粮。【4】但是到了万历朝鲜战争时期，卫所制度已严重衰颓，卫所的司法权和行政权不断被文官行政系统侵蚀，士兵素质下降，还伴随着严重的“买闲”“顶首”等腐败行为。【5】在万历朝鲜战争爆发前后，明朝朝廷陷入了“募兵制”和“家丁制”的争议中。由此在战争中出现了南兵和北兵不和的情况，盖因南兵多属朝廷在南方特别招募的精壮，其收入待遇普遍高于北方传统的卫所兵；而北方将领推崇“家丁制”，以额外收入招募卫所兵进入自己帐下成为家丁。【6】有明一代，以世代为兵，耕战结合为特点的卫所制始终未被废除。

日本战国史： 1467年，应仁之乱后，日本各地大名纷纷崛起，相互攻伐，明史所言为六十六州。1586年春,丰臣秀吉（明史所言为平秀吉）挫败日本国内大部分敌对势力,就任日本“关白”，第二年，秀吉平定九州岛津氏,岛津义久被迫出家。秀吉志得意满，开始有了侵略大明朝的想法。1590年，丰臣秀吉平定北条氏,统一了日本全国，日本战国时代基本结束。【7】

政局：即政治局势。本文所言政局，是指万历朝鲜战争期间，明朝党争情况。

明代户籍：明朝初年朝廷设立户籍制度，给各色人户绑定不同的户籍种类，有民户、军户、灶户、匠户等等。【8】其中军户又被分为旗户、总旗户、校尉户、屯种军户、弓兵户，力士户等等。一入军户，则世代为兵，承担国家兵役，国家则给予军户以军田耕种。【9】

三、2000年~2022年的研究

（1）有关战争期间明朝军事

在万历朝鲜战争期间，明朝传统的卫所制度已经严重腐化。士兵素质低、军士逃亡、侵占军田、军田民化、雇人顶补缺额、军户民户杂处、户籍管理混乱，军粮供应系统崩溃等问题层出不穷。从正统年间开始，针对上述问题，明朝中央推行过清勾、垛籍、附籍、军户转籍、募兵制、招首制、家丁制等措施，但都无法根除卫所制度的弊端。万历朝鲜战争时期，卫所制度难堪大用，募兵制和家丁制逐渐成为明朝用兵的军制，但募兵制带来了士兵因减饷而哗变的风险；【10】家丁制带来了北方将领拥兵自重的风险。【11】从2000年到2022年，学界对万历朝鲜战争时期，明朝军事变化的研究，呈现了如下特点：

第一，深入考察了地方军户的家族化形成。

郑榕考察了明代福建军户的家族化生活。他认为，从正统年间开始，各地卫所的军户经过代代繁衍，已经形成了庞大的军户家族。郑榕以永春县郑氏家族抽人服役的例子说明，至万历朝鲜战争时期，地方的军户家族内，各房轮流离家服役，当年不服役的房要补贴历年军装盘费银。郑榕还列举了紫云黄氏家族在万历十六年（离战争爆发还有4年）为应付国家兵役而订立了家族合约。以上例子可见，至万历朝鲜战争时期，各地卫所的军户已不再是简单的原子化家庭，而是规模不一的家族化聚集，各个军户家族自有一套应付朝廷兵役的办法，当地官府默许了这种做法，这就造成了明朝军队兵源素质不一的问题。【12】

郑榕还考察了军田对于军户家族的意义。根据明制，国家给予军户以军田耕种，军田的使用权归军户，所有权归国家。但到了万历朝鲜战争时期，军田实际上已经成了各地军户家族的家族私田，军户家族内部通过私相分配军田来解决家族的财产纷争问题。郑榕为此列举了福建苦坪乡吴氏家族分配军田的合约。从嘉靖年间开始，以福建为例，一些军户家族人丁兴旺，占据了大量的军田。万历年间，福州吴氏家族顶补了七分军田，明制一分军田约30亩地，而吴氏家族的一分军田多至60,70亩乃至227亩。以上例子可知，在万历朝鲜战争时期，伴随着军户家族化，军田私有化的趋势已经不可避免。【13】

彭勇考察了湖南新田骆氏家族，他认为，湖南新田骆氏家族的历史记载,在卫所军户和州县原籍军户体系中各有清楚的呈现,通过《明史》《明实录》等传统文献和地方志等史志文献,以及家谱和碑刻等民间文献中不同的历史书写,他探寻了两类军户关联的可能性、实现途径,以及隐约可见的军户家族的历史记忆和家风传承,以此揭示卫所制度影响之下军户家族内关系及其身份变迁。【14】

徐斌以蕲州、黄州二卫为中心,考察了明代卫所军户的演变以及在其家族成立的过程中军役负担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明代由于在营余丁的增多,且都附着在同一个卫军的名下,他们逐渐繁衍成一个同姓的血缘群体,因与原籍之间失去联系,军差也转而完全由其承担。【15】

张爱萍以衡州卫罗氏家族为个案，考察了罗氏家族在经历数代的繁衍之后,逐渐分户别居,形成同籍而异财的军户家族。在这一家族之中,有的分支已在事实上摆脱世袭军役。面对沉重的军役,罗氏家族逐渐建立制度,订立合约,发展出各房依序轮替军伍、司理屯田的军役承充机制。对于军费分摊,四大替军房采用“均平起派”的方式,替军房内部则采用量力摊派的做法。班军的处境十分艰苦,其所在军家的差役也十分沉重,但由于屯田的存在,军户身份的保持仍是家族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16】

第二、深入考察地方军户的经济生活。

近20年来，学者对明代军户的经济生活的考察，主要集中在军田问题上。

如郑榕考察了福建军户的军田问题。根据明制，军田课税较低且不得买卖，也不得佃租。嘉万年间，福建的李氏，徐氏和寇氏不断兼并其他逃亡军户的军田，同时把这些军田雇人耕种，再利用卫所和州县两套系统的漏洞，隐匿田产躲避征税。至万历朝鲜战争时期，军户雇人耕种军田，买卖军田，隐匿田产的现象已经非常普遍。【17】

郑榕还考察了明朝军官，文官和豪强侵占军田，贪污军粮的情况。比如福全蒋氏家族的八世祖蒋镜侵吞海粮。再如万历二十一年（1592年万历朝鲜战争期间），大鹏吴氏家族通过寄籍的方式把民田纳入吴氏军户之下。可见至少在福建，势力庞大的军户侵吞民田并非稀罕的事。【18】

此外还应注意，万历年间，随着工商经济的发展，很多富起来的军户地主纷纷搬到城镇居住，把乡下的军田留给佃户耕种。这些佃户在乡下耕种，不受军户地主的直接管理和监督，其对军田的控制权越来越大。郑榕就考察过万历二十一年（1592年万历朝鲜战争期间），佃种吴氏军田的佃户，他们联合起来要求扩大自己对军田的控制权。【19】徐晓望也考察了嘉万年间，福建佃农和地主争夺田地的控制权，这一争议最终引发了邓茂七作乱。【20】张金奎也发现，正统之后，越来越多的军田，或由于军户家庭逃亡，或由于军户家庭迁入城市经商，时间一久，耕种于此的佃农早已不知道该地原先的田主是谁。结果佃农趁机典卖军田，致使土地权属不清。【21】 以上例子钧说明，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佃户的权力越来越大，客观上破坏了军户对军田的拥有权。

