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规划是关于一个较长时期科技发展的方向、重大目标、重要任务和主要措施的总体设想和蓝图，是科技发展思想和指导方针的战略体现。科技规划对中国科学技术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56年，中国制定了第一个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简称“12年规划”）。“12年规划”成功的实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为新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奠定了非常好的科学技术基础。之后，到20世纪末，中国先后又制定了6次科技发展规划，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科学和技术事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科技管理逐步从以科技规划为核心，转变为一系列中期和年度科技计划为主要内容的管理方式，陆续出台了10多个科技计划，形成了现行的国家科技计划体系。2006年，国家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规划纲要》立足国情、面向世界，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主线，以建设创新型国家为奋斗目标，对我国未来15年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做出了全面规划和部署，是新时期指导我国科学和技术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这份文件标志着中国科技规划和科技计划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纵观新中国建立以来至20世纪末编制的7次科技发展规划（表1），每次规划的背景、目标、内容和实施方式都有很大不同。1956年制定的第一个国家科学技术长远规划——“12年规划”的内容包括提出目标、重点以及任务，实施的模式是远景规划—年度计划，即通过每年的年度计划把规划的重点和任务有步骤地落实。由于目标合理、重点突出、任务明确，这一规划模式取得很大的成功。随后，1963年制定的第二个国家科学技术长远发展规划《1963~1972年科学技术规划纲要》（简称“10年规划”）顺利地实施了3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由于“文革”的爆发而中断了。之后制定的5次科技发展规划，由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和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再有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中国科技实力的提高以及科技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它们的目标、内容、作用与实施效果与前两次有了很大的不同。“文革”后制定的《1978~1985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简称“8年规划”），由于对国民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的估计过于乐观以及迫切希望追回“文革”遭受损失的心情，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目标，后来调整为38项国家级科技攻关项目实施，取得较好的效果，催生了中国第一个专门的指令性科技计划——国家科技攻关计划。1982年开始制定的《1986~2000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是在“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方针下进行的，是参加人数较多的一次。由于此次规划有详细的5年计划（即“七五科技发展计划”）做保证，头5年执行的情况较好。而后，国家根据发展的实际情况对这一15年规划的目标和内容进行了调整，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制定了《中长期科技发展纲领及纲要》和《1990~2000年科技发展10年规划和“八五计划”》。因此，《1986~2000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这一15年规划的意义在于它的５年计划，而后面的《1990~2000年科技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意义在于在思想上明确了10年和5年的科技发展和科技体制改革方针、目标和任务，而实际的科技任务则由各个科技计划执行。在各部门强调计划手段的形势下，计划与规划分离。而后，1994年开始制定的《全国科技发展“九五”计划和到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没有正式对外公布，1998~2001年制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科技教育发展专项规划（科技发展规划）》则是一个5年科技发展规划，明确了“十五”期间科技发展总方针、战略部署、重点任务、关键措施和支撑条件，规划内容相对具体，强调可操作性。因此，可以说，只有1956年制定的“12年规划”是按一个较长时期的规划—任务模式实施的（计划12年，实施了7年），而后面的“10年规划”由于“文革”没有进行下去，之后的“8年规划”则暴露出在变化的形势下长期规划模式制定和实施的困难。本部分主要对建国以来的这前三个规划作一探讨。 

表1　中国7次科技规划（自新中国建国以来到20世纪末）

序号

名称

制定时间

1

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

1956

2

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

1962

3

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1978

4

1986-2000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

1982

5

1991-2000年科学技术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

1991

6

全国科技发展"九五"计划和到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

1995

7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科技教育发展专项规划（科技发展规划）

2001

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12年规划”)

