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  公冶长

——公冶为人

［5•1］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5•2］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通译

孔子评说公冶长：“可以把女儿嫁给他。即便被关进监狱，也不是他的罪过。”于是，孔子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

孔子评说南容：“国家有治道时，他不会被弃用；国家无治道时，他也能够免遭刑罚。”就把自己兄长的女儿嫁给了他。

解说

其一，择婿标准。孔氏两兄弟各一子，中国传统以男传后，并视男性血脉为宗。孔丘弟子甚多，不少才华横溢，却挑了极本分的公冶长和南宫适为婿延续孔家血脉。公冶长（前519-470？），字子长；南宫适（生卒年不详），又名韬，字子容，又称南宫括，南容。孔门此二徒平淡无为，史籍记载很简略。

孔子这般择婿，后儒颇有想法，新解说不断：有曰，《皇疏》引《论释》传说，公冶长懂鸟语，因未能守信（将獐的内脏埋了）被鸟陷害入狱，因当堂以家燕实证懂鸟语而脱狱；唐诗引汉魏之文为典故，公冶成了非罪受罚的典型，“不如黄雀语，能免冶长灾”（沈佺期《同狱者叹狱中无燕》）。再曰，孔子妻女时公冶还在牢狱中。还曰，孔子把优于公冶的南容妻侄。孔子年幼，因母亲系父亲晚年私娶，父死后被逼出孔家而随母流落曲阜，其兄孟皮为父亲先妻之子（《史记.孔子世家(索隐)》）。

其二，永续宗嗣。为师，喜爱颜回那种愚忠师学的；为事，喜爱子贡那种遇事了难的；为政，喜爱子有那样稳当灵活的；为人，喜爱子路那样义勇双全的；为学，喜爱子夏那样才华横溢的；为乐，喜爱子游那样笙歌教化的；为婿则不然，只择本分无僭的，为什么？平安生活，永续香火，不因主观原因遭遇不测。孔门迄今已80代。

其三，夫子之虑。孔子51岁为中都宰，择婿之时还未入官场，但他一心从政，对官德自然有认识，东周是“礼乐崩坏”的时代，鲁国更是陪臣理政，生民动辄得咎，强者动辄杀戮，弑君杀亲并不鲜见。全身传后之道，只能靠自己防范，谨言慎行远远不够，更需要天性稳重，方能远离无妄之灾。非凡之才，易生非分之想，易遭非常之祸。可怜夫子父母心，不求得道求平安。

其四，生活真谛。全身始终是孔子的人生要领，所以挑选安分守己之辈作为传递香火的女婿。这揭示了一个简单之理：人之初首先是生存权，生命的本质是生活，平平安安才是真谛。修身首先是齐家，这也是农耕文明之家国文化的承传。孔子择婿，恰恰体现了炎黄民族的忍辱负重精神，这种精神使得中华文明能够海纳百川。

启示

孔子的择婿，反映了孔子的两重人性：自己一生求官，却让后代远离官场宦海，还远离教学师堂；夫子收徒从教一生，子路、子有、子贡之辈敬而远之，可以理解，但专于学习且有前途的弟子也未予考虑。这既可看出孔子欲以仁义改变世道的入仕心态，又可看出孔子以平淡过生活、无为稳宗嗣的传后心境。明知无奈而奋起，便是孔子的一生。出仕以不悖仁政为门槛，游走以无害身心为底线。

数千年的家国皇权，其政治本质在人际争斗上，难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谋反弑君诛灭九族。孔子时代的公权，更是刑律不公开的密法时代。刑律不公开，虽有“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理念因素，但更多的是出自维护等级秩序，这样公权实际上很容易被异化，所谓“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

春秋末期，郑国、晋国先后铸刑鼎，开创了国家刑律公开的先河。晋铸鼎，参杂了晋执政者之间的私心，遭到叔向、孔子强烈抨击。孔子反对，还有独特原因，他一生主张“克己复礼为仁”；核心是“礼”，礼治和法治是基本对立的。

孔子身为大司寇，立马诛杀少正卯。这个历史悬案，至宋代朱熹开始翻案，但迄今所有辩诬文字，始终未能破解一大关口，即此说始于荀子，战国同期孔门徒孙颇众，无人辩诬。何况“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唯颜渊不去”，东汉王充这话也是辩诬也很难证伪。

没有法治，从根本就无人生保障而言。法律公开是法治的基本前提，不管是成文法，还是案例法。铸刑鼎，无非是公开法，是重大的一步，当然还有更难的一步，即执法公正。

［5•3］子谓子贱，“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

［5•5］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5•6］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说。

通译

孔子评说子贱：“这人是君子呀。倘若鲁国没有君子的话，他从哪里获取如此美德呢？”