根据明制，侵占或典卖军田都是违法行为。但到了万历年间，由于贫富差距拉大，贫苦的军户为了生活所需，不得不典卖军田。张金奎就考察了明朝中后期，以湖广为例，贫苦军户典卖军田，经常被买主以律例上“有典无卖”需要买主自己承担风险为理由，恶意压低土地价格，“民间交易三十亩之价可得七八十金；军曰有典无卖，价只二十金以下”，普通的军户即便典卖军田，也拿不到太多的收益。【22】

除了军田问题，近20年来，军户从商同样引起学界注意。张金奎认为，军户从商大体被分为四个类型，分别是：走私型、自养型，被动型和随机型。走私型乃是军户私自和朝廷禁止交易的外族人进行商贸往来；自养型乃是以经商为主业的军户，这些人大多数以自己生活的卫所为中心活动，提供卫所的消费品；被迫型乃是军户迫于生计而经商，比如负责漕运的军户在运输漕粮的过程中售卖米粮和土产；随机型乃是明朝中后期，一些军户开始模仿当地民户，做起了小商贩，万历朝鲜战争时期，此类小商贩军户的数量十分庞大。【23】

张金奎还发现，除了从商，军户为了生计，从事杂剧和手工业者亦有之。【24】总之在万历朝鲜战争时期，军户已经不再是纯粹从事军事的群体。如果不考虑其服役的义务，那么军户的生活，和一般民户并无多少差别。

目前学界基本达成共识，在万历朝鲜战争时期，卫所传统的正军士兵（即世代为兵的军户士兵），其收入水平普遍不高，而雇佣兵和家丁的收入相对要高。

王慧明指出，嘉靖后期，以1560年为例，北方京营家丁的犒赏银为5两，月米2石，是卫所正军的2倍；南方戚继光招募的义乌兵，其犒赏银为5两，其中3两位安家费，2两位旧功赏赐。这样一来，北人多成为将领的私人家丁，南人多喜欢接受朝廷招募而成为雇佣兵。【25】

万历朝鲜战争时期，朝廷特别从南方，尤其是浙江招募雇佣兵。南方雇佣兵的的月饷达到每月3.6两，一年43.2两，比戚继光所招募的义乌兵的工资还要高。辽东镇家丁月饷为每月1.25两，不管是南方雇佣兵还是北方家丁，其收入都比传统的卫所正军士兵的高。【26】

王慧明发现，南方雇佣兵的战斗力虽然比传统卫所士兵的强，但仍有巨大隐患，那就是招募容易，解散很难。早在万历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二年，兵科都给事中许弘纲就提醒朝廷要注意南方雇佣兵的遣散问题。1595年，即万历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三年，朝廷迫于巨大的经济压力，解散了永平防海南兵，结果引发士兵哗变。1596年，南京浙江道御史黄华秀请求停止征调南兵。【27】

随着明朝官府越发腐败，以及工商业的发展，还有社会上越来越浓的“重文轻武”风气的影响，军户士兵的地位相应发生了变化。

郑榕考察了明朝中后期，福建军户民户杂居，卫所拓城的问题。他指出，以福建大金所为例，大金所卫城在军户和民户互动过程中完成了拓建，从此成为了一个军民杂处的城堡。此例说明，有别于明初军户独居一处的情况，在万历朝鲜战争时期，军户和民户杂居和互动是社会的普遍现象。【28】

此外，张金奎和郑榕均考察了军户附籍和寄籍的问题。有明一代，大量军户士兵离开原籍，前往远方屯戍，这些士兵或在驻地结婚生子，或自带家属到驻地。明朝政府几度下令军户士兵的家小需回原籍，但都以失败告终。到了万历朝鲜战争时期，这些跟随士兵迁居的家小就以附籍或者寄籍的方式留在了驻地。在历史老撕看来，这个情况一方面说明，来自各地的军户家族聚集在一个卫所相互交流是明朝的社会常态；但另一方面，这样可能也带来了主客之间的矛盾，即本地军户和外地军户的矛盾。

明初社会“重武轻文”，卫所军户崇尚军事。郑榕指出，以福建为例，民初军户重视祃祭，祃祭主要被用于祈祷战事胜利。但到了万历朝鲜战争时期，随着文庙，卫学的兴起，祃祭名存实亡。普通军户不再崇尚军事，自然也就不会在乎祃祭。【29】张金奎指出，1425年之后，各地卫所加大了对卫学的扶持力度，比如积极建立文庙和卫学学校，提高卫学生员的待遇。再加上社会上重视科举的氛围，各地军户家庭普遍重视文教，轻视军事。【30】如此一来，专以军事为职的军户的地位迅速下降，大量军户或是从商，或是参加科举等，以图摆脱从军的本职工作。

杨晨宇指出，军户地位的下降，还由于明朝中期开始，卫所武官的行政权和司法权，比如对军户户籍，军粮的管理权，还有对军人诉讼的裁判权都被文官剥夺。如此一来，军人的地位得不到朝廷实际的支持，自然被世人鄙夷。【31】

在万历朝鲜战争期间，由于政治，经济和自身军事素质的下降，卫所的武官已经失去了明初的权威。武官只有在文官官僚系统中占有一席之地，才有可能在当地卫所发挥影响力。【32】此外，军纪败坏亦是明军的一大问题，明朝中后期，民间有“士兵如剃”和“若遇大虏还有命，若遇家丁没得剩”的民谣。【33】明军军纪败坏连朝鲜人也感受颇深。明军军纪败坏，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明朝“重文轻武”的社会氛围，让明军士兵不再有从军的荣誉感。

第五、考察明军的外族士兵。

郑洁西指出，在万历朝鲜战争期间，由葡萄牙人带来的部分黑奴被编入了明军，参加了明朝的对日作战。此外，明军的构成要素还有来自暹罗、琉球、印度甚至是日本的士兵。这些因素让万历朝鲜战争呈现了浓烈的国际色彩。【34】

赵世瑜指出，明军存在大量的回回族士兵，比如福建泉州的郭氏家族就是回回人。对回回人来说，清真寺就相当于卫所的庙宇，但受到汉化的影响，回回军户的清真寺不如祠堂重要。【35】

第六、考察军队装备及装备使用方法。

对于明军火器的研究，早在1998年，王珂就研究了火器制造程序和火器管理部门，他认为，明朝火器主要由军器局、鞍辔局 和兵仗局生产, 按规定每三年制造一定数量的火器；火器要被刻上字号和生产年月，以及官员名字；朝廷每五年还要派巡按御史同按察司进行检查, 对不按规定制造的火器和侵欺物料的官员, 进行治罪, 如降级或发边。【36】进入21世纪，明军火器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但多数研究集中在火器性能方面。

林少阳认为，安南很早就研究了欧洲的火器技术，明成祖征服安南之后，得安南的火枪制造技术，中国人称安南发明的火枪为“交铳”，《明史·兵志》 所言：及明成祖平定交趾，得神机枪炮法，特置神机营肄习。明朝万历战争时期，“交铳” 在一开始被大规模应用。【37】

久芳崇认为，丰臣秀吉入侵朝鲜，刺激了东亚地区的火器交流。该学者细致研究了战争中日本俘虏与高性能的日本小型铁制鸟铳 （铁炮）传入明朝的关系，并揭示了这些军事技术成果在万历朝鲜战争之后如何被运用于镇压播州土司杨应龙的叛乱。【38】

吴超研究了万历朝鲜战争中，日军的火器装备。他认为，“种子岛铳”就是日本“鸟铳”的雏形。这种火器能够顺利研发，主要原因在于种子岛盛产铁砂，从事制铁行业的工匠极多，因此在领主的强力组织下，火器制造技术很快就被掌握并推广。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时，3000人的部队还专设了“铁炮足轻”200 人。【39】

