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2期

内容提要

《茧》作为费孝通所创作的小说，兼具社会学和文学价值，对读《江村经济》与《茧》，可知《茧》不仅是《江村经济》核心部分的“文学版”，还对《江村经济》进行了重要补充，尤其体现了当时的社会文化思潮，这正弥补了费孝通在后来提到的《江村经济》对人本身关注的不足，以及与此相关的社区研究对象进入方面的缺陷。另外，作为一部中篇小说，《茧》的精巧的结构、叙事、丰富的人物形象，体现了费孝通的文学写作能力。同时，作为衍生于社会学及写给“弗思太太”的文学作品，它又给人生硬之感，乃至带有某些东方主义色彩。而作为以社会学为宏旨的文学，费孝通的《茧》与其同道林耀华的《金翼》有很大的差异，后者更关注家族甚至民族的整体，为具有社会学普遍价值的社会学模型上做出了更多努力，而《茧》更关注个体的人在特定时空下的行动，体现了费孝通的文学自觉。

关 键 词

《茧》费孝通《江村经济》社会学文学性

《茧》（Cocoons）是中国学者孙静2016年在伦敦经济学院（LSE）“弗思档案”（FirthPapers）中偶然发现的费孝通的一篇英文中篇小说。小说创作于1938年夏，是在作者完成博士论文《江村经济》之后心态相对放松状态下的试笔之作。小说写于其导师弗斯（Raymond William Firth，1901—2002）的乡村寓所“桑古村”（Thorncombe）。同年6月，他将这部手稿作为礼物呈给“亲爱的弗思太太”。2021年1月，孙静和王燕彬将这篇小说尽量按照费孝通语言习惯翻译和校订出来[1]，使这篇六万多字的中文本《茧》第一次在国内出版。

《茧》的结构精巧，人物性格相对饱满，从外来知识分子到乡绅阶层、普通村民，都做了较为丰富的形象刻画。读者不仅会对作为文学者的费孝通产生好奇，还会去思考这部作品的社会学意义。小说讲述1938年的柏林，“通先生”和女性知识分子王婉秋偶遇，通过阅读报纸，得悉中国工厂被日军炸毁，这引起了在异国他乡漂泊的王婉秋的回忆。回忆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工厂的建立。在美国求学的吴庆农在自己的毕业论文《经济人道主义》中提出“生产应以大众生活提高为最终目的”的论点[2]。归国后，他放弃常规下大家会选择的锦衣玉食、饫甘餍肥的生活，大胆实践自己的理论，在镇上建立了一座丝织工厂。第二部分是工厂的发展带动一部分农民生活和思想上的变化。这个过程中，这些普通民众无疑是受益者。最后一部分则是工厂面临困境。在丝厂蓬勃发展，普通百姓获益匪浅的同时，旧利益集团因为利益受到威胁而开始筹划阴谋破坏丝厂，最后，由宝珠等觉醒的民众与改革者一同拯救了丝厂。小说的末尾，工厂在有着一片光明未来的可能性中一瞬间化为炮弹下的废墟。这时，故事场景转回到1938年的柏林，“通先生”和王婉秋两位故交告别，各自寻找前路。

从内容看，《茧》的社会情境设定在费孝通博士论文《江村经济》在经济变迁的驱动之下矛盾冲突最明显的部分，即第十二章的“蚕丝业变迁”。而无论是《江村经济》还是《茧》，其重要素材来源均为费孝通于1936年7月前往太湖附近的开弦弓村进行的两个月的实地考察[3]，考察时所写的七篇《江村通讯》，对开弦弓村从生产方式、分配制度、人伦、教育等方面进行社会学调研。他在最后的总结中说：“许多已提到而没有写在通讯里的事实，写在将来成篇的文字中罢。”《江村经济》重点补充了土地制度、职业分化、经济贸易、亲属称谓（语言）等方面的内容。鉴于《茧》的承继性，它也仍然可能暗含着“没有写进通讯里的事实”。[4]

《茧》出版后，被社会学者王铭铭认为是《江村经济》核心部分的文学版。同时，他也认为《茧》兼具文学、历史、社会学价值[5]。目前，有关《茧》的研究尚不多，仍主要基于“社会科学”层面，例如，杨清媚认为《茧》体现了费孝通对中国乡村现代化出路的思考：“费孝通的现代化转型理论基于乡村—市镇—城市的关系，表现为空间上的现代化”[6]。这篇文章结合了《江村经济》和小说内容，重点落脚在小说中所呈现的社会学思想，而对小说独特的文学价值及其与《江村经济》的文化方面的不同缺少较为清晰的梳理。倘若我们将《茧》理解为文学对于社会学的复写，一些相关的质疑难免油然而生：作为一部小说，它的文学质地是否还有被审视和评价的必要？文学和社会学应该是一种互动或“互证”的关系，立足于单一学科惯习的判断是否会丢失掉一些重要内涵？并且，《茧》作为社会学家的文学作品，并不是孤例，它与同辈林耀华那种书写家族史的小说（1940年的《金翼》就是文学人类学小说[7]）的写法，又该作何分梳？

