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前到达场地的李真贵，他从随身带的挎包中掏出老花镜，认真地看起了我们提前准备好的文字材料。“李老师，打扰一下您看这个拍摄角度可以吗?”“可以，窗外环境略显杂乱，拉上窗帘打开灯，效果应该会更好。”作为中国民族打击乐的先行者、奠基人，李真贵始终以严谨的作风、平和的态度对待一切。他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发展、壮大专业教学体系与队伍。李真贵说，走上中国民族打击乐专业是“历史选择了他”，而他也为之付出了六十余年的努力。

多年来，他扎根传统、立足专业，先后出版了《华乐大典·打击乐卷》(主编)、《中国打击乐实用教程》《打击乐曲集》《潮州锣鼓大鼓演奏技法练习》等教材和专著，发表了《中国锣鼓乐特性探微》《论土家族打溜子的艺术特点》《中国民族打击乐专业建设的探索与思考》等论文，创作了《湘西风情》《八仙过海》《鼓诗》《冲天炮》《马灯舞》等作品。他一点一滴，亲手将中央音乐学院民族打击乐专业建立起来，把徜徉于天地之间的民间打击乐引入专业艺术领域，带向一个新的学术高度，展现一番新天地。

1941年，李真贵出生在重庆一个普通工人家庭，2岁丧父，母亲靠打临工含辛茹苦抚养他和哥哥长大。小时候，物质条件虽然匮乏，却从未影响他对文艺的爱好。抗美援朝时期，李真贵曾被小学老师叫到学校广播室，为全校师生演唱歌曲《王大妈要和平》。除了唱歌，他还喜欢吹笛子、拉胡琴。没有钱买乐器，他就到乐器店偷师，自己做了一把简陋的二胡;没有钱请老师，他就跟着广播自学。李真贵回忆，自己第一件真正像样一点的乐器，是上初三时妈妈花10元钱买的一把蟒皮红木二胡;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专业老师，是高中在青年宫集训时结识的重庆歌舞剧院的一位二胡老师。

李真贵音乐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出现在1960年春，当时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联合到重庆招生，他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二胡专业。入校后，李真贵师从二胡教育家、音乐学家蓝玉崧教授。1961年，命运之轮再次为李真贵翻出一张新牌，让他与中国民族打击乐结缘。那年暑假，央音组织多个“向民间学习小组”，下到全国各地去采风、学习民间音乐。李真贵作为二胡专业一年级学生，跟随军驰(领队，作曲)，袁静芳(扬琴)、李婉芬(古筝)、王国潼(二胡、高胡)、胡志厚(唢呐、管子)等人到广东采风、学习。他被分配去向广东省歌舞团谭佩民学习潮州锣鼓，由此开启了从事中国民族打击乐专业的新旅程。“这是我第一次来到祖国的东南地区，更是第一次现场感受潮州大锣鼓的艺术魅力，一切都是那么新鲜且难得。而对于民间音乐的喜爱与珍视，更是让我恨不得每天不睡觉地去学习和练习。”9月秋季开学之际，采风学习小组在学校小礼堂举行汇报音乐会，李真贵演奏了潮州大锣鼓《抛网捕鱼》、小锣鼓《粉蝶采花》等乐曲，广受好评。

因为李真贵在民族打击乐专业的认真刻苦，再加上中央音乐学院有意培养他，从大学二年级起，除主修二胡外，学校相继安排他跟随民间音乐家朱勤甫、赵春峰及西安“意俗社”秦腔剧团司鼓梁建国学习苏南十番锣鼓，河北、山东民间锣鼓和秦腔锣鼓。先“识”乐种，再“拜”鼓王，由二胡转到“民打”，足见当时学校和民乐系为筹建新专业在他身上的良苦用心。1965年，李真贵作为中央音乐学院培养的第一位中国民族打击乐专业本科毕业生，留校成为“民打”专业的创建者及首位专业教师。