1953年，随着建国后经济的逐渐恢复，中国开始实施第一个国民经济发展5年计划。随着第一个5年计划的顺利实施，国家设想在未来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早日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目标。1954年8月，国家计委向中央各部发出《编制15年远景计划的参考材料》，请各部参考此件，结合具体情况编制15年远景计划。远景计划总的目标是用15年时间，在经济上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合作化和机械化。到1967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1952年约增加3倍，年平均增长9.9%；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要完成这样的伟大的建设任务，必须要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这对中国当时还很薄弱的科学技术事业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已充分认识到科学技术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认识到国家要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因此，党和政府对科学技术寄予了很高的期望，提出长远规划、全面发展的思想。1956年1月4日，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他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报告”中指出：“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就必须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不断地改善。因此，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科学是关系到我们国防、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决定因素……世界科学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有了特别巨大和迅速的进步，这些进步把我们抛在科学发展后面很远”。“我们必须赶上这个世界先进水平。只有我们必须在这个方面付出最紧张的劳动。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我们才能巩固国防，才能有强大的先进的经济力量，……。”〔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59-160页，第181页，第182页〕周恩来在这篇著名的报告中要求国家计划委员会会同各有关部门，在三个月内制定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他提出制定12年长远规划的指导思想是“在制定这个远景计划的时候，必须按照可能和需要，把世界科学的最先进成就尽可能迅速地介绍到我国的科学部门、国防部门、生产部门和教育部门中来，把我国科学界所最短缺而又是国家建设所最急需的门类尽可能迅速地补足起来，使十二年后，我国这些门类的科学和技术水平可以接近苏联和其他大国。”〔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84页〕

图1. 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讲话

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中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态，迅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接着，国务院决定成立以陈毅为主任的35人组成的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科学规划委员会于1月31日召开制定12年科学技术长远规划的动员大会，参加大会的有中国科学院、国务院各有关部门、高等学校的领导人和科技人员。李富春同志在会上作了《关于制订科学技术远景规划问题的报告》。会上宣布成立由范长江、张劲夫、刘杰、周光春、张国坚、李登瀛、薛暮桥、刘皑风、于光远、武衡组成的科学规划10人小组，负责主持规划的制定。规划工作在周恩来领导之下，由陈毅、李富春具体领导。后来，因陈毅同志调任主持外交工作，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于1956年11月任命聂荣臻同志为国务院副总理兼任科学规划委员会主任。

“12年规划”的制定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由中国科学院、各产业部门、高等教育部门分别提出本部门的规划草案，于2月底完成。第二阶段从3月份起，以中国科学院物理学数学化学部、生物学地学部和技术科学部为基础（哲学社会科学部的规划工作则属中共中央宣传部具体领导），集中全国600多位科学家对各部门的规划进行综合、汇总和审查，分综合组和各学科（专题）组进行。当时，在各部门工作的部分苏联专家，也参与了这一工作。另外，还请苏联政府派遣了一个由16位苏联科学家组成的小组，来华帮助规划的拟订和审议。在各部门经过6个月的努力，规划草案的编制于8月完成。

图2. 12年科技规划医学组全体成员

图3. 1956年制定12年科技规划期间，钱学森（左三）参加第九组会议

8月下旬，陈毅主持召开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扩大会议，对规划工作进行总结性讨论，并通过上报中央的关于科学规划工作的报告。至此，制定长远规划的工作全部完成。

规划的制定过程是一个政府和科学界围绕国家发展目标不断充分讨论和交流的过程。由于长远科学规划对于党和政府是一件全新的工作，国务院和规划委员会都倍加重视，多次举行不同的会议，充分听取各方面科学家、专家和有关部门的意见，对制定规划的方针、原则、重点等逐步取得一致的认识。

按照政府提出的规划的明确指导思想和方针，政府和科学界人士经过热烈的讨论，认为发展科学技术应该坚持自力更生，但应该尽量瞄准当代世界的新兴科学和技术，不失时机地迎头赶上去。根据中国国力有限的实际情况，在选择和确定科研项目上要重点发展，以避免分散力量。因此，12年规划的总方针确定为“重点发展，迎头赶上。”