一《茧》中的《江村经济》部分

从文体上来看，写于1936年7—8月的《江村通讯》可谓是一种带有报告色彩的学术调研，其中有当时地缘经济的描述：吴江县经济分为米业、绸业、丝业，开弦弓村属于丝业区域震泽镇，这里男女两性的分工分别是农业、工业[8]。相较之下，这一区域也是经济发展最富于时代性、最具有工业化生产特质的区域。因此，《江村经济》可谓是社会学版的“江村通讯”。而《茧》带有主观叙事色彩，最能反映由这部分带来的社会组织结构变革和人心浮沉，它让原本在《江村经济》中的社会学旁观者笔下的数字和行动主体获得了血肉之感。

《江村经济》阐述了这样一个时代变革：随着世界经济的低迷，江南地区重要的乡村缫丝技术遭到了新技术挑战，“丝业的衰落打乱了传统协调的经济活动”，“缫丝工业被现代工厂接收”。[9]在这种情况下，新技术的推广、培训，成为工业改革的重要目标[10]。

《茧》的开头，便体现了这样在变革的力量挤压中寻求出路的时代环境：留美回来的知识分子吴庆农带着一种英雄主义情结，希望通过丝业来推动乡村发展，从而践行他的“经济人道主义”。[11]“将理论付诸实践，以期能拯救故里。”[12]他们从农民那里收茧，到镇上工厂里加工；通过向上海金融信贷的方式提前给村民发放劳务费用；通过从村庄里招收女工来增多劳动力。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手工业就遭到了巨大的挑战。联系《江村经济》可知，单纯的农业经济是无法满足农民的日常生活的，农民需要通过乡土工业来维持正常生活[13]。而丝厂的建立，正是改革者试图赋予农民们新生活的可能性。

故事中，除了上述吴庆农和他的同伴李义浦、王婉秋三个知识青年“闯入者”外，村民中有一个家庭，正可以代表被经济改变者，即寡妇张婶，她的儿子三福，以及儿媳宝珠。据《江村经济》记载，开弦弓村有145名寡妇，但这并不构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孩子是老年的保障，即所谓‘养儿防老’”。[14]儿媳宝珠是童养媳，从小和婆婆张婶一起长大，感情较深。这可对应《江村经济》中提到“小媳妇”制度，即从小生长在男方家的童养媳，可以为相对贫穷的男方节省彩礼，并能增强家庭亲密感[15]。张婶的丈夫因为交不起地租而被迫害致死，而在三福这一代，随着经济和土地观念的发展，这种捆绑关系开始松动，这正对应了《江村经济》中的陈述：“在共产党人和其他左派团体中，正传播着一种更加极端的观点。所有这些思想都已对上述的制裁措施发生了影响。交不起租的贫农现在感到不交租是正当的，那些交得起租的人则先观望是否要强迫他们交租。”[16]三福在镇上丝行当学徒，而丝行就是上文中所描述的面临新的工业化冲击的传统手工业。这体现一个家庭内部社会身份的变化：男人仍停留在传统经济结构中，女人（宝珠）却在时代变迁的带动下走出了这种结构。

小说中，传统的乡村、丝行手工业、现代丝业工厂，三者所代表的人群之间发生了密切的关联。这三者之间的矛盾冲突，正是新旧变革的集中体现，最典型的是丝厂建立之后，女性因经济地位的上升发生了心理上的变化。《江村经济》中提到工资对家庭结构的影响，并举例说，“一个在村中工厂工作的女工因为下雨时丈夫忘记给她送伞，竟会公开责骂她的丈夫”，这和过去“一个女孩的传统经济地位是依附于她的父亲或丈夫的”[17]有着显著差别。在《茧》中，宝珠离开家庭，走向工厂，同样给夫妻关系带来了隔阂。而传统的手工业势力正是通过这样的因经济地位变化和居住分离引起的“隔阂”，制造“谣言”瓦解工厂女工们的稳定状态的。比较有意思的是，《江村经济》中也记载了夫妻两地工作导致了女工与厂里男性工人发生恋爱的故事[18]。而小说里宝珠虽然对李义浦有一种模糊的欣赏和崇拜，但她对三福的爱还是坚贞不渝的。可见，费孝通在对宝珠的角色设置上还是偏保守和富于理想色彩的。

从以上内容可知，《茧》的确可谓《江村经济》“核心部分”的“文学版”，它很好地为《江村经济》的社会学文本提供了具体的情境，并通过人物的故事来表达费孝通对二三十年代的江南太湖一带乡镇社区建设的观察。它呈现了“乡村—市镇—城市”的现代化空间。或者说，《茧》作为《江村经济》的文学文本呈现了其中经济模块的突出进步的力量，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与经济模块相关的是，人伦环境也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改变。但如果从小说全貌来看，作出以上的结论很显然又是不够精确的。

