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陕甘苏区“肃反”的由来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前，陕甘革命根据地实行了统一的党政军领导体制（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驻地在甘泉县下寺湾，西北工委、西北军委和陕北省苏维埃政府驻地在延川永坪镇）。1935年2月，谢子长逝世后，在刘志丹的统一指挥下，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解放了延长、延川、安塞、保安、靖边、安定6座县城，长期被分割的两个苏区连成一片，面积达3万平方公里，人口约80万，建立了20多个县级苏维埃政府，红军主力扩大到5000人，游击队发展到4000人，西北的革命形势的新变化，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落脚西北创造了条件。但是，这时根据地却“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怪现象：红军在前方打仗，抵抗蒋介石的进攻，不断地取得胜利，‘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却在后方先夺权，后抓人，把刘志丹同志等一大批干部扣押起来，红二十六军营以上的主要干部，陕甘边县以上的主要干部，几乎无一幸免”。执行“左”倾错误的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和陕甘晋省委的领导者，在陕甘苏区发动“肃反”，原陕甘边区和红二十六军的领导人刘志丹、高岗、张秀山、习仲勋、马文瑞等及一大批干部被捕入狱，200多名干部被杀害，蒙受不白之冤，造成根据地的危机重重。陕甘苏区“肃反”发生，有其错综复杂的思想根源和历史根源。

思想根源  土地革命战争前中期，是中国革命复兴和发展时期，也是中共发展史上“左”倾错误屡屡发生的时期。党在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时，由于对中国国情的复杂性和中国革命的长期性缺乏认识，党内逐渐滋长了“左”的急躁情绪，“左”倾错误先后三次在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尤其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统治时间长达4年之久，对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这种错误与危害，也对陕甘根据地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早在陕甘边苏区创建时期，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者，对西北地区形势的复杂性，以及革命的艰苦和曲折性缺乏认识，对原陕甘边苏区实行的军事、政治、经济等一系列政策，如给富农生活出路的土改政策、坚持农村游击战争不攻打大城市的战略思想、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和国民党爱国人士交朋友的做法等，不但不能理解，而且不能容忍，以致在党内产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分歧。为了达到红军应以工人为主的目标，脱离实际地设想要在西安招3000工人去改造根据地红军成分。对于收编的一些农民起义武装不是进行教育和引导，而是采取排斥态度，甚至“缴枪”。就连刘志丹等也被扣上“勾结军阀、白军军官”的帽子。1933年2月15日，在执行“左”倾错误的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由陕北代表团通过的《目前陕北形势与党的紧急任务》中，批评陕北党的组织，“并没有在国际路线领导之下进行工作，抛弃了阶级路线，在富农路线领导之下，阻碍了党的工作的开展”。12月下旬，“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批评陕北特委，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对武装斗争“消极怠工”等。1934年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给陕甘边特委戴上“逃跑主义”、“梢山主义”等帽子。1934年冬和1935年春，在给陕北特委的指示信中，批评陕北特委没有去领导工人罢工运动，显出乡下党的偏向等。

历史根源  由于陕甘根据地是由陕甘边、陕北两个苏区组成，创建之初就在建军、建政、土地革命等问题上出现一些分歧，其根源源于1932年2月的“三嘉原缴枪”事件。加之陕甘苏区有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两套组织机构，陕甘边特委接受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领导有红二十六军，领导人有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王世泰等。陕北特委先后受河北省委、北方局及中共驻北方代表的领导，陕北游击队、红二十七军受陕北特委的领导，领导人有阎红彦、谢子长、郭洪涛、贺晋年等。在陕西省委和北方局主要领导人的“左”倾错误指导下，陕甘苏区内屡屡发生了令人痛心的事，而西北“肃反”就是中共西北党内斗争的总爆发。