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经过激烈的讨论，规划制订并没有采用苏联按学科规划的方法，而是确定按“任务带科学”的方针，即以解决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对于科学技术的需求为主要目标，同时带动学科发展：“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和科学发展的方向，确定国家的重要科学技术任务，把各个科学部门的力量汇合在统一的目标下。在所确定的各项任务中应挑出更重要和更急需的任务作为重点，在这些重点上集中必要的力量，大力开展研究，并带动其他有关部门的发展。”（苑广增 高筱苏等编著.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与计划. 第７页）

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要求，规划确立了55项科学技术研究的重点任务。以此为横线，以各学科为纵线，确定各学科在各项任务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各单位再根据各自的科学技术力量决定所承担的研究工作。但是，一些科学家认为，这一方式虽好，却忽视了各基础学科的理论研究。他们提出任务带动不了的学科怎么办的问题。问题反映到周恩来总理处，周恩来指示增加发展科学的学科规划。据此，规划增加了第56项“若干基础理论问题研究”的任务，并把“科学技术情报的建立”列为第57项任务，同时还专门制定了基础科学的学科规划。

这样，12年规划共确定了57项重要任务，下分616个研究课题。每项任务或研究课题详细说明了研究实验的内容，解决问题的途径，完成的期限，负责单位和协作单位。规划还包括建立科研机构、培养干部和国际合作等内容。

57项重大科学技术任务大致可以分为6类：

▶ 1）发展新兴领域，为国家工业化、国防现代化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性的问题服务；

▶ 2）调查研究中国自然条件和资源情况，保证重要区域的综合开发和工业、农业生产建设需要；

▶ 3）配合国家重工业建设的若干项目；

▶ 4）为提高中国农业收获量和发展林业所进行的重大科研项目；

▶ 5）为人民的保健事业进行的重大科研项目；

▶ 6）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

在此基础上，规划又提出了12项重点任务，以保证优先发展。它们是：

▶ 1）原子能的和平利用；

▶ 2）无线电电子学中的新技术（超高频技术、半导体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电子仪器和遥控技术）；

▶ 3）喷气技术；

▶ 4）生产的自动化和精密仪器；

▶ 5）石油及其他特别缺乏资源的勘探、矿物原料基地的探询和确定；

▶ 6）结合中国资源情况建立合金系统并寻求新的冶炼过程；

▶ 7）综合利用燃料、发展重有机合成；

▶ 8）新型动力机械和大型机械；

▶ 9）黄河、长江综合开发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

▶ 10）农业的化学化、机械化和电气化的重大科学问题；

▶ 11）危害中国人民健康最大的几种主要疾病的防治和消灭；

▶ 12）自然科学中若干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

图4. 1956-1967年科学技术远景发展规划纲要（修正草案）

“12年规划”制定以后，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以及后来由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国家技术委员会合并组成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组织落实和实施规划制定的目标和各项任务。

在“12年规划”制定的同时，为了争取时间，对于那些中国十分急需而又力量十分薄弱的新兴技术，则采取了“紧急措施”的专项突出，务求在短时间内促其实现。1956年提出实施的四项紧急措施包括：①发展计算技术、半导体技术、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技术和远距离操纵技术的紧急措施；②开展通往应用工作的紧急措施；③建立科学技术情报的紧急措施；④建立国家计量标准，开展计量科学研究的紧急措施。四项紧急措施均由中国科学院组织实施。至于急需建立的研究所，当年就实施了。1956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计算技术研究所、自动化及远距离操纵研究所以及电子学研究所的筹备委员会，并在应用物理所建立半导体物理研究小组（1960年独立为半导体研究所），在无线电、自动化、半导体和计算技术这四个新兴关键技术领域迅速集中起力量，为短时间内赶上国际先进水平奠定了基础，这四项措施又被称为中国科学院实施的“四大紧急措施。”