二启蒙的和被启蒙的

比较《江村经济》，《茧》以人物为线索的故事讲述方式，便于我们从当事人的角度去感受社会变化与发展，感受人群心态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而变化。这正弥补了费孝通晚年在反顾早年学术时，提出的缺乏人文整体感的缺陷。[19]

例如，在《茧》中，工厂发展的过程亦是民众觉醒的过程。其中比较值得分析的就是厂中女工们，尤其是宝珠的变化。物质生活方面，在成为厂工后，她的住宿和饮食条件有了改善。精神生活方面，她也从一个唯唯诺诺，从不敢有自己想法的“童养媳”蜕变为一个想要追求美，想要学习新知，充满精神活力，敢于有自我意识的女青年。“她确信的仅有一件事——一切都可以得到清楚解释，迟早她能通通理解。”[20]可以说，工厂使一群乡村人从沉睡中“觉醒”，整个过程是动态的。杨清媚认为宝珠的形象“既对传统家庭伦理有所扬弃，又没有彻底抛弃家庭到城市中追求个人主义的自由。这种中间状态正是费孝通希望看到的中国现代化的出路”[21]，很显然，杨认为小说赋予了宝珠这个形象有关中国乡村发展的隐喻色彩。从社会学的角度，她被寄寓了费孝通此时对于“出路”思考的原初痕迹。但从文学的角度说，宝珠是一个社会学结构化乡村危机解决方案中的理想化的农民形象，略带概念化色彩。

小说中吴庆农的思想转变同样值得注意。作为改革者，他从建厂之初的“家长主义”观点转变成了“指望工人和村民能够保护他们自身的权益”。[22]那么为何当初吴庆农会认为“大众给予的是力量，而不是方向”[23]，而坚持“家长主义”呢？因为他看到的是民众受剥削受压迫但却不去反抗，民众们确实不知道该去如何反抗，不知道未来的方向。但是倘若给予启发，让部分人“觉醒”，激发他们对于未来的理想，这才能爆发出推动整个社会进步的力量。这里的“家长主义”似乎带有早期知识分子的启蒙愿望。而之前提到的宝珠等，正是他们期望启蒙的对象。

除吴庆农外，作品中的王婉秋、李义浦是小说中另外两个比较重要的人物。他们是乡镇外来人口，是富于变革理想的知识青年。王婉秋的形象似乎能够代表一群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新文化和救国思潮感召之下采取行动的年轻知识分子。但她身上也有迷茫的一面：

“

她感到自己像是一艘漂泊在航道之外的小船。她如今在追求什么？爱人民？爱祖国？一切好似深陷迷雾一般，人民和祖国在哪儿？当然，她可以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眼下正在为工人们谋福利，所作所为离爱人民并不远，虽还谈不上爱国。然而，对于她所取得的工作成果，却没有老师可以给出分数。成功还是失败？谁能自己评价？谁不是通过其他人的眼睛来认识自己的呢？而麻烦的是，你不可能在不同眼睛里找到一个相同的自己。既没有标准，也没有单一的准绳。她不知所措。[24]

这种迷茫和带有虚无色彩的“不知所措”，似乎反映了1930年代知识青年整体精神结构中的某些面向，他们从学校走向社会，从一种理想化的追求走向现实，这种过渡是迷茫而烦闷的，由“烦闷”转而在爱情上寻求寄托。因此，小说里，王婉秋对李义浦有了模糊的依恋。但这爱恋并没有给她带来幸福，反而让她过于敏感，并产生了对宝珠和李义浦关系的误会。这个误会后来成为利益团体利用的把柄，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力量。

总体来看，小说中的宝珠和王婉秋，是两种新时代女性的社会身份的对位，宝珠的那种带有虚幻色彩的对于未来的确信（“一切都可以得到清楚解释，迟早她能够通通理解”），似乎体现了叙事者面对不能深入理解的女工内心世界的带有理想色彩的笃定，它和女知识分子王婉秋的迷惘构成了极有意味的对位关系。前者看出对启蒙的自信，后者又暴露了启蒙者的虚弱感。

有趣的是，和前面的两位女性相比，小说中吴庆农和李义浦共同代表着两种乡村危机的解决之道，这是两种“下乡”知识分子，同时也是在思潮涌动的激变年代的两个在场抉择者。吴庆农坚守“经济人道主义”，而李义浦作为吴庆农的秘书，他不相信“经济人道主义”能够彻底实现，因为它“忽视了政治因素，低估了社会中阶级冲突的重要性”。[25]因此，他认为“要改变经济体制无法绕开攫取政治权力”，“不进入政治领域，便无法进行社会改革”。他认为这两种变革可以是同步的，而不是等到政治问题彻底解决之后。他和王婉秋相似，同样存在社会身份的焦虑感：

“

我是否属于工人阶层？我的立场在何处？资本家把我视作敌人，大众也不把我看作他们的朋友。难道我是中间派？像我这样的中间分子又该何去何从？”[26]

