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既然如此，形势确比人强，这时候能拒绝随波逐流，坚守正确的政治立场的，就尤其显得难能可贵。孔子对此高度重视，并借用周任的言辞来表达士人在“无道”“无序”政治状态下应有的态度，“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其含义即《卫灵公》篇所说的，“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在此基础上，孔子进而提出了治国安邦的一些重要原则：

第一，政治的清明与否，取决于财富分配上能否做到公平合理。按孔子的认知，即国家的安定，不在于财富的多寡，而在于人们能否共同享有经济发展带来的利益；不在于人口递增多少，而在于人们能否有安全感、归属感，否则，财富再多，也仅仅是满足少数权力寡头、利益集团的欲求；不仅如此，这势必会导致贫富分化的加剧，社会矛盾的激化、社会冲突的蔓延，有弊无利，等于是饮鸠止渴，自取败亡：“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应该说，孔子这一观点与老子的“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政治理念是基本一致的。在社会资源分配上，不能做到“雪中送炭”，反而变本加厉，剥夺弱势群体最后一点可怜的生存条件，那么，只能造成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贫富悬殊目益严重，阶级对立空前紧张，到头来社会陷入动乱与崩溃，各色人等玉石俱焚，同归于尽。

第二，政治的施行，要推重文德而尽可能戒除武力。孔子主张“德治”，而“德治”的要义，则是行“王道”而去“霸道”，提倡“德化天下”，反对依赖武力去征服对手。尽管孔子本人对军事有相当高的造诣，深谙“射”“御”等基本军事技能，也主张合理的军事防卫，即所谓“执干戈以卫社稷”，但是，从本质上说，他的立场是“反战”“非攻”的。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不愿在人们面前炫耀自已的军事素养、军事技能，甚至有意地加以淡化与掩饰。《卫灵公》篇记载，“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就是其有关军事的立场体现之一个明证。这种基本立场，在本篇中同样有鲜明的反映，他主张“修文德”以服远人，反对“谋动干戈于邦内”，就是他“为政”之道的一个重要原则：“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这一点，是与稍后的商鞅等法家一味主战、好战立场完全相左的。

第三，政治的重点，是内政居于首位。搞好内政，确保内部的团结与和谐，清明政治，改善管理，化解内部的矛盾，争取民心的归附，这才是应对与解决外患的根本保证，“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反之，如果企冀通过挑起对外的冲突，来转移国内民众的视线，祸水外引，操纵民意，或许也可以收到暂时的效果，延缓国内矛盾总爆发的时间，苟延残喘，不绝如缕，但终究不是“治本”的方法，抱薪救火，完全无助于问题的真正解决。

此外，本篇中孔子对君子人格的修炼也发表了大量的意见。其主要精神，与《雍也》《公冶长》《卫灵公》诸篇所述基本相一致，但具体的提法则有独到新颖之处。如“益者三友，损者三友”的君子交友之道：需要注意避免的“三愆”过失；“君子有三戒”的“修已”要领，以“三畏”为主旨的君子敬畏之心；观察事物、考虑问题时所秉行的“九思”方法，“见善如不及”的学习态度等，均是条理清晰，切中肯綮的德性培养之具体门径。概括起来，这些“修己”“进德”的门径，大致不外乎以下几层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