1935年七八月，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上海临时中央局相继派原河北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朱理治、曾任闽浙赣军区政委和红十军团师政委的聂洪钧来到陕北，解决陕甘边苏区“右派反G命问题”。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来到陕北后，对陕甘根据地的历史和现实不作正确的估计和分析，反而指责刘志丹和其他负责人“右倾”，把两块根据地取得的第二次反“围剿”战争胜利，说成是在敌人进攻面前悲观失望，在战略上退却逃跑以及单纯的坚壁清野政策，阻碍革命战争的开展，没有充分开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完全忽视地方暴动之配合。7月中旬，朱理治先后在延川县文安驿、永坪镇主持召开干部会议和西北工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央驻北方代表给陕扎特委的信》、《中央驻北方代表给红二十六军同志的信》、《中央驻北方代表、河北省委给陕甘边特委及全体同志的信》、《中央驻北方代表、河北省委给陕北、陕甘边特委的指示信》、《中央驻北方代表五月份机密指示》，并作出《反右倾取消主义决定》。9月中旬，红二十五军长征到陕北后，即由朱理治、聂洪钧和红二十五军政委程子华组成“中共中央北方局和上海临时中央局驻西北代表团”（简称“中央代表团”或“中代”）。9月17日，“中央代表团”在永坪镇主持召开了中共西北工委、鄂豫陕省委和军队领导干部联席会议，决定撤销中共西北工委、鄂豫陕省委，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以朱理治为省委书记，郭洪涛为副书记；改组西北军委，撤去刘志丹西北军委主席之职，以聂洪钧为军委主席；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为军团长，程子华为政治委员，刘志丹为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原西北军委副主席高岗为政治部主任，郭述申为副主任。从这种人事安排可以看出，“中央代表团”对刘志丹为首的原陕甘边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众多领导人的排斥和限制。

同时，在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工作的张慕陶曾在中共陕西省委任职，和陕甘边苏区的一些领导人熟悉，曾派人联系。不久，张慕陶因“托派”问题受到审查，“左”倾错误的执行者也就怀疑陕甘边苏区干部同“托派”有联系。

直接动因  永坪会议后，朱理治、聂洪钧、程子华、徐海东、郭洪涛、戴季英6人进行了长时间的座谈，陕甘苏区“肃反”的“一切问题都是在6人座谈中决定的”。会上，红二十五军领导人介绍了前不久该部在陕南围歼由共产党员张汉民担任旅长的杨虎城的警备三旅（该旅主要干部为共产党员，受陕西省委领导，对陕甘苏区多有帮助）之事，亦即“九间房事件”，还谈及张汉民同刘志丹和红二十六军有联系。朱理治更加“怀疑刘（志丹）高（岗）有问题”。郭洪涛、聂洪钧、程子华、徐海东、戴季英等“都觉得陕甘边右派问题很严重”。这样，“张汉民事件”成为促成陕甘苏区“肃反”的直接动因。座谈会商定：立即开始“肃反”，重点在张汉民已有“布置”处，即原陕甘边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

二、陕甘苏区“肃反”的经过及其严重后果

1935年9月22日，“肃反”领导者在“火线上反右倾取消主义”的口号下，印发了《陕甘晋新省委一个半月工作计划》，明确提出把肃反列为一项重要工作，“颁布赤色戒严条例。动员政府、贫农团、工会与党及团，动员广大群众，严格执行阶级路线，进行肃反工作。并建立政治保卫局的工作系统，加紧肃反工作”9月底，在永坪召开的会议上，指定后方“肃反”由郭洪涛领导，前方“肃反”由聂洪钧领导。

从10月1日起，“肃反”执行者开始进行大逮捕。是日，逮捕了原陕甘边特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部长蔡子伟，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张文华和黄子文、江旭、李西萍等5人。10月2日，戴季英派人逮捕了陕甘边根据地重要领导人、曾担任陕甘边特委书记和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的张秀山。据张秀山回忆称：“在这个乌云翻滚的日子里，‘左’倾错误执行者把原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主要领导：刘志丹、高岗、杨森、习仲勋、杨琪、惠子俊等同志和我逮捕下狱，险遭杀害；西北军委委员、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师政委张达志被撤职，也被打入‘肃反’的黑名单；陕甘边、陕北两个根据地和红军的一些重要领导干部Z策、马文瑞、王世泰、刘景范、黄罗斌、郭宝珊、任浪花、朱子休、张文舟、李启明……和红二十六军连以上的干部，地方区以上的干部，先后都被扣上‘右派反G命’的帽子，关押狱中，遭到酷刑拷打。准备活埋我们的大坑都挖好了。”除王世泰、康健民、刘约三、龚逢春、张邦英等几个因负伤或带游击队在边境活动等原因暂未被抓捕外，陕甘边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几乎被“一网打尽”。

