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20世纪初，自行车成为宫廷贵族娱乐的工具，才算苦尽甘来。

史料记载，中国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为了感受自行车呼啸而过的酸爽，不仅让妃子、侍从跟着一起骑，还下令锯掉宫门的门槛。

清朝末代皇后婉容骑自行车

（图自视觉中国）

“为了骑自行车方便，我们祖先在几百年间没有感到不便的宫门门槛，叫人统统锯掉。”

——溥仪《我的前半生》

传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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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期，自行车在京城街头已时有出现，但只有家境殷实的大户人家以及少数留洋归来的人家才有。自行车被视为一种奢侈品，是财富和身份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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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20世纪20年代初，自行车才成为一种新兴的代步工具普遍出现在北京街头。当时市面儿上的自行车都是西洋货，牌子叫得最响的当属英、德两国的“凤头”、“蓝牌”、“钻石”等。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京城街头的自行车大多为东洋货，最有名的是“富士”、“僧帽”、“铁锚”、“菊花”。

相对来说，英国车漂亮、轻巧，而日本车显得笨重，但结实、耐用。当时，在西单、王府井、前门一带还出现了专门租赁自行车的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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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京城还出现过“玩车一族”，也就是把自行车捯饬得非常漂亮。有的在车把上装上反光镜，有的给车把配上颜色鲜艳且带长穗儿的把套儿。有的给车安上双响的铃铛，一按铃铛把儿，铃声清脆悦耳。

那时京城的街巷里大多没有路灯，所以不少车主都给自行车安上磨电灯。到了晚上天黑时，一掰把手，电滚子就和车轮子摩擦生电，骑得越快，那车灯就越亮，可谓是胡同里的一大“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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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强自行车的管理，早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清朝廷就颁行了《违警律》，其中的第27条规定：“乘自行车不设铃（铃铛）号（牌）者，处五日以下一日以上拘留，或五元以下一角以上之罚金。”

民国十七年（1928年）以后自行车的检验、登记、核发号牌由市公用局管理，并规定：“自行车要车件应求完备，车上应安置手铃，一车不准两人共乘，前后轮至少须装设一制动器，其制动力以能于车下坡时制止车之下行为标准，于日落后黎明前行驶，须于车前悬白光灯一盏，车后装置红色反光石一块。”当时巡警的职责之一，就是对自行车进行检查。如果有人骑自行车不遵守以上法规，被巡警发现后，可随时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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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自行车曾为“三转一响”之首，自行车凭票供应欲购买先要在单位“抓阄”

所谓“三转一响”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家庭生活中的“奢侈品”，即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和收音机，而自行车居首位。

风靡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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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自行车在中国呈爆发式增长，不但数量大为增加，其品牌也不再局限于老三样（飞鸽、永久、凤凰），各种样式、型号的自行车满足了不同层次消费者的需求。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上班早高峰时，被交通信号灯挡住的上班自行车潮暂时停顿下来的壮观场面。

1980年代初期上下班交通高峰期时路面上壮观的自行车流。

1980年代班时间自行车潮与机动车混行造成拥堵的场面。

四轮代替二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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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摩托车、小汽车出现在中国的马路上，随着社会发展以及经济水平的提高，人助力的自行车已经不能满足日常出行需求，自行车也不再是“财富”的象征，中国开始由自行车大国向汽车大国转型。

自行车回归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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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的自行车再也不是代步工具，而渐渐有了时尚、运动、休闲、健身等新定位。

更多人开始加入公路车运动

运动型自行车（公路、山地车）的出现让骑行文化，但是骑车的人群也仅限于喜爱单车的“发烧友”小众人群，2011年-2015年，各个国家的自行车品牌涌入中国，大家开始从山地车转变为公路车，各类比赛也开始风靡。

2014-2015赛季中国自行车联赛总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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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自行车并没有因为汽车的出现而彻底远离公众的视线，运动爱好者们选择了4+2出行的方式更好地实现自行车的价值。

“快餐”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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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开始，一批花花绿绿的自行车突然空降到城市街头，共享单车出现了

共享单车确实为很多上班族带来了便利，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难题是他们的目标，但至于有没有对交通压力带来缓解？个人认为是没有的。

21世纪的道路交通

被共享单车堵塞的道路

好在，混战了一年之后，很多品牌销声匿迹，只留下几家管理较好的品牌仍在坚持，自行车成为了资本家眼里的工具。

自行车，历经岁月洗礼，作为低碳环保节能减排的出行利器被国家认可，也迎来了更多的爱好者。

它不是过时的交通方式，而将成为象征着回归自然和时代进步的“新宠”。

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参与骑行是什么时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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