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出版物《常识》（梁文道著）整理，非原创！侵删。

**可惜上海没有社论高考作文题的先例（市作文竞赛除外）。不过积累一下本书中看待社会现象的思路，也是颇有裨益的。

1. 阿Q的故事比《伊索寓言》中的酸葡萄更可怕的地方，在于那只吃不到葡萄的狐狸只不过是说那葡萄是酸的，但可没说甜是不好的酸才妙。然而阿Q却翻转了正常的价值，打不过人就转而夸赞自己是世上“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狐狸顶多是贬损自己得不到的东西，而阿Q则干脆把自己的可怜可悲转换成神圣光荣。

2. 依照舍勒，怨恨是一种对他人不满的情绪反应，这种情绪是种潜藏心中隐忍未发的怒意，毒蛇般地折磨和扭曲了一个人的正常心智与价值观。所以要隐忍不发，是因为有这种情绪的人根本没有发泄报复的能力。这种怨恨的由来有二，一是受到他人的侮辱，二是嫉妒他人拥有的东西，觉得那东西本该为己所有。可是他人的地位比自己高，实力比自己强；我不只没法抢夺他拥有的一切，没法改变我和他的差距，甚至连对之发作都不敢。这时就会出现“价值位移”（value shifts）的现象了，意思是颠倒价值常规，把自己得不到的说成是不好的，将自己的低下处境说成是高等的。

3. 舍勒认为怨恨不只存在于个人内心，它还可以是社会群体的共有情绪，只要符合了两个条件，它就会产生。这两个条件之一是自己这个群体可以和其他群体比较；之二是觉得被怨恨嫉妒的群体之地位是自己可以达到，甚至本来就应该属于自己的。

4.  它分明就是一种自虐，我们硬是想证明日本人对我们有多歧视，姚明又是怎么地离弃我们；似乎在这里能够找一种残酷怪异的快感。

5.  有学者认为这是自虐的基本形式之一；先是自我制造一个被舍弃被厌恶的状态，同时暗自咀嚼其中的痛苦刺激，于是可以期待破镜重圆的圆满幸福。

6.  然而，这些人为什么会“放弃了自己思考、判断的能力”？其实他们并没有放弃，他们只不过是把一切问题都思考成了一个问题，把所有判断都变成一种价值的判断。

7.  原来乔姆斯基的许多中国追随者只看见了他狠批美国的那一面，却忘记了他也是个美国人这一点的启示…

8.  我们中国人学历史就像小孩看戏，任何人物一出场，首先要问：“他是忠臣还是奸贼？”

9.  历史绝不只是一堆事实的积累，它的书写，它的构成，全赖我们从什么角度诠释，而这个角度的选取就和许多价值观甚至政治立场有关了。

10.  可别忘了，所谓的“是非不分”，并不是指有些人不知是非为何物，而是他们虽有是非观念但不知在具体的时空当中怎样实践。

11.  “代表”中国去领诺贝尔奖的人在人种上是不是中国人已经不重要了，因为这个国家的土壤丰美，社会开放，真真正正不负大国之名。

12.  第二个问题更是严重，因为它很容易就会导致一种“今天我且哑忍，瞧明天我强了之后谁狠”的复仇心态。

13.  南方朔在其专栏就指出了要反的其实不是日本，而是罪恶，可说非常精准。

14.  我们的确可以也的确应该把日本拿来与德国比较，只是我们不只要问“为什么日本不像德国那般痛切自悔”，而且还得自问身为战争受害者的自己：为什么我们不像纳粹受害者那样去追究加害国的责任呢？

15.  你越紧张什么，别人就越会把它当成目标。

16.  因为从大众传媒到教育系统，大家都在推广和维护一种标准语和它的发音方式，久而久之，甚至大家都忘了即便是最正确最标准的说话方法其实也是一种“口音”，进而将其他一切偏离正轨的发音都判读为“口音”。所以我们才会说某些人说话有“口音”，却从不抱怨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主持人有种“中央口音”。这情况就和美国白人忘了白色也是一种颜色而把其他人种叫做“有色人种”一样。

17.  以故宫的现状看来，它最大的问题还不是让美国连锁咖啡店轻易进场，甚至也不是我之前所说的没有品位；而是它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谁，不晓得要给人留下什么印象。与其争论高而大的文化入侵，大家不如一齐探讨故宫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18.  假如城市只是一面地图，政府当然可以大胆规划，任意在上面修大道开运河；假如社会只是一张白纸，政府也能够为所欲为，在上头画出自己理想中的“正面形象”。但是现实社会不是地图也不是白纸，尤其现在的社会，阶层分化，媒体发达，所有人都有不同的渠道去发放和获得各种信息。