李真贵当年留校工作时只有24岁，正是干一番事业的大好年华。然而，接连的政治运动打乱了一切计划。直到“文革”后恢复高考，他才正式招收第一批中国民族打击乐专业学生(附中、大学共4名)，而这距离其留校任教，已过去整整13年。“‘民打’专业的建立是从零开始，虽然要在一张白纸上作画，但它并非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个‘源’，这个‘根’，就是‘历史悠久、种类繁多、色彩丰富’的民间锣鼓音乐艺术。”李真贵认为，作为民族器乐的一个全新专业，“民打”想要真正“立”起来，就要扎根民间，从民间锣鼓音乐艺术中汲取营养。

自20世纪80年代起，李真贵坚持一边教学，一边到全国各地考察采风，先后赴安徽、湖南、山西、陕西、河南、山东、四川、重庆、广东等地，收集整理民间锣鼓资料，拜师学艺，并把自己学到的曲目有选择地编入教材，纳入教学内容。皖北的“花灯”，湘西的“打溜子”，山西的“绛州锣鼓”，他都曾利用寒暑假多次去观看、学习。“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次，是1984年在山西观看当地农民表演的威风锣鼓。尤其是在广场上的表演，那粗犷的舞姿、铿锵的鼓点、豪爽的精气神，与弥漫在空中的黄土交糅在一起，真的让人有一种撼天动地的感觉。我流着眼泪，看得如痴如醉。富有浓郁生活气息的民间锣鼓，永远是我的‘天下第一师’。”因此，数十年来，他一直倡导“民打”专业师生要“深入民间，寻根溯源”，并且率先垂范。“但是，向民间音乐学习不能只当一个‘二传手’，因为富有鲜明个性和泥土芬芳的民间音乐素材，并非都适用于专业教学。因此，边学习、边记录、边整理、边创编，是我每次采风的常态。”

李真贵认为，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不只是简单的继承，而是在前人基础上创新发展后的再继承、再发展。“山西省新绛县的绛州鼓乐是我心中传统艺术创新发展的成功典范。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当时的绛州锣鼓只有二三个节目，我的同行、山西歌舞剧院王宝灿便带我到新绛县采风，看到当地的山西绛州鼓乐艺术团的演奏员用扁鼓演奏《花敲鼓》时，我激动坏了，我走遍大江南北，终于发现了只用鼓演奏的音乐。”从那以后，每年暑假李真贵都要去新绛县住一段日子，与山西绛州鼓乐艺术团建团团长、文化馆馆长王秦安以及团员们同吃同住同学艺，积累了一批立足传统且经过专业加工的作品。作为我国“民打”专业首位教师和开创人，李真贵身体力行地为传统打击乐发展出谋划策：上世纪90年代初，他为一面直径两米多的大鼓创作独奏作品《黄土的诉说》，其作品立意、演出形式、曲目技巧、舞台灯光等方面，均要为整台节目的设计而构思，至今也是山西绛州鼓乐艺术团保留曲目之一;把绛州鼓乐《滚核桃》的谱子加入其出版的教材中，他认为只有出版乐谱，才能让作品更广泛地得到演奏和传播;1993年5月在北京音乐厅举办“李真贵中国打击乐音乐会”时，特意邀请了绛州鼓乐艺术团来北京与他共同上台表演《滚核桃》，实现民间艺术与专业教育交融碰撞。

相较于民乐系的其他专业，“民打”专业创建较晚，李真贵认为还有较大发展空间。他希望青年一代能够将“民间采风”的优良传统保持下去。对于民族器乐表演专业而言，民间音乐实在是一片必然要投入其中的海洋，谁进入得深，谁进入得长久，谁进入得忘我，谁就会与众不同、艺运长久;其次，要怀有开放的心态，在加深对民族传统文化内涵认知的基础上，将时代元素有机融合到传统表演形式中，并与西方打击乐相互融合促进、共同发展。

从1961年被学校安排学习中国民族打击乐，1965年毕业留校拓疆创业，到2021年最后两位硕士研究生毕业，李真贵一直把“教书育人”作为教师的神圣天职。如今，一个“甲子”过去了，在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和教研室老师们的共同努力下，“民打”专业的教学体系已初步形成。民族音乐理论家乔建中，在李真贵出版的第一本打击乐教材《中国打击乐实用教程》(1994年于台湾)的序言中评价道：“一方面是尊崇风雅、敬重民间，同时，又以‘无一定师’‘转益多师’的态度，变伪求真，取精用宏，从而把‘学’(向民间艺术家学习)与‘教’(传授给学生)、‘继承’与‘创造’有机地融为一体，使之成为支撑这门新专业的根基。”

