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9日是鲁迅先生逝世86周年纪念日，作为一个正能量的商业评论账号，我们当然不敢去分析鲁迅先生的文学和思想成就，思来想去，不如跟大家聊聊鲁迅先生的经济收入。鲁迅先生经历过家道中落，因此很清楚钱的重要性。他曾写道：“钱是要紧的。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所卖掉。……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也因为考虑家族生计，在日本完成学业之后，鲁迅先生只能回国找工作挣钱。

人这一生的路，很复杂也很简单，关键的就是那么几步。对于鲁迅来说，人生的关键时刻就是在1912年通过好友许寿裳推荐，结识了同乡蔡元培。蔡元培当时是民国教育部长，他邀请鲁迅到南京，出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管吃管住，月薪60圆大洋。不久之后，鲁迅又北上北平，升任北京政府教育部佥事，月薪逐渐涨到300圆大洋，这在那个时代是高薪。这份薪水一直拿到1926年。

不过，动荡的时代，体制内收入并不稳定。从1920年起，政府开始欠薪。1920年薪水开始晚3个月、晚半年发放，到了1923年，实际年收入少了近一半，到1926年，全年只能拿到两个月的薪水。好在“五四”以后，鲁迅还在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八所学校兼课，此外，陆续还给媒体撰稿。这部分收入所占比重逐渐增加。顺便插一句，北大的校徽就是蔡元培当任北大校长时委托鲁迅设计的。

很多人对鲁迅在北京买四合院津津乐道。那是在1919年，鲁迅花3765圆大洋在北京西直门八道湾胡同买了一套有二十多间房屋的四合院，又花了300圆大洋重新装修。这虽然和鲁迅的高薪有关，但当时鲁迅也是动用了几乎所有积蓄，加上卖掉祖宅的钱，才凑够了房款。鲁迅是家中长子，买了这套四合院之后，除了鲁迅一家之外，弟弟周作人也去日本把夫人羽太信子和子女接到北平生活，鲁迅因此特意将四合院后院的几间房子改建成日本样式。此后，鲁迅还从绍兴老家接来了母亲、三弟等家人。

后来大家知道，鲁迅和弟弟周作人兄弟决裂，两人对此保持了高度的沉默，任由外人评说，此事也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一段扑朔迷离的公案。两人的共同好友许寿裳曾说，羽太信子是个歇斯底里的人，看似对鲁迅恭顺有加，内心却怀着嫉妒和憎恨。周作人是个糊涂人，只一味听信妻子的枕边风……跑题了……兄弟反目之后，鲁迅一气之下搬出四合院，1924年5月在西三条胡同又买了一处四合院，花了800圆大洋。但这套房子要小很多，只有6间并且破旧，因此装修又花了200圆大洋。这套四合院如今还在，成为了北京鲁迅博物馆。

花销如此之大，鲁迅必须努力挣钱。1924年是鲁迅经济生活中的转折点，当年鲁迅的年收入构成中，业余讲课和写作收入占到59%，超出了教育部薪水。不过，两年之后，鲁迅结束了在北京相对稳定的生活，辞去教育部工作，前往厦门任教，月薪400圆。一个学期之后，又受聘往广州大学任教务主任，月薪500圆。鲁迅的性格不易与人相处，在两所学校都处理不好人际关系，跟林语堂、顾颉刚闹得不欢而散。1927年夏，鲁迅前往上海，专职写作。

专职写作是需要经济基础的，这和搞艺术的孩子家里要有点矿是同样的道理。鲁迅的情况要好一些，虽然是自由职业者，但也有了稳定收入来源。这首先要感谢蔡元培先生的支持，在他的推荐下，从1927年12月到1931年12月，鲁迅受聘为“大学院（后改为教育部）”特约撰述员，月薪300圆大洋（实际是资助，不用上班）。此外，鲁迅还有北新书局提供的版税和《奔流》杂志的编辑费，每月一共200圆大洋。有了这些“保底收入”，解决了家庭及至家族的生计问题，鲁迅才得专心投入写作。

虽然表面上看，鲁迅的收入挺高，但自由职业还是不太稳定，当时他与友人的通信经常谈到这种忧虑。比如，那个时候作家们多半集中在上海，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追款方便，当时出版资源稀缺，信用也缺乏保障，作家们纸面上挣到的稿费和版权费，能拿到多少，也要看作家自己的执行力。北新书局经理就曾克扣鲁迅大笔版税，逼得他不得不在1929年8月找了律师，最终追回2万多圆大洋欠款。但这也只是一部分，到了后期，仅北新书店就欠鲁迅版税十七八万元。

鲁迅毕竟是鲁迅，文章也是越写越值钱。并且，鲁迅很需要钱，也不羞于谈钱。鲁迅的稿费按字付费，千字20个大洋上下，而且不管采用与否都要付钱，以至于报业大王史量才见到鲁迅的稿件就肉疼。由于按字付费，鲁迅曾因标点符号和空格算不算稿费的问题，与报社闹过矛盾，我们也得以更好地理解鲁迅文章的一些看似费解之处，比如，“我家门前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有人换算了一下，鲁迅的稿酬在今天相当于千字两万多块钱，其实非常合理，比现在不少自媒体大V的定价都要低。

有了不错的收入，在肩负家族负担的同时，鲁迅在上海时期还可以保持中产生活质量。网上流传着一份1928年11月与12月的“鲁迅家菜谱”，当时鲁迅和许广平刚搬到上海一年，这份“菜谱”其实就是许广平记下来的每日外卖清单。二荤一素是两角五，三荤一素是四角钱，一个月伙食费在20到25元之间，在当时的上海属于普通中产水平。郁达夫曾经在日记里介绍过，他们家每月开支银洋二百圆，是中等以上家庭，其中一百圆都用之于吃。郁达夫还特别写明，“我们比鲁迅家里吃得好”。其实鲁迅一家对吃很在意，萧军曾说，因为鲁迅随口讲了一句“面条挺喜欢”，许广平就专门请了一位有名的北方大厨专门到家里做面条。

除了日常饮食，鲁迅在上海的生活质量基本上是不断提升的，在上海后期，他和许广平、幼子海婴三人雇有两个女工，全家经常乘出租车看电影、兜风、赴宴。此外，鲁迅还资助年轻学生，大量买书，随着身体的透支，医药费支出也不断增加。以买书为例，据鲁迅日记中的记载，共计购书9600册，古碑、刻石、画像等拓片6900张。不过，他虽收入不少，但负担也重，因此并没有多少积蓄，在上海搬了三次家，一直也都是租房住。

在《鲁迅时代何以为生》一文中，作者陈明远先生根据鲁迅日记进行了一番统计，从1912年到1936年，若不计入1922年的收入（日记缺失），则鲁迅先生在23年间共收入1198733圆大洋，以购买力估算，相当于1995年人民币408万元、2009年816万元以上（2009年，上海商品房均价每平方米不到2万元）。

1936年10月19日上午5时25分，鲁迅先生病逝。临终前，他对许广平说：忘记我，过好自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