在“肃反”中，“肃反”执行者对被捕人员不仅强加于“莫须有”的“罪名”，而且进行残酷的逼供信，在肉体上予非人的折磨。Z策后来回忆他们在狱中的情景时说：“保卫局的监狱设在瓦窑堡汇川通号的一个四合院内，每间小房子都关着十几个人。每个人都戴着脚镣，并用绳子捆着，当时天寒地冻，气温在零下十多摄氏度，但地上仅放些谷草，无铺无盖，大多数人冻得睡不着觉。吃不饱饭不算，水也喝不上。病了也只好拖着。有个别同志拉肚子，要去厕所也不允许，只好拉在睡觉的地方，弄得房子里气味难忍。打骂虐待，更是家常便饭。……天越冷，人的小便越多，又不准出去，只好尿在自己身边的铺草中，有的尿在自己吃饭的碗里，早晨放风的时候倒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监狱的后院已经挖好了一个大坑，随时都可以无声无息地把我们这批人埋掉。”刘志丹被逮捕后，被戴上了沉重的手铐和脚镣，连他的妻子同桂荣和不满6岁的女儿刘力贞也被抓进了管制队，历尽磨难。保卫局长戴季英多次鞭打张庆孚。Z策也因为拿下套在自己脖子上的绳子捉虱子，被看守用刀背砸了一顿。期间，“肃反”执行者杀害了陕甘边区特委第一任书记金理科、陕甘边区妇委会主任张景文、陕甘边区南区委组织部长杜宛和陕甘边区军委副秘书长杨浩等200多优秀干部。

面对“肃反”的执行者无理责难和无情打击，刘志丹、习仲勋、张秀山等不低头，不屈服，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凛然正气。“肃反”开始时，刘志丹正在甘泉县道佐铺指挥前方作战，“肃反”执行者欺骗刘志丹说：调你回瓦窑堡担任西北军委代理主席，指挥北线作战，刘志丹立即动身。途中他与送信的通信兵相遇，这位通信兵认识刘志丹，把信给刘志丹看了。刘志丹打开一看，原来是逮捕自己的密令。密令中所写“已确定刘为反G命，速调刘、高回来”，刘志丹明白了一切。坚强的党性和对革命的至死不渝的忠诚，使他毅然决定坦然面对诬陷。他宁肯牺牲自己，也不愿意看到党的分裂和红军的自相残杀，自毁长城，给敌人以可乘之机。他要自己前去说明一切。请党组织审查自己。刘志丹平静地把信封好，叮嘱通信兵把信送到，并让他告诉前方负责同志，自己去了瓦窑堡。到了瓦窑堡，他没有回家，径直去了西北军委，向有关人说道：“要捉我的信，我在半路上看到了，因此自己回来。”说完就被关押起来。

习仲勋在刘志丹被逮捕后不久，就被以所谓“D棍”的罪名，撤销职务，随后以谈话为名被诱捕。给他罗织的罪名是：“第一骂群众是土匪；第二不搞土地革命，只分川地，不分山地；第三给富农通风报信。”习仲勋把这些都置之度外，但越来越多的同志被捕，使他内心感到非常不安和焦虑，时常彻夜难眠。在习仲勋被关押期间，有人偷偷问习仲勋，是否可以逃跑脱离危险境地？暗示可以帮助他进跑。习仲勋只回答了4个字：“为党尽忠。”在遭受刑讯逼供时，“习仲勋和大家一起在监狱中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怒斥‘左’倾分子是‘败家子’、‘法西斯分子’。在遭受刑讯逼供时，习仲勋大义凛然，不说违心话，甚至在生命受到威胁时，也绝不为了保全自己，争取“自首”机会，牵连别的同志，而是据理力争，捍卫自己的清白，为其他受害的战友辩护，从而减轻了这次“肃反”的惨烈后果。习仲勋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说：“上级亲自审讯我的是朱理治、郭洪涛、戴季英。他们叫我自首。我说，这有什么自首的？我说我是革命的，你们说我不是革命的，我也豁出去了，说我什么也不要，就是你们不要用笨刀子杀我。”