魏沂钊认为，日本铁炮（鸟枪）对明军造成了很大伤亡，明朝对日本火绳枪的评价也极高: “鸟铳......随发随至且无声，人不及避……鸟铳一门价二十余两，用之奇中，别州无此玅”。可见，当时日本的火绳枪是东亚较为先进的火器之一。【40】

虽然日军的火枪震慑了明军，但魏沂钊认为，明军火器样式多种，有远距离攻城楼的大将军炮，遭遇战的虎蹲炮，野战的佛朗机炮、灭虏炮等，还有可以连发的三眼铳和一窝蜂火箭。明朝的火器特点是种类繁多，威力巨大，在多数攻城拔寨中如平壤之役，一再震慑日军，明军屡屡获胜。【41】

贾凤媛的硕士论文研究了戚家军的打法。她认为，戚家军遇敌时是先以火器（鸟铳）、火箭、弓箭等远程兵器射击敌军，待敌接近五十步内，再以手持近战兵器的鸳鸯阵队向前接敌，展开作战。鸟铳手根据号炮、铳声、喇叭声（天鹅声）列阵、放铳射击。弓手和钯手则以举火为信号前出至鸟铳手处射击。【42】

孙文忠以宋应昌的对日策略为研究中心，考察了明军的火炮。他认为，明朝火炮的威力给时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天兵之炮如天崩地裂山原震荡不可言状。”“响如万雷，山岳震摇。”由此可知，明军武器之最强者乃大炮，而日军的乃是火枪。【43】

除了专业学术机构和人员的研究，网上也不乏研究明军火器的优秀者。“小站的小站”通过研究《纪效新书》，《军器图说》和《16—17世纪东亚海域火器史交流史研究》后认为，明朝在世界上率先使用了火器轮射战法。明朝前期就有三段式轮射列队，明朝人称之为迭进法。但万历朝鲜战争时期，迭进法的运用并不是很广。明军主要采用番递法，也就是：第一组射击，第三组装火药，第二组负责传递火枪。番递法被广泛应用，主要原因就是：明军战斗素质下降，由训练不足的士兵使用火枪，容易出现乱开枪的情况，如此还不如让精于射击的士兵站在前面，其他人负责装药和递枪。【44】

庞乃明研究了西方火器沿东南亚传入中国的路径。他认为，万历朝鲜战争爆发前后，东南亚人从西方手中获得了不少火器，王鸣鹤 《火攻问答》也说云南缅酋“专用火器以敌中国”。广东，广西和云南不少人经东南亚人转手，使用起了诸如爪哇铳，交铳之类的火枪。万历朝鲜战争时期，内阁中书赵士桢，从留居北京的噜密国（土耳其）火器官朵思麻那里获得火器原件和制造技术后，努力仿制噜密铳。【45】

（2）有关中日谈判

万历二十年（1592年）7月起，明朝朝廷多次派遣游击沈惟敬到朝鲜与日军谈判，其目的在于拖延时日以待明朝大军集结。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元月初，李如松收复平壤、开城，并且进攻汉城。但没过多久，明军在碧蹄馆之战中战败，3月，李如松焚烧日军在龙山的粮仓粟，逼迫日军撤退到釜山。此后很长时间，明军和日军陷入拉锯战。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6月，日方据守釜山等南部四道，请求和明朝展开谈判。7月，明朝朝廷宣诏退兵以进行日本封贡事宜，于是李如松大军撤退，只留七千六百人分别扼守要口。近二十年来，对于中日谈判，学界呈现了如下特点：

第一、关注谈判代表宋应昌，石星由主战到主和的变化：

万历朝鲜战争时期，石星主管兵部，宋应昌经略辽东，两人都积极主张对日谈判。

孙文忠认为，在明军出征前宋应昌积极准备作战，指挥山东和辽东做好防御工事，同时调集足够的火器和人马配合前线部队作战。在明军入朝作战之后不久，随着前线形势出现了不利于明军的变化，宋应昌要求前线的李如松稳健用兵（然李如松还是冒险出兵，方有碧蹄馆之败）。碧蹄馆战役之后，宋应昌通过多方谋划迫使日军主动提出了求和。宋应昌希望以极小的代价恢复朝鲜大部分国土。他的主张饱受争议，最后被迫辞官归乡。

孙文忠指出，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二月之后，明军面临敌众我寡的局面，朝廷原旨7万大军入朝，结果实际只到了4万人，而日军有十几万人，朝鲜多处要道的防御工事并未完工。由此，宋应昌主张，应该以封贡来安抚日本，换取边境的长久和平。

但封贡就是恢复明朝对日本的朝贡贸易，朝鲜方面极其反对。宋应昌的主张虽然有内阁和兵部的支持，但各地言官纷纷指责宋应昌软弱。孙文忠认为，地方言官很少顾忌到前线明军“冬卧冰雪，夏立暑雨，日乏一食，食无盐味”的惨状，甚至有言官提出：朝鲜之事尚未完，诸将士何可言功。在一片反对声中，宋应昌不得不告老还乡。【46】

郑洁西和杨向艳根据新近发现的海外孤本刑部尚书萧大亨《刑部奏议》中的相关审判记录，考察了兵部尚书石星和册封副使沈惟敬案。他们指出，刑部审议石星的时候，石星表示，当年自己力主出兵救援朝鲜，后来则偏听沈惟敬奸言主封，以致误事。朝鲜方面感恩于石星当初力主援朝，对石星因讲和论死之事颇感内疚，有过多次上疏相救的动议，但都不了了之。【47】

孙卫国认为，石星在万历朝鲜战争一开始力主救援朝鲜,乃其职责所在,没有任何私情,与所谓朝鲜通译洪纯彦施恩石星继室夫人毫无关系。然石星对日本无知,且其主持的封贡事宜,名不正言不顺,最终封贡失败,战事重起,石星瘐死狱中。【48】

主持封贡事宜的中国人，主要是兵部尚书石星，因此长期以来，史家多把石星当做是议和派代表。但孙卫国认为，对日谈判首先由石星提议，内阁首辅赵志皋在背后加以支持。在以周孔教为首的言官的弹劾中，赵志皋经常被视为连带责任人。据此可以推测，没有内阁首辅赵志皋在背后支持，石星也放不开手脚主持封贡谈判。【49】

第三、努力把握中日谈判的细节。

孙文忠认为，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3月，宋应昌派出的谈判代表就与日军达成协议：日方归还被俘的朝鲜王子，撤到朝鲜南部。但在实际操作中，该年4月，日军并未归还朝鲜王子，反而挟持了沈惟敬等明朝代表，并向釜山地区撤退。鉴于日军违约在先，宋应昌下令追击日军。【50】

郑洁西认为，万历朝鲜战争期间，明朝和日本的谈判长达4年之久。关于当时的和平条件,明朝一开始有"封贡"之议,最后实施的是"只封不贡",,其对日本的条件越发苛刻；而日本方面，丰臣秀吉的和平条件不断被调整,但仍坚持对朝鲜的特殊优越地位。丰臣秀吉的外交活动既要冲击东亚传统的朝贡体系，又要提升日本的国际地位,然而均不被明朝所认可。【51】

万明认为，以宋应昌为代表的兵部官僚，在出兵之初，就把谈判和战争定为两条并行的路线。万历二十年（1592年）9月，明军尚未集结完毕，沈惟敬就受命前往日军军营谈判，并商定了中日两军60天不开战。然宋应昌此时的谈判是为了拖住日军，并非真和谈，并没有理会沈惟敬。【52】

