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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包法利夫人》中，主人公站在医学院介绍课程的的公告栏前，一脸茫然。他的确看到了“比较深奥和繁琐”的医学术语。对这些术语，他这个即将就读医学院的学生一无所知：

换一个中文的环境，医学院介绍课程的公告栏上的术语长什么样呢？

西方语言中，专业词汇是一个很高冷的概念。对于专业之外的人，术语本身就是理解的天然屏障。汉语也有专业屏障，但术语的表现却充分利用人们已有的汉字知识，将一切复杂的认知通过常用汉字的条理简易化。我们把这样一个过程称为“字理化”。

使用中文的医科新生，看到中文的

所有的新概念都用他熟悉的汉字组义而成，一览了然。而一个英文语境的医科新生，看到英文的

这些新概念的词形大都是陌生的。为什么在rhinitis（鼻炎）中看不到nose（鼻），在laryngitis（喉炎）中看不到throat（喉），在otitismedia（中耳炎）中看不到ear（耳），在gingivitis（牙龈炎）中看不到teeth（牙）？

汉语造词的“积木”（汉字）是有限的，具有封闭性和很强的世俗性，从而大大降低了学习和掌握的难度。西文的造词单位的增长因而是无“底线”的，专业词汇也因此而高冷，缺乏世俗性。

所以，西方语言学从西方语言和文字很容易得出语言符号任意性的观点；而中国语言学从中国语言和文字很容易得出语言符号理据性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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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音节化：单字的字形意涵有很大的弹性，需要借助“上下文”来限定。限定的最自然的方式有修饰（如“宅男”“狂热”），补充（如“冲淡”“班次”），支配（如“养眼”“加油”），主谓（如“胆怯”“海啸”），附加（如“老师”“石头”）等。它们同时形成了和谐稳定的节奏。无须借助上下文便能使意义明确起来的方法，是同义并行和偏义并行。

同义复词

依靠近义字，以双字音的稳定和双字义的增累，强化组合的区别度。例如“道路”“恭敬”“声音”“人民”“翱翔”“尝试”“空虚”“刚强”“端正”“长久”“骄傲”“变化”“恐惧”“背叛”等。

偏义复词

依靠反义字，以双字音的稳定和双字义的消长，强化组合的区别度。在语义上，组合的两个字中只有一个实际起作用，例如“作息”只指作，“动静”只指动。时间长了，人们已经意识不到像“窗户”“国家”“人物”“舍得”“忘记”“质量”这些组合中有一个字义只留下了“躯壳”。而这些仅仅增强词形区别度的“赘字”也在意义透明化中实现了它们对单音节表意的补偿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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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语言是思维客体化的产物，汉语是思维主体化的产物。建立了“普通语言学”的德国学者洪堡特，对汉语阅读理解中的“脑补”操作印象深刻：

“在一个汉语的句子里，每个词似乎都要求人们对其斟酌一番，考虑到它可能会有的种种关系，然后才能继续看下面的词。由于概念的联系产生自词与词的关系，这一纯思维的劳动便把一部分语法加给了句子。……在把汉语作品的译文与原文进行比较时，我们总是看到，译者自始至终在努力把概念、命题联系起来，而这些概念、命题在汉语里本来都是满足于孤立的存在。试图把连接词添补上去，那就势必会使汉语的句子失去其独创性。”

更重要的是，这种“脑补”出来的成分具有不可回溯性，它不可以回嵌到原来的句子中去。这也就说明，它在本质上不是句子省略的东西，尽管在欧洲语法的视角里，它是“省略”的。

中文追求的境界，是“道之出言，淡乎其无味”。这个“淡”，就产生了让洪堡特惊诧不已的“默想”。默想的目的，是为意义保真。语言怎样才能不断贴近“默想”的状态呢？它必须“让渡”自己的络稽形式，让自己和人的领悟以及对话的情境融为一体。

所以，中国人不把语言仅仅看作一个客观、静止、孤立、在形式上自足的对象，而把语言看作一个人参与其中、与人文环境互为观照、动态的、内容上自足的表达与阐释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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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先生说汉语是一种“人治”的语言，西方语言是一种“法治”的语言；