“肃反”执行者刑讯张秀山时，张秀山宁死不招供，慷慨地说：“我死，没有问题！二十六军创造不易，它是许多同志用头颅换来的呀！”审到最后，张秀山放声痛哭着呼喊：“你们可怜可怜二十六军罢！你们可怜可怜二十六军罢！这里边的干部全是好的呀！”张秀山忠勇刚烈的气概，就连“肃反”执行者也受到震撼，开始怀疑陕北“肃反”“肯定是弄错了”，“这里恐怕有冤枉吧！”

陕甘苏区的“肃反”，是王明“左”倾错误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恶性膨胀的产物，使陕甘根据地陷入空前的危机之中。（一）“肃反”引起苏区内极大的疑虑和恐惧。由于“肃反”“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中发生了问题，在前方军心完全动摇的时候，前方军队一连、一排、一班地逃跑，干部一点精神都没有，恐怖、怀疑、准备暴动。”老百姓听到外地口音的红军也往山上跑。东地区群众听到他们的领导人马文瑞等被捕，大批向白区“跑反”。仅宜川南原靠近白区一带就跑了700多户；保安、安塞、靖边等几个县发生“反水”。（二）“肃反”导致陕甘苏区一些地区工作瘫痪。由于“肃反”使陕甘边区的主要领导人和有能力的青年干部悉数被捕，即使没有被捕的干部也因“肃反”的惊恐而藏匿起来，不少地方的干部不敢见中共陕甘晋省委的来人，听说省委来人就准备上山“打游击”。结果是陕甘边区党和军队、政府的各项工作基本处在停顿状态。（三）“肃反”激起了陕甘根据地内的“赤安事变”，使得中共建立的一个特区政权、3个县政府，20多个区政府，30多个乡政府受到严重破坏。叛匪还杀害军队的干部、群众70多人和许多中央红军伤病员，一部分原红军官兵还投降了国民党军，与中共为敌，直到1936年4月，赤安县新的中心县委才组建。

三、中共中央对陕甘苏区“肃反”的制止和纠正

1935年10月中旬，在陕甘苏区“陷入非常严重的危机”的时刻，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甘苏区吴起镇，并立即着手制止和纠正“肃反”。

在吴起镇期间，毛泽东、张闻天先后听取了赤安县游击队支队队长张明科，原陕甘边区游击队第二路政委、赤安县独立营教导员龚逢春等关于陕甘苏区和红军的情况汇报。龚逢春告知：陕甘苏区正在进行“肃反”，并认为刘志丹等人不是反G命，不应该逮捕他们。毛泽东指示龚逢春等，要发动群众和做好赤化工作，做好苏区群众不要跑到国民党那边去的说服工作，并明确地表示：相信创造了这块根据地的同志们是党的好干部；大家放心，陕北的“肃反”问题、刘志丹的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22日，中央即派贾拓夫和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等，作为先遣队携带电台寻找刘志丹。贾、李二人日夜兼程，在甘泉县下寺湾遇到程子华和郭洪涛。郭洪涛向他们报告了有关苏区“肃反”的情况：“陕北苏区正在对红二十六军和原陕甘边党组织进行‘肃反’，刘志丹等主要干部已被拘捕。”贾、李当即电告中央。中央接电后，毛泽东、张闻天以中央名义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