刘晓东也考察到了丰臣秀吉在四年谈判中，一步步对谈判条件做出修改，一步步对明朝做出妥协。其底线从原先的“恢复中日勘合贸易”变为后来的“占据朝鲜南部”。【53】

第四、关注谈判背后，明朝主和派与主战派的交锋。

焦堃认为，中日谈判期间，明朝主战派和主和派的交锋，大致可以分为中央内阁与地方言官，兵部与吏部的争执。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继赵志皋任首辅的王锡爵是主和派的代表之一，他以“至欲岁縻百万之财，而怯不敢通一介之使”为理由批评主战派不顾朝廷艰难，执意开战。王锡爵还曾直接向前线官员下达指示，试图加快和谈工作的进程。而主战派多以人品不正来抨击主和派。【54】

第五、关注谈判冲突的根源。

万明认为，丰臣秀吉发动战争，其根源在于，“中国久绝日本，不通朝贡，平秀吉以此心怀愤耻，欲起兵端”。与中国恢复贸易乃是丰臣秀吉最大的愿望。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2月，明朝朝廷任命李宗城，杨方亨为使者，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但不允许恢复中日贸易，以此竭力维持明朝在东亚朝贡体系中的权威。可以说，中日谈判必然破裂的必然原因在于，鉴于日本冲击了以中华为核心的朝贡体系，那么恢复中日贸易必然挑战明朝的传统地位，但不恢复中日贸易，由商业资本扶持上台的丰臣秀吉无法向自己的支持者交代。【55】

刘晓东的观点和万明的略有不同。刘晓东根据当时传教士佛罗伊斯在1596年12月的《日本报告书》的记载，认为丰臣秀吉对明朝的册封十分满意，然听到明朝要求日军撤出朝鲜之后，勃然大怒，于是战事再起。这是因为，接受明朝册封，只是让丰臣秀吉在明朝那里得到了满足，而撤军则意味着他从朝鲜那里，什么利益都没拿到，这是丰臣秀吉无法忍受的。【56】

第六、考察中日谈判之外，第三方势力的反应。

中日谈判期间，作为最主要受害者的朝鲜一直游离在谈判舞台的边缘。刘晓东考察了朝鲜僧人惟政和日军将领加藤清正的秘密谈判，双方就恢复邦交，并在朝鲜熊川，釜山开展贸易达成共识。然而作为日本实际统治者的丰臣秀吉一直拒绝跟朝鲜使者直接谈判。加藤清正与惟政的外交接触，在一定程度上为日后朝鲜与日本恢复邦交，埋下了一定伏笔。【57】

（3）有关中日情报战

早在万历朝鲜战争爆发的前两年，明朝就已收到情报预警。在万历朝鲜战争爆发之后，中央兵部和福建巡抚许孚远一直积极派出情报人员潜伏日本搜集情报。明朝官方极为重视谍报人员的作用，然见史料中有名有行者，发挥实质作用的只有史世用一人。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7月史世用和许豫一同到达庄内藩的内浦港，史世用随即潜伏日军大本营名古屋，寻找接头人许仪后。8月27日，史世用和许仪后一同回到内浦港。9月3日，史世用在许仪后的引见下，会见了萨摩藩老中伊集院忠栋。10月份，史世用扬帆归国。经过一番辗转周折，史世用写成《倭情备览》一书，详细介绍了日军情况和日本政局，并指出琉球和台湾对中国的海防十分重要。

福建巡抚许孚远颇为重视明朝情报人员离间日本君臣关系。但是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年底，明朝朝廷已决定册封丰臣秀吉，拒绝了许孚远的反间计。近二十年来，学界对中日情报战的研究，呈现了如下特点：

第一、考察战前情报。

早在1994年，管宁就注意到，万历朝鲜战争爆发的前一年（1591年）4月,琉球国长史郑迥（明朝御赐琉球久米村三十六姓之一的华人）嘱咐海商陈申从琉球归国通报丰臣秀吉入侵明朝的消息。陈申回国后报称：楼王拟8月兴兵袭取大明,一入南京,一入浙江,一入福建。【58】进入21世纪，学界相继挖掘出更多战前情报的史料，把战前情报史的研究往前推进。

郑洁西考察了苏八和许仪后两位在日华人的情报预警。苏八原为浙江台州临海县的渔民,万历八年（1580年）他出海之际被倭寇掳掠至日本萨摩藩。万历十八年（1590年）他听闻丰臣秀吉企图侵略明朝的消息之后, 想方设法搭乘漳州商人的货船辗转回到了家乡，并在台州参将衙门汇报日本情况。

许仪后,又称许三官,原籍江西吉安,隆庆五年(1571年)他在广东被倭寇劫掠至日本，后依靠医术成为萨摩藩大名岛津义久的药师。在战争爆发前两个月左右，许仪后写下陈情书，托付福建商人朱均旺带信回国，通报了日军的阴谋。【59】

明朝官方如何对待战前情报呢？周志明指出，陈申做了战前汇报之后，福建官方将之视为勾结倭寇的歹人，并对陈申进行惩罚。[]陈志刚也指出，当时的福建巡抚赵参鲁固执地坚信欲来侵扰明朝的不应该是日本军队而应是规模较小的倭寇。【61】

值得注意的是，陈志刚还指出，在陈申、许仪后的密报中，朝鲜已经叛变为日军的同盟者，连琉球都知道日军将开战，而朝鲜此时恰恰无一使、一语相报。这就使得明朝在战前对朝鲜深度怀疑。【62】

第二、注意考察战争期间，中日两国的信息传播。

情报战必然离不开信息的传播，如何对各类信息进行筛选和甄别，是政府在战时要处理的重大事情之一。郑洁西考察了开战初期，琉球和明朝都流传着“丰臣秀吉是中国人”的传言，此说可能出自万历十八年（１５９０年）赴琉球交涉的日本僧侣，其流传甚广的原因可能与丰臣政权的外交目的有关。“丰臣秀吉中国人说”折射出当时整个东亚海域的信息传播情况。开战第二年，礼部尚书张瀚指出，丰臣秀吉原是“华人”，其到日本后，迎娶了日本公主而成为倭王驸马，后来又篡夺了倭王之位。最终时任南京刑部右侍郎的谢杰指出：丰臣秀吉原姓木下，名十吉次郎，一名木下森吉，盖夷种。或云中国人者，非是。谢杰对丰臣秀吉的个人信息把握，相对要准确，极有可能跟潜伏日本的明朝谍报人员有关。

郑洁西指出，所谓“丰臣秀吉中国人说”的传言，应是出使琉球的日本僧侣故意散布的，目的在于强化丰臣政权的合法性。在战争期间，丰臣秀吉写给明朝使者沈惟敬的外交文书《日本国前关白秀吉书大明国使游击将军沈宇愚麾下》（１５９３年）及其本人所写的《大明日本和平条件》（１５９３年6月）中，遇“大明”均顶格重新起行，遇“日本”、“太阁（即丰臣秀吉）”一般降一格重新起行，把丰臣秀吉说成是中国人，有利于强调丰臣氏的高贵血统。【63】

除了“丰臣秀吉中国人说”，还有“沈惟敬毒杀丰臣秀吉的传闻”，这条传闻流传于中日韩三国。日本学者松本爱重考证后认为，沈惟敬与丰臣秀吉仅有一次会面机会，其毒杀之说系出臆测。然而郑洁西指出，沈惟敬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五月至九月间多次面见丰臣秀吉，两人相处融洽，情谊甚好，沈惟敬有可能向丰臣秀吉赠送药丸。京都醍醐寺和尚义演和传教士佛罗伊斯都证明，1596年六月二十三日， 沈惟敬到达丰臣秀吉的居城伏见城，此后两人多次会面。丰臣秀吉至少宴请过沈惟敬两次，且邀请沈惟敬同登伏见城天守阁顶。在谈判破裂前，两人关系甚好。梁敷河为丰臣秀吉的近侍，其证言沈惟敬向丰臣秀吉赠送了慢性毒药。由此观之，沈惟敬有机会给丰臣秀吉献药，但不太可能为慢性毒药，有可能是丰臣秀吉不适应这种药，导致没多久病发死亡。【64】