有人说：“冉雍这人有仁德却不善巧言。”孔子说：“为什么要用巧言呢？应对人事凭藉伶牙俐齿，常常招致他人厌憎。不懂得仁，怎么使用口才呢？”

孔子让漆雕开去做官。漆雕开回答说：“我对做官这事还没有信心。”孔子听了很高兴。

解说

其一，仁德君子。公冶篇把孔子涉及弟子的评价作了相对集中。首列孔门女婿之后，又列举诸多门徒。赞不齐为君子，称冉雍仁，劝漆雕出仕，孔子教学一生，如此看重而受此等佳评的弟子极少。

宓不齐，字子贱，鲁国人，少孔子三十岁，曾为单父宰，善用人，举贤能，退不肖，“鸣琴而治”，正一方风气。他向老师汇报说，“五人教不齐，所以治”；孔子当面夸他大材小用，还可以治理更大的地方。

冉雍，字仲弓，“生于不肖之父”（《孔子家语》），早年师从孔子，不善言辞，却被多次好评，说他“仁”，还“可使南面”[6.1]。如此评价弟子，绝无仅有。冉雍为季氏私邑宰三月，因“谏不能尽行，言不能尽听，遂辞去，复从孔子”。荀子：“是圣人之不得势者也，仲尼、子弓是也……则圣人之得势者，舜、禹是也”“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非十二子》）。（一说子弓非仲弓）

漆雕开，字子开（本名启，《史记》避汉刘启讳易为开），小孔子11岁，无罪受刑以致身残，拜孔子为师，学习刻苦，尤工《尚书》，以德行著称。孔子死后设坛讲学，提出人或善或恶的性情论，下启荀子性恶论；提出“天理”和“人欲”概念，源开程朱理学。他主持正义，为恭俭庄敬之儒，己亏而奴婢亦避，己正而诸侯敢怒，其“勇者不惧”对墨家影响很深。曾著《漆雕子》十三篇（《汉书艺文志》），韩非子列为儒家八派之一“漆雕氏之儒”（《显学》）。刘向《说苑》：“孔子谓‘漆雕氏之子君子哉，其善人之美隐而显，言人之恶微而著。’”

其二，君子之范。孔子一生倡仁，《论语》通篇讲君子，自己一辈子逐官，却极少以仁或以君子，夸诩他人与弟子，很少主动推荐弟子出仕。但夸子贱为君子，夸仲弓有仁，喜子开不仕官。这说明什么？他们身上折射出君子风范。

怎么看他们身上的君子气度？把自己修练的仁德，变成执政的理念，以君子之德实现了礼乐之治，让慎独精神成为仁治环境，这便是子齐，也是君子仁治的至境。心中有坚定的仁德标准和仁政底线，不随权势而改变，不因未纳而阴谋，有道则出，无道则去，这便是仲弓，也是行直言绌的正人君子。无罪受戮而不自弃，身历坎坷而无它图，具备从政的才学素养和心理素质，却婉拒师荐，可见对社会、对自身有清醒的认识，这便是子开。

其三，孔子其人。从孔子对这几位弟子的特殊夸诩，可窥见孔子对君子的价值取向。子齐、仲弓、子开三人之品质，再连同子贡“瑚琏”之器用[5.4]，四者合一，便为孔子。修性而具有不为俗欲干扰的真仁德，为政而善于克己复礼开仁政，做人而能够知人知己懂世道明世事，世用而必为高贵典雅之器。

佞，远古为褒义，当为敏性捷言之义，故自谦不才时曰“不佞”；汉代《说文》释为“巧谄高材”；赋予贬义应始于孔子。这一变化在《论语》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其脉络。孔子本人心慧言绌，不擅长巧言智辩，弟子中唯子贡鹤立。

启示

夫子的最高价值是“克己复礼为仁”。克己，复礼，为仁，这三者是不可分割的：克己是立本，复礼是路径，为仁是政绩。修身克己，在于有真诚的仁心，不为世俗而动，不因时势而移；入仕复礼，需要既坚持慎独又善于相处，既恪守底线又游刃世道，这很难；行政为仁，既是复礼的目的，又是政绩的考量，亦很难。在孔子弟子中，以礼乐治邑，唯有子贱和子游，皆为小邑。

《吕氏春秋》反复记载了子贱治理单父之事：先后同地为宰的巫马期、宓不齐都把单父治理好了，巫是“以星出，以星入”，宓是“弹琴，身不下堂”。巫问其故，宓曰：“我之谓任人，子之谓任力；任力者劳，任人者逸。”巫氏还星夜实地考察，有捕鱼者得小鱼则舍弃，回告孔子“宓子之德至矣”。（《察贤》《具备》）