黎锦熙先生说汉语“偏重心理，略于形式”；

郭绍虞先生说汉语的语法要和修辞结合；

张世禄先生说汉语句子的成立要素不是结构形式，而是语气。

这些前辈的意见可以说都是在中西语言的比较中看到了汉语思维独特的主体性。

西方人认为，只有精确复杂一览无余的形式，才能滴水不漏地承载意义，才是把握世界的可靠途径。

西方语言相对于主体的客观性、独立性，使语法能够冷静地追求概念的清晰和精确，给了语法形式充分的“想象力”。西方语言的句法，正是西方人面对现实世界时以独立的姿态（主体和客体的对立）和抽象的想象力构筑的一个络稽系统。

如果说汉语是一种“听话人负责”的语言，那么相对地西方语言是一种“说话人负责”的语言。西方语言的词“依据功能而变易其形式”，听话人能够凭借形式“跟踪思想的轨迹”，而不必“中断思考，去填补词语留下的思想缺口”。（洪堡特语）显然，西方语言是一个在形式上充分自足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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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想起什么，从床底下摸出个玻璃瓶，里面盛着红糖，他往茶缸里倒了半瓶，用牙刷搅着。”（严歌苓《第九个寡妇》）

“主谓结构”？复句？这个句子的中文思维完全在“物我两忘”的境遇中运行。在它的思维中，没有清晰的“主”与“客”，主体和客体在时间流的“潺潺”中浑然一体。英语如果一定要说，那么它有两种思维的路径：一是通过切割增强句段的形式感即客体性。例如：

He thought of something again. He felt out a glass bottle under the bed, which contained brown sugar. He poured half a bottle into the teapot and stirred it with a toothbrush.

中文原句的舒缓连贯的辞气，在英语中肢解开来，成为一个一个独立的句子。我们把英文译句再译回中文，就成了：

“他又想到了一件事。他从床下摸出一个装有红糖的玻璃瓶。他往茶壶里倒了半瓶，用牙刷搅拌。”

这是中文吗？貌似中文，但它已被“大卸八块”。原文的神韵——辞气已荡然无存。这就是客体化思维付出的代价。

二是通过聚焦建立动词核心，抽紧形式的主次依附关系，以增强句法的形式感即客体性。

但正如我前面说的，句子的内容和形式相互塑造，要想把一幅散点透视的中国山水画，重组为一幅焦点透视的西洋画，而又不破坏内容，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从有道翻译看英文努力的结果：

And think of something, from under the bed to find a glass bottle, containing brown sugar, he poured half a bottle into the pot, stirred with a toothbrush.

这个英文句子因受中文思维的影响而显得不伦不类。我们从from under the bed to find a glass bottle 这个不定式，和containing brown sugar 这个分词形式，看到了抽紧关系的努力，而其他动词，如think of、poured、stirred，都呈平行的散点状。翻译为了保全中文原句的内容，放弃了英语句法的动词核心框架，几乎来了个直译。

洪堡特对中文的第一印象是“汉语在语法构造上几乎完全不同于一切已知的语言”。不仅不同于屈折语，而且“很不同于我所知的其他非屈折语言”。在他看来，“汉语的语法结构是极为独特的，从所有语言的语法差异来看，汉语可以说自成一类，而不是某一具体语言的亚种。”

中文告诉我们：语言不是一个客观、静止、孤立、在形式上自足的对象；语言是一个人参与其中、与环境默契、在内容和功能上自足的表达与阐释过程。这就是中文对世界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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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的理解和分析，必须着眼于它的主体意识、语言环境、事理逻辑、表达功能、语义内涵，这与形式上自足的西方语言有很大的不同。前者是以神统形，后者是以形摄神。

德语的两个特点。辅音太多，如“黑”，英文是black，首尾都是辅音，“听来有点坚强”。西班牙文是negra，用元音扫尾“就缓和很多”。法文是noir，“愈加圆转开放”。到了德文，竟然是schwarz，读如"希勿阿尔茨"，7个字母中有6个辅音，“摩擦生风，就显得有点威风”。还有词段太长，如"黑森林"，英文是black forest，德文是Schwarzwald；而“黑森林路”，英文是Black Forest Way，德文是Schwarzwaldhohestrasse。辅音多是形态复杂的表现，词段长是复合构词的表现，这两个特点，都是西方语言的“以形摄神”的方法，表现出对词形的倚重，力图把尽可能多的词汇意义词法化，用词的形态把词义一览无余地标志出来。