这两个知识分子似乎代表了费孝通内在思想的矛盾以及寻求出路的愿望。他出身温良的乡绅之家，受“经济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响，他希冀改良，但同时又因时代思潮对此产生怀疑。结合费孝通的乡村建设思想，如果我们大胆地猜测，“义”对“孝”，“浦”对“通”，小说中这三个青年知识分子中可能字面上最接近作者本人的是李义浦[27]。费孝通把自己所属阶层的“不知所措”感投射到李的身上，作为知识青年，李义浦所扪心自问的“难道我是中间派”，到1940年代末期果然成了费孝通本人的政治选择，他曾短暂参与了当时在国共两党之外寻找“第三条道路”的政治活动。

而关于上述小说中社会或乡村问题的议论，我们可以从费孝通自己的早年经历找到痕迹[28]。费孝通受社会史论战影响而“弃医学从社会学”。而社会史论战的高潮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虽然当时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念盛行，但也存在“虽然很热烈，但争来争去多半是些理论问题，很少真正涉及中国历史的实质”的局限性[29]。但这却成为费孝通思考社会史的重要源头，在1937年3月的一篇《书评》中，他通过曼海姆的思想社会学、冀朝鼎的社会学著作，表达了他一贯的对静止的社会史观点的质疑，包括对左翼观念的有距离审视，他发问说：“在一个社会事实没有系统记载的人民中，社会史的重构是否是可能的？”[30]如果说，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包含着他对社会史问题的隐性思考[31]，那么，《茧》中的这些社会史观念的思考，恰恰可以看出是和前者有着显性的持续关联的。李义浦的形象很可能代表费孝通自己作为一个社会现实观察者对社会思潮的审视和反思。

另外，在对乡村工业的发展前景上，费孝通给出了不同的态度。《江村经济》中充满了挣扎和犹疑。他对乡村工业到城市发展给村民带来的风险是有预估的。

“

农村姑娘被吸引到城市工厂去工作，挣微薄的工资，几乎不能养活自己，她们离开了自己的家。这种过程既损害了城市工人又破坏了农村的家庭。如果中国农业只能以牺牲穷苦农民为代价而发展的话，我个人认为这个代价未免太大了。[32]

这种思想，似乎贯穿费孝通社区研究的始终，即农村危机解除的要件之一为农民的“离土不离乡”的思路。但是《茧》并没有表现出《江村经济》中因为工厂的开办导致的人口劳动力迁移引起的社会矛盾和农民为此付出的代价。另外，比较有意思的是，在研究者看来，《江村经济》被费孝通认为是“新绅士与农民的创造”“制度的创新”。[33]《茧》中的革新和启蒙者则都是外来知识分子，这种写法上的调整，强调了知识分子的作用，体现了当时费孝通乡村改革的雄心和愿望。

1980年代，费孝通对自己社会调查理论的反思中，一方面惊喜于《江村经济》和社会学家罗伯特·派克（Robert Park）的“微型分析”的社会学思想不谋而合，另一方面，他也意识到《江村经济》在处理经济结构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关系上的不足之处[34]。他还说：“不容易看到的是农民怎样变成工人，他们的意识形态和精神世界怎样变化。我们的农村调查不能只停留在农民收入提高多少这些方面，还应当深入到精神生活里面去，进行触及灵魂的变化。”[35]

有趣的是，《茧》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即便小说中以宝珠为代表的农民精神世界的变化以一种相对理想的方式发生。1996年，费孝通在《重读〈江村经济〉序言》中提及《江村经济》的不足，他认为马林诺夫斯基的“批评”是中肯的：“关于崇祀祖先的详细情况以及在村庄和城镇中广为流传的关于信仰和知识等复杂的体系。他希望终有一日将自己的和同行的著作综合起来，为我们展示一幅描绘中国文化、宗教和政治体系的丰富多彩的画面，……这本书这样的专著当是第一步。”[36]这可谓对《江村经济》根植于经济结构单方面的委婉批评。从这些角度上来说，《茧》从某种意义上突破了费孝通当时所聚焦的经济结构框架，从而给出更为广阔的视野、精神变迁及社会思潮的多维面向。

三溯源：作为文学写作者的费孝通

在今天的专业视域下，《茧》通常会被认为是一部社会学家的突兀或闲笔之作。但是，如果我们观察费孝通的教育和人生轨迹，又不会觉得意外。生于1910年的费孝通，父母都是有西学修养的知识分子，可谓长于由“旧”文化向“新”文化转换的大时代开端。晚年他说自己“归属是在西学教育的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属性是士绅阶级”，“文化属性是新学熏陶出来的知识分子”。[37]

