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和查尔斯·兰姆姐弟的生平故事，读来实在令人扼腕。二人分别于1764年和1775年出生在伦敦一个工人阶级家庭，年轻时生活拮据，艰难度日。查尔斯十分幸运，可以在伦敦基督公学（Christ’s Hospital School）求学，并在那里结识了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但玛丽则没受过多少正规教育，还要做裁缝来挣钱贴补家用。姐弟二人都饱受精神疾病的困扰：查尔斯进入东印度公司，成为一名实习职员，却在1795年几近精神失常，入精神病院治疗六周；但真正的不幸接踵而至，1796年九月某日，查尔斯下班回家，发现姐姐玛丽因一时精神狂躁，将二人的母亲刺死、父亲刺伤。查尔斯向当局保证负责照料玛丽日常生活，才使玛丽免除永久拘禁之灾。

于是，姐弟二人便共度余生，查尔斯称这段时间为“孤独相依”（double singleness）。查尔斯仍在东印度公司的会计部门任职，白天勤勉工作，夜晚写作诗歌散文，而玛丽则在家操持家务，尽管所受教育极为有限，却还自学了法语、拉丁语和意大利语。姐弟二人共事，创作了《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这段经历帮助玛丽开拓了作为一名儿童文学作家的新事业，此后，二人又合著了两部儿童文学作品。查尔斯交游名士，以批评文章和散文而赢得声誉，但玛丽却仅有一部面向成人的作品得以发表——一篇关于缝纫的文章，用的还是假名。她的大部分作品，以及她在《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的创作中所饰演的重要角色，在她生前都不为人知，直到死后多年才重见天日（玛丽于1847年去世，那时查尔斯已去世十三年） 。

1805年，激进主义哲学家威廉·戈德温的第二任妻子，出版商玛丽·简·戈德温（Mary Jane Godwin）向玛丽·兰姆提出，可以将莎士比亚的戏剧改编成叙事散文，供儿童阅读。玛丽表示同意，并鼓动查尔斯也参与其中。喜剧由玛丽改编，悲剧则由查尔斯操刀，两人相互审校对方的作品。二人删繁就简，将莎剧浓缩为简短易读的故事，方便儿童、尤其是女孩阅读，因为那时女孩读书的机会不多；同时，他们尽力保留莎士比亚的原句，也会删去他们认为不适合儿童阅读的内容（所以按现在的标准，《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难免显得说教气息浓厚）。玛丽曾写过一封信，生动描绘了姐弟二人共用一张桌子写作的场景：“就像《仲夏夜之梦》（A Midsummer Night’s Dream）里的赫米娅（Hermia）和海丽娜（Helena）一样……我吸着鼻烟，他一个劲地抱怨自己什么都写不出来，一直唠叨到写完为止。”

最终，姐弟二人共改编了二十部莎剧，其中即包括《暴风雨》（The Tempest）、《李尔王》（King Lear）、《哈姆雷特》（Hamlet）、《奥赛罗》（Othello）、《仲夏夜之梦》、《驯悍记》（The Taming of the Shrew）和《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等著名剧目。玛丽改编了其中十四部，主要是喜剧，查尔斯则改写了六部悲剧。但1807年该书出版时，仅将查尔斯列为唯一作者，个中原因除了玛丽的性别，还有精神疾病这桩“家丑”。直到1838年，玛丽的名字才出现在扉页上，她对这本过去两百年间最受喜爱的儿童作品中所作的贡献，才终于得到了认可。

图为《莎士比亚儿童入门读本》（The Gateway to Shakespeare for Children）。该书包括安德鲁·朗格夫人（Mrs. Andrew Lang）所作的莎士比亚生平简介、莎士比亚戏剧选，以及兰姆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选篇。

插图来自《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在劳伦斯神父寺院里的那一幕。

来自《仲夏夜之梦》的插图。

来自《李尔王》的插图。

学生时代，查尔斯便与柯勒律治结为好友，这份友谊对他一生意义非凡：他早期的诗歌与柯勒律治的作品一同收录在后者的《诗集》（Poems）第二版中，而也是经由柯勒律治，他才得以结识英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其他领军人物，比如威廉和多萝西·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 and Dorothy Wordsworth）和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dwin）一家（当然是拜《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所赐），都成了他的挚友。

