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内部是一种均衡状态，要尽量确保政策的连续性

王慧：张军老师有什么补充吗？

张军：我们刚才从消费谈起，谈到贸易、新质生产力，这些东西放在整个经济里面，都是内生出来的。比如一谈消费，大家就要看截面，看消费占比怎么样，去跟发达国家比。

我觉得，如果了解消费的演变，会发现它的结构和我们的发展阶段是有直接联系的。比如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人均GDP达到2.5万美元、3万美元，这时候消费增长最快的其实是服务性消费，商品性消费相对是比较稳态的。

所以在消费占比上出现的国与国之间的差别，背后反映的是所处阶段的不同。从这个意义而言，中国现在可能处在两个阶段的过渡期，我们进入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了，但要从门槛发展到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那在未来一、二十年里，中国的消费占比一定会增长，但这种增长主要是服务性消费拉动的。

因此，我们还得有耐心，不能操之过急，如果拔苗助长，反而对整个经济的其他方面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同样的道理，我们的贸易结构也是这样。比如，我们现在如果把主要的精力放到提升高附加值行业，也许能在某些领域中做到这一点，但问题是中国的体制会出现大家都向这方面靠拢，各个地方都会去干同样的事情，在当前劳动力就业压力大的状况下，就会产生冲突。如果各地都把主要精力拿去追逐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就业压力会更大。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一般均衡的概念，经济在一种状态之下，它的各个变量之间是相互影响的。

为什么今天我们需要拥有那么完备的供应链？因为在人口规模、劳动力规模大，就业压力较大的情况下，它可以创造巨大的就业需求。将来我们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行业，包括高附加值产业存在，这是一个大的趋势和方向，但现在也无需太焦虑，不需要通过出台越来越多的产业政策去驱动这个领域过快发展。如果更多的资本都集中到这个领域，实际上会削弱整个经济创造就业的能力。

从这两个角度出发，我认为，无论是谈论消费，还是讨论在外贸出口领域怎样提升附加值，我们最优的政策还是要尽量确保政策的连续性，让经济的转变不要因为政策的快速激进调整，而造成一些断裂，欲速则不达。

我们一直说中国经济韧性强，其实一个很重要的表现是中国经济规模大、体量大，地区差距也比较大。所以，即便我们现在有过强的干预，干预市场在引领资源配置上的方向，希望将这个方向调整到能够带来更多附加值、生产更多高端产品的短期方向上去，但我相信在经济的底部，绝大部分还是受市场驱动。否则我们无法解释，即便我们的产业政策发生了很大转变，甚至强度很大的干预，但中国经济的出口，比如在电动汽车这些领域，仍可以看出它的韧性。

为什么？就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底层实际上是遵循市场的方向，经济还是带有很强的竞争力，它并不完全跟着产业政策走。如果真的完全跟着产业政策走，我觉得现在这个断裂会非常严重。

光伏板整齐排列在位于河北张家口的国家级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内 资料图/新华社

迟福林：我认为中国的整个经济转型，还有10年左右的时间，估计到2035年基本上要结束了，给我们留的时间有限。

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城乡结构、贸易结构、科技结构、能源结构等等，最多有10年左右的时间；在全球经济下降的时候，中国要能抓住这黄金10年。除了刚才张老师讲的，我觉得这一点也很重要，因为这是符合趋势的，即便你不让它做，这个趋势也有生命力，我们未来可能要抓住这10年时间。

张燕生：这里面可能会有一个问题：新质生产力包不包括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我觉得应该包括在内。新质生产力和就业之间，可能不是就业减少的过程，而是就业增加的过程，因为它的结构在转换。

还有一个问题，全国统一大市场有三个市场的市场化改革：服务市场的市场化改革、要素市场的市场化改革、资源市场的市场化改革。这三个改革，从2000年到现在，20年了，还没有攻下来。

·到底有哪些渠道来增加居民收入，应有更明确说法

王慧：关于消费，各位专家分享了很多观点。我们要消费，其实很简单的一件事，就是大家手上要有钱，目前我们国家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是43%，这是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的。这是什么原因？有请李迅雷老师。

李迅雷：我看到的数据，美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是75%左右，印度是80%，日本是70%，都显著高于我们43%的比重。

首先，43%这个数字是抽样调查获得的，我认为存在一定的低估可能性，尤其是中国的高收入阶层，他们的实际收入到底有多少？比如像最近这段时间，一些一线城市豪宅销售火爆，看得出还是有消费能力、投资能力的。

但不管怎么说，这个数字还是偏低的，或者说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在整个GDP当中占比是偏低的。所以从政策角度来讲，应该要增加居民的收入，尤其要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这些内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每次都会提，但提出来之后，到底有哪些渠道来增加居民收入，是否能够有更加明确的说法？

刚才也提到，我们讲到困难的时候，从上到下都是口径一致，但这个困难是如何形成的，没有一个具体的讨论。如果不讨论困难如何形成，那么解决困难的手段恐怕也很难有具体落实。

我的建议是，还是要从财政支出的角度来看。我前面也提到，我们的财政支出主要偏向企业，偏向地方政府。比如，2019年以来对企业的减税降费和出口退税规模都非常大，（2023年）给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超过10万亿，但这其中最终落到居民部门的补贴到底有多少？

我认为还是要多渠道增加居民的收入。增加可以是直接的，就像在疫情期间，不少国家采取发消费券、直接发钱的方式，也可以增加社会保障。前面老师们也提到，随着老龄化的加速，我们的社保缺口越来越大，这个缺口如果没补上，怎么让居民敢消费、想消费呢？

广西南宁市一家农贸市场，消费者选购蔬菜。资料图/新华社

此外，鼓励消费要多样化。现在提到的以旧换新，这是一种促消费的手段，但手段还可以更多，比如服务性消费偏低，那么在教育培训、医疗、保健养老、游戏这些方面，政府的干预是不是可以少一点？

我们要看看民间资本都投到什么地方，他们之所以愿意投，是不是代表这些地方有更多的机会？比如现在引以为傲的“新三样”，仔细研究一下，会发现“新三样”大都以民营企业为主，国有占比很少，这说明民间投资还是在寻找机会，而且很有竞争力。然后，我们再看看为什么有些领域民间投资不愿投了，其障碍、堵点在哪里？

总体来看，我觉得应对当前有效需求不足，有多种办法，我们政策工具箱里的工具很多，但这些工具用得恰当不恰当、到位不到位？比如发消费券，它的乘数可能是3倍，发一块钱的消费券，可以产生三块钱的消费，而搞基建投资可能乘数效应是0.5，投下去一块钱产出只有5毛钱。什么样的投向更合理？我觉得在这方面需要形成一种讨论的氛围，而不是一拍板大家就这么定了。总之，政策工具箱的工具越多，越是要审慎。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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