19.  今天我们看到的许多问题，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子，都不是太过“保守”的结果，而是政府退得太远太快

20.  因为“公民能力”的培养，除了教育之外，更要依靠实践。例如“公民能力”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要素，理性沟通与妥协的能力，它不是从书上学来的，而是来自言论开放的环境中的日夜浸染，来自参与决策过程的经验积累。就像游泳，没有人是在陆地上学会游水的，你不大胆下水摸索，你就一辈子也别想成为游泳健将。

21.  为什么选票常被认为是“神圣”的？那是因为它是一个你必须承担后果的决定，它不是你兴之所至的一句感叹一则留言。

22.  因此有“史权”的说法，表示中国史家和知识分子秉笔直书，自成一独立系统，可以制衡皇权。以前的皇帝甚至要克制自己，不能查阅更不能更动内史书写保存的“实录”。

23.  历代史官以“实录”的方式，尽力客观地记录国朝上下发生的大事。虽有帝王荒淫暴虐，也不必为尊者讳；虽有天灾人祸诸端异象，亦不必笔存忌惮。然后把一切留诸后世，不只信任自己，也信任未来。直到另一家人做了皇帝，依据前朝留下来的记录，再替它修整成史。这是后人对前人的责任，“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你可以篡夺人家的王位，消灭人家的天下，但是你不可夺走人家的记忆，以及历史。天地正义，有时只能在时间中寻求，用一句俗滥的话，“没有人逃得过历史的审判”。所以忠臣若含寃而死，良民若在暴政下仓皇，唯一还能给他们一个清白的，竟然就是后来者。

24. 每一篇文字，每一段讲话，都会在这个年代成为存档，再交予后人查考论断。中国不算是一个宗教主导的国家，往往以历史代替宗教，尤其知识分子，更是不愿多言死后鬼神，唯求“立言、立功、立德”等三不朽。一般百姓或许会说“举头三尺有神明”，文人相信的却是“留取丹心照汗青”。

25.  错不全在这些老是处于风口浪尖的执法人员，而在于那套落伍的管理观念。

26.  假如一个国家的商学院要告诉学生食品不能下毒，性教育要教学生不准强奸，这难道不是一个很可怕的国家吗？但是非常不幸，我们的确正在面对道德最底线失守的危机。

27.  西洋传说中的那条“衔尾蛇”（ouroboros），他太过饥饿，不惜从尾端开始吞吃自己；嘴巴叼着尾巴，形成了一个圆圈，乃西方秘学的著名符号。这个符号有很多层意思，其中一层是：贪婪是种吞没自己的可怕欲望。

28.  一套规则的合法性到底是如何确立的呢？ 按照社会学创建者之一韦伯（Max Weber）的著名见解，真相实在不脱常识：如果规则显得公平公正，而且大家都也认定执法当局的权力，那么他们就会乐意遵守规则了。相反的，假如大家都觉得这个社会有许多规则的执行并不公正，久而久之，就没人再愿意百分之百地跟着这些规则办事，也没有人会再相信它们的效力了。

29.  然而，我们为他凡人的软弱扼腕甚至辩护，却不表示我们佩服他的行为，更不表示这是每一个有人性的人都该效法的事。

30.  但就我个人的观察和体会，原来这个世界上大部分成功的清谈节目靠的是参与者的“耳才”，而非“口才”。

31. 任何性质的“人祸”都可能有预料之外的机遇变化，而任何类型的“天灾”也都有可以事先安排的准备。

32.  终于，原来开放的世界变成了一个个自我封闭的小教派，每一个教派的成员都在自己的团队里找到了归属，天天反刍同类人的意见，日日巩固原有的主张。

33.  任何幽默感都来源于宽容。

34.  大家很容易忘记个人的自由与价值的多元只是自由主义的前提，而政治自由主义真正想要处理的问题，却是如何让众多分歧甚巨的个人好好活在一起，如何在保存个体自由的情况下还能使不同的人生愿望并存不悖。这就是规则的作用，也是尊重规则的意义。

35. 因此，若要立法管理传媒的言论，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语言是否会伤害人，而不是它们的影响好不好，更不是它们的品位高不高。