《韩诗外传》记载说：子贱治单父，其民附，孔子动问缘由，子贱回答说：“不齐时发仓廪，振困穷，补不足”；“赏有能，招贤才，退不肖”；“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所师者一人”。孔子赞曰：“足以教悌……足以祛壅蔽……足以虑无失策”，归结为“务求贤以自辅”（《孔子家语》），“乃与尧舜参矣”。孔子之赞被越来越提高：“不齐之所治者小也，不齐所治者大，其与尧、舜继矣。”（《说苑·政理》）

漆雕开婉拒孔子出仕之荐，孔子却很高兴。为何？历代认为，孔子喜悦是缘于漆氏有自知之明。其实不尽然。漆氏无罪受戮，对家国天下的公权本质和社会无奈，有更深刻的认识，正直而又坚守的人，在那个没有法度没有规矩的大环境下，不可能按照仁义之心去施行仁义之政，孔子一生就是活生生的前车之鉴，以其无可奈何，不如自主人生。孔子当然知道这内心挣脱纠结后的洒脱，因而“悦”。

以仁德之心面对世事，认识自我，看透社会；选择持守仁德之念，放弃自己所不能施为的仁德之政。古今贤者，看破红尘易，以仁德之心看破红尘则难，看破红尘而坚守仁德之念更难。这就是漆雕开的“吾斯之未能信”。

［5•4］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

通译

子贡问道：“我是怎样的人？”孔子说：“你呀，好比是个器皿。”子贡又问：“是什么器皿呢？”孔子说：“是瑚琏。”

解说

其一，子贡乃器。器，器物，器用，如果用老子的器用观来说，并无贬义。这儿却不然，这器有贬义，孔子还有一句关于君子的名言：“君子不器”[2.12]。也就是说，君子不应成为器，而且要耻于成为器。器，无思想；器，不自主。这两者恰恰与子贡是完全格格不入的。子贡极有主见，相对宰予而言，他只是少了白天睡觉的叛逆和执理论道的针锋。这个“器”应该是早期的评价，也很伤了子贡心，所以他追问“何器”。

其二，瑚琏之用。瑚琏是庙堂供奉台上的盛器，用来盛装果蔬食物给祖考神灵享用，当然祭祀之后还是被祭主分享了。孔子“堕三桓”失败而得罪季氏，秋祭没有被分享到祭肉也就意味着司寇之职被解聘，他不顾一切周游列国为求出仕，多少有点必须体面见江东父老的心气。《论语》有一段师徒对话：“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匵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9.13]子贡是有心人，他终于肯定了老师对器的态度，“玉在匣内求善价，钗于匳中待时飞”。

其三，师恩倍偿。子贡作为学生，几乎是完人。孔子在生，是周游列国的主要资助人，还是主要的伴旅随行人之一，危难时刻守在师旁而不至于“离散”，需要时刻出使楚国搬来救兵，关键时刻提醒冉求一旦被季氏重用，即招老师体面回鲁国。孔子后来的大半生，没有子贡这个“瑚琏”，是很难想象的。夫子老病将归，闻子贡来，立即“负杖逍遥于门”，第一句话就是“赐，汝来何其晚也”，见面七日后辞世，足见对此徒厚爱于心，认识也是愈久弥深。

启示

瑚琏是礼器，在国家祭祀中是高档陈设，在一般的民间祭仪中不过是摆设，甚至可以被省略。

君子不器，是不能成为可有可无的摆设，也不能成为胡作乱为的器具。三百年后汉代刘邦用便溺儒冠诠释了“子曰君子不器”：“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史记•郦生陆贾列传》）。然而，当上汉高祖的刘邦，很快被叔孙通改变了对儒生的看法。叔孙通，先为秦二世博士，因避祸谀上而得到“阿二世”之名；秦将亡，逃附项梁，项梁死跟随楚怀王，怀王迁长沙，留侍项羽；到前205年刘邦攻取彭城，转投刘汉，举荐勇武之士为汉争天下，被拜为博士，号稷嗣君。汉一统天下，刘邦称皇于定陶，废除秦法而行简仪，惹来君臣失礼。叔孙通自荐，与众儒制订朝仪、训练朝臣，前200年长乐宫落成，新宫廷礼仪，“各人无不肃然起敬”，刘邦感叹：“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叔孙通被拜为太常，其弟子进封为郎。叔孙通，名副其实的瑚琏。

瑚琏之用，在家国天下的神龛上是少不了的，孔子说子贡是瑚琏之器，大抵是想说，子贡成何器，全在自我成就。子贡生不逢时，处于“今之从政者……斗宵之人”的时代[13.20]，他不可能扭曲自己去谄献，更不会伤害天理去争斗，尽管他的机敏灵活、计谋权变很超凡，这是他的天性所决定的。孔子看到了这一点，子贡即便在浊世也能出于污泥而不染，他的这种人性太鲜明了，让任何人一目了然，这就注定了他只能被放在神龛上供奉，用来冠冕堂皇的大事难事。这就是子贡的瑚琏之用。