少年时期，费孝通就已是在新文化影响下的写作者。从十四岁（1924）开始，他就陆续在商务印书馆办的《少年》杂志上发表作品，包括小故事、散文、诗歌等。这些作品往往带有非虚构色彩，对话和形象描摹真实、生动，体现了不错的写实能力。而且，他这时已经能够比较熟练地驾驭白话文。晚年，费孝通似乎并不刻意区分开这些文体和他的学术研究，反而统而称之为“写作”。[38]他后来还说，“我的行文格调二十年代末已经形成”（《社会学文选》自序），即是指这种我们今天所能阅读到的他著作中清通、易懂、晓畅的汉语写作风格。

1934年，他还写有一则《杂草七则》，是七篇小的散文短章，不知是否因为受到鲁迅的《野草》的影响。不过，和《野草》不同的是，“七则”是用一种比较写实兼抒情的笔法写就，中间还引用了尼采的诗，“要飞的，终于飞了”。并且他还写了一点文言诗：“寻境来此地，闲看燕雀飞，云浮池塘绿，野蝶何依依。”[39]他的这种旧体诗的写作习惯，一直断断续续，到了晚年，受文化风气的影响尤其得到了充分发扬[40]。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有一首1938年初写于“壑兰别墅”的《访英杂咏》：

“

一九三八年初夏，应傅师邀来桑古村，住壑兰别墅。土墙茅屋，一若身返江左，遥望冈原起伏，牛羊点点，岂信英伦南隅留得此古乡也。即景口占二绝，不足言诗，聊志鸿爪之意耳。

一

嚣喧轮尘客是身，南英偷得桑古村。

阴晴有似黄梅雨，湿路轻传过马声。

二

闲话西东客在轩，晚来笑语隔邻院。

东园豆熟须防兔，万里村流水有源。[41]

这里正是费孝通写作《茧》的地方，根据时间，可推断《茧》是在写作此诗之后。“傅师”应是他的老师弗思教授。“桑古村”的名称（Thorncombe）大概是音译。很显然，英国南部的乡下环境让费孝通触景生情，想起了自己的故乡。在这种充满古意色彩的村庄中，“桑古”成为融汇着中国文化的典故或意象，传达了一种古朴陶然的意味。也许从这里可以看出，《茧》中淡化掉的更为复杂的政治矛盾和人物冲突，似乎也和这里的环境有关。小说比较偏向于一种理想化的村民形象的构建，也许与他触景想起“一个古旧的文明而且是一个已经完成了的文明”[42]的情感投射有关。小说以偶遇开始，以幻梦般的民族工业的创始、发展和崩溃为主体，以两人的分离告终，像一个三明治结构，中间规模较大的主体部分，就像一个改革幻灭的梦境。最后，王婉秋说道：“一切都毁了，连这一切冲突和愚蠢都毁了。”[43]这种抽象和虚无的感喟，带有非常典型的客愁视角，异乡游子的故国在大战之中，而他却无能为力。

这部英文写就的小说，似乎又显示出他对中国乡村某种对象化的视角。宝珠、三福的小家庭故事，其带点东方色彩的风格是否又会因为向英国的女性（弗思太太）介绍中国乡村而不自觉产生的呢？

不过，在广阔的文化视域下，社会学学术和费孝通的带有非虚构色彩的文学写作之间并不产生抵牾，早在1936年，他就提到了这种“整体写作”背后的秘密：

“

我这样拉杂地写，想吐露一些研究者在工作时心境的状态……一个研究者结果是会发痴的。我在前年也写过一篇短文，题目是《丘，天之戮民也》，因为我像所谓戮民，也许就是指这一种把人生看做是一件被观察的东西，而不能再把自己活在里面，真哭真笑的一辈人。读龚定盦的书《金伶》[44]，竟使我有些害怕，曲之高者，竟不是闹着玩呢。

话说得太远，没有经验过的当然不知道我在说什么，若是本领更强的或早已超过了这种境界，只有在这边际上的人物才会觉到这种情绪，不幸的就是我老是在“边际”上活着！[45]

“在边际上”意味着既无法中立又无法沉浸其中地观察对象的两难之境，而从整体上来说，人类学也并非需要摒弃普遍的情感和心理部分。从某种意义上，《江村经济》和《茧》是这种整体状态下的不同倾向。费孝通晚年说：

“

一个文艺作家也必须到真实的生活中去体验生活，到人中间去了解人。作为一个研究人类的科学家却还有一道工序，就是要在一个个人的生活中去概括出一个任何人的生活都逃不出的框架。[46]

以上内容恰好可以对应费孝通的从文艺家（《茧》）到人类学学者（《江村经济》）的表里关系。费孝通还说：

“

马老师要我们进入群众的生活中去看“文化”。他所见到的文化不是刊印在书上的关于文化的记载，而是群众的活动，是他们活生生的生活的一部分，充满着有哭、有笑、有感情的举止言行，把文化回给了人的生活本身。[47]

这里可以看出，即便《江村经济》未能实现这种“歌哭”部分的生活的描摹，但《茧》多少补充了这部分内容，尽管，可能因为这种“边际”感的“尴尬”而对农民形象的书写带有理想乃至扁平色彩。

