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时龙

自从顾诚先生在《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发表《沈万三及其家族事迹考》一文，[1]有关沈万三“从于元代也死于元代”的结论似乎已成定谳，再无讨论的必要。然而，师樊树志先生在《明代文人的命运》一书中发表《沈万三事迹考辨》一文，表示“顾先生的结论并非毫无根据，却难以令人信服”[2]。因此，沈万三是否活到明朝初年，其实是可以重新再进行讨论的。诚然，之前研究对于沈万三相关资料的发掘，基本上已做到了穷尽。而且，对于这样一个历史与传说交融的人物，剖析出哪些是历史真实，哪些是虚构传说，有很大难度，现有史料也难以满足这一要求。因此，本文所要做的工作，不过是利用之前的研究已经发现的史料对沈万三的生平事迹再作一检讨，以期对此问题有不同的理解。

一、仍然悬而未决的问题：沈万三卒于元末？

 沈万三的卒年，之前一直是考辨的焦点。沈万三究竟是活到了洪武元年（1368）明朝建国，还是他在明朝建国之前已经去世？这个问题是顾诚先生讨论最费笔墨的。最后，顾诚先生的结论是：沈万三生于元代，也死于元代，也就是说没有活过明朝建国。依据呢？主要有两点。但是，仔细琢磨，这两条依据都不充分。

首先一条是乾隆十二年的《吴江县志》的记载。该书卷五六《旧事》云：“沈万三秀有宅在吴江廿九都周庄，富甲天下，相传由通番而得。张士诚据吴时，万三已死。二子茂、旺密从海道运米至燕京。洪武初，以龙角来献。”而按语中说：“莫志撰弘治元年《吴江志》云：张士诚据吴时，万三已死。而此云万三尝伏法，高皇帝籍没其家。《明史》亦云洪武时沈秀助筑都城，请犒军。其事互异，未知孰是。”[3]从按语中看，乾隆十二年《吴江县志》的作者很清楚沈万三卒年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即弘治《吴江县志》的说法，以及王世贞、《明史》的说法。乾隆十二年《吴江县志》的作者在正文中继承并采纳了弘治《吴江县志》的说法，但却仍然在按语中存疑，表明作者也是无法判断真实的情况究竟如何。这条出自《吴江县志》的记载，从时间上来说距离沈万三的时代已经很远，难以当作百分之分的信史。因此，这条史料只可以让我们对沈万三的卒年有不同的观点，而很难就此作出沈万三果真死于明朝建国之前的结论。关于这一点，师樊树志在其《沈万三事迹考辨》一文中也已指出过。

其次，顾先生举出的更重要的史料是王行（1331-1395）的《沈荣甫墓志铭》和《沈茂卿墓志铭》。沈荣，字荣甫、荣父，是沈万三的儿子，生于大德十年（1306），卒于洪武九年（1376）。沈茂卿名森，是沈荣之子，也就是沈万三之孙，生于元天历二年（1329），卒于洪武九年（1376）。王行是与沈家往来比较密切的人物，其所撰写的《墓志铭》有较高的可信度。按照顾诚先生的逻辑，沈万三之子沈荣既然出生于元大德十年（1306），则沈万三至少生于1289年以前（按沈万三在比较年轻的十八岁的年龄生子计算）。由1289年到明洪武元年（1368），沈万三当时至少80岁。顾先生也承认，古人活到这个年龄虽然不多，但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性。接下来，顾先生进一步认为，如果按照《明史》的说法，沈万三发配到云南，而云南是在洪武十五年（1382）才被傅友德平定。因此，如果沈万三真的要发配到云南，就至少得活到1382年，年龄就得“百岁上下”，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此，顾先生认为“这种奇谈怪论”是不能相信的？的确，因为即便按照我们的假设，沈万三十八岁生子沈荣，他要活到云南平定之年，年龄也至少是94岁，委实像“奇谈怪论”，可能性不大。