战争时期，如何处理军中谣言，是军事领导的重要工作内容。孙文忠指出，开战初期，日军散步谣言，说大明朝欲与日本共同瓜分朝鲜。辽东经略宋应昌特意致信朝鲜国王，强调“朝鲜为我中国东蕃......”，并希望朝鲜国人不要听信“反间不清之语”。【65】

第三、努力把握侦查工作的细节。

周志明，郑洁西等学者细致考察了史世用的侦查行迹。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7月史世用和许豫抵达了距离日本萨摩藩尚有一段距离的庄内藩的内浦港，史世用和许豫的在日本的任务就是：1.找到接头人许仪后；2.考察日本国内政局；3.伺机游说萨摩藩大名岛津氏起兵反丰臣秀吉。史世用抵达内浦港的时候，许仪后已经跟随岛津义久去了名护屋（日文所言名古屋）。【66】史世用随即潜伏名护屋，寻找许仪后行踪。【67】等到了8月份，许仪后回到萨摩藩。9月3日，许豫准备礼物，史世用化妆客商，在许仪后的引荐下，和萨摩藩老中伊集院忠栋会谈。伊集院忠栋很快就看出史世用和许豫并非商人，许仪后于是明言史世用等人乃大明普通武士。【68】

9月19日，有奸人泄密，正兴寺和尚玄龙前往内浦，质问许豫：“船主得非大明国福建州差来密探我国动静之官耶?”许豫回答: “是。因尔国侵乏高丽，杀害人民， 我皇帝不忍，发兵救援。近闻差游击将军来讲和，我福建许军门听知，欲发商船前来贸易，未审虚实，先差我一船人货来此，原无他意。”【69】

此后，许仪后被派往朝鲜，间谍史世用遂先行回国。【70】

陈志刚认为，万历二十二年（1594）正月，史世用回国时遭遇风浪，被迫与其承差郑士元返归萨摩藩，在该地又流落了七个月左右，同年八月二十九日巧遇琉球赴日使臣才得以回到福建。回国后，史世用写成《倭情备览》一书，该书“沈游击前后通关白之书，许仪后、廉士谨等通于边将书及晋州陷城时满城男女皆死 而无一人屈服之状，无不备载。其末誊载庚寅年黄允吉等赍去书币及礼单与贼酋书契。”史世用的报告书让明朝朝廷了解到琉球虽与日本有所往来，但并未附日的情况，这个情报有利于明朝集中军队在朝鲜作战，而不必分兵东南沿海。【71】

史世用回国时，1593年十一月，岛津义久又派家臣黑田番左卫门尉会见了许豫。当时的交流,通过正兴寺僧玄龙与许豫的笔谈完成。通过这次交流，萨摩藩特准许豫将此前所购的一百余担硫磺运回明朝, 并将文书一封、旗刀两件委托许豫带给福建巡抚,以图日后萨摩与福建之间的贸易往来。【72】

许豫回到明朝之后,向福建巡抚许孚远作了以下报告:一、关于丰臣秀吉、秀赖、秀次的个人情报,以及秀吉平定日本的经过；二、日军在朝鲜战场的困境；三、日本打造船舰的活动；四、日本六十六国及其兵役情况；五、日本长崎和葡萄牙的关系,葡萄牙商人偷带日本人潜伏广东澳门；六、日本国内的反秀吉势力,岛津义久与丰臣秀吉在政治上的不和；七、在日明朝人及其利用设想。【73】

第四、重视考察福建海商。

在情报战之中，福建海商发挥了重要作用。郑洁西译松浦章的文章，指出，与史世用一同前往日本的附近海商还有张一学、张一治等人，张一学和张一治成功潜人了丰臣秀吉的居城,并获得了大致如下情报：1.丰臣秀吉平定天下之过程；2.日军的三名统率分别为石田三成、浅野长政和大谷吉继。3.日本国内民声怨恨。4.以内浦、日向两国为例说明日军在朝鲜战争伤亡惨重。5.萨摩藩作为国际贸易地带的重要性。6.硫磺和乌铅这两种日军重要战略资源。7.丰臣秀吉居住城郭的情况。8.秀吉之子鹤松之死所引起的大杀戮。【74】

陈志刚指出，与史世用同船前往日本的还有福建海商黄加、黄枝、姚明、姚治衢四人，他们在丰臣秀吉的居所意外撞见朝鲜人廉思谨，获知前线谈判使者沈惟敬竟私下与丰臣秀吉约定明朝和亲日本的事情。此事经福建巡按刘芳誉转奏上呈，但万历帝认为“和亲之说无据”。【75】

郑洁西指出，与明朝间谍过从甚密的海商还有吴左沂、郑龙、吴鸾3人。吴左沂是福建海澄县出身的海商。史世用第一次回国时，就搭乘了吴左沂的商船，但是不幸遭遇海难，延误了归期。郑龙和吴鸾系许豫的商人同伙，他们在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搭乘许豫商船回国。【76】

第五、考察在日华人

在万历朝鲜战争爆发之前，大量华人被倭寇掳掠到了日本，这些华人在日本或是任职日军军官，或是任职通事，或是做苦力等等。早在1994年，管宁就考证了在日华人许仪后，郭国安的事迹。他认为，许仪后得知丰臣秀吉发兵征韩之后，多次遣书告知福建军门。丰臣秀吉得知许仪后通华，愤而欲煮许仪后，幸好德川家康为了取悦岛津义久，及时劝止了丰臣秀吉。【77】进入21世纪之后，学界对万历朝鲜战争时期，在日华人状况的研究如下：

郑洁西认为，1594年，返回福建复命的间谍许豫报告, 在日华人以浙江、福建、广东三省为多, 在九州当地的人口比例高达十分之三。郑洁西重点考察了许仪后, 又称许三官, 许于隆庆五年 (1571年)在广东为倭寇所劫持而来到日本。但是许仪后依靠自己擅长的医术到了萨摩藩主岛津氏的宠信, 他不但被提拔为萨摩藩的御用医师,而且还成为萨摩藩主的政治高参。史世用潜伏日本之后，许仪后竭尽所能帮助史世用，然许仪后已在日本有妻小，最终没有选择回到中国。【78】

除了许仪后，郑洁西还指出，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明军董一元部和日军岛津部对峙于晋江，日军将领郭国安自焚军粮，引起日军全线溃败。【79】

陈志刚也肯考证了郭国安的事迹：1598年十月，明军通过许仪后的密报得知丰臣秀吉病死，幼主继位，但岛津义弘仍带日军与明军对峙。郭国安密报明军：所恃者釜山数月粮耳，粮尽当归矣！随后郭国安配合明军游击茅国器游说岛津义弘，没过多久，岛津义弘和小西行长撤军。【80】

日军的汉语通事（翻译官）亦是郑洁西的研究对象。郑洁西指出，万历二十一年（1592年）正月初四，明军攻打平壤。日军通事张大膳向明军提供日军情报，被明朝有意培养为间谍。然多数日军通事，如康宗麟，朱元礼等人并不为明军所包容。其实这些通事和其他在日华人一样，多是被倭寇劫掠至日本，不得不在日本定居生活，娶妻生子。【81】

