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果真是美好年代，还是把它过于浪漫化了？1990年代与现在的连接又是什么？这些都是近日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的“文化政治与当代中国叙事：近三十年的历史经验及其未来指向”学术研讨会讨论的问题，研讨会围绕着学者张旭东两本英文专著《改革时代的中国现代主义：作为精神史的80年代》和《全球化与文化政治：90年代中国与20世纪的终结》展开，两本著作中文版日前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1980年代对浪漫主义缺少警惕

    张旭东教授在研讨会致辞中说，希望借着《改革时代的中国现代主义：作为精神史的80年代》和《全球化与文化政治：90年代中国与20世纪的终结》两书的出版和讨论，能对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讨论开拓出更多问题，“1980年代爆发出来的东西是什么？1980年代和1970年代的关系是什么？1980年代和‘五四’的关系是什么？如何把过去、现在和未来连接起来？”这些都是张旭东教授两本书和这个会议讨论的问题。

    研讨会从“重返1980年代”开始，第一位发言者、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蔡翔把1980年代的故事拉到1970年代，蔡翔教授把文化史意义上的1980年代断代为1976年至1989年。在他看来，1970年代的四组矛盾影响到了1980年代包括文学在内的一些讨论，“1980年代终结了‘文革’的信仰，保留了‘文革’的某些脾气。”蔡翔教授在这里所说的所谓四组矛盾分别是：“文革”中对马克思主义解释的多元化和官方垄断；造反向变法的转换；个人与单位的关系；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在蔡翔教授看来，“文革”中造反向变法的转换过程中，变法成了通俗化理论后才有了1980年代改革转折的可能性。而在中心与边缘关系讨论中，随着1970年代大规模的人口迁徙，知青才成为中心（城市）与边缘（最广大农村）的媒介，“知青可能摆脱中心城市的教条主义，把乡村问题反馈到中心。人口的概念才被呈现出来。大多数农民生活怎么样，大多数群众生活怎么样，这样的概念被拿了出来。人口概念凸显出来后，幸福的概念才会被凸显，最后才有可能重新讨论生产力问题。”从这个意义上看，1980年代的改革未必是自下而上的。华师大中文系教授罗岗说：“小岗村是个神话，真正推动改革的还是国家。”

    “美好”的1980年代这些年成了一个符号，但这些“美好”的修辞多半是基于个人经验和情感，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郭春林认为这种基于个人经验和情感的反思，有时候被认为是一种怀旧，“那是否这种对1980年代的反思是有问题的？”这种对1980年代的反思肯定存在着浪漫化的问题。“我对1980年代的观察是，对浪漫主义缺少警惕。”华师大对外汉语学院副教授毛尖说。在她看来，现在对于1980年代的书写中，普通人是没有的，“关于1970、1980年代，都是‘人头马’在写，1980年代的文学主人公都是有身份的人，现在都是‘土豪’在写。”

    在毛尖看来，1980年代里的革命异端人物成为浪漫的出发点，但最后没有革命只有异端，“这与1980年代对浪漫主义缺少警惕有关。”在毛尖看来，1980年代的写作对整体避开，只有碎片化描写，“没有完整的抵抗质疑，先锋派华丽写作和张旭东们华丽研究成了主流，华丽遮盖难题，华丽到我们看不懂。1980年代（有着）华丽的现代性抵抗，因为他们不华丽就没有进入理论视野和讨论的可能性。这样的后果是，当代文学尤其是电影用华丽遮盖难题持续至今。”

    1990年代还在延续

    蔡翔教授把1980年代推前至1976年，华师大中文系副教授倪文尖则把1990年代拉得更长，“1990年代还在延续，”倪文尖说，“我们的‘今天’，无论喜欢还是痛恨，都是1990年代开启的，某种意义上是1990年代带我们走到了今天，而且是回不去的。”

作家学者们热衷于谈论抒情化、浪漫化的1980年代，而通过重返1980年代生产出了1990年代，“1990年代是被重新叙事出来的。”华师大中文系罗岗教授说，重返1980年代就会发现，在1990年代，知识分子和文学已不在中心，处于边缘，“这些都是对1990年代准确而刻板的印象。”然后就有了人文精神大讨论，但人文精神讨论由最初知识分子的忧虑最后走向了査建英在《八十年代访谈录》里的私人记录，“就是说，还是我们当年（1980年代）牛啊！”以这样一种重返1980年代的姿态进入1990年代的结果是，“1990年代（在）某种层面是负面的。”而这种“负面”的1990年代恰好开启了今天。罗岗说：“1980年代完全被历史化，1990年代无法历史化，1990年代却与我们当下与未来联系在一起。”

《东方早报》  日期：2014年1月7日  版次：A27  作者：石剑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