孔子不会乱说，说了总有道理。美玉是收藏于奁中，还是善价而沽？夫子连声“沽之哉，沽之哉”，也就道出了君子——孔子和子贡及其诸多门徒内心的器用之道。伟哉，夫子之教。老师死后，子贡结庐守墓六年，瑚琏相惜。公元前135年（建元六年）窦太后死，汉武帝次年颁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学终成正果，成为神龛上的瑚琏。

［5•7］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

［5•14］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

通译

孔子说：“主张一旦行不通了，乘上木筏漂流在海上。能跟从我的人，大概是仲由吧！”子路听到这话很高兴。孔子说：“仲由啊，喜好勇敢很是超过我，只是没有合适地方可让这材料获得施展！”

子路有所听闻，还没能付诸实行，唯恐又有所听闻。

解说

其一，子路其人。仲由，小孔子9岁，是传奇人物，凌暴孔子而请为弟子,而有子路之名，《二十四孝》之“百里负米”。他个性鲜明，孝顺、仁爱、好学、直言、英武、忠信，在同门学生中有很多唯一：唯一悉听老师每句教诲的学生；唯一敢于犯颜老师的学生；唯一能擅自为老师当家的学生；唯一能让老师有安全感的学生；唯一让老师担心不得善终的学生。

其二，子路好学。孔门之徒，学习各有特色。宰予是深究，子贡是悟理，子夏、漆雕等是治学，颜回钻研师道，子路则是兼听。子路起点低，本为一介村野莽夫，二十来岁被孔子收为徒；这以后求知若渴，对老师之言总是慢慢琢磨和领悟，也就难免在消化过程中唯恐又有新说法。

其三，子路之死。仲由任卫国大夫孔悝的蒲邑宰。卫灵公长子蒯聩因早年欲除灵公夫人南子未遂而惧祸出逃，前492年灵公卒，南子立蒯聩之子继位，史称卫出公；十二年后孔悝之母伯姬谋立其弟蒯聩，拥蒯聩潜回卫国，胁迫孔悝驱逐卫出公，自立为卫庄公。仲由闻讯，赶回都城，遇到同为孔门弟子的卫国大夫高柴（子羔）逃出城，力劝勿进城；仲由坚持“食其食者不避其难”，要蒯聩交出孔悝，孤身不敌蒯聩及手下众武士，被伤后，自知难逃厄运，怒曰“君子死，而冠不免”，结缨受戮，被剁为肉酱。

其四，文化代表。子路慈孝、赤忠、诚信、尊师，堪称孝于心、忠于义、信于德、敬于品，故成为儒家文化的杰出代表，还在春秋之际就被高度推崇。子贡曾感叹“不畏强御，不侮矜寡，其言循性，其都以富，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其后，孟子在对答公孙丑之问时引用曾子之孙曾西对“吾子与子路孰贤”的回答，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孟子·公孙丑上》）足见曾子对师伯子路敬畏有加。[清]朱国桢更是赞曰：“较其大功，谁堪比拟。先子所畏，言自曾西。闻过则喜，见推子舆。圣人之门，一人而己。”

启示

孔子与子路的关系，折射出很多耐人寻味的东西，这些启迪至今仍值得很好的深思。

从一介村野到一方良吏，从野性未泯的学生到儒家楷模，体现了孔子教诲的力量。《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云：“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鸡，佩豭豚”，甚至“陵暴孔子”。自是从孔子后，学习“唯恐又闻”，以至脱胎换骨，在孔门中地位独特，教学中犹如教务长，孔家中犹如大管家，孔子侧犹如卫士长，《论语》中所记有四十余处。孔子称赞他“由也果”[6.8]，“可谓具臣矣”[11.24]，“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5.8]，“片言可以折狱”[12.12]；而且具有可以共患难的品德，“孔子曰：由也事亲，可谓生事尽力，死事尽思者也。”故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欤？”

从“好长剑”到善学习，从“唯恐又闻”到批评老师，足见掌握真知至理的力量。孔子见南子，子路逼得老师对天发誓：“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6.28]孔子欲应招公山弗扰和佛肸[17.5\7]，子路阻止老师前往。讨论为政“必也正名乎”，子路嘲讽老师“子之迂也”，惹得孔子开骂。因此，[明]张有誉在《仲志》序言指出：“圣门能无所不悦者，惟颜子；能有所不悦者，惟仲子。夫子之注望之也独深，故炉锤之也独至。”