第六、考察明军情报系统

福建的情报人员多为民间人士，多数情报的价值并不高，明军不可能完全依赖福建的情报。陈志刚考察了明军的情报系统，他指出，在朝鲜作战的明军有专门的情报军官。这些情报军官经过严格的训练，其军事素质极高。《军令三十条》即规定: “哨探士卒哨探不实、瞭望士卒瞭望不真，因而误事者斩。”在严格的军令之下，明军的情报军官的业绩颇丰，如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3月，“闻倭将平秀嘉据龙山仓粟数十万，从间道纵火尽焚之，倭乏食。”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12月，“适谍报熊川岛倭船三十六号，业起行归。”【82】

（4）有关政局对战争的影响

晚明致命的党争问题，在万历朝鲜战争已有端倪。在战争中，中央与地方之争、吏部和兵部之争，南军和北军之争都深刻影响了前线将士军心和前线人事变动。2000年来，有关万历朝鲜战争时期，明朝政局变化的研究，有如下方面：

一、有关人事变动。

焦堃指出，言官郭实曾对宋应昌主持对日作战一事提出反对，随后郭实招致内阁首辅赵志皋的怨恨和打击报复；后来在主战主和的问题上，河南道御史周孔教指责兵部尚书石星和内阁首辅赵志皋误事。这说明在朝鲜之役中，内阁集团和言官集团从一开始便曾直接介入前线人事安排。【83】

在对日作战的问题上，内阁是明朝最高层的指挥中枢。然而开战以来，党争频频针对内阁官员。万明指出，赵志皋和张位都在战争爆发前一年入内阁，都是由申时行“密荐”入阁的。吏部尚书陆光祖认为阁臣例由廷推,此二人由密荐而入,“恐开徇私植党之门”。于是在战争爆发的第二年，即万历二十二年（1593年）,由文选郎中顾宪成主持，吏部向内阁推荐了王家屏、孙丕扬等七人,赵志皋以违制将这次推荐作废,顾宪成也由此被削籍。【84】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五月，朝廷就和谈一事再次举行廷议。右都御史沈思孝厉声反对和谈，沈思孝和周孔教进一步坚决要求罢免赵志皋和石星。【85】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日军二十多万分五路再次进攻朝鲜，战争形势严峻。赞画主事丁应泰上书指责内阁大学士张位招权纳贿，最终万历皇帝把张位免职，这是战争期间，明朝高层最激烈的一次人事变动。【86】

除了中央高层有人事变动，地方也发生了人事变动，或起于路线问题。陈志刚指出，福建巡许孚远主张利用间谍离间日本君臣。但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七月，山东道御史甘士价疏劾许孚远“道学自负，经济全疎，似难立于军民之上。”随后，许孚远被明升暗降调任南京大理寺卿。【87】郑洁西指出，伴随着许孚远的离职，潜伏日本的福建间谍亦遭打击，福建间谍刘可贤受到巡按周维翰的弹劾，以私自交通日本之罪下狱论处。【88】

二、有关东林党前身

焦堃指出，在当时反对和谈的官员群体之中，科道言官占据了中心地位，而很多言官跟后来的东林党颇有关系。反对和谈并弹劾内阁的官员如：沈思孝、郭实、周孔教，高攀龙等人，其中周孔教后来还曾到顾宪成所主持的东林书院中讲学，并被列入天启年间的《东林党人榜》之中。【89】东林党前身攻击内阁，一为反对和谈，二为内阁用人不当。

三、有关党争的实质

表面上看，东林党前身反对和谈，主张继续开战。但学者注意到，在万历朝鲜战争期间，发生过一些事关权力争夺的标志性事件，比如癸巳京察，三王并封案。历史老撕我在此先对这两个案子进行解释：

癸巳京察：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吏部按例考核京官,罢黜了若干高官。内阁首辅王锡爵等内阁成员对吏部展开报复，吏部尚书孙龙被迫致仕,考功郎中赵南星被斥为民,吏部郎中顾宪成被责革职。顾宪成回无锡修东林书院,讽议朝政,评论人物,东林党议始此。

三王并封案：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内阁首辅王锡爵按照万历皇帝的旨意，把皇长子、三子和五子同时封王，以拖延册立太子。此事遭到朝中官员对内阁的激烈批判。

焦堃指出，东林党前身在战争期间对内阁的攻击，其实是以上两案的延续。以郭实和周孔教为代表的东林党前身集团在尚未开战之时就频频攻击前线指挥官。而战争之初，明军尚未集结完毕，内阁并没有和谈之意，东林党前身如此疯狂攻击前线将领，盖因前线指挥官，如宋应昌等都是内阁安排的人马。【90】

四、党争对明军的影响

焦堃指出，宋应昌因郭实之抨击而请辞经略，万历皇帝坚持令其赴任，并对郭实加以处分。【91】

万明指出，第二任经略邢阶抱怨朝中官员互相攻讦,纷乱异常,让前线的将领顾虑重重,不能进退自如,甚至无所措手足。另外，朝廷党争使得主和与主战的政策摇摆不定,后果十分恶劣。政策的摇摆不仅造成朝鲜战场上和战并行,号令不一，更影响到明军。明军遇有小挫即议撤兵,将领不能激励士兵英勇作战,反而助长了畏敌情绪。【92】

朝廷的党争不仅给将领带来了困扰，也客观上造成了前线军队的分裂。卜永坚指出，蓟镇总兵官张邦奇被弹劾，朝廷改王保担任总兵。万历朝鲜战争期间，南兵和北兵不和，1594年左右，南兵回国,因军饷问题鼓噪,被总兵王保公报私仇,尽数诱杀。【93】

（5）有关暹罗、朝鲜，粤台地区和女真人

万历朝鲜战争的参战方为明朝，日本和朝鲜，作战地点主要在朝鲜半岛及其海域。但2000年以来，有中国学者关注到暹罗、朝鲜和女真人在战争爆发前后的动向。

一、暹罗

郑洁西指出，万历朝鲜战争爆发第一年，暹罗使者“握叭喇”提出：由暹罗出兵直捣日本老巢，“握叭喇”所提出的这一请求，由当年九月刚刚被任命为蓟、辽、保定、山东四省“防海御倭军务”经略大臣的宋应昌以奏折形式向万历皇帝作了汇报，结果得到了采纳。然两广总督萧彦反对“借兵暹罗”，最终这个提案失败了。【94】

二、朝鲜

陈志刚指出，战争爆发前，朝鲜和日本的关系扑朔迷离。战前陈申等人密报朝鲜欲与日本共伐大明，这让明朝感觉朝鲜形迹可疑。万历二十年（1592年）4月，日军开始进攻朝鲜，在一个月时间里日军即由对马海峡推进至平壤附近，朝鲜可谓一溃千里。在刑曹判书李恒福等人的坚持下，朝鲜开始向明朝求援。但是，战争之初，辽东地区盛传，朝鲜实为日本的向导，意欲配合日本人攻伐明朝。兵部尚书石星密谕崔世臣、林世禄等驰至平壤，欲见朝鲜国王李昖，然而李昖仅命殿前黑团领接待二人，自己并未出面。到了6月，兵部发给朝鲜的咨文，其措辞极为强硬:尔国谋为不轨。直到辽东指挥宋国臣确认朝鲜确实有难，明朝方解除了对朝鲜的怀疑。【95】