图5. 计算技术研究所开始筹备，图为部分计算数学人员

为了实现“12年规划”，必须明确中国科学研究工作的体制，使全国的科学技术力量能在统一的科学研究工作系统中，按照合理的分工合作原则，有计划地协调进行工作。

从着手编制“12年规划”起，各方对中国的科学体制问题就有争论。经过广泛的征求意见和讨论，到1957年6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终于取得大致一致的意见。明确了中国的统一的科学研究工作系统，是由中国科学院、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高等学校和地方研究机构四个方面组成的。在各个系统中，科学院是学术领导的核心，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是两支主要力量，地方研究机构则是不可缺少的助手。

“12年规划”的实施，采取制定年度科学技术计划的方式，把12年规划的内容落实到每年的年度计划中，同时协调各个方面的工作，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有些工作从1956年下半年就开始了。1957年初，按照26个专业组编制年度计划。专业组既包括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和产业部门三方面的科学家，又包括有关部门的领导干部，很好地把科学研究、生产和教学相结合起来，因此专业组制定的计划既体现了专业的先进性和高水平，又容易得到有关部门的支持。研究成果也比较容易推广。科学规划委员会在每年召开的科学技术计划会议上将计划落实到各科研单位、高等学校和厂矿企业，分别组织实施。实践证明，这个方法是非常有效的。

“12年规划”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962年底，国家科委通过一系列专业学术会议，组织科技专家全面检查了12年科技规划的执行情况和各学科、专业的状况和水平。检查表明，57项重要科学技术任务中， 50项达到了既定目标。可以说，“12年规划”提前5年基本实现了预期目标。

“12年规划”的完成，使中国的科学技术达到一个新的水平。“中国整体科学技术的发展，7年时间完成了十几年的工作量，大大缩小了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从科技研究机构和研究队伍上看，全国科研机构（国防系统研究机构除外）由1956年的381个增加到1962年的1296个，各主要学科和技术领域几乎都设置了专门的研究。专门从事研究工作的科技人员，从1956年的6.2万多人增加到1962年的近20万，其中大学毕业的有5.5万人，副研究员以上的高级研究人员达到2800多人。从科研成果看，规划任务的实现，解决了第二和第三个五年计划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批科技问题，填补了中国科学研究的一些重要空白，加强了某些重要的基础学科，发展了原子能、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计算技术、喷气和火箭技术等新兴科学技术，并为以后科学技术和国家各项建设事业的继续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薄一波.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第515-516页） 

图6. 我国第一台半导体大型体计算机103机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诞生，并于1958年交付使用

图7. 1958年，我国第一座原子反应堆在北京建成，图为中国科学院原子能所的科研人员正在作实验

图8.1963年9月26日，中国第一座由自己设计、自己制造设备和建设的大型氮肥厂——上海吴泾化工厂

“12年规划”的实施是新中国组织科学技术事业取得巨大成功的范例，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正如龚育之教授所指出的：“中国于50年代中期在世界上最先制定国家的全面的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采取几大紧急措施有效地发展新技术，以及在经济和科技力量都比较薄弱的情况下，用较少的钱，以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快的速度研制成功‘两弹一星’，这些也曾使世界瞩目，是中国社会主义的胜利。”〔龚育之. 科学技术革命与社会主义改革. 自然辩证法在中国（新编增补本），第267页〕 “12年规划”为新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做出了贡献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当年规划制定的领导者和参与者以及国内外研究者比较一致的基本看法。聂荣臻作为“12年规划”制定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回顾“12年规划”时，从5个方面概括了“12年规划”对中国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所起的重要推动作用：

“首先，它勾画出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蓝图，有了一个总的发展方向，展示了前景，鼓舞了人心。其次，它确定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领域，并具体化为课题，从而统一了思想，统一了步伐，使攻关有了明确的奋斗目标。通过制定规划，我们也初步摸清了国际上当时先进科学技术的状况，和中国自己的‘家底’，了解了发展科研事业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如组建机构、组织队伍，建立必要的科研服务系统等。由于规划制定过程中科学家们对各种问题进行了广泛地探讨和争论，也促进了科技界‘百家争鸣’的大好局面。同时，通过制定和执行规划，还初步制定了若干科研工作政策，对党如何领导好科研工作开始摸索和积累了一些经验。”（聂荣臻. 聂荣臻元帅回忆录.第620页）