和汉字笔画比，字母之间的络稽关联几近于无。依靠字母串的连续“拼接”形成一个分节单位，在认知上就不如汉字字组那样清晰，而且字母串越长越费解。汉字的“一字排开”，在古代汉语中是有严格限制的，这个限制就是“句读段”。汉字只能在一个句读段中铺陈，而且句读段不能很长。

句读段是文气的单位。一个句读段就是一次呼吸，也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意义单位。自然的呼吸转换，时间是不长的。长了会憋气，呼吸就不自然，所以表意汉字的铺陈是不宜过长的，不能越过呼吸的界限。这就对“言简意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也就是充分利用汉字形音义的各种可能性组义。

而在现代汉语中，词和词组代替了字和字组。词化思维使汉语越来越依赖结构的扩展，欧化又助长了长句的建构。现代语文远离了表意汉字“字斟句酌”的初心，在模块化“遣词造句”的路上迅跑。这样做的好处是直白便捷，将复杂的思想形式化，坏处是文字不容易走心，入境，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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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语言要求每一处逻辑关系以及关系的转折，都要用关联词“系紧”。例如汉语说：“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英语说：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away?西方语言对物主代词非常在意，即使是在常识范围内，也须重申，如汉语说：“他抓起大衣向车站跑去。”英语说：He grabbed his coat and ran to the station.

主语和谓语对于西方语言的句子，是两大支柱。用叶斯泊森的形容来说，它们的地位就像海底礁石那样牢固。这样的“主客对立”的自觉，中文是没有的。例如汉语说：“活到老，学到老。”英语说：One is never too old to learn.

西方语言句子的内部联系围绕着核心动词展开，这就将句中的动词分出了主次。这样一个标准化操作，我称之为“焦点透视”。例如汉语说：“那时舅舅抱着我，哄着我，我觉得很温暖。”英语说：Sitting in my uncle’s lap, being humored all the way, I was feeling very good. 英语将汉语原文“舅舅”与“我”一“唱”一“和”的耦合关系，改造成单一视角的“我”的经历，于是明明是“舅舅”抱我，变成了“我”坐在“舅舅”的腿上，意思大相径庭。从中可以看出，核心动词的设计，不仅是形式自主的问题，而且换了完全异趣的视角。以形摄神和以神统形，表面上是形式和内容关系的差异，实质是不同思维方式的差异，其背后是中西文化深刻的对峙。

英语其实是西方语言中最像汉语的语言。许多形态变化的规则在英语中渐渐松弛乃至失落；汉化的英语句子，如用一个又一个and衔接句子，今天读起来竟无违和感。但即使这样，英语的印欧语“骨骼”依旧，一翻译就现原形。德语就更不用说了。

"一切烦闷、黏滞、拙笨得似乎隆重的东西，一切冗杂而可厌的架式，千变万化而层出不穷，都是德国人搞出来的。"（尼采《善与恶的彼岸》）

马克·吐温的感受，比尼采更有画面感：

"每当德国的文人跳水似的一头钻进句子里，你就别想见到他了，……一直要等他从大西洋的那一边再冒出来，嘴里衔着他的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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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句子主脑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已成为当代语言学，尤其是汉藏语言学在发展中面临的一个越来越深刻，却也越来越困惑的问题。所谓“主脑”，指的是汉语句子第一个述谓动词前出现的名词语。它们在语义上可以大致分为十类：

例如：“小明看书”和“这把刀我切肉”，句首主脑的功能是很不一样的。如果说“小明”是动作发出者，所以是“主语”，那么同样是动作发出者的“我”，是不是“主语”？如果是的话，“这把刀”在句首，那也是主语出现的位置，于是“这把刀我切肉”就有了两个“主语”。而这在西方语言的“主谓”结构中是不可接受的。

汉语句子的“主语”可以有两个甚至多个，如“这件事我脑子里一点印象也没有”据说有四个主语）。又如：“洞里冒出阵阵烟雾”，从位置上看，“洞里”是“主语”，但它却是动作发生的地点。时间和地点，对于动作，是相关联的概念，不是动作的主体或客体，怎么能说它们是“主语”呢？同样的道理，“今天上午分年货”中的“今天上午”也只表示“分”这个动作的时间。