自1806年起，查尔斯和玛丽每周都会在伦敦家中举办聚会，并以他们为中心，组建起了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交圈，其中不乏居住伦敦的文坛大家，诗人有约翰·济慈（John Keats）、散文家有威廉·黑兹利特（William Hazlitt）和托马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y），还有做批评家兼记者的雷·亨特（Leigh Hunt，也是查尔斯的校友），他们中的很多人对这姐弟二人都记忆深刻。画家本杰明·罗伯特·海登（Benjamin Robert Haydon）还记得1817年十二月，曾有一场觥筹交错的晚宴，宴会上有兰姆、华兹华斯和济慈——这为伦敦文学界圈子的关系紧密，又添了一件明证。海登还记得，在那场“永世铭记之宴”上，“华兹华斯吟咏弥尔顿（John Milton）和维吉尔（Virgil）时抑扬顿挫，济慈情绪高昂，状若文思泉涌，兰姆也不时有幽默妙语；席间高论频频，我此生再无如此欢愉之时。”

图为作家查尔斯·兰姆写给诗人伯纳德·巴顿（Bernard Barton）的一些信件。信中，二人互相评价对方作品，讨论拜伦勋爵（Lord Byron）、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等同时代的诗人。许多信上，可以看到十九世纪上半叶常用的各种邮戳和邮票。这样的藏品为写作这个行为本身提供了和时代背景相关的信息，提醒着我们手稿是流转交换于作家之间的物件。

图为作家查尔斯·兰姆写给诗人伯纳德·巴顿（Bernard Barton）的一些信件。信中，二人互相评价对方作品，讨论拜伦勋爵（Lord Byron）、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等同时代的诗人。许多信上，可以看到十九世纪上半叶常用的各种邮戳和邮票。这样的藏品为写作这个行为本身提供了和时代背景相关的信息，提醒着我们手稿是流转交换于作家之间的物件。

图为作家查尔斯·兰姆写给诗人伯纳德·巴顿（Bernard Barton）的一些信件。信中，二人互相评价对方作品，讨论拜伦勋爵（Lord Byron）、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等同时代的诗人。许多信上，可以看到十九世纪上半叶常用的各种邮戳和邮票。这样的藏品为写作这个行为本身提供了和时代背景相关的信息，提醒着我们手稿是流转交换于作家之间的物件。

图为作家查尔斯·兰姆写给诗人伯纳德·巴顿（Bernard Barton）的一些信件。信中，二人互相评价对方作品，讨论拜伦勋爵（Lord Byron）、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等同时代的诗人。许多信上，可以看到十九世纪上半叶常用的各种邮戳和邮票。这样的藏品为写作这个行为本身提供了和时代背景相关的信息，提醒着我们手稿是流转交换于作家之间的物件。

图为作家查尔斯·兰姆写给诗人伯纳德·巴顿（Bernard Barton）的一些信件。信中，二人互相评价对方作品，讨论拜伦勋爵（Lord Byron）、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等同时代的诗人。许多信上，可以看到十九世纪上半叶常用的各种邮戳和邮票。这样的藏品为写作这个行为本身提供了和时代背景相关的信息，提醒着我们手稿是流转交换于作家之间的物件。

图为作家查尔斯·兰姆写给诗人伯纳德·巴顿（Bernard Barton）的一些信件。信中，二人互相评价对方作品，讨论拜伦勋爵（Lord Byron）、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等同时代的诗人。许多信上，可以看到十九世纪上半叶常用的各种邮戳和邮票。这样的藏品为写作这个行为本身提供了和时代背景相关的信息，提醒着我们手稿是流转交换于作家之间的物件。

图为作家查尔斯·兰姆写给诗人伯纳德·巴顿（Bernard Barton）的一些信件。信中，二人互相评价对方作品，讨论拜伦勋爵（Lord Byron）、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等同时代的诗人。许多信上，可以看到十九世纪上半叶常用的各种邮戳和邮票。这样的藏品为写作这个行为本身提供了和时代背景相关的信息，提醒着我们手稿是流转交换于作家之间的物件。