费孝通曾经谈到过对他影响比较大的文学作品，是大学时候常放在床头的《战争与和平》和《石头记》[48]，后来，《石头记》被他带到英国，他的老师弗思认为这是“第一部描写类别亲属制度最有骨有肉的”人类学“显微镜下生活切片的素描”。他还说，从社会学的角度，应该把“形成结论的事实作详尽的描写”，尽可能做到“有血有肉”。[49]实际上，《茧》的人物塑造和环境描写，可谓也进入到了亲属制度和社会关系当中去了。除此之外，小说中最为突出的是王婉秋心理层面的描写，它和《红楼梦》中的情感机制颇有相似之处。围绕在李义浦身边的两位女性，王婉秋和宝珠，一个迷茫、脆弱，另一个果敢、能干，似乎也会让人想起《红楼梦》或之类的中国传统言情叙事的模式。当然，还有一些比较不错的情景或场面描写，例如故事中提及传统势力代表“史扒皮”家的院子，作者也是颇费了一番功夫：

“

史大爷刚起床，一听储老板来了，衣服都来不及披，趿着拖鞋就往“花厅”走。“花厅”也就是接待室，用昂贵的红木装饰，雕梁画栋，墙边摆满了名贵古玩。朝南有个小花园，园中假山精巧，由专门从关系运来的石头垒成。那假山远远望去，宛若灵鹤伫立，四周有翠竹环绕，洒下斑驳的绿影。这个花厅是本乡名胜，象征着富贵和格调。[50]

这是《茧》当中极少数的园林景色描写，基本上从物质上建构了一个上等旧商绅阶层的生活区域。在费孝通看来，这些地方“还保留着门户深锁的深院小庭[51]”，他似乎期待能够通过新的社区建设来改变近代以来的乡村危机。

当然，从整体上来看，小说人物也存在脸谱化的倾向。例如作品中带有“反派”色彩的群像都还缺少足够的张力，这些旧乡绅在利益推动下的制造谣言行为，让矛盾的呈现不够深入。当然，费孝通的女性知识分子塑造尽管比女性村民（宝珠）要真实丰富——如果排除原文和译文的偏差的话[52]——仍然存在情感逻辑的不合理，例如以下王婉秋对李义浦的情感的心理描写颇值得再斟酌：

“

尽管王婉秋聪明地避开李义浦，但每每望见他时，她都心跳加快。……也没有想到他的容貌还会继续这么频繁地出现在她的梦中。[53]

她陷入迷惘，如身在迷宫中一般。她需要的是一个家，一个窝，一个扎入泥土中的根，以及一个孩子。……对她而言，他只是一座桥梁，是她实现人生理想不可或缺的部分。因而并不能说她爱上了他。[54]

她想摧毁手中的一切，却一无所有。她恨他吗？不，她不会恨他。正因为她不能恨他，她不知道如何是好。她只能恨自己。她为什么爱上他？他有什么？一无所有。[55]

这分别是第四章、第六章、第十一章的内容，是王婉秋在初级阶段，相处阶段，及表白后失落阶段的带有意识流色彩的心理描写。这三个部分对于王婉秋的“爱”的分析是缺乏对人物内心世界探索的合理性的，因此自然会让读者困惑：王婉秋到底爱不爱李义浦？

总而言之，从文学的独立性来看，《茧》写作在一个特殊的年代、特殊的情境，有着精巧的结构，丰富的人物群像的文学作品，这些都基于他的“边缘”位置的对象化观察，和他的社会学研究视角契合。同时，小说也存在人物相对扁平、僵硬之处，在心理刻画上因为技法不够熟练而无法做到精确、微妙，对农民形象的刻画也显得有些理想化。这种理想化，恰恰显现了一个年轻的社会学学者当时在了解人心和文化层面上的保守或缺陷。

四社会学与小说：《茧》与《金翼》

有趣的是，在费孝通早期的学术生涯中，社会学小说并不是孤例。1940年代，吴文藻的另外一个送到美国的学生林耀华就写了一部以福建的地方家族变迁为题材的社会学小说《金翼》。林耀华通过研究“贵州苗民”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对“30年代搜集的资料进行整理、研究”[56]，从而于翌年写成此书。抗战后，费孝通的老师人类学家弗思也为《金翼》修订本（1947）书写导言并给予高度评价“充满丰富经历的激动人心的小说”。[57]他认为这部小说可以“摧毁任何残存的关于中国人在社会事务中麻木不仁、不可理解的神话”。[58]

《茧》和《金翼》都是在费孝通和林耀华各自博士论文完成之后写的作品，不同的是，林耀华的《金翼》和他的博士论文并非直接的衍生关系，而《茧》应是有意而为之的学术自觉。而从时间的次序上来看，林耀华的小说创作似乎又和《茧》有着某种微妙的关联。