11月2日，中共中央抵达下寺湾。毛泽东、张闻天、博古、周恩来等与郭洪涛、程子华、聂洪钧等会面，谈及陕甘苏区“肃反”的情况。1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了郭洪涛、聂洪钧关于陕甘苏区和红军历史与现状，劳山、榆林桥战役情况的汇报，郭洪涛再次汇报了“肃反”的情况。他们“一致表示，陕北‘肃反’搞错了，要纠正，要快放刘志丹同志”。期间，毛泽东在下寺湾的一次干部会议上说：杀头不能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住这一点，要慎重处理。在下寺湾听取郭洪涛汇报后，中央立即采取了三个紧急措施，制止和纠正陕北“肃反”：

第一，立即派王首道、贾拓夫、刘向三先行前往关押被捕者的瓦窑堡，接管陕甘晋省委政治保卫局，把事态控制起来，避免进一步扩大。

第二，成立了负责审理“肃反”事件的五人“党务委员会”（亦称五人小组），成员为：董必武（主任）、王首道、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

第三，中央机关到达瓦窑堡后，立即释放了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杨森、杨琪、习仲勋、刘景范、任浪花、孔令甫、高锦纯、赵启民、胡彦英、黄罗斌、郭宝珊、高朗亭、朱奎、王居德、王家娃等人。随后，其他被关押的干部也相继分批获得释放。

刘志丹等出狱的消息传出以后，陕甘苏区的广大军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老刘得救了！”“陕北得救了！”刘志丹出狱后也感谢党中央的正确处理，激动地说：“中央来了，今后的事情就好办了。”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领导人说：“要是叫‘左’倾机会主义把这块根据地也搞掉了，中央连歇脚的地方都没有了。”但是，许多在“肃反”中的蒙冤者满腹怨气，有的甚至无比义愤，痛哭流涕，他们尤其不能容忍“肃反”执行者在下寺湾活埋了不少同志，纷纷要求中央对这些人严加处置。为了安抚这些受害者的情绪，中央领导人做了大量细致的思想工作。直罗镇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周恩来在前线回到瓦窑堡后，接见了刘志丹并询问他的健康情况。张闻天、博古等到齐家湾刘志丹家中，向他表示慰问，并传达了中共中央、西北革军委对刘志丹履任新职的任命。周恩来亲自约张秀山谈话，帮助他打消顾虑和怨气，指出：陕北“肃反”是极端错误的。志丹、你们这些同志受了很大打击和委屈。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可能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情况，这都是对共产党员的考验。

更为可贵的是，陕甘苏区“肃反”最大的受害者刘志丹，在备受迫害，险遭杀害之时，并没有就事论事，计较个人的荣辱得失，而是用更加深邃的战略眼光思考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问题，他一再告诫蒙冤受屈的同志说：“党内的历史问题不必性急，要忠诚为党工作，让党在实际行动中，鉴定每个党员。过去的事不要放在心上，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是路线问题，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解决好。要听从中央分配，到各自岗位上去积极工作。革命利益高于一切，要识大体顾大局。要绝对服从中央领导，听从中央调遣”。一次，习仲勋去看刘志丹，在谈及陕甘苏区“肃反”问题时，刘志丹对他说：“从多年的经验看，我们党犯的‘左’的错误多，这是小资产阶级急性病、狂热病的表现，企图一个早上把一切都变个样。他们看了一点马列的书，不看中国实际，以空想代替现实，不讲方法策略，因此总是失败。有这种思想的人，再和个人主义结合起来，就抓权，想当轰轰烈烈的大英雄，因之反对一切不同的意见。为了突出自己，甚至要致同志于死地。”习仲勋听了刘志丹的话后，深表赞同，一起和刘志丹做那些对“肃反”还有各种不满情绪的战友的工作。

经过20多天的调查审理，党务委员会认为，“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所拿出的许多案卷里列举的刘志丹等人的“罪状”都是不能成立的。“所谓刘志丹执行‘富农路线’，是指他在土改中，对地主不搞肉体消灭，给富农以生活出路；所谓‘梢山主义’，是指他坚持农村割据，开展游击战争，不攻打大城市；所谓‘投降主义’，是指他在统战工作中团结国民党中的爱国人士等等”。显然，这些“罪状”，只能说明刘志丹坚持了正确路线。11月18日，在前方指挥作战的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也联名致电张闻天、博古，请他们详细考查陕北苏区“肃反”中的错误。指出：“错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实。”要求纠正“肃反”中错误。后来，毛泽东又讲：“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应予以立刻释放。”

