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马特”群体大多来自各地农村

2007年，非主流作为一种流行文化开始出现分层，城市非主流开始往更加细腻的方向转型，乡村非主流则依然延续夸张的审美路线，而在这个时候，杀马特家族异军突起，在QQ空间时代的网络上成为了主流。 夸张的发型、妆容和服饰都使许多人将这个群体的行为动机误解为猎奇、博眼球，甚至产生蔑视和辱骂行为，影片向我们揭示了这背后真正的原因——留守儿童的精神空虚和自我保护意识。

影片独特的组合镜头

影片开头是三个竖屏镜头组成的工厂招工现场与杀马特自述的混剪，因为家庭的拮据，他们不得不辍学到城市打工挣钱养活自己，因为没有学历和年龄不够，他们找不到工作，甚至睡在天桥下，通过捡垃圾维持生计。 这些自述镜头与繁忙混杂的工厂招工镜头以一种看似无序的方式交替出现，声画的错位和重叠使观者应接不暇，夹杂在这些缝隙中的是强硬的剥削与无奈的妥协，阶级的固化使得这种现象愈演愈烈。

边缘群体的精神困境

导演李一凡老师在演讲中提到，“当我看到这些五彩缤纷的头发和爆炸的形状，我理所当然的想到了这就是中国版“朋克”和审美自觉，是一种人们抵御消费主义的景观，拍这部关于纪录片的初衷也是基于这种想象中的社会课题，但当我在现实和网络上与真正的杀马特进行交流后，才发现真正的杀马特们讲的都是一些琐碎的故事，关于他们的家庭、父母和生活， 而他们之所以会选择成为一名杀马特，并不是一种带有攻击性的动机向外抵抗某种主义，而是一种相当纯粹的自我防御机制。”

当用局外人的视角来看待他们怪异的行为和造型，大多都会自然而然地嘲弄思想上的贫乏，但他们大多年龄尚幼，没有能稳定在城市中生存的技能，更没有完整的知识体系和成熟的思维方式去应对外部世界的欺骗欺负和压榨， 思想上的贫乏是社会贫富差距所派生出来的结果，而杀马特正是在这些平凡的基础之上，唯一培养出来的一种，能够彰显他们特制的表现符号。

“杀马特”群体的精神孤独

当我们用一种探寻的态度去追问，为什么他们要成为杀马特，原因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复杂， “那样子看起来比较厉害，不会被欺负”，这是杀马特在提到背后原因时说的最多的一句话。那些夸张的造型，是他们用为数不多的想象力给自己打造的一张防护网，并且他们也以此为骄傲，因为这张防护网他们有了彰显个性的勇气，他们也有了一种捍卫自己存在感的武器，尽管这种方式很廉价，尽管这些呈现出来的效果很劣质，但这种粗糙的背后是他们的单纯，也是他们的无奈。

情感远比他们在表面上所呈现出来的东西更加震撼，但这唯一的东西到最后也只能成为主流社会所不容的异端， 他们生活在城市中却如同生活在孤岛，即便是在互联网上，他们的世界也是被一个又一个的信息茧房所圈养所围困，数字化的鸿沟进一步拉大了他们与世界的距离。

“杀马特”教父罗福新在深圳接头

杀马特从一个彰显他们个性的符号到成为一种被主流所嘲笑的异端，这使得他们开始畏惧和逃避，在现实生活中，他们越来越不愿意承认自己是杀马特，而当这些唯一的特质被剥夺的时候，他们的自我身份认同该何去何从。

杀马特的教父罗福新说：“我从来不抬头看一眼高楼，因为这与我无关。”他们是城市走向繁荣的功臣，但城市却并不包容这些能够记住他们的符号。

民族志影像的表达特征

《杀马特我爱你》以一种民族志影像的方式对杀马这个边缘群体进行记录和深描， 民族志对于影视人类学者来说不仅是一种文化书写的写作文本，也是人类学研究的一种方法。影视人类学的民族志客观地描写特定文化的基本形态和真实面貌，通过田野调查作业将收集的田野资料转化成民族志影像文本，进而描述一种文化的整体图景。

民族志电影的创作者必须依靠拍摄对象的行为活动，并通过艺术手法来表现内容和意义，对另一种文化现象进行更好地阐释。《杀马特我爱你》导演从杀马特文化出发，通过对群体文化现象的影像深描呈现出在不同文化情境下的普遍性，让不同社会文化族群之间能够凭借彼此之间的共同经验形成一种文化和情感的共识。

“杀马特”通过直播维持生计

总之，民族志电影不仅牵涉民族志主体文化实践活动，也涉及对于作为民族志主体的个体关照，从个体出发，在群体中观照社会族群文化所固有的特点。

影像文本往往承载作者意识形态以及田野作业的观察结论，整体性地呈现影像表象之下的真实之境。人是社会文化的意象载体，通过一种文化符号象征阐释影像艺术的功能，从个别归纳整体，从表层的意涵上升到整体的内蕴。

困住新生代农民工的工厂牢笼

《杀马特我爱你》中运用访谈、照片和工厂实录拼接起杀马特的文化符号，作为一部民族志影像，成为揭示个人和社会意义的功能载体，这背后折射出的阶层固化和精神牢笼的问题，还需要更进一步的反思。

监制：何苏六

主编：韩 飞

责编：杨博雅 陈朵儿

编辑：郭晓雅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