李真贵坦言，“对于‘民打’专业的确立与发展，经历了从学生到老师，再到学生的循环往复。从最初的一无所知到今天略有所知，‘教学相长’启示我，教师与学生应‘亦师亦友’、平等互动。”学生们眼中的李老师是严而不厉、温而不愠。因为他在上主科时从不“说废话”，上课就是要指出学生问题所在，提出要求和建议;课下则与学生打成一片，做到信任和平等。“欣慰与压力并存是我当老师的两个感觉，每当看到学生取得成绩和进步，能够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回馈家乡、回馈社会，心里就感到特别欣慰。但同时，六十余年教学历程也会有一种无形的压力伴随着我。因为教学要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变化，这就要求我不断学习、更新知识。这种压力也是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李真贵说。

中国民族打击乐的演奏技巧、手法、风格等主要源于民间，而要想建立一个具有专业性、系统性、创新性的教学体系，只有这些远远不够。另一方面，中国当代音乐的发展更加现代化、国际化，社会对音乐人才的需求也更加多元化、多样化，因此李真贵确立了“以中为主，中西兼学”的专业发展思路。学生在主修民族打击乐的同时，还要学习一些常用的西洋打击乐，除了独奏训练，亦要有重奏、合奏训练。由于其设置的专业口径较宽，因此学生的职业发展也较为多样。对于学生的不同职业选择，李真贵会根据他们的性格特征、兴趣爱好、专业程度等，进行因势利导。他认为，大学是人生发展的重要时期，在学生的关键时间节点，为其把握、确定正确的发展方向，这是老师的责任。

音乐表演专业能否持续发展，作品也是一个关键因素。民间音乐有“创演合一”的传统，很多现代民乐经典作品，也是各专业演奏者们“演而优则创”的成果。因此，除了教学，李真贵也非常重视创作。“但不能为了写而写，一定要有创作的热情和欲望。”李真贵介绍了他创作的《鼓诗——为一群中国鼓而作》和《冲天炮》两首作品：前者原是谭盾创作的吹打乐《剪贴》中“鼓”演奏的段落，李真贵听了以后很受感染，在征得作者同意后，创作了这首纯鼓乐作品《鼓诗》;后者为一首打击乐合奏作品，“是我在重庆江北县寸滩乡观看农民锣鼓队表演后，萌发创作灵感，以专业演奏技法呈现的一首献给我家乡的作品。”

一个专业的建立，不仅要有学生、教师，还要有足够支撑该专业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2005年退休后的李真贵，笑称自己“退而不休”，继续带研究生至2021年。2010年他带领团队启动《华乐大典·打击乐卷》编撰工作，历时6年召开27次编委会全体会议，最终出版160万字的首部中国民族打击乐典籍专著。多年来，李真贵笔耕不辍，其带领团队编写的全球首本中英双语教材《中国音乐轻松学(中国民族打击乐分册)》也将于今年出版。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校外艺术教育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同时也存在着鱼目混杂的情况。2018年李真贵应文化和旅游部人才中心和上海市打击乐协会的邀请，参加审定、编辑，制定了《打击乐演奏专业能力评价教程(中国民族打击乐卷)》。他表示：“这套教程分为5个级别，不仅对校外教课老师设立了考核标准，还首次把我根据多年教学经验，总结编写的11条‘基本功练习’纳入其中。希望我的抛砖引玉，能让行业内更多人分享自己教学过程中实用的基本功练习内容，这对于专业与非专业的学生来说，是重要且必要的。”近些年，李真贵把国内11所音乐学院全部走了个遍，“民打专业的创建与发展，以及基本功练习的推广”是其学术讲座的两大主题。他表示，要让新时代的师生们在专业上“懂根”，在技术上扎实。

时光荏苒，岁月无痕。已进入耄耋之年的李真贵对中国民间锣鼓音乐的那份激情和感动，从未减退。“勤奋敬业，传承发扬;创新引领，砥砺前行;为人师表，立德树人”是他的自勉，也同样是与青年教师和学生们的共勉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