11月26日，中共西北中央局作出《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初步分析了发生“肃反”错误的原因，提出了纠正“肃反”错误的具体措施。11月30日，中共中央为刘志丹等召开平反的活动分子会议。张闻天主持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闻天、博古，中央政治局委员刘少奇、邓发、张浩和贾拓夫等，党务委员会董必武、王首道、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陕甘苏区肃反的领导人朱理治、聂洪钧、戴季英，“肃反”受害者刘志丹、高岗、杨琪、杨森等，共五六十人出席会议。王首道代表党务委员会宣读了中央《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接着，王首道代表党务委员会宣布：刘志丹、习仲勋等同志是无罪的，党中央决定予以释放，并予以分配工作。戴季英在会上做了检查。刘志丹在会上讲了话，他说：“这次肃反是错误的，我们相信中央会弄清楚问题，正确处理的。我们也相信犯错误的同志会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一道奋斗。”台下一片掌声和欢呼声。陕甘苏区“肃反”得到及时制止，迅速纠正，挽救了陕甘的党、红军和根据地，为中央红军和各路红军长征在陕北落脚创造了重要的内部条件。

同日，中共西北中央局作出《关于戴季英、聂洪钧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处分的决定》。《决议》指出：“这种错误的责任，应由当时主持全部肃反工作的戴季英（当时的保卫局长）及在前方主持肃反工作的聂洪钧（当时的军委主席）二同志负责之。戴季英同志在保卫局工作上犯了许多严重错误，本应受到党的最严重的处分，因顾及他长期参加国内战争，为党工作很久，特决议从轻给予他以最后警告，对聂洪钧同志给予严重警告。”

中共中央为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等平反后，先后安排了工作。任命刘志丹先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副主任、红军北路军总指挥，红二十八军军长等职。安排高岗到中央军委武装动员部负责扩军和筹款，1936年1月被派往内蒙古领导骑兵团。习仲勋安排在关中特委工作，1936年任环县县委书记。张秀山被分配到红军大学当教员。负责处理陕甘苏区“肃反”的李维汉后来说：“由于‘左’倾路线没有清算，陕甘边苏区的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仍然带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所以对他们的工作分配，特别是对一些高级干部的工作分配，一般是不公正的。”

1942年整风运动期间，鉴于对陕甘苏区“肃反”的诸多问题存在分歧，中共中央对“肃反”问题重新进行了审查，并委托任弼时负责召集陕北“肃反”总结委员会开会研究，在后来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议中，由委员会代党中央起草了《中央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和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并于12月12日通过。《决定》指出：“陕北党内曾发生了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一方面是以刘志丹、高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这一路线之下，创造和发展了陕北的苏区和红军；另一方面是以朱理治、郭洪涛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这也是遵义会议前一个时期内在党内曾占统治地位的路线——这种路线几乎使陕北的苏区和红军全部塌台。”“假若不是中央到达陕北制止这一错误肃反，且断定这些被诬陷的同志并非反G命，则陕北的苏区与红军有全部丧失的危险”。中央作出如下决定：

（一）“朱理治、郭洪涛二同志本应开除党籍，估计他们曾为党作过一些工作，本着中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各予以最后严重警告之处分，撤销朱理治同志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之职务，撤销郭洪涛同志山东分局书记的职务”。

（二）重申对戴季英、聂洪钧二同志的原处分仍然有效。同时指出，“程子华同志在这次错误肃反中，也应负一些责任”。

（三）刘志丹、高岗等同志“一贯的把握了应有的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和态度，这是值得我党同志学习和效法的”。

（四）“委托西北中央局负责向过去在错误肃反中被冤屈的同志，解释朱理治、郭洪涛所主持的‘肃反’的错误，并审查和恢复在‘肃反’中死难同志的党籍，且妥善慰问和安置其家属”。

（编辑 邹吉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