于晓光指出，在战争爆发之后，朝鲜一面抵抗日本，一面极为警惕北部的女真人。战争爆发的第二年（1593年），因建州女真多次入境朝鲜抢劫，朝鲜国王立即派咸镜北道兵马节度使郑见龙以投降的日本士兵为先锋，突袭女真居地,杀死老少女真人七八百人,制造了永建堡惨案。此后，朝鲜高层愈发重视投降的日本兵在抵御女真人方面的作用。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7月,朝鲜备边司就对朝鲜国王报告：努尔哈赤在辽东建州的势力越发强大，如果努尔哈赤挥师渡江,朝鲜将腹背受敌。就在同一年，一批女真人进入朝鲜渭原境内采参,被朝鲜军队所杀,引起女真人的强烈不满,鸭绿江两岸形势陡然紧张。【96】

三、广东地区

在万历朝鲜战争爆发前后，明朝禁绝了中日直接贸易。广东的南澳和澳门遂成对日走私贸易的集中地。荆晓燕指出，地处闽广交界的南澳汇聚了很多日本私商。即便在中日关系紧张的时候，“倭舶无所容，俱于此互市……定期于四月终至，五月终去，不论货之尽与不尽也。其交易乃搭棚于地......刀枪之类悉在舟中。”，由于走私的日本商人太多，南澳成了中国人打探日本消息的最佳场所。万历六年(1578年)，明朝朝廷允许驻澳门的葡萄牙商人进入广州城采购货物，澳门很快成为了广州—长崎贸易的中转站。【97】

郑洁西指出，1594年，许豫报告福建军门：日本长岐地方,广东香山澳佛郎机番,每年至长岐买卖......仍夹带侨奴,假作佛郎机番人,潜入广东省城。赴日贸易的葡萄牙人暗中夹带日本间谍来到澳门。这些日本间谍假扮作葡萄牙人,潜人广东省城侦察明朝情报。【98】

四、台湾地区

万历元年，广东潮州海盗林凤首先来到台湾。在万历朝鲜战争时期，大量福建人和广东开发台湾，其定据点为北部的淡水、鸡笼,中部的魍港,南部的加老湾。广东人福建人来到台湾,并不是马上就发展农业,而是以商业为其核心，利用粤闽的土产与台湾土著交换鹿肉与鹿皮等商品,而后利用台湾的港口与日本人发展贸易。【99】

1592年丰臣秀吉入侵朝鲜的第二年，就给台湾地区的原住民“高山国”发去了所谓的外交文书。【100】陈思指出，丰臣秀吉对台湾虎视眈眈，不时派人前往窥探侵扰，这让福建官方深感威胁，不得不增加其在海防上的投入，将澎湖等地重新纳入到防卫圈内，所谓“朝鲜告变，倭且南侵，议者谓不宜坐弃澎湖，因设兵往戍之。”万历朝鲜战争让明朝官方开始重视台湾海防。【101】

五、女真人

于晓光认为，万历年间，辽东北关的叶赫部女真称雄于辽东北部，且与蒙古的关系暧昧不清。为了制约叶赫部女真，万历十七年（1589年），朝廷封南关建州的努尔哈赤为都督佥事,企图以南关建州女真来制约北关叶赫部女真。万历朝鲜战争爆发之时，努尔哈赤主动请缨助战，然而朝鲜极力反对，明廷最终作罢。明军辽东主力入朝作战之后，努尔哈赤趁机统一女真族,壮大自己的实力。【102】

五、总结

进步之处：1.研究角度更加多样化，视野较之以前具有国际化的特点，不仅考察了明朝方面，也考察了汉地周边地区和民族的反应；2.研究深度有很大的进步，细致考察了明军、东亚贸易、中日谈判细节，明朝谍报系统。

尚属不足：对日韩方面的资料研究尚有欠缺，期待日后可以翻译更多日韩专家的论著。

脚注：

【1】陈尚胜，赵彦民，孙成旭，石少颖：《地区性历史与国别性认识——日本、韩国、中国有关壬辰战争史研究述评》，《海交史研究》2019年12月。

【2】郑洁西：《万历二十一年潜入日本的明朝间谍》，《学术研究》2010年5月。

【3】杨晨宇：《明中后期的卫所“民化”》，《三峡论坛》2014年1月。

【4】郑榕：《14-18世纪闽南的卫所、户籍与宗族》，博士论文2017年6月。

【5】张金奎：《明代卫所军户研究》线装书局2007年版第190页,200页,217页。

【6】万明：《万历援朝之战与明后期政治态势》，《中国史研究》2001年5月。

【7】管宁：《明代许仪后、郭国安等忠君报国活动事迹考》，《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4年12月。

【8】马志超：《明代户籍制度与社会流动研究》，博士论文2022年5月。

【9】马志超：《明代户籍制度与社会流动研究》，博士论文2022年5月。

【10】王慧明：《明代募兵制研究》，博士论文2021年5月。

【11】王慧明：《明代募兵制研究》，博士论文2021年5月。

【12】郑榕：《14-18世纪闽南的卫所、户籍与宗族》，博士论文2017年6月。

【13】郑榕：《14-18世纪闽南的卫所、户籍与宗族》，博士论文2017年6月。

【14】彭勇：《明代卫所制度涉及与军户家族记忆的历史书写——以湖南新田骆氏家族为中心的考察》，《史学集刊》2022年11月。

【15】徐斌：《明清军役负担与卫军家族的成立——以鄂东地区为中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2月。

【16】张爱萍：《明代班军家族的军役承充——以衡州卫罗氏为个案》，《湘学研究》2021年2月。

【17】 郑榕：《14-18世纪闽南的卫所、户籍与宗族》，博士论文2017年6月。

【18】郑榕：《14-18世纪闽南的卫所、户籍与宗族》，博士论文2017年6月。

【19】 郑榕：《14-18世纪闽南的卫所、户籍与宗族》，博士论文2017年6月。

【20】徐晓望：《16—17世纪环台湾海峡区域市场研究》，博士论文2003年5月。

【21】张金奎：《明代卫所军户研究》线装书局2007年版第190页,200页,217页。

【22】张金奎：《明代卫所军户研究》线装书局2007年版。

【23】张金奎：《明代卫所军户研究》线装书局2007年版。

【24】张金奎：《明代卫所军户研究》线装书局2007年版。

【25】王慧明：《明代募兵制研究》，博士论文2021年5月。

【26】王慧明：《明代募兵制研究》，博士论文2021年5月。

【27】王慧明：《明代募兵制研究》，博士论文2021年5月。

【28】郑榕：《14-18世纪闽南的卫所、户籍与宗族》，博士论文2017年6月。

【29】郑榕：《14-18世纪闽南的卫所、户籍与宗族》，博士论文2017年6月。

【30】张金奎：《明代卫所军户研究》线装书局2007年版。

【31】杨晨宇：《明中后期的卫所“民化”》，《三峡论坛》2014年1月。

【32】郑榕：《14-18世纪闽南的卫所、户籍与宗族》，博士论文2017年6月。

【33】王慧明：《明代募兵制研究》，博士论文2021年5月。

【34】郑洁西：《16世纪末日本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战争与整个亚洲世界的联动——以万历二十年明朝“借兵暹罗”征讨日本议案为例》，《海洋史研究》2021年5月。

【35】赵世瑜：《卫所军户制度与明代中国社会——社会史的视角》，《清华大学学报》2015年5月。

【36】王珂：《明代的火器制造及管理制度》，《河南大学学报》1998年9月。

【37】林少阳：《文治化的日本江户时代与明清东亚的世界体系——兼质疑明治维新中心史观及国族历史叙述框架》，《新史学》2020年12月。

【38】久芳崇：《アジアの兵器革命：十六世紀中国に渡った日本の鉄砲》， 吉川弘文館２０１０年版。

【39】吴超：《16至17世纪日本火器在东亚区域的流布与影响考述》，《东方论坛》2013年版。

【40】魏沂钊：《壬辰战争中火器因素的影响探析》，《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2月。