但是，想要指出的是，这里有一个逻辑的问题，即：沈万三不能活到1382年，并不代表沈万三不能活到1368年。从沈万三的年龄，进而推论沈万三以至少在94岁的高龄发配云南是“奇谈怪论”，因而对《明史》卷一一三《高皇后传》中“乃释（沈）秀，戍云南”的记载表示怀疑，这几个环节都没有问题。但是，成功判断沈万三不能以近百岁的高龄发配云南，并不能因此就证明沈万三不能以80岁的高龄活过洪武元年。也就是说，即便清修《明史》并于沈万三发配云南的记载不可信，也只能证明沈万三不可能去云南而已，却不可能证明沈万三没有活到明初。换言之，“沈万三不可能发配云南”，并不等于“沈万三没有活到明初”。这其间，其实是两个不直接相关的问题。在这里，顾诚先生论证的逻辑是有一些问题的。另外，最近高寿仙先生指出，王行的《沈荣甫墓志铭》和《沈茂卿墓志铭》所提到的沈富，极有可能是一个与沈万三恰巧同名的人。如果是这样，那么以沈荣的年龄来推论沈万三的年龄，便有极大的史料辨识上的缺陷了。

进而言之，就像认可王行撰写的墓志铭的史料价值一样，我们同样必须尊重刘三吾的《故吴兴处士沈汉杰墓志铭》的记载，因为相对于之后修撰的正史或地方志而言，墓志铭才是第一手原始资料。刘三吾，初名如孙，以字行，茶陵人，洪武十八年（1385）以茹瑺荐召至，时年已七十三，奏对称旨，授左赞善，累迁翰林学士。[4]刘三吾记载说：“自予备官春坊词垣以来，日于班次拱听圣训，恒钱谷所暨，必首称吴中沈氏。国初，有万三公、万四公兄弟率先两淛户家输其税石者万，玉音嘉叹久之。”[5]顾先生认为其不可信的理由主要有两点：其一刘三吾误把请求写墓志铭的沈玠误以为是沈万四的曾孙，其二里面记载的一些细节如“1500两银子”既要“造廊房650楹”又要为1000名军士提供甲马，不大可能。因此，刘三吾的记载显然因为隔的时间太长，道听途说的成份要多一些。但是，要轻易否认墓志铭中的记载并不容易。墓志铭的撰写，一般得先有托请人提供的行状，而刘三吾在写墓志铭时也同样得到“乡贡进士萧放”所撰写的行状。写墓志铭时加入一些自己的情绪，叙撰写墓志铭的前因后果，这些都是存在的。但是，对于墓主人的生平、墓主人的直系亲属父母的生平的描述，一般情况下会严格地由行状的信息转述，断不会杜撰。如果沈万三死于元末，而刘三吾却对着行状还能把他写着在国初曾以户家的身份输粮万石，岂非令人疑惑。当然，这位“翰林之大老”会犯糊涂，而真要犯糊涂沈玠也不敢谁何，只能拿回去“稍加改动才能付之镌石”，就像把沈玠误会为沈万四的曾孙那样。但是，有一点必须注意的是，刘三吾在提及沈万三、沈万四时，数度将其与“圣训”、“玉音”这样的文字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再不严谨的官员，在提及皇帝时能不多两个心眼，仔佃掂量和检查一下自己所写的内容。如果沈万三真是一个从未活过元末的人物，刘三吾记述的朱元璋的“玉音嘉叹久之”，岂止是亵渎，简直是大不敬。处于明初文字尚多忌讳的时代，刘三吾会如此糊涂？因此，刘三吾“国初有万三、万四兄弟”之说，值得重视，而不要轻易地否定。

二、一个可能性较大的推测：沈达卿即沈旺

关于沈达卿的问题，顾诚先生推定他是沈万三之子。但是，“达卿”显然只是字，而不是名。因此，沈达卿究竟是谁就构成问题了。在《沈万三及其家族事迹考》一文中，顾诚先生的结论是：“从王行所记沈达卿的孙儿名沈程、沈巽、沈衡来看，显然不是沈荣、沈旺。……如果《吴江县志》所记万三有一子名茂不误，那么有两种可能：一是沈茂即沈达卿的正名，一是沈万三另有一子。”[6]

