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照《英雄》是著名导演张艺谋面对电影全球化和商业化的背景实现自身艺术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英雄》明星云集场面宏大画面精美武打设计挥洒写意将中国传统意境于动作片的暴力美学造型相结合创造了中国大陆电影新一轮的票房神话和电影产业化模式。[5]（新华网评）

剧照美国《华尔街日报》认为“《英雄》真正拉开了中国大片时代的帷幕”。同时《英雄》在商业与艺术之间的宏大叙事策略也在知识分子、普罗大众、官方意识形态和电影专业人事件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关于《英雄》的主题一直是争论的焦点。电影《英雄》的题材来自“荆轲刺秦”的故事。自从《史记》以来“荆轲刺秦”的故事一直被人称颂其中独立个体抵抗强权的精神更是其中的内核而“侠”也被定义为“以武犯禁”武侠文学和后来的武侠电影的社会功能都是用侠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冲破社会禁忌对抗强权政治为读者或观众提供在现实中得不到的快感。而20世纪80年代以后周晓文和陈凯歌都对这个题材进行了影像化重写其中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抗和对亲王等历史人物的心理重构都反映了现代性启蒙叙事对电影影像的影响。但是在《英雄》中张艺谋改变了叙事策略其主题在商业和艺术之间游走消解了其中启蒙的反抗意味反映了中产阶级在目前国内的文化语境之下对宏大叙事的矛盾心态。可以说《英雄》体现出当前社会对于权力的基本认识崇拜权利与梦想对抗强权并存而影片试图调和这种矛盾。把巩固权利与向权利挑战这两种对立的要求并列地组织到故事中是这部影片的独特创意。作者提供了两个位置供观众同时选择有权者与无权的挑战者。作者用各种电影手段极力在道德上平衡这两种人的关系。这反映了作者自相矛盾的英雄观他试图把两者都打扮成英雄。正是这种看似模棱两可的态度导致了两者实质上的互相消解使两类人物都不符合传统观念中的英雄。但是电影以形象感人观众习惯性地首先与无名、残剑、飞雪等为代表的侠认同。他们是对荆轲之类转为豪门贵族卖命的亡命之徒的改写以一种新的身份示人是士与侠的综合。无名用剑柄象征性地刺秦王这个举动是全片的点睛之笔。

剧照这种叙事或许牵强却极具象征性体现出作者的良苦用心影响统治者的观念比消灭他们的肉体更重要、更有效。无名、残剑之类不可能用暴力夺取统治者的权利只能转而求其次通过发挥更大的话语权以传达自己的呼吁和平的观念。应该承认导演在抹平缝隙掩盖矛盾方面使用了很多心思的这是商业片的必然选择。一部影片的流行很可能满足了不同观众的许多利益和愿望从理性上分析它们很可能出自互相冲突难以协调的意识形态。赢得观众的要诀在于不要突出某种意识形态压服其他企图根本解决现实中无法解决的矛盾而是找到调和之道使各种利益集团从文本中都能找到令自己满意的因素。

《英雄》在艺术和商业结合上也有着相当的创新。除了“罗生门”式的叙事策略借鉴好莱坞的大片模式对武打场面、影像画面设计、视听效果等方面也都颇有新意。可以说《英雄》是一场视觉上的盛宴。所有关于中国的视觉符号《英雄》里都不遗余力地再现围棋、书法、剑、古琴、山水、竹筒、弓箭、巍巍楼宇、漫漫黄沙、青山碧水、红墙绿瓦。就色彩而言《英雄》中是“红”与“黑”的对立和碰撞。“黑”是秦朝的代表颜色象征着宏大叙事的压力主流意识形态的威严而影片以红色隐喻国仇家恨以红色象征火山爆发前的内在力量以红色宣示一种剑侠特有的矢志与抱负。

《英雄》带来的电影产业化运作的模式也是颇有启示的。从前期的策划筹备、类型片明星制到拍摄制作最后宣传发行《英雄》呈现给人们的是一整套迥异于国产电影以往操作路数却又完全符合商业规律的市场化电影运作范式。《英雄》上映2个月国内票房就达到2.5亿元人民币毫无疑问《英雄》获得了国产电影空前的商业成功。从某种程度上说《英雄》是中国电影产业化道路的一块里程碑它在艺术和商业结合的中国武侠类型片的发展上有着丰富的启示意义。[6]（放电影网评）

剧照《英雄》在西方受到广泛好评但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在外国上映的《英雄》为汉语发音外文字幕而电影本身的故事情节对于西方人来说比较复杂但对于受中华文化影响的东亚圈来说又过于简单许多西方观众只为电影的图像美感叹为观止却难以理解电影要表达的内容和精神实质。

北美影评人则极度热评《英雄》的华美。美国最具影响的影评家罗杰·埃伯特认为《英雄》在结构上模仿了黑泽明的《罗生门》但张艺谋第一次使武侠电影具有了诗意。美国《纽约时报》以两个版的篇幅报道了《英雄》在美国上映的盛况评论称“《英雄》这部中国电影经典得就像中国的《红楼梦》也是我们美国奥斯卡的无冕之王。”制片人张伟平评论到“《英雄》这部电影在北美延迟了2年才上映却依然受到北美的欢迎登顶首周票房冠军真为我们国产片长志气。”（网易评）[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