子路最为过人的长处，在当时社会恰恰是短板。作为老师，深知这块短板足以致命，“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像仲由这样，只怕不得好死吧！[11.13] 。一语成谶。卫国内乱，孔子立即预感子路不会有好结果，因为他深知子路是不伪情、不掩态、不矫行之人，为忠义可以赴汤踏火而决不皱眉眨眼。

子路赴死，孔子不能说没有责任，至少应悔未能提醒。子路一个是“闻过则喜”之人，以后的孟子甚至还与禹舜并提，禹是闻善则拜，舜是乐取人善。孔子说过子路很多不足，回过头看，有的或有所指，但过于委婉，且始终没有直截地直面指出。如：子路有闻需请教再行，冉有则闻之立行，“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11.22]

孔子为什么始终未能明诫子路？夫子不善于言辞，说话丁是丁、卯是卯，而子路这一短板恰恰是孔子精神的命脉，只不过子路已至极处。物极必反，而子路是“凿四方眼”之人，故不能达到这个境界，而只能“升堂未入于室”[11.15]。夫子一生倡导忠信仁义，但纵观其列国求仕的一生，前提是全身保命。孔子对浊世认识是深刻沉重的，即便择婿也是挑缧绁非罪、无道免戮的弟子。这种人性的天然优势恰恰与子路的伉直好勇完全对立，所以说“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5.7]夫子坚持仁义已经周游无遇，而子路还要以死护法。

在无道义的社会，死守道义，只能赴死；在唯势利的宦海，不能势利，永世难用。这是孔子一生无遇的社会之由，也是子路不得善终的命运之根。孔子周游列国之后终于认命，然而子路执迷不悟，或许孔子期盼子路能有侥幸而未明言。子路被剁成肉酱，孔子闻讯大恸，从此不食肉糜，肉糜是孔子日常饮食的最爱。

［5•8］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通译

孟武伯向孔子问子路算不算仁呢？孔子说：“我不知道。”孟武伯又问。孔子说：“仲由嘛，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可以让他管理兵赋军事，我不知道他算不算仁。”孟武伯又问：“冉求怎么样呢？”孔子说：“冉求嘛，千户人家的封邑，或百辆兵车的采邑，可以让他当总管，我不知道他算不算仁。”孟武伯又问：“公西赤怎么样呢？”孔子说：“公西赤嘛，穿着礼服站立在朝廷上，可以让他和来往宾客言语交涉，我不知道他算不算仁。”

解说

其一，仁是行仁政。仁是孔学的核心，实质是“克己复礼为仁”[12.1]，即恢复周初以德治国的礼治社会。孟武伯这里想从感性来觉知孔子之仁的具体展现，故借用夫子三个门徒来动问，即子路，冉求，公西赤。孔子推介了三位弟子的擅长之后，以“不知其仁也”的柔性回答，说明了“仁”并没有这么简单。

其二，仁不止有勇。子路两度为官，先是在鲁国做季孙氏的家臣，深受器重；后在卫国做蒲邑大夫，政绩斐然。子路的最大特质是大德大忠、大义大勇。子路之勇，是以质朴为基础，以大义为纲常，以赤诚为纽带。孔子收子路，从此无忧：“自吾得由，恶言不入于耳。”孔子周游而不遇，又无颜回江东，困顿落寞，乃至“累累若丧家之犬”，难免萌发“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之象，犹感叹“从我者，其由与”。子路之勇，依孔子言，是“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14.4]；而老子另有说辞：“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此两者，或利或害。”（73章）中国近代，黄兴与孙中山或可比。

其三，仁不止忠友。冉求多才多艺，生性稳重有余。公西赤奉旨出使齐国，冉求兼着管家，为其母索要粮食备荒。子曰“给一釜（合64升）”；冉求请增加，子曰“给一庾（合160升）。”冉有认为太小气，自作主张给了5秉（合8000升）。事后，孔子对冉有说：“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6.4]冉有这才明白：这次出使是肥差，收入远远不止这些；救济是雪中送炭，而不要锦上添花。

其四，仁不止守礼。公西赤在孔子弟子中，尤长于祭祀之礼、宾客之礼，善于冠冕堂皇的交际，即“束带立于朝，可与宾客言”尤为得心应手。曾自言其志：“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具有富荣则安的典型心态。只是“乘肥马，衣轻裘”出使齐国，为家母谋备荒之粮，既显出孝心，又显得小性。秦汉，叔孙通可谓公西赤的极致。

启示

孔子对自己学说的基本问题和核心观念，始终未能拷问与追究，是孔学的泛滥和诟病之源。夫子不擅哲学思维，往往是问到哪说到哪，也就谈不上准确的直接界义。因此，孔子的仁，是人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幸亏孔门弟子编撰了《论语》，留下了研究孔子思想的语录。