图为作家查尔斯·兰姆写给诗人伯纳德·巴顿（Bernard Barton）的一些信件。信中，二人互相评价对方作品，讨论拜伦勋爵（Lord Byron）、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等同时代的诗人。许多信上，可以看到十九世纪上半叶常用的各种邮戳和邮票。这样的藏品为写作这个行为本身提供了和时代背景相关的信息，提醒着我们手稿是流转交换于作家之间的物件。

图为作家查尔斯·兰姆写给诗人伯纳德·巴顿（Bernard Barton）的一些信件。信中，二人互相评价对方作品，讨论拜伦勋爵（Lord Byron）、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等同时代的诗人。许多信上，可以看到十九世纪上半叶常用的各种邮戳和邮票。这样的藏品为写作这个行为本身提供了和时代背景相关的信息，提醒着我们手稿是流转交换于作家之间的物件。

图为作家查尔斯·兰姆写给诗人伯纳德·巴顿（Bernard Barton）的一些信件。信中，二人互相评价对方作品，讨论拜伦勋爵（Lord Byron）、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等同时代的诗人。许多信上，可以看到十九世纪上半叶常用的各种邮戳和邮票。这样的藏品为写作这个行为本身提供了和时代背景相关的信息，提醒着我们手稿是流转交换于作家之间的物件。

图为作家查尔斯·兰姆写给诗人伯纳德·巴顿（Bernard Barton）的一些信件。信中，二人互相评价对方作品，讨论拜伦勋爵（Lord Byron）、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等同时代的诗人。许多信上，可以看到十九世纪上半叶常用的各种邮戳和邮票。这样的藏品为写作这个行为本身提供了和时代背景相关的信息，提醒着我们手稿是流转交换于作家之间的物件。

图为作家查尔斯·兰姆写给诗人伯纳德·巴顿（Bernard Barton）的一些信件。信中，二人互相评价对方作品，讨论拜伦勋爵（Lord Byron）、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等同时代的诗人。许多信上，可以看到十九世纪上半叶常用的各种邮戳和邮票。这样的藏品为写作这个行为本身提供了和时代背景相关的信息，提醒着我们手稿是流转交换于作家之间的物件。

图为作家查尔斯·兰姆写给诗人伯纳德·巴顿（Bernard Barton）的一些信件。信中，二人互相评价对方作品，讨论拜伦勋爵（Lord Byron）、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等同时代的诗人。许多信上，可以看到十九世纪上半叶常用的各种邮戳和邮票。这样的藏品为写作这个行为本身提供了和时代背景相关的信息，提醒着我们手稿是流转交换于作家之间的物件。

图为作家查尔斯·兰姆写给诗人伯纳德·巴顿（Bernard Barton）的一些信件。信中，二人互相评价对方作品，讨论拜伦勋爵（Lord Byron）、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等同时代的诗人。许多信上，可以看到十九世纪上半叶常用的各种邮戳和邮票。这样的藏品为写作这个行为本身提供了和时代背景相关的信息，提醒着我们手稿是流转交换于作家之间的物件。

图为作家查尔斯·兰姆写给诗人伯纳德·巴顿（Bernard Barton）的一些信件。信中，二人互相评价对方作品，讨论拜伦勋爵（Lord Byron）、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等同时代的诗人。许多信上，可以看到十九世纪上半叶常用的各种邮戳和邮票。这样的藏品为写作这个行为本身提供了和时代背景相关的信息，提醒着我们手稿是流转交换于作家之间的物件。

图为作家查尔斯·兰姆写给诗人伯纳德·巴顿（Bernard Barton）的一些信件。信中，二人互相评价对方作品，讨论拜伦勋爵（Lord Byron）、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等同时代的诗人。许多信上，可以看到十九世纪上半叶常用的各种邮戳和邮票。这样的藏品为写作这个行为本身提供了和时代背景相关的信息，提醒着我们手稿是流转交换于作家之间的物件。

图为作家查尔斯·兰姆写给诗人伯纳德·巴顿（Bernard Barton）的一些信件。信中，二人互相评价对方作品，讨论拜伦勋爵（Lord Byron）、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等同时代的诗人。许多信上，可以看到十九世纪上半叶常用的各种邮戳和邮票。这样的藏品为写作这个行为本身提供了和时代背景相关的信息，提醒着我们手稿是流转交换于作家之间的物件。