从明线来看两篇小说是相似的，《茧》和《金翼》分别以工厂的兴衰与两个家族的兴衰为线贯穿全文。在《茧》中，主线情节是改革者从海外留学归乡基于自己的生产应以“大众生活提高”为最终目的的经济理论建立蚕丝厂[59]，并经过了发展、被打压、寻求出路，以及最终被炸毁的过程；《金翼》则是以两个家族各自的发展为线索。这样的明线串联使当时的历史发展得以充分展现。而从暗线来看，它们又有很大的不同。从人伦的角度，《金翼》更聚焦于两个家族的“群”有着怎样不同的特征，而这一特征又是如何引领他们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而《茧》更注重展现故事中个体的思想意识。

“金翼”表面是指金翼之家因住在形似金鸡的山旁而具有的好风水，而实际上暗指的是家庭群体生存进取的积极性，林耀华曾说：“我们今天可以将‘上苍’理解为人类本身，把‘命运’看成是人类社会。”[60]林把风水转换成西方人可以看懂的理解，有点类似《金枝》的色彩（这多少揭示了我们早期的人类学研究者不自觉地带有东方主义色彩）。而从具体描写来看，《金翼》是林耀华以参与者的身份从“内视”角度将自己的家族发展的历史经历记录下来的作品，作者有意除去了对于细节的刻画，似乎更专注于行动及行动于其中的物质世界的铺陈，而非致力于情节的节奏和故事冲突，描摹富于清晰、精确、条理和均衡性，正如弗思的评价“像竹叶画一样，其朴素的形式掩映着高水平的艺术”。[61]也正是因为这种描绘手法，这本小说仅仅用了十六万字就刻画了一百位左右的人物，不但把故事情节完整而清晰地叙述出来，还通过在情节之内相关事件引出。

作为《江村经济》的补充，《茧》再现了1930年代一个乡村的乡土工业是如何发展的，以及这个过程中农民与改革者的生活和思想又是有何改变的，尽管它作为小说的社会学意义和《金翼》作为社会学著作的小说写在各自相似的学术情境中。很显然，《茧》作为社会学研究的社会模型的价值有些下降，它的描写更加细致生动，每个人物会有外貌神态，语言动作，喜怒哀乐，甚至还会有情感纠纷，以此让人物更加立体，更有灵魂。对于事件和人物如此具体的刻画无疑证明这本小说中还是存在一些费孝通所预设的情况。

在早期的学术通信中，费孝通就曾反复提及对林耀华的“为学术而学术”的社会学观念的不满[62]，这大概也是两人的比较重要的差异。费孝通的不能“进入”的社会学范式在《茧》中通过文学做了进一步的努力，但也存在从理念到形象的稍显主观、扁平化的趋势，这种缺陷让他在后来觉醒，并不断改进自己的学术研究。

结语

《茧》是对《江村经济》更广意义上（不仅仅是经济生活为主体）的社会学补充，从比较明显的层面呈现了当时知识分子的社会思考及人心变动，同时，费孝通对社会情境的描摹也体现了《江村经济》中所试图建塑的理想的社会环境。另外，《茧》中比较理想化的农民形象和脸谱化的“传统势力形象”，反映了费孝通在英国的古老乡村的写作心境，也暗示了他早期学术品质上比较匮乏或保守的一面：对研究对象人心和精神世界的共情和提炼能力还需努力。同时，《茧》也是费孝通的社会学背景和个人经验、文学素养等各个方面的集中体现。

作为一部迥异于《金翼》之类较为“专业”的小说，《茧》体现了费孝通文学创作的自觉性，又因为其创作的初衷是赠“弗思太太”（不是送给弗思教授），不免重点突出了其中情感要素，小说会让人想起作者印象深刻的中国言情叙事的传统。不同的是，传统女性的争风吃醋，变成了古老乡村叙事下的“东洋景”的现代转换。这和早期根植于中国社会素材，并在西方学术语境影响下的中国第一代社会学者的学术成果形成某种有趣的关联。

作为一部中国人写的英文小说，当其回译成汉语之后，不免让人想起茅盾的《春蚕》。从小说主线以及当时费孝通对于左翼的态度观之，费孝通明显不同意《春蚕》对于中国农村问题革命解决的思路，而更倾向于掘其本来活力，走改良或曰“乡村建设”之路，这也是小说中“农民工”的反抗被认为是遭到现代民族工业的双重敌人——传统封建营生和外国资本——的愚弄而最终从这种被愚弄的状态中被启蒙而“觉醒”的一个直接原因。

不管怎样，这是一代知识分子对历史、社会的独特关注和理解，也体现了费孝通作为一个现代社会学“绅士”身上所具备的矛盾之处，当然，还包括费孝通在早期社区社会学研究中所体现的那种客位色彩的启蒙理想和无法看清未来、无法“深入”对象的知识分子的普遍焦虑。

马林诺夫斯基曾在《江村经济》的序言中说，“他（费博士）毕竟懂得，再适应的过程是何等的困难。他懂的，这一过程必须逐步地、缓慢地、机智地建立在旧的基础之上。他深切地关注到，这一切改变应是有计划的，而计划又须是以坚实的事实和知识为基础的。”[63]这正对应了费孝通的社会学方向：反对激进、静止的抽象理念，一切理论建立于事实的考察调研之上。只是这“事实”的全面发现和分析能力，在他早期的学术阶段，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更多的实践来锤炼。