那么，这两个句子的“主语”到哪里去了？有人说，句首的名词一律作主语。这样的“位置论”，有什么功能依据呢？没有统一的功能，怎么可能是一个语法范畴呢？

如果一定要找“主语”，我们只能说“洞里冒出阵阵烟雾”的“主语”跑到动词“冒”的后面去了，即“阵阵烟雾”；“今天上午分年货”的“主语”，则被“省略”了！可是我们放眼汉语交际，类似“今天上午分年货”这样的表达，太多了（就像“今天晚上做核酸”）。汉语句子就这么不需要“主语”吗？至于“主语”跑到动词后面去了，这还叫“主语”吗？你能说“王冕七岁上死了父亲”中“父亲”是“主语”吗？

“这个问题各人有各人的看法”“明天的比赛，我甘拜下风”“芝麻大的事争了又争”“上头的规定，摆地摊要交治安费”，这些句子，如果给它们句首的词语加一个介词，例如“对于这个问题”“关于明天的比赛”“按上头的规定”，这些词语就都成了状语。

可是汉语偏偏让它们“裸身”站在句首，此时它们到底是状语呢，还是主语呢？一个外来的“主语”概念，强行植入汉语句子的分析，成了一个“麻烦制造者”！只要“主语”在，汉语句子分析的烦恼就永无宁日。语法学家李临定在晚年终于说，看来主语在汉语中的语法地位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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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语言分析传统和欧洲人的思路完全不一样。西文的分析着眼于印欧语句子的形态变化，中文的分析着眼于中文句子的意义和节律。前者才会使用“主谓”这样的框架，而后者当然不可能臆想一个莫须有的形式框架，而是使用了一个相对更软的“意韵”框架。

中国语文传统分析一个句子，首先考虑的是意义的完整。如果说西文的句子是一个完整的形式，那么中文的句子是一个完整的内容。

对于西文来说，形式（例如主谓结构）完整了句子就结束了；对于中文来说，内容（例如评论一个话题、叙述一个过程）完整了句子就结束了。前者有形式上的界限，后者有功能上的界限。

所以古文字学家陈梦家说得很形象：西方语言的一句话就是一句话，中文的一句话是一件事。西方人可能会说，中文句子的“一件事”不是太主观了吗？不如西文句子的形式框架清晰。中国语文传统会反唇相稽：

“一件事”是有一点主观的判断，这难道不对吗？人不是机器，人的语言也不是机器语言。形式清晰反而会曲解人的语言。中文思维动态、整体、流动，“一件事”的界限也因此是相对而非绝对的。西文的形式刻意“切割”句子，这样的思维不符合中文的习惯。汉语语法学的西化，是要“反客为主”，连中文的习惯也改变吗？要中文思维“基于”西方的“规则”吗？

中国语文传统分析一个句子，在形式上考虑的是节律的安排。节律的基本单位是句读段。

句读段一般不长，顺应人的呼吸节奏。一个个句读段按“一件事”的脉络（事理逻辑）铺排，相互之间主要是话题-评论的关系，动作顺序的关系。前者是名句 （主题句），后者是动句（施事句）。两者之外，还有说明“一件事”和另“一件事”关系的“关系句”。是谓“鼎足而三”。（《中国句型文化》）

我们不能要求讲究“意尽为界”的中文句子弄出一套形式规则来——折腾了一个多世纪，我们折腾出了什么呢？“词”？“词类”？“句子”？“主语”？这些翻译来的西方语法术语，个个水土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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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七八十年代，德国汉学家和语言学家甲柏连孜，在莱比锡大学讲《汉语语法导论》课。他一生研究过多种彼此差异很大的语言。

“观察这样一副色彩斑斓的图景到底是为了什么？”甲柏连孜的回答是研究人类的语言能力，通过语言学来给语言能力定义。“但是如果我们还没有将语言发展的所有可能性都了解一遍，又怎么能给它下定义呢？”

怎样才能了解语言发展的“所有可能性”呢？甲柏连孜的原则是：

“任何对于陌生精神世界的语言习得都同时是一种打破诸多偏见的行为，而这些偏见正是我们之前习得的语言中附着而来的。构建语言的每一种形式都需要一个特殊的、只适合自身的表达方式。”

距甲柏连孜讲课一个世纪，在中国现代语言学西化的困境中，20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兴起了本土特色的文化语言学。我们提出了“文化认同”的语法研究理论和方法。找到中文“特殊的、只适合自身的表达方式”，中国文化语言学给欧洲汉学哪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