《论语》500余条，提到“仁”的近60条，“仁”字（含仁义）出现100余次，构成了庞杂的孔子仁学体系，这个体系可谓无所不包。颜渊、仲弓、司马牛、樊迟、子张直接“问仁”，可以算得上直接界义的有两条：一曰“克己复礼为仁”[12.1]，二曰“爱人”[12.22]。以爱人的胸怀，克制自我，坚持“为政以德”[2.1]，具体来说，就是恢复以德治国的周初礼治，这便是孔子的仁与仁政思想。有了这个基本认识，回头再看论语近60处“仁”之语录，也就能够理解夫子反复从各个方面叨念“仁”的用心了。

“仁”是孔子心中的圣地，是人世难企的圣境。一般人是不可能达到的:“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4.6]所以，子路之忠义，冉求之忠友，公西赤之忠礼，皆不能称之为“仁”。对于夫子的仁，唯有弟子宰予敢于直面挑战。宰予向孔子提了一个刁钻问题：一个仁者被人告知“井有仁焉”，他应该听从之吗？宰予看似不动声色，其实深含杀机，问话直指孔学的核心和要害：仁的客观标准是什么？谁来判断仁的是与非？人云亦云，则成了掌握话语权的强者说了算。这实质是庄子《齐物论》中详尽论说的观点：你我之辩，谁使正之？孔子很无奈，只得从君子道德来回答：为什么这样呢？君子可以远离，却不可陷害；可以不说，却不可忽悠。[6.26]

孟武伯举仨弟子问仁，夫子按图索骥给出答案：仁需勤廉，但勤廉非仁；仁需忠勇，但忠勇非仁；仁需礼仪，但礼仪非仁。

［5•19］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崔子弑齐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至于他邦，则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之一邦，则又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通译

子张问道：“令尹子文三次担任楚国令尹，没有高兴的颜色，三次被免职，也没有怨恨的颜色。他的作为旧令尹的施政之道，必定把它告诉给接任的新令尹。这人怎么样？”孔子说：“可算得上忠了。”子张问：“达到仁了吗？”孔子说：“不知道。怎么算得上仁呢？”

子张又问：“崔杼犯上杀了齐庄公，陈文子家财丰盈，仅马车就有十驾，舍弃不要，背离齐国出走。到了别国，他说‘这里的执政者就像齐国大夫崔子’，就离开了。到了另一国，一见又说‘这里的执政者也像齐国大夫崔子啊’，又离开了。这人怎么样？”孔子说：“可算得上清了。”子张说：“达到仁了吗？”孔子说：“不知道，怎么算得上仁呢？”

解说

其一，子文其人。楚国令尹（宰相）子文，据史载，是著名贤相。辅佐楚成王执掌国政，在治国、外交和军事展现了杰出才能。官场三仕三黜，在庙堂，心以国为要，权以民为重；在江湖，持平常心态，乐平淡人生。刘向《说苑》载其“方正公平”一事：“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闻其令尹之族也，释之。子文召廷理而责之。遂致其族人於廷理，曰：‘不是刑也，吾将死。’廷理惧。遂刑其族人。国人闻之，曰：‘若令尹之公也，吾党何忧乎。’”对此，孔子评价是“忠”。

其二，崔杼弑君。崔杼（?－前546），又称崔武子、崔子，齐惠公时（前608年继位）为正卿，弱冠受宠；前598年惠公卒，子无野继位（齐顷公），被高氏、国氏所逼，出奔卫国；后返齐，灵公时（前581至前554年在位）曾率军伐郑、秦、鲁、莒等国；灵公病危，迎立故太子吕光（齐庄公），杀太傅高厚。前548年，因庄公屡屡与其妻私通，在大夫庆封支持下，合谋于曾受庄公鞭苔的内侍贾举，称病不朝，趁庄公上门探望弑杀；次年与庆封共立庄公弟杵臼（齐景公），分任右相、左相。前546年崔家内讧，庆封假平乱真剿灭，崔杼自杀，尸体戮曝。庆封交国政于荒淫更甚的儿子庆舍，次年被庄公侍臣谋杀；庆封发兵不胜，先奔鲁再奔吴，聚族居于朱方（今江苏镇江），前538年楚伐吴破朱方，杀封灭族。

其三，文子弃浊。陈文子史料极少，信史见于此。他是齐国大夫，与崔子为同僚。齐国经历了君淫臣妻、臣弑君主、迫国人盟的内乱后，忍无可忍，无何奈何，舍弃丰厚的家财，出走他国，情况差不多而不愿同流合污，屡屡“弃而违之”。对此，孔子评价是“清”。