注释

[1][2][3]费孝通：《茧》，孙静、王燕彬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137、22、173页。

[4]费孝通：《茧》附录《江村通讯》（1936年8月25日），第172页。

[5]费孝通：《茧》，孙静、王燕彬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173页。

[6]杨清媚：《城乡关系及其现代化：对费孝通〈江村经济〉与〈茧〉的比较》，《社会》2021年第3期。

[7]林耀华：《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庄孔韶、林宗成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8]费孝通：《茧》附录《江村通讯》（1936年7月3日），第146页。

[9][10]费孝通：《江村经济》，戴可景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164、192页。

[11]据杨清媚考证，“经济人道主义”受到了托尼和费边社经济理论的影响。在笔者看来，这也和费孝通所处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文化环境有关。《城乡关系及其现代化：对费孝通〈江村经济〉与〈茧〉的比较》，《社会》2021年第3期。

[12]费孝通：《茧》，孙静、王燕彬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23页。

[13]甘阳：《〈江村经济〉再认识》，《读书》1994年第10期。

[14][15][16]费孝通：《江村经济》，戴可景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45、65、181页。

[17][18]费孝通：《江村经济》，戴可景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216、217页。

[19]费孝通：《农村、小城镇、区域发展——我的社区研究历程的再回顾》，《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

[20][21][22][23]费孝通：《茧》，孙静、王燕彬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51、114、24、34页。

[24]杨清媚：《城乡关系及其现代化：对费孝通〈江村经济〉与〈茧〉的比较》，《社会》2021年第3期。

[25][26]费孝通：《茧》，孙静、王燕彬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26、28页。

[27]这一点似乎在《茧》的其他部分有所暗示，例如他在婉拒王婉秋的表白时这样说：“因为我不值得这样的爱，也不需要它。爱情属于我的过去。”（第78页）如果将《茧》的地域原型设定在开弦弓村的话，那么这句话很容易让人想到那时的费孝通在养伤中度假，在失去妻子王同惠的痛苦中用调研来排遣自己的痛楚。

[28]费孝通：《留英记》：“我是1930年从苏州的东吴大学转向燕京社会学系的。……当时正是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之后，南北军阀混战的时期，在文化战线上正在热烈展开社会史的论战。这许多刺激使我抛弃了当医生的想法，决心要研究一下中国社会。”第148页。

[29]何兹全：《我所经历的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史学理论》2003年第2期。

[30]费孝通：《书评》，《费孝通全集》第二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页。

[31]“与社会史研究的对话，实际是《江村经济》写作的一个隐含线索。”杨清媚：《最后的绅士——以费孝通为个案的人类学史研究》，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63页。

[32]费孝通：《江村经济》，戴可景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196页。

[33]杨清媚：《最后的绅士——以费孝通为个案的人类学史研究》，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58页。

[34][35]费孝通：《社会调查自白》（1984），《师承·补课·自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165、171页。

[36]费孝通：《师承·补课·治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383页。

[37]费孝通、李亦园：《中国文化与新世纪的社会学人类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

[38]《费孝通全集》第一卷《文集前记》（1999），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39]《费孝通全集》第一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第291~295页。

[40]《费孝通全集》第二十卷《书信诗作年谱索引》，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3~264页。

[41]《费孝通全集》第二十卷《书信诗作年谱索引》，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3页。

[42]费孝通：《社会学家派克教授论中国》（1933），《费孝通全集》第一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4页。

[43]费孝通：《茧》，孙静、王燕彬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136页。

[44]应为《书金伶》，书中标点错误。

[45]费孝通：《茧》附录《江村通讯》（1936年8月25日），第171~172页。

[46][47]费孝通：《从马林诺夫斯基学习文化论的体会》（1995），《师承、治学、补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318、318页。

[48]费孝通：《干校家书》（1970年5月1日），《费孝通全集》第二十卷，第19页。

[49]费孝通：《显微镜下切片素描》（1937年6月15日），《费孝通全集》第二卷，第65~66页。

[50]费孝通：《茧》，孙静、王燕彬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101页。

[51]费孝通：《译者的话》，《人文类型》附录二（1988年1月15日），《人文类型·乡土中国》，辽宁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1页。

[52]或许和译文有关，但手头没有英文版，特此说明。

[53][54][55]费孝通：《茧》，孙静、王燕彬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35、47、77页。

[56][57][58]林耀华：《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著者序，庄孔韶、林宗成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12、11页。

[59]费孝通：《茧》，孙静、王燕彬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22页。

[60][61]林耀华：《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庄孔韶、林宗成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8页。

[62]费孝通：《书评》（1937），《费孝通全集》第二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61页。

[63]费孝通：《江村经济》序，戴可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