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迷的原因在哪里？就在我们对真实性的理解上，把摄像机镜头等同于我们的眼睛，只能记录我们所能看到的东西，在表现历史时显得苍白无力，只能凭借档案文献和人物追述。“故事重演”和“情景再现”被认为有损真实性。面对历史，纪录片到底选择“再现真实的时空”还是“再造真实的时空”？理论界争论不休。其实，早在1916年，弗拉哈迪拍摄的《北方的纳努克》里已有答案，在这部被国际影视界公认为第一部完整意义上的纪录片里，弗拉哈迪就让爱斯基摩人重演了他们父辈的生存方式，导演了造冰屋、凿冰钓鱼、用原始方式猎杀海象等生活情景。在历史和现实题材的纪录片中，不少纪录片大师都采用了搬演、扮演、模拟演示等多种虚构节目里的表现手法，在遵循真实性的前提下，大大地丰富了纪录片的表现力。当代国外不少纪录片也大量采用了搬演这一表现手法，有的甚至占到一半的篇幅。搬演也并非始于《故宫》，早在《望长城》里就采用了“烽火传警”这一模拟演示，在《复活的军团》里更运用了解放军的骑兵扮演了秦帝国的威武之师。

《故宫》的另一大特色，就是运用电脑特技和三维动画显示强大的时空再造能力。《故宫》中动画制作长达50分钟，制作成本高达数百万元。这是以往拍摄的展现历史建筑的纪录片中绝少出现的大手笔。

天安门上空是禁飞区，任何飞行物都得经过Ｎ个部门批准。然而在动画师眼里，这Ｎ种期待都能变成可能。你可在空中观看故宫建筑（三维动画）的同时，忽然间建筑就可能变成二维平面图，让你清晰地知道自己所看到的这座宏伟建筑在故宫所处的位置。反之亦可，在第二集《盛世的屋脊》中，你会看到这一另类的艺术。

当今纪录片都非常注重叙事学研究，就是力图把故事讲好。要讲文物故事最好把它放在当年所在的位置上，但这又和文物的安全相矛盾，如何解决？动画师有办法，先通过实景拍摄文物，然后用三维动画再造当年的环境，最后进行合成。就这样，一个个稀世珍宝很快就回到它当年的位置上了，故事讲得非常顺利。

从《骇客帝国》到《指环王》，大量电脑特技已成为电影的一大亮点，这在《故宫》里也有展示。为了营造闯王起义军声势浩大的场面，导演想拍摄一组大军压境，战马奔驰，摇旗呐喊的大场面镜头。如此兴师动众需要多少演员、服装和道具啊！但这到了动画导演哪里事情就变得简单多了，他只用十名装扮成闯王起义军的士兵就搞掂。一个月后在动画公司的电脑显示屏上，我们就看到了草原上，狠烟四起，战马回旋，数以万计的士兵在摇旗呐喊，声震云霄。同样，在北京故宫太和殿广场上，拍摄第四集《礼仪天下》时只有几十名演员的登基大典场景，摇身一变变成了上千人的盛大场面。像这样的镜头还有很多。

这些动画制作都是在历史学家的指导下完成的，在遵循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和电影表现手法，从传播效果上来看，《故宫》决不逊色于《卢浮城》。长期以来，我国对纪录片的研究多停留在艺术创作的层面，很少研究它的传播规律。纪录片从电影转向电视和网络时，它的传播功能、传播方式以及受众欣赏习惯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应该把传播理念放在与艺术创作同等重要的地位，对于历史研究来说，应该是再现真实的时空，复原历史的真实；对于视听传播来说，应该是再造真实的时空，在现代传播中再造一个真实的时空。使用历史学家提供的各种“真实参数”，《故宫》编导用数字技术虚拟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皇宫，是一种多视角全方位最形象的历史再现，它不仅满足了观众的认知需求，而且满足了观众的审美需求和娱乐需求，它让纪录片最终走出象牙塔，真正地实现了大众传播。

二、成功的文化商旅

“《故宫》的拍摄是一次文化行动，也是一个商业行为。我们希望能够为中国纪录片的商业化运作摸索一种经验。”编导王冲霄在央视网站上回答网友的问题时说，“以往中国纪录片往往口碑很好，但是市场反映不佳，与国外纪录片的创作形成了比较鲜明的对比。像美国的国家地理、Discovery，英国的BBC，他们往往会以非常大的投资去拍一部非常高质量的纪录片，形成良好的商业循环。不考虑商业动机的纪录片最终只能走到死胡同。”[③]记得在首届北京国际纪录片学术会议上，有人问日本纪录片评论家渡部实先生一个问题：纪录片如何收回投资？渡部实一句话堵死了纪录片市场化的路子，他认为纪录片的投资是不可能回收的。长期以来，我国纪录片理论界也陷入了文化与商业两难选择的泥淖。过于强调个人化和独立性，使中国纪录片远离大众，在电视市场中日趋边缘化。进入新世纪，在国外纪录片大投入大产出，成功进行商业运作的影响下，中国纪录片开始转变观念，进行艰难的市场化探索，并把目光投向海外市场。