36.  地球始终是椭圆的，所以任何一种地图都不可能完美。换一种投影方法，就会得出一张不一样的世界全图；无论哪一张，都有它不平的地方。

 亚当·斯密在《通德情操论》里指出真正使人称得上美善的是“多同情他人而少些只顾自己的感受，抑制吾人的自私欲望，尽情发挥我们仁善的爱心——人性的完美由此组成”。即便如此，他还是为资本主义鼓其掌，称颂“看不见的手”之美妙，说富人们的自利行为无形地“促进社会的利益，并让其种类滋生繁衍，即使他们不是刻意如此，也不知有此后果”。

 马尔库塞说，20世纪的建制越来越喜欢使用缩略语，一个看起来很吓人的东西掩饰得十分专业非常有技术性。例如“国际防卫展”简称为IDEX，又例如本届IDEX中很引人注目的UAVS，它的全称其实是“无人飞行载具”。马尔库塞又进一步指出，权威体制还喜欢转化语词的意义，使杀人的东西变成带有善意的无害专业工具。例如明明是展示最新杀人武器的展览，名字却叫做“防卫展”。又如另一项展品“协商者策略性监视机器人”，其实是一种可以在各种地形上来往然后将情报传回指挥中心的间谍机器人，但它偏偏叫做“协商者”。

已故的当代修辞学大师柏克（Kenneth Burke）曾经断言，修辞学的核心不是前人所说的说服，而是认同。

当代大哲齐泽克说：“对于官方意识形态的那种玩世不恭的态度正是政权真正希望的——对于该政权来说，是它的臣民要把它的意识形态太过当真，而且付诸实践，那才是真正的大祸临头。”因为它期许于人民的，不是他们严肃领会它所颁下的教条；而是他们这种无所谓的犬儒心态。

我却想起伊朗导演阿巴斯·基亚鲁斯塔米在《春风吹又生》中那最动人的一幕：强烈的地震摧毁了无数人的家园，但那些灾民在野地上架搭帐篷时仍不忘竖好天线，因为世界杯就快开锣了，逃难固然要紧，但并不表示世界杯就不重要了！这不只是苦中作乐，这更是人在浩劫中夺回自己尊严的努力。

有人说这是高等哺乳类动物的本能。例如象群，当它们在东非逐水草而迁徙的漫漫长路中，遇见同类留下来的骨骸，就会沉默地、缓慢地，围成一圈，然后伸出鼻子，温柔地抚触那些未能抵达终点的同类，那些不知年月的残骨。 在漫天黄沙的旷野上目睹这一幕，动物学家只能说这是哀悼，几乎就和人类一样。无论它们多累多渴，也不管下一个绿洲还有多远，象群始终停了下来，举行这种神秘的、违反求生本能的“仪式”。良久，它们才再组成队形，继续前进。

对此，我宁愿相信20世纪德国思想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一番话。很多人以为战场上回来的人必定有很多故事要说，但是本雅明敏锐地观察到刚刚打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士兵总是满脸疲惫，无话可说。因为凡见过地狱的人，就知道世间有言语无法形容的虚无，人的感情有不能承受的界限。

已故德国社会学大师卢曼（Niklas Luhmann）就说得好：“当一个人对世界完全失去信心时，早上甚至会没办法从床上爬起来。”

刘翔很不同，那一年当大家看到他打破世界纪录时，不单单看一个冲破红线的运动员，还看见他是何等骄傲地对着镜头说：“中国有我，亚洲有我。”

霍瓦德对好友的坦率批评不是他个人的性格无私，巴丢对老友的诚恳响应也不是他的胸襟广阔，其实他俩的这种交往方式根本来自现代学术游戏规则。

照已故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说法，文化资本正是一个人用以区别彼此、取得象征权力、使得自己能够宰制其他阶层和群体的重要资源。

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构思的契约论，就是假设人民为了维护自己身家性命和产业的安全，才愿意把部分权力让渡给君主与国家。

张爱玲的名言“成名要趁早”。

皇冠一向是丹麦人最熟悉又最认同的象征，其地位与中国的龙差不多。但是皇冠又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它带有太强的皇权威势，而且过于古老土气，所以林内曼从皇冠下手，为它设计出几种徽标变形，把它放在不同的字款之中做出多样的配搭，又尝试着上各种颜色，结果就是丹麦官方各部门的新标志了。 林内曼的设计令人耳目一新，它们的线条充满简约的北欧风味，还给人时尚可亲的感觉。

“千古圣贤若同堂合席，必无尽合之理”

江山不幸诗家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