图为作家查尔斯·兰姆写给诗人伯纳德·巴顿（Bernard Barton）的一些信件。信中，二人互相评价对方作品，讨论拜伦勋爵（Lord Byron）、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等同时代的诗人。许多信上，可以看到十九世纪上半叶常用的各种邮戳和邮票。这样的藏品为写作这个行为本身提供了和时代背景相关的信息，提醒着我们手稿是流转交换于作家之间的物件。

图为作家查尔斯·兰姆写给诗人伯纳德·巴顿（Bernard Barton）的一些信件。信中，二人互相评价对方作品，讨论拜伦勋爵（Lord Byron）、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等同时代的诗人。许多信上，可以看到十九世纪上半叶常用的各种邮戳和邮票。这样的藏品为写作这个行为本身提供了和时代背景相关的信息，提醒着我们手稿是流转交换于作家之间的物件。

图为作家查尔斯·兰姆写给诗人伯纳德·巴顿（Bernard Barton）的一些信件。信中，二人互相评价对方作品，讨论拜伦勋爵（Lord Byron）、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等同时代的诗人。许多信上，可以看到十九世纪上半叶常用的各种邮戳和邮票。这样的藏品为写作这个行为本身提供了和时代背景相关的信息，提醒着我们手稿是流转交换于作家之间的物件。

图为作家查尔斯·兰姆写给诗人伯纳德·巴顿（Bernard Barton）的一些信件。信中，二人互相评价对方作品，讨论拜伦勋爵（Lord Byron）、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等同时代的诗人。许多信上，可以看到十九世纪上半叶常用的各种邮戳和邮票。这样的藏品为写作这个行为本身提供了和时代背景相关的信息，提醒着我们手稿是流转交换于作家之间的物件。

尽管各路评论对《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的问世表现平淡，但商业上，该书可谓一炮而红，且越来越广为人知，一版再版的局面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末。从1807年开始，该书仅英文版便有二百余种，自面世以来便行销不衰，称得上是莎剧有史以来传诵最广的改编版本。

而《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的火爆，不仅只停留在了英语世界：莎剧在全世界，特别是在亚洲为人所知，很大程度上便要归功于兰姆。该书在印度和马来西亚的学校中被用作读本和教材，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尤其如此；该书还曾东渡日本，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首次被翻译，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该书仅日文版便已有近百种，还被译为包括缅甸语、斯瓦希里语、马其顿语和匈牙利语在内的四十多种语言。该书翻译难度较莎剧原著大大降低，故译本语言平实简洁，使其老少咸宜，声名远扬。

《吟边燕语》（林纾、魏易译）的封面，原作名为《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

《吟边燕语》，源于查尔斯与玛丽·兰姆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

《吟边燕语》，由商务印书馆于中华民国3年（即1914年）再版发行。

《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在中国也曾风靡一时。1903年，书中十篇故事由无名氏译成文言文，题为《澥外奇谈》。书中前言提到：

“其（指莎士比亚）所编戏本小说，风靡一世，推为英国空前大家，译者遍法、德、俄、意，几乎无人不读，而吾国近今文界，言诗词小说者，亦辄啧啧称索（莎士比亚）氏，然其书向未得读，仆窃恨之，因亟译述是篇，冀为小说界上，增一异彩。” [1]

为吸引潜在读者（其中大概又以男性为重），书中各篇故事的标题译法可谓噱头十足：《维洛娜二绅士》（The Two Gentlemen of Verona）译为《蒲鲁萨贪色背良朋》[2]，而《终成眷属》（All’s Well That Ends Well）则译为《计上计情妻偷戒指》。

《澥外奇谈》获得了空前成功，以致第二年，译著等身的翻译家林纾（以不通英文却能翻译英文作品而闻名）便率其团队重译《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这次则是将二十篇故事全部译成中文，题为《英国诗人吟边燕语》，销量同样喜人，出版三十年即再版十一次。该译本的成功，激励林纾及其团队于1916年莎士比亚逝世300周年之际，再译出一批莎剧故事，而此次翻译所选择的原本，则是未经兰姆姐弟改编的其他莎剧。

若非兰姆姐弟改编莎剧，这位“英国诗人”恐怕也不会像如今这般世界闻名；如此想来，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撰稿人：安德鲁·迪克森（Andrew Dickson）

文章翻译：郑瀚文

文章内容可通过“创作共享”版权许可 (Creative Commons License) 使用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