聂荣臻因此认为“制定这样一个宏伟的科学规划，是一项创举”。

“12年规划”的成功为以后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模式”，其特点是以政府为主导，动员全国力量，规划科学和技术的重点，按照任务导向的模式动员物质资源和指挥科研力量“攻关”。这种模式对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图9. 1956年6月14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编制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科学家（左起：周恩来、毛泽东、林伯渠、朱德、陈云、聂荣臻、邓小平）

图10. 1956年6月14日，毛泽东主席、朱德委员长、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怀仁堂草坪接见了参加12年规划的科学家并合影留念 

1963～1972年科学技术规划纲要

《1963~1972年科学技术规划纲要》（简称“10年规划”）是在“12年规划”所确定的主要任务基本完成的基础上，于1963年制定的第二个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规划。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的发展在经历困难时期后开始进行调整，对工农业生产技术提出新的要求。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十分不利，不仅受到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而且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从中国撤出专家，使中国面临新的技术问题；同时，国际上科学技术也有新的发展。鉴于这种国际国内形势和“12年规划”主要任务已完成的情况，迫切需要重新考虑有关科学技术规划的问题。1961年1月7日，聂荣臻在递交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关于1960、1961年科学技术工作安排的汇报提纲》中就提到：“今后两年准备制订1963年到1972的10年远景规划。”此后，1962年2月15日至3月10日举行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广州会议）对规划的制定方针和方法作了讨论，统一了思想认识，部署了制定《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工作。

“10年规划”经过一年多的工作编制完毕。直接参与制订规划的科学技术专家约1万多人，许多研究机构、高等学校、企业的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也都参与了这项工作。在编制规划的过程中，各部门领导和广大科技工作者对国家建设的需求、世界科学技术水平以及中国科学技术实力做了认真的研究，认为在10年内全面赶上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是不可能的。因此，将“10年规划”总要求确定为：“动员和组织全国的科学技术力量，自力更生地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关键科学技术问题，迅速壮大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在重要的急需的方面掌握60年代的科学技术，力求在接近和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道路上，实现大跃进。”

“10年规划”的目标为：

▶ 1）为农业增产提供各方面的科学技术成果，系统地解决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科学技术问题；

▶ 2）重点掌握60年代工业科学技术，为建立一个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为发展重要的新兴工业、提高现有工业的技术水平，提供科学技术成果；

▶ 3）切实保证国防尖端任务的初步过关；

▶ 4）加强资源的综合考察，加强资源的保护和综合利用的研究，为国家建设提供必要的资源根据；

▶ 5）在保护和增进人民健康、防治主要疾病和计划生育等方面的重要科学技术问题上，做出显著成绩；

▶ 6）加速发展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充实科学理论的储备，加强科学调查和实验资料的积累，建立和加强重要的和空白薄弱的学科；

▶ 7）大力培养人才，充实现代化实验装备，在各个重要的科学技术领域，形成研究中心，建立一支能够独立解决中国建设中科学技术问题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

“10年规划”提出了发展科学技术的方针是“自力更生”和“迎头赶上”。在任务的安排上，规划提出了“打基础，抓两头”。抓两头就是“一是农业和有关解决吃穿用问题的科学技术，一是尖端技术”。围绕着这两头，全面组织各个学科、各门技术的工作。

“10年规划”头三年实施顺利，从1963年到1966年6月，全国科技工作者努力开展10年规定的研究，取得一批重要的成果，大大提高了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在国防科研和工业方面，为“两弹一星”的成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满足经济建设需要方面，设计试制了一批高精尖设备，例如电子计算机、射电望远镜等，设计建造了像攀枝花钢铁基地、成昆铁路、万吨远洋轮等工厂、铁路及其成套设备。完成了全国耕地土壤普查、病虫害防治等许多试验研究项目。在基础理论方面，在数论、计算数学、基本粒子、核物理、构造地质学等领域，都做出了一些受到国际科技界重视的、水平较高的成果。例如，1965年中国在世界上第一个完成了人工合成牛胰岛素。