北京科教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纪录片《宇宙与人》、《史前部落的最后瞬间》、《复活的军团》、《消失的大河桥》等，不仅收视率获奖率高，而且被海外媒体高价收购，成为纪录片界称道的“科影现象”。

新疆电视台与全球第二大纪录片制作公司新西兰自然历史公司合作，在纪录片《山玉》、《回家的路有多远》成功的国际市场运作后，新疆纪录片开始进入国际纪录片的销售渠道。

民营电视公司北京零频道是中国第一家专业纪录片公司，专门从事纪录片制作、发行与传播的传媒机构，目前已与３０多位中国顶尖的纪录片导演签约，为他们找市场找资金，提供制作、发行、传播等全方位的服务。

而作为国家级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电视台近年来在纪录片运营上有了长足进步。但是，他们绝不满足于中国纪录片的国内热播。长期以来，我们是把纪录片看作艺术品，而不是一种内容产品，一种可以进入市场流通的特殊的文化商品。

《故宫》的市场营销标志着中国纪录片的市场开发跃上了一个新台阶。它的市场开发分为国内和海外两个市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的收入主要来自央视播出前后的贴片广告。《故宫》总导演周兵透露，《故宫》的收视率已经超过了一般电视剧的收视率，甚至超过了《京华烟云》。第二部分是播映权的销售，据了解不少地方台都有意向购买《故宫》的播映权，而且还有公司表示愿意购买整个播映权。至于价格，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表示涉及商业机密不便透露，但应该比另外两部央视“纪录片”《复活的军团》和《郑和》高。第三部分是音像制品的销售，据了解已订出10万DVD。《故宫》的海外销售同样也包括电视播映和音像制品两大类。中国国际电视公司节目代理部海外发行部经理张琳说：“我们不是简单地把片子卖给美国国家地理环境，而是有一揽子的合作计划。此外，我们还会去欧美和东南亚主要的电视节做推广。”为了得到海外观众的认可并推广到国际市场，来自美国国家地理频道的制作人员加入了《故宫》的制作队伍。考虑到海外观众的欣赏需求，特将12集每集50分钟版本改编成两集每集60分钟的国际版特辑向海外发行和播映。美国国家地理频道拥有国际版特辑的海外独家发行代理权。专家评论：“这的确是近几年来拍摄的最与国际接轨的一部纪录片。”

《故宫》的整体市场营销，虽然没有具体的数字透露，但许多人都认为《故宫》作为一个“长销”产品，盈利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营销的重点也正在围绕这一点展开。《故宫》能挣多少钱现在还说不清，但《故宫》的市场开发是值得称道的，它告诉我们：纪录片的投资不仅可以回收，而且可以盈利。据《故宫》总导演周兵透露：目前美国国家地理频道已经将《故宫》的播放权卖到140多个国家的电视台。这说明纪录片《故宫》真正走向世界。

如何说《望长城》是中国纪录片创作的一个里程碑的话，那么，《故宫》就是中国纪录片运营的一个里程碑，它创造了我国纪录片市场开发的新模式——与国际电视机构联合制作共同经营，它让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在海内外电视市场中得到增值，并且得到更广泛更有效的传播。诚然，光凭一部《故宫》来判断中国纪录片是否出现转机是不足以的，还是要考察整个中国纪录片现状才能作出准确的判断。

三、“中国纪录片年”来了？

纪录片是世界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而在过去大多是通过一些外国纪录片大师的作品，如被誉为“飞翔的荷兰人”尤里斯．伊文思拍摄的《四万万人民》（1938年）、《愚公移山》（1976年），意大利人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拍摄的《中国》（1972年）。这种情况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有了改变，1996年段锦川拍摄的《八廊南街16号》荣获1997年第19届巴黎真实电影节长纪录片大奖。之后，不少中国人自己拍摄的纪录片被送到国外的纪录片电影节上，并频频获奖。

然而，在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同时，是国内纪录片的生存危机，中国纪录片的发展陷入了低潮。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的资深编导李晓认为这种低潮是一种理性的回归，“上世纪90年代初的那种繁荣，实际是一种泡沫，现在是把泡沫压下来。以前的片子，编导们很多都是在研究国外国内评委，拍片是为了获奖，是‘面子工程’，脱离了老百姓的审美趣味，中国纪录片是自己淘汰了自己。”[④]

