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亚洲在发展融资方面做出了显著努 力并取得了进展，但仍有一些挑战阻碍了该 地区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巨大的发展融资缺口在疫情之前就已经 存在，随着新冠疫情的暴发和受当前的粮食 和能源危机的影响，这一缺口急剧扩大。在新 冠疫情之前，每年的 SDG 融资缺口为 2.5 万 亿美元，相当于低收入经济体约 5,000 亿美 元的缺口加上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约 2 万亿美 元的缺口（Gaspar V 等，2019）。然而，根据 OECD《2021 年全球可持续发展融资展望》1 ， 新冠疫情之后，SDG 融资缺口增加 70%，达 到 4.2 万亿美元。

在亚洲发展融资的具体领域，如基础设 施、医疗保健、教育、数字转型、低碳排放等， 仍存在较大融资缺口。亚行估计，亚太地区的 基础设施融资缺口为 4,590 亿美元。如果还 考虑到社会基础设施，例如卫生和教育2 ，该 资金缺口可能会扩大到 9,070 亿美元。亚洲 数字鸿沟所需的资金也不容忽视。根据亚洲 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ESCAP）的数据， 移动通信行业在过去五年中每年在基础设 施、服务和其他创新方面的投资超过 4,000 亿 美元3 。此外，根据亚行的数据，为了实现净 零目标，从 2016 年到 2030 年，亚洲每年需 要大约 1.7 万亿美元用于可持续投资。

然而，在供应方面，发达经济体的财政和 货币紧缩已经明显抑制了流向新兴市场的资 本。2022 年上半年，新兴市场净流出额为 40 亿美元。2022 年第三季度，印度和中国香港 分别出现 5,900 万美元和 2,400 万美元的净 流出4 。

在亚太地区，预计实现联合国 SDG 的年 份已被推迟到 2065 年，而不是最初计划的 2030 年。亚洲各地在应对当前危机和实现 SDG 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例如，虽然东亚和 东北亚次区域在促进包容性和可持续工业化、促进创新和建设有韧性的基础设施（目标 9）方面已步入正轨，但北亚和中亚、东南亚、 南亚等次区域则无法在 2030 年前实现任何 可持续发展目标（ESCAP，2022）。

受新冠疫情持续、俄乌冲突、通胀和金融 条件收紧等多方面因素影响，2022 年许多亚 洲经济体政府债务继续攀升，限制了财政支 持发展融资的能力。从债务占 GDP 的比例 看，斯里兰卡、老挝、不丹、巴林和马尔代夫 分别为 130.53%、107.15%、130.79%、 119.50%和 126.42%（见表 1.3）；印度、蒙 古国和约旦的债务对 GDP 的占比为 80%～ 100%之间。在 IMF 2023 年 2 月底最新公布 的低收入国家债务可持续分析（DSA）中，阿 富汗、老挝、马尔代夫和塔吉克斯坦被列入高 风险经济体。截至 2022 年底，以上四个经济 体的主权信用评级已处于 B-及以下，很难在 国际金融市场上融资。此外，亚洲中等收入经 济体中，斯里兰卡于 2022 年 5 月宣布债务 违约，巴基斯坦在 2023 年 2 月向 IMF 提出 援助请求。与此同时，2022 年美元快速加息 使部分亚洲经济体融资成本居高不下，土耳 其、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和斯里 兰卡 5 年期政府债券收益率保持在 8%以上， 斯里兰卡已达 28.9%。

债务偿付、新冠疫情防控使部分亚洲经 济体财政承受巨大压力，被迫削减或延迟对 基础设施建设、教育等方面的投入，对发展融 资的支持下降。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斯里兰 卡、巴基斯坦和蒙古国等 2020 年教育支出占 GDP 的比重比上年大幅下降。斯里兰卡、蒙 古国、老挝等被迫取消、暂停或推迟多个包括 能源在内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发展项目的可融性已成为项目吸引私营 资本进入的瓶颈之一。提高项目的可融性有 助于为项目输送资金，解决融资缺口问题。项 目的风险回报情况是可融性的关键（GPRBA 和世界银行，2018）。需要有能够最大限度地 提高收益潜力的公私伙伴关系框架和适当的 风险分担机制，使私营部门能够有效地管理 他们所承担的风险。提高项目的可融性不仅 有赖于私营部门，更需要政府创造有利的制 度环境来吸引私营部门的参与。制度环境可能包括：目标国家的信誉度、营商便利的优惠 政策、政府对重点领域清晰且一致的沟通、协 调一致和顺利实施项目的框架，例如部门监 管和仲裁程序等。

在项目层面，当地融资和增信工具的可 得性将进一步促进交易重组，降低融资成本， 改善风险分担机制。扩大拟议项目的收入来 源也能增强其可融性。项目可产生核心利润， 如费用收入，也可产生辅助的积极影响，如创 造就业、减少噪声和污染、造福社区等。不同 的金融机构会被不同的因素所吸引，因此整合更广泛的利益将会吸引更多的资金（Nohn 和 Bassetti，2021）。

然而，亚洲许多经济体的例子表明，由于 政策框架不完善，项目融资受阻。例如，蒙古 国的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常受到缺乏项目投资 前的可行性研究的影响1 。蒙古国 2018 年批 准的 749 个公共投资预算项目中有 341 个 （占比 46%）没有进行可行性研究，导致许 多项目虽然获得预算批准，但难以获得融 资。进展缓慢、质量不高导致这些项目对民 间资本的吸引力下降。又例如孟加拉国的港 口行业，由于缺乏 PPP 框架和针对私营部 门的具体费率机制，私营资本很少对该领域 表现出兴趣。

在亚洲，多边开发银行、国别发展融资机 构和私营部门参与者尚未通过集体、合作和 协同一致的方式开展工作，相互补充，彼此提 供额外性。这对于那些急需新发展融资来源 的低收入或重债经济体尤其如此。多边开发 银行和国别发展融资机构需要找到新的解决 方案，例如债务/股权互换，以帮助减轻这些 经济体的债务负担，并吸引私营部门的新资 金流入。

此外，发展融资的碎片化风险正在上升。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了中欧班 列、中老铁路等一系列重大互联互通项目，成 果丰硕。2022 年，七国集团启动了 6,000 亿 美元的“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亚 洲现在需要的是加强这些倡议在规划、融资 和技术应用等方面的协同，相互补充而非相 互替代，不然将导致碎片化风险，有损亚洲乃 至全世界的发展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