图11. 1964年10月16日中国首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图12. 1965年中国科学家在世界上首次合成人工胰岛素

1966年，正当10年规划顺利进行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文革”对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中国同世界科学技术先进水平正在缩小的差距，又被拉大了。

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1976年，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使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的地位和作用。1977年8月，邓小平同志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需从科学和教育着手。而科学、教育目前的状况不行，需要有一个机构，统一规划，统一调度，统一安排，统一指导协作。1977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与国民经济发展密切结合，制定本地区、本部门和本单位当前的和长远的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宣布恢复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由其负责全国科学技术的统一规划、协调和组织管理。

1977年9月到10月，由中国科学院和新的国家科委开了全国自然科学学科规划会议，有1200多位科技专家和管理干部参加。经过反复讨论修改，集思广益，制定了《全国基础科学规划纲要（草稿）》。

1977年12月11日~1978年1月16日，国家科委又在北京召开全国科学技术规划会议，会议集中了各部门、各地方科委（局）的领导和专家1000多人，讨论制定了《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简称“8年规划”)、《科学技术主要研究任务（草案）》和《技术科学规划（草案）》。在起草规划的过程中，直接参加各种讨论会、规划会和参加编制规划的人数已超过2万。

1978年3月18~31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近6000名科技界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其中科技人员3478人，占总人数的62.3%。邓小平在大会开幕式上作重要讲话，阐述了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等科学论断。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方毅作了工作报告，并对“8年规划”〔《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纲要（草案）》〕从制定规划的意义、规划的性质、目的等各方面作了说明。他说：“我们的规划应该是一个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的规划”。“我们的规划应该是一个高速度发展的规划”。“我们的规划还应该是一个以当代先进水平为起点的规划，一个先进的规划。”大会批准了《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10月9日，中共中央正式转发了这个规划。

图13. 方毅副总理在全国科学大会上作报告

“8年规划”提出了1978年至1985年科技工作的奋斗目标：

▶ 1）部分重要的科学技术领域接近或达到70年代的世界先进水平；

▶ 2）专业科学研究人员达到80万人；

▶ 3）拥有一批现代化的科学实验基地；

▶ 4）建成全国科学技术研究体系。

“8年规划”，对自然资源、农业、工业、国防、交通运输、海洋、环境保护、医药、财贸、文教等27个领域和基础科学、技术科学两大门类的科学技术研究任务，做了全面安排，从中确定了108个项目作为全国科学技术研究的重点。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做出了把战略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随之，中国的科学技术工作也发生了历史性转变。

随着国家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科技工作的方针和政策也开始调整。1980年12月25日-1981年1月5日，国家科委召开全国科技工作会议。这次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着重清理了在科学技术的发展目标、事业规模、发展速度、管理体制上的“左”的影响。会议认为，要注意纠正那种只重视高精尖科学技术，不重视量大面广的生产技术，好高骛远，盲目赶超的倾向。会议明确提出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方针首先要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1982年10月，中央提出“经济建设要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要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指导方针。根据这一方针，国家计委和国家科委对“8年规划”进行了调整，选择农业、食品及轻纺消费品、能源开发及节能技术、地质和原材料、机械及电子设备、交通运输、新兴技术、社会发展等8个方面的38个项目、114个有重大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的科学技术课题，制定了《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科学技术攻关项目》，经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后，开始实施，取得较好的效果。

“8年规划”是在“文革”刚刚结束不久提出的。当时，中国科技界急于弥补10年损失、尽快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迫切心情充分反映在新规划的制定中，在规划的目标表现出要求过高、规模过大的倾向，提出“超英赶美”、“国外有的，我们都要有”、“建立完整的体系”等不切实际的要求。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经济建设结合不密切。比如：对大量使用的、影响广泛的生产技术重视不够；好高骛远，总想在科学技术的前沿做出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独创成就，而忽视学习掌握国外业已成熟的技术，不愿意花力气去消化吸收、推广应用；不注意把军事科研成果移植到经济建设中去；对于长远的、影响国民经济的重大课题缺乏全面的有力的组织协调等。