首先来看顾先生关于“沈达卿不可能是沈森或沈旺”的推论是否确定。从王行为沈荣撰写的《沈荣甫墓志铭》来看，沈荣的孙子有三人：沈经、沈綖、沈绅，自然与沈达卿有三个孙子分别叫沈程、沈巽、沈衡的记载不符，而且沈荣字荣甫、荣父。因此，沈荣自然是完全可以排除的。但是，沈旺会不会就是沈达卿呢？这个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从《沈伯熙墓志铭》来看，沈旺有两个儿子，沈至、沈庄。沈至的一个儿子叫“德全”，而沈庄的儿子叫沈基。《逆臣录》中提到“沈德全”，但“德全”显然也只是字，而不是名，就像《逆臣录》中也记载了“沈文矩”、“沈文衡等”。仅从墓志来看，我们并不能知道沈至有几个儿子，因此沈旺确切地有几个孙子也是不清楚的。而且，从《沈文矩字说》来看，沈程是沈达卿之子沈伯凝的次子。沈伯凝让沈程、沈巽、沈衡等人从学于王行，所谓“从予（王行）游者曰程，曰巽，曰衡”，并不一定表示沈伯凝只有这三个儿子。也有可能沈程仍有一兄，就是前述的携其叔灵柩归乡的“德全”？再有，沈衡是“德全”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因此，沈旺即沈达卿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其次，看一看沈茂是沈达卿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关于沈茂的记载很少。乾隆《吴江县志》云：“张士诚据吴时，万三已死，二子茂、旺密从海道运米至燕京。洪武初，以龙角来献，……时方征用人才，茂为广积库提举，旺之侄玠为户部员外郎。”但是，可疑的是，王行的《清安堂记》记载：“东阳沈达卿氏居吴长洲之周庄，奕世以来咸以勤慎敦愿处乡里，治生修业，日以优裕。至达卿，产益广，赀益饶，勤慎敦愿益甚，而浸文以饰之。他无所嗜，惟蓄经书子史、古图谱法书名翰之迹，楼而庋之，韱轴汇列，暇则左右阅视，喜溢眉宇间，曰：‘此吾所以为子孙者乎？此吾所以自乐者乎？’”在这篇专门为沈达卿而写的文字中，压根没有见到“广积库提举”这样的仕途的提及，而其人品行迹则更类文士，而不似总在营营碌碌的低级官员。而且，也有人认为沈茂其实就是沈荣。[7]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关于沈茂的记载几乎没有，或者就是因为沈茂即沈荣而已。

那么，沈达卿可不可能是沈荣、沈茂、沈旺之外的又一个沈万三的儿子？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以沈达卿与王行的交情，沈达卿如果逝于蓝玉案之前，王行或许可能再为沈达卿撰志铭。没有王行的墓志铭，沈达卿大概活到蓝玉案发时，他也必然要像他的儿子沈文矩等一样出现在《逆臣录》之中。如果说“沈达卿”的名字见不到，大概是因为《逆臣录》中记录的是他真正的“名”，而不是“达卿”的字。在《逆臣录》中记录的顾学文妻族“沈旺、沈德全、沈昌年、沈文规、沈文矩、沈文衡、沈文学、沈文载、沈海凡八人”之中，其记叙中的第二人“沈德全”已是沈万三的曾孙辈，唯一的当时算是长辈的沈万三子辈应该只有沈旺。从这点来说，沈达卿很可能就是沈旺。而且，如果说沈达卿就是沈旺的话，那么沈旺之子沈庄（伯熙）“好蓄书史奇玩”也显得非常自然。沈伯凝对于书画收藏也很爱好，“勤于古鼎彝尊敦之器、金石法书之迹，以至于图画象物珍异之玩，一见辄有别识，定其久近高下，是非良否之，自湖海间号称好古博雅者无不叹其知鉴”，亦是继承了其父之家学。因此，沈伯凝很可能即沈至。《中庸》云：“苟不至德，至道不凝。”这或是沈至字伯凝的来由。而且，从沈庄的墓志铭看，其人“好蓄书史奇玩，每清暇则出而陈之，坐若翁于堂上，俾家人具酒馔，伯熙与其兄献寿称觞，怡怡怿怿，一门之内，父子昆季蔼如也。”沈旺、沈至、沈庄这三位对于书画古器物有共同兴趣的父子兄弟，即便祝酒亦要以书史奇玩来佐兴。