当今中国纪录片走出国门毕竟是凤毛麟角，进入西方主流频道的节目更少。“世界在关注中国，世界想了解中国。在过去的三年中，我们制作的纪录片２５％与中国有关”，美国探索频道亚洲公司制作部总监维克兰．夏纳的话传递了一个信息，世界对中国纪录有极大的需求量，因为纪录片是世界关注中国最好的渠道和方式。但是美国国家地理频道中国区高级经理郑也夫在感慨找不到适合他们播出的中国纪录片时说，“我们只好选用外国人制作的中国题材纪录片。”海外大量需求中国题材纪录片，而国内每年的纪录片产量也不少，可为什么这些中国纪录片无法进入海外播出系统，而海外买家又苦苦寻找而无所得呢？这有中国纪录片制作水准的问题，也有生产方在市场意识上的薄弱，更有中国纪录片编导在创作理念上的滞后。可喜的是，近年来中国纪录片界通过不断地探索、不断地创新，不懈地努力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凤凰卫视摄制的系列纪录片《唐人街》、纪录片栏目《口述历史》都获得不俗的收视率，同时也说明中国纪录片在叙事能力方面的提高。而DV更让纪录片制作平民化，李京红历时三年用DV拍摄的18集纪录片《姐妹》，以“说人话、讲故事”热播大江南北。

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首创纪录片交易平台，引入与国际接轨的纪录片“DOCUMART”交易形式，让制片人和买家面对面直销。2005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共收到14国家的106部纪录片和拍摄方案报名参加交易，同时大会赞助了50名中国导演和制片人。有26个纪录片买家报名参加本次大会，其中21个买家来自国外，包括国家地理杂志、探索频道、日本广播协会（NHK）、英国广播公司（BBC）、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美国公共广播服务公司（PBS）等国际顶级媒体。

今天，从国外反馈回来的信息来看是十分乐观的。中国纪录片学会会长刘效礼等专家认为：今后5年将进入“中国纪录片年”。纪录片《阿八姑》导演姚国发说：“国外的纪录片，这几年最热门的是战争题材，可是这类型的片子拍得差不多了，大家都在寻找新的兴奋点。随着中国的发展日益迅速，许多国外片商和制作人越来越关注中国纪录片。曾在中国工作过的加拿大“4SQUERE”电视制作公司制片人比尔．杰金斯的话更有说服力，“中国的变化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我后悔没有早点回来。一些外国人也许不够了解中国，他们很好奇，我们把中国的实际情况拍出来，这会很有市场。”

不少迹象似乎表明，中国纪录片的复苏正在到来，但专家们仍持谨慎态度。刘效礼认为“中国纪录片走向市场的路还很长”。他认为，首先是各家电视台支持不够，“大部分节目上不了黄金时段”，“希望能开设更多的纪录片频道”。然后是政府的支持力度要增加，在加拿大拍一部纪录片，大约80%资金来自政府，你只需要寻找剩下的20%的资金就可以了。

不过，李晓则认为政府的支持已很足够，“各地电视台都在投资拍纪录片，这就是一种政府支持”，现在关键是走“市场化”之路的探索。他认为：“‘超级女声’证明了只有真正贴近群众口味的电视节目才会受欢迎。拍纪录片时就得好好想想，拍什么样的题材才能抓住老百姓的心。”

中国视协纪录片学会的吴木坤认为发行是纪录片市场链条中最关键的环节，“在近几年内，先是依附于生产或播出方的发行机构会越来越专业化，有些会从母体中脱离出来。开辟更广阔的客户空间。市场上也会有一批专门从事纪录片发行的公司逐渐成熟起来，共同引导中国纪录片的生产和创作，将中国纪录片源源不断地推向国内外各播出端口，共同推动中国纪录片走上市场化道路。”[⑤]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中国纪录片转机的出现是必然的，但这是一个较长的过程。问题是如何加快这一进程，或者说如何才能迎来一个真正的“中国纪录片年”，这需要我们创造以下条件：

一、中国纪录片的崛起要建立在电视内容产业的建设与发展上。要培育和完善纪录片市场，要形成完整的内容产业价值链；

二、要塑造纪录片新的投资主体，即政府、民间和外资，中国纪录片的可持续发展要解决造血功能，要体制内外双翼齐飞；

三、政府要给予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一方面要制定扶持纪录片发展的文化产业政策，另一方面要采取建立纪录片专项文化基金等有力措施；

四、充分利用网络媒体、数字电视专业频道等多种播出平台以及多种营销渠道，纪录片的复活要融入数字内容产业；

五、中国纪录片只有大量打入国际市场,才能拥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和广阔的盈利空间，才能算真正走向世界，才能迎来真正的繁荣。

中国纪录片的转机和繁荣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从题材的选择到理念的创新，从政府的支持到市场的运作，还需要纪录片观众群的培育和国家文化战略的规划。我们希望并相信：“中国纪录片年”不应该是一个运动，而是一个时代！

[①] 刘华、刘玮，中的动画》，来源于CCTV网站；

[②] 吕新雨，《在乌托邦的废墟上：新纪录运动在中国》，来源于传媒学术网；

[③] 谢岚，《〈故宫〉的商业前景》，新闻晨报；

[④] 陈明辉，陈诗慧，《近300位外国代表广州寻求合作》，羊城晚报2005年12月10日；

[⑤] 吴木坤，《中国纪录片市场发行症结与解》，《纪录手册》2005年10月。

载于《中国电视》2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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