启示

仁是什么？孔子穷其一生而求索，却从未系统阐述，从孟武、子张举例问仁可见，时人对夫子之仁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后人能全面领会，是因为孔门再传弟子编撰了《论语》。夫子答孟武伯，表明勇于义、诚于友、恪于礼皆不足以称仁[5.18]；此处答子张，申明忠于政、清于世亦不能算仁。足见夫子心中的“仁”。

陈文子，身为齐国大夫，臣子崔杼迎娶棠公寡妻，或是可忍；庄公公开通奸臣子崔杼续妻，或是无奈；但臣子崔杼与大夫庆封、内侍合谋弑杀君主庄公，却是孰不可忍，亦无所作为。同时，齐大夫晏婴，庄公横死“枕尸而哭”，逼人盟誓而“不肯盟”；齐太史兄弟，秉笔直书“崔杼弑庄公”，而遭一杀再杀。相形见绌，文子无非贪生。君子全身是有底线的，这底线即孟子所说，鱼和熊掌“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孔夫子很讲全身，亦有底线：35岁昭公败于三桓而奔齐，严词相向；52岁佐定公强公室，力堕三桓。虽说这两件事皆源于孔子不慎或不缜，却敢于正义作为。权位者关乎更多人，也就有一个先仁后义的抉择问题，所谓“失正君讨贼之义”（朱子），故夫子说文子清白而非仁，是可以理解的。秀才不能“临危授命”或“见义勇为”，自然有很多冠冕堂皇的理由告人慰己，不过也有看得透的，[明]代曹学佺：“仗义半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

然而，孔子说子文非仁，就有点不妥了。夫子之仁，最大莫过于仁治，爱民之治。子文恪职尽心、护法无私，权位拿得起、放得下，宦海沉浮无喜色、无忧情，心如明镜，静如止水，对权位、人生的理解可谓独得真谛，堪称圣人情怀，古往今来并不多。相比“孔子由大司寇摄行相事，有喜色”（《史记》《孔子家语》），更为淡定。按理，文子的这种心性应该与孔子是相通的，夫子曾对爱徒颜渊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7.11]，可在孔子眼中，竟一个“忠”了却，朱熹辩说因子文“所谋者无非僭王猾夏之事”。民间自有秤，史书亦有载：身世被传说成虎乳子文（《左传.宣公四年》），从至迟前733年出生（其父若敖死于前764年），到辅助楚成王（前671-前626年在位）活到楚穆王（前625至前614年在位）乃至楚庄王继位（前613年）之后的八九年间，即120岁。

［5•10］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于予与何诛?”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

通译

宰予大白天睡觉。孔子说：“腐朽的木头不能雕刻，粪土的墙壁不能粉刷，对于宰予呀，能责备什么呢？”孔子说：“起初我对于人，听了他的话就会相信他的行为；现在我对于人，听了他的话还要观察他的行为。由于宰予呀，我改变了态度。”

解说

其一，我行我素。宰予有思想。子渊以顺从悦老师，子路以忠耿说孔子，子赣以“它日之教”问夫子（帛易《要》），宰予以我行我素难孔子。宰予在《论语》中出现不多，却活脱勾出其人，栩栩如生：先进篇[3]说明学业“言语”科居首，竟巧佞于子贡；八佾篇[21]以栗树“使民战栗”之说忽悠哀公，雍也篇[26]以“井下有仁”从否为难老师；阳货篇[21]“三年之丧”必改挑战孔学。

其二，看事论是。孔子教授，授以君子之道，又因人施教，也喜欢提问式教学。夫子最喜欢颜回提问，不讨厌子贡提问，最不喜欢在于提问。若用10分来标识难度系数，颜回是0，顺着老师问；子贡是9.5，接近孔子极限；宰予是11以上，超出孔学范围。尽管老师出面正名“[颜]回也不愚”[2.9]，也只能在德行排第一[11.3]。

其三，孔子凡事不深究。尤其是逆我言或行之事，不善深思，也难得糊涂。所以，看弟子也有走火之时，他这次“听言观行”的结论没错，看宰予恰恰又错了。学而习之，其间还有一个环节——思，夫子也说过“思而后行”[5.20]。孔夫子那点学问，文意很简单，若不深究几个为什么，便是小儿科，这也是后儒把《论语》当蒙学读本的根本原因。从现存宰予的说辞问话，可见其师从孔子，更多时间在思考。横卧亦曰寑，昼寝并非是等于睡懒觉，庄子就塑造了“隐几而卧”的南郭子綦（《齐物论》）。

启示

开门办学，束脩纳徒，老师应对学生负责。学生不学，老师当究其因。孔子教徒因人而异，启发提示，每问必答，不打诳语，鼓励优点，支持特长，婉言不足。识徒虽有误判，却知错能改。