以上是对沈万三生卒年以及沈万三之子达卿即沈旺两事略加辨析。然而，人们更津津乐道的显然是沈氏在明初的破家故事，故略赘数语。毫无疑问，沈氏破家，折射的是明前期社会的富户普遍在政治权力和峻法的高压下残破的社会现实。最近李治安先生撰文谈到元至明前期江南的政策变化，认为明初改变了近千年江南富民大地主为核心的经济结构，取而代之的是与北方相差无几的“配户当差”。[8]但是，这仅仅是一个大的背景。沈氏破家不仅是因为其巨富，还因为其对于政治的积极参与。积极参与政治似乎是沈氏的传统。沈万三的父亲沈祐在“富埒于素封”之后，经常对万三、万四说：“乐莫如兼济。”[9]怎么理解“兼济”二字？古人云：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宋元时代，势家豪族的影响力不仅体现在经济上，也体现在政治上。因此，沈氏“兼济”二字的故训，不能仅仅理解为积德行善，“能推恩以周急难”，就像沈氏积善堂所体现的那样，还体现为其家族对于世俗权力的积极干预。无论记载的准确与否，沈茂、沈旺向大都运粮食，在明初积极地贡献方物或银两粮食，都体现沈氏家族欲染指政治权力，而不是做简单的一“守田翁”。元代在科举之外为吏员提供了大量入仕机会。正如元末明初的王祎在拟《开科举诏》中所说，“前元依古设科，待士甚优，而权要之官，每纳奔竞之人，辛勤岁月，辄窃仕禄，所得资品或居举人之上”[10]。沈氏在明初也凭藉其财富入仕，而且也依靠财富与势家大族进行联姻。但是，显然沈氏在易代之际的努力方向是错误的，没有认识到入明以后科举在选官上的重要性。朱元璋早在洪武三年（1370）的《科举诏》就明确地指出将来要“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选，非科举毋得与官”[11]，虽说之后想法一度改变而停科举，但洪武十七年之后则逐渐稳定下来。但是，沈氏巨富，虽投入于图史珍玩，却无法将财富转化为文化资源，在科举上获得突破，而仍一味逞其故技，结交宦流，终亦卷入胡蓝之案而破家。这无疑是一个富庶大族无法在易代之后实现转型的失败案例。

附：

沈富（仲荣）—沈荣（荣父，1306-1376）—沈森（茂卿1329-1376）—沈经（思则1360—？）

                                     沈彬                   沈綖

                                                            沈绅

             沈茂（广积库提举）

             沈旺………………………… 沈至……………………   沈？（德全）

                                      沈庄（伯熙，1337-1376）沈基（1371-？）

             ？沈达卿（清安堂）——伯凝（彝斋）——？

沈程（文矩）

                                                   沈巽（文权）

                                                   沈衡（？）

                                                   女一，适张文源

（原文刊发于《沈万三张三丰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贵州民族出版社，2017年12月）

作者单位：陈时龙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

[1] 顾诚：《沈万三及其家族事迹考》，《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第66-85页。

[2] 师樊树志：《明代文人的命运》，中华书局，2013年，第249页。

[3] 乾隆《吴江县志》卷五十六《旧事》，《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20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02页。

[4] 张廷玉：《明史》卷一三七《刘三吾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3941页。

[5] 刘三吾：《坦斋刘先生文集》卷下《故吴兴处士沈汉杰墓志铭》，第140页。

[6] 顾诚：《沈万三及其家族事迹考》，《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第73页。

[7] 王颋：《沈万三的真实家世及传奇》，《暨南史学》，2003年。

[8] 李治安：《元至明前期的江南政策与社会发展》，《历史研究》2016年第1期，第40-60页。

[9] 刘三吾：《坦斋文集》卷下《故吴兴处士沈汉杰墓志铭》。

[10] 王祎：《开科举诏》，《明经世文编》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0页。

[11] 朱元璋：《设科取士诏》（洪武三年五月己亥），《全明文》卷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册，第3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