【41】魏沂钊：《壬辰战争中火器因素的影响探析》，《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2月。

【42】 贾凤媛：《戚继光军事活动中的火器应用》，2020年硕士论文。

【43】孙文忠：《万历朝鲜战争期间宋应昌对日策略研究》，2017年硕士论文。

【44】小站的小站：《明朝率先使用火器三段射击战术，为何日本学者反而宣称学自日本？》，网易号2022年。

【45】庞乃明：《火绳枪东来:明代鸟铳的传入路径》，《国际汉学》2019年3月。

【46】孙文忠：《万历朝鲜战争宋应昌对日策略研究》，2017年硕士论文。

【47】郑洁西，杨向艳：《万历二十五年的石星、沈惟敬案——以萧大亨《刑部奏议》为中心》，《社会科学辑刊》2014年5月。

【48】孙卫国：《兵部尚书石星与明代抗倭援朝战争》，《朝鲜·韩国历史研究》2013年8月。

【49】孙卫国：《兵部尚书石星与明代抗倭援朝战争》，《朝鲜·韩国历史研究》2013年8月。

【50】孙文忠：《万历朝鲜战争期间宋应昌对日策略研究》，2017年硕士论文。

【51】郑洁西：《万历朝鲜战争期间和平条件的交涉及其变迁》，《学术研究》2017年9月。

【52】万明：《万历援朝之战与明后期政治态势》，《中国史研究》2001年5月。

【53】刘晓东：《万历壬辰战争和谈中的朝日交涉——以朝鲜义僧惟政与加藤清正的接触为中心》，《山西大学学报》2022年1月。

【54】焦堃：《万历朝鲜之役中的对日和谈问题与明廷党争》，《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2020年6月。

【55】万明：《万历援朝之战与明后期政治态势》，《中国史研究》2001年5月。

【56】刘晓东：《万历壬辰战争和谈中的朝日交涉——以朝鲜义僧惟政与加藤清正的接触为中心》，《山西大学学报》2022年1月。

【57】刘晓东：《万历壬辰战争和谈中的朝日交涉——以朝鲜义僧惟政与加藤清正的接触为中心》，《山西大学学报》2022年1月。

【58】管宁：《明代许仪后，郭国安等忠君报国活动事迹考》，《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4年12月。

【59】郑洁西：《万历朝鲜之役前后的在日明朝人》，《唐都学刊》2009年3月。

【60】周志明：《明末壬辰战争与中国海商》，《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7月。

【61】陈志刚：《明朝在朝鲜之役前后的军事情报活动论析》，《学习与探索》2011年7月。

【62】陈志刚：《明朝在朝鲜之役前后的军事情报活动论析》，《学习与探索》2011年7月。

【63】郑洁西：《万历朝鲜战争期间的“丰臣秀吉中国人说”》，《外国问题研究》2017年3月。

【64】郑洁西：《沈惟敬毒杀丰臣秀吉逸闻考》，《学术研究》2013年5月。

【65】孙文忠：《万历朝鲜战争期间宋应昌对日策略研究》，2017年硕士论文。

【66】周志明：《明末壬辰战争与中国海商》，《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7月。

【67】松浦章，郑洁西：《万历年间的壬辰倭乱和福建海商提供的日本情报》，《明史研究论丛》2010年7月。

【68】周志明：《明末壬辰战争与中国海商》，《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7月。

【69】陈志刚：《明朝在朝鲜之役前后的军事情报活动论析》，《学习与探索》2011年7月。

【70】松浦章，郑洁西：《万历年间的壬辰倭乱和福建海商提供的日本情报》，《明史研究论丛》2010年7月。

【71】陈志刚：《明朝在朝鲜之役前后的军事情报活动论析》，《学习与探索》2011年7月。

【72】松浦章，郑洁西：《万历年间的壬辰倭乱和福建海商提供的日本情报》，《明史研究论丛》2010年7月。

【73】松浦章，郑洁西：《万历年间的壬辰倭乱和福建海商提供的日本情报》，《明史研究论丛》2010年7月。

【74】松浦章，郑洁西：《万历年间的壬辰倭乱和福建海商提供的日本情报》，《明史研究论丛》2010年7月。

【75】陈志刚：《明朝在朝鲜之役前后的军事情报活动论析》，《学习与探索》2011年7月。

【76】郑洁西：《万历二十一年潜入日本的明朝间谍》，《学术研究》2010年5月。

【77】管宁：《明代许仪后，郭国安等忠君报国活动事迹考》，《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4年12月。

【78】郑洁西：《万历朝鲜之役前后的在日明朝人》，《唐都学刊》2009年3月。

【79】郑洁西：《万历朝鲜之役前后的在日明朝人》，《唐都学刊》2009年3月。

【80】陈志刚：《明朝在朝鲜之役前后的军事情报活动论析》，《学习与探索》2011年7月。

【81】郑洁西：《万历朝鲜之役前后的在日明朝人》，《唐都学刊》2009年3月。

【82】陈志刚：《明朝在朝鲜之役前后的军事情报活动论析》，《学习与探索》2011年7月。

【83】焦堃：《万历朝鲜之役中的对日和谈问题与明廷党争》，《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2020年6月。

【84】万明：《万历援朝之战与明后期政治态势》，《中国史研究》2001年5月。

【85】焦堃：《万历朝鲜之役中的对日和谈问题与明廷党争》，《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2020年6月。

【86】万明：《万历援朝之战与明后期政治态势》，《中国史研究》2001年5月。

【87】陈志刚：《明朝在朝鲜之役前后的军事情报活动论析》，《学习与探索》2011年7月。

【88】郑洁西：《万历二十一年潜入日本的明朝间谍》，《学术研究》2010年5月。

【89】焦堃：《万历朝鲜之役中的对日和谈问题与明廷党争》，《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2020年6月。

【90】焦堃：《万历朝鲜之役中的对日和谈问题与明廷党争》，《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2020年6月。

【91】焦堃：《万历朝鲜之役中的对日和谈问题与明廷党争》，《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2020年6月。

【92】万明：《万历援朝之战与明后期政治态势》，《中国史研究》2001年5月。

【93】卜永坚：《万历朝鲜战争第一阶段(1592—1593)的明军——以《中国明朝档案总汇》卫所选簿为中心之考察》，《明史研究论丛》2014年1月。

【94】郑洁西：《16世纪末日本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战争与整个亚洲世界的联动——以万历二十年明朝“借兵暹罗”征讨日本议案为例》，《海洋史研究》2012年5月。

【95】陈志刚：《明朝在朝鲜之役前后的军事情报活动论析》，《学习与探索》2011年7月。

【96】于晓光：《“以夷制夷”与“以倭攻胡”——壬辰战争期间明朝与朝鲜对女真政策的比较研究》，《潍坊学院学报》2006年1月。

【97】荆晓燕：《明朝中后期广东地区的对日走私贸易》，《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2月。

【98】松浦章，郑洁西：《万历年间的壬辰倭乱和福建海商提供的日本情报》，《明史研究论丛》2010年7月。

【99】徐晓望：《16—17世纪环台湾海峡区域市场研究》，2003年博士论文。

【100】郑洁西：《万历朝鲜战争期间的“丰臣秀吉中国人说”》，《外国问题研究》2017年3月。

【101】陈思：《论明代福建民间与官方的台湾印象》，《闽台文化研究》2018年12月。

【102】于晓光：《“以夷制夷”与“以倭攻胡”——壬辰战争期间明朝与朝鲜对女真政策的比较研究》，《潍坊学院学报》200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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