尽管“八年规划”有很大不足，但是经过调整，对于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关于前三次科学规划的思考

对于新中国建国以来前三次科学规划，人们已经形成一些共识。1956年“12年规划”制定和成功的实施重要因素，一是中央高度的重视和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二是明确的指导方针。实践表明，依靠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有力的组织，规划的制定充分发挥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重视对国内外科技发展状况的调查，认真分析中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实际需求，把需要和可能、先进性和现实很好地结合起来，制定出适应中国科技发展需要的、切实可行的长远科学计划规划。而依靠有力的领导与协调，年度计划的落实与调整，充分地调动和组织起了科技力量，使规划的重点和任务取得成功。这充分证明了对科学技术发展进行规划和计划是重要的和可行的。10年规划实施3年的成绩也表明规划制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反之，就像“8年规划”的制定则表明的，如果规划脱离了实际，指标订得过高，要求过急，组织措施不得力、不落实，规划的实施就可能不会取得成功。

进一步我们可以问，为什么后来的“8年规划”的目标会脱离实际而无法按预期实施？是人们主观认识上的原因，还是有更深入的客观原因？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学者萨特米尔（Richard P. Suttmeier）的见解很有启发性。他对“8年规划”的制定与“12年规划”的制定做了一些比较，指出早期制定科技规划（12年规划）的目的之一，是确定某些中国完全没有的自然科学的关键学科，并为这些关键学科的发展作好准备。这种政策的目的是众所周知的。而新的规划（8年规划）制定时，绝大多数学科在中国都已发展起来，因而制订规划的任务已变为为规划的目标预言国内科学技术在各个学科、各个阶段的发展；同样，两个规划制定时对应的工业结构有较大的差异，早期制定规划时中国的基础工业尚处于组建阶段，规划制定面临的问题是，哪些领域需要科学研究与发展。而制定8年规划时，工业结构合理多了，技术水平也大有提高，新的规划面临的问题是某一既定的工农业生产技术可能的发展趋势，而不是确立某一既定领域的技术。概言之，“差别在于，前一个是为一个众所周知的目标制定规划；另一个则是为基本上还不甚了解的未来制定规划。”（〔美〕理查德·P·萨特米尔.1989. 科研与革命——中国科技政策与社会变革. 第231-232页）由于面临的问题不同，提供和分析情报的需求已大不相同，实际上制定“8年规划”的准备工作要比制定“12年规划”的准备工作复杂棘手得多。萨特米尔暗示中国需要向西方称之为科技预测的工具以及应该重视对制定规划、对科学进行社会学研究。不仅如此，即使规划制定工作达到预期目标，还有更重要的问题。萨特米尔精辟地指出，

“从原则上，制订综合性规划为把科学研究与发展同生产和国防需要结合起来提供了前景。但要实现这些结合必须建立组织上的联系。中国投资于科学研究与发展是希望实现以科研为推动力的技术革新（创新），而组织联系的建立对于技术革新（创新）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同上，第233页，括号内“创新”为引者所加）

也就是说，在科学技术与经济紧密结合（即创新）的情况下，科研与生产部门组织上的联系是十分重要的，而这与任务导向为主的技术发展模式下的组织联系是十分不同的。

可以说，科学技术规划对于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提供了战略方向和实施蓝图，是十分重要的，然而，规划的目标的确定以及组织和实施要适应不同时期的发展需要和体制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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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 樊春良. 中国历次主要科技规划与计划的背景、成就、作用. 方新主编. 中国科技创新与可持续发展. 第五章 . 科学出版社, 2007年2月，略有改动。作者授权三思派发布。图片来自网络。文章观点不代表主办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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