《大戴礼·五帝德》记载了宰予问黄帝、颛顼、喾帝、尧、舜、禹之说，既可见夫子之饱学，亦可见宰予之犀利。“请问黄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于三百年乎？”孔子曰：“予，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可胜观邪！夫黄帝尚矣，女何以为？先生难言之。”问完皇帝问颛顼，孔子曰：“五帝用说，三王用度，汝欲一日辩闻古昔之说，躁哉予也！”宰我曰：“昔者予也闻诸夫子曰‘小子无有宿问’。”事后，孔子发出狠话：“吾欲以颜色取人，于（至）灭明（澹台灭明，字子羽）耶改之；吾欲以语言取人，于予（宰予，字子我）耶改之；吾欲以容貌取人，于师（颛孙师，字子张）耶改之。”宰予闻之，惧，不敢见。

孔子自学甚深，治学过窄，用学偏实，讲学较平，究学更是弱项。孔子饱览古学，“谓老聃曰：丘治易诗书礼乐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庄子.天运》），但六经注我，微言大义而皆成圣人之为、君子之道，无非是尧舜禹汤、文王周公，修身立仁、克己复礼。《论语》所辑，可见一斑。“鲁之闻人”少正卯“在鲁”开讲，私学领域不再“世无英雄”，孔子不再独占鳌头。《论衡·讲瑞》载云：“孔子之门，三盈三虚……门人去孔子，归少正卯”。可见，孔子讲学是有微瑕的。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2.15]夫子不擅哲学思维，其学而思，并非究学的刨根问底，而停留于学习的就事论事，借用曾子“思不出其位”之说[14.26]来评价是很准确的，孔子自己说得很清楚：“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16.10]正因为如此，孔子也就常常有自己想不通的时候：“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15.31]

［5•11］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子曰：“枨也欲，焉得刚？”

通译

孔子说：“我没有见过刚毅的人。”有人回答说：“申枨就是这样的人。”孔子说：“申枨呀有欲望，怎么能够刚毅呢？”

解说

其一，申枨其人。申枨，字周，鲁国人，信史资料极少，《史记·孔子世家》列72弟子未见，其《仲尼弟子列传》及《孔子家语》中列为申党。从此段语录来看，其人肯定为孔子所熟悉，应该是孔门弟子。据传，申枨曾师从孔子，喜学好辩，不轻易让步，大家或许把他看成子路一样的率性之人。又传，后来为避战乱，在文登讲学为生，与黄老学派十分热乎。

其二，欲为人本。孔学，及其后来的儒术，始终未能在“欲”这个问题上深究出最简明的真理。欲，欲望，欲求。人从动物走来，不能无欲；人走出动物，不能唯欲。人追求欲望，合情合理，但不任之能被利所惑、被欲所困。这是社会的基本量尺。荀子（约前313-前238）看到了这一点，肯定了人欲与生俱来，既是合理之求，又是纷争之源，这就是礼义之所以产生的背景和原因：“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夫子凭什么说申枨有欲难刚，迄今无有史料可供考证，故子曰申枨是否冤案难究仲伯。《论语》此段语录，锤炼出一个生活的经典哲理：无欲则刚。

其三，有欲难刚。人有欲求，就难免不为之折腰，即曾子所云“欲有求于人者畏于人”，稍后“邹忌徐公孰美”的故事，生动说明了有欲求的必然性：“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战国策·齐策·邹忌讽齐王纳谏》）俚俗之语谓之：“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软。”

启示

完全无欲是不可能的。人有欲望，才有追求，才有动力。欲望不越常理之底线，欲求不悖常规之定法，也就不会或很难导致无刚。正常的欲，可以理直气壮，需要大张旗鼓。孔子授徒，收“束脩以上”[7.7]；原思为孔府宰，薪酬“粟九百，辞”，夫子不允[6.5]。

显而易见，孔子的有欲难刚之论，是以特指为前提的。欲望超出常理，欲求违背常法，就会产生问题，欲和刚便成为水火不容的矛盾。饱求之徒、饱欲之士，亦有刚者，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在这个问题上，孟子在深究了半步：富贵不移，贫贱不屈。这才是欲与刚两者关系的本质要求。懂得这个道理，就能深刻理解“无欲则刚”的内涵，准确把握其中的度量。

“无欲则刚”这一理念，已经成为中华文化推崇的人生哲理之风尚，[三国]诸葛亮《戒子书》云“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清]陈伯崖也写了一幅名联:“事能知足心常泰，人到无求品自高”。尤其是清代林则徐，引《论语》初出之典“无欲则刚”和《尚书》初出之典“有容乃大”，写成著名的集句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