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志称可朱浑孝裕“太安郡狄那县人也”。《元和姓纂》卷六可朱浑氏条：“出自代北，又居怀朔，随魏南徙河南。”[5] 而《北史》与《北齐书》之《可朱浑元传》，都说“自云辽东人”。一云代北，一云辽东，何者为正？这需要我们对这一姓氏略作考察。

《太平御览》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燕录》，慕容暐建熙十年（369）四月，“立贵妃可朱浑氏为皇后”[6]。《晋书》的《慕容儁载记》和《慕容暐载记》都提到慕容儁的皇后（慕容暐之母）是可足浑氏[7]，崔鸿书亦同[8]。《魏书·官氏志》叙内入诸姓，有“渴烛浑氏，后改为味氏”[9]。而《元和姓纂》“渴烛浑”条云“改为朱氏”[10]；《广韵》引《后魏书》“北方渴独氏，后改为朱氏”[11]（案独当为烛字之误）。据此知今本《魏书》“味”字为“朱”字之误[12]。《古今姓氏书辩证》 “渴足浑”姓下，谓“渴足浑，改为朱氏，望出河南”[13]。这些姓氏字异音近，故《元和姓纂》云，“渴烛浑、可足浑，疑并与可朱浑同，随音转耳”[14]。郑樵《通志·氏族略》“代北三字姓”下“渴烛浑氏”条，也认为“渴烛浑、可足浑，疑与可朱浑同，而音转矣”[15]。 把可朱浑、可足浑、渴烛浑、渴足浑看作同音异译的观点，得到近人姚薇元、陈连庆的支持[16]，当可成立。

因此，可朱浑氏首先见于史籍，是在十六国时期的慕容诸燕。慕容儁、慕容暐皆以可朱浑氏为后，可见可朱浑氏是慕容氏的姻族，在慕容集团中居于重要地位。《元和姓纂》引《前燕录》，谓前燕有散骑常侍可足浑恒，后燕有城阳太守新汲侯可足浑健，健子谭，新平公[17]；宋王应麟《姓氏急就篇》卷下，亦举燕有可足浑谭[18]；《魏书》提到北燕有大将渴烛通[19]，即渴烛浑通之省。可朱浑氏在慕容集团的这种地位，说明其与慕容氏一样，本属于辽东鲜卑[20]，故《北齐书》和《北史》之《可朱浑道元传》叙族氏渊源，“自云辽东人”，最为准确。

关于可朱浑氏在北朝以后的情况，《元和姓纂》“可朱浑”条保存着较为重要的线索：“出自代北，又居怀朔，随魏南徙河南。后魏都官尚书、乐陵公可朱浑昌；生道元，北齐太傅、太师、扶风忠烈王，生孝裕、长威。孝裕，北齐大将军，生贵公。贵公生君招，长威生定远，唐右领军、右常侍、怀州刺史，生怀俨、怀敏。”[21] 鉴于这段材料的重要性，下面分句略加诠解。

1．“出自代北” 可朱浑氏既出自辽东鲜卑之慕容集团，其进入代北拓跋集团自然在北魏灭后燕、北燕以后。据前引《魏书》，太武帝时北燕尚有大将渴烛通，因此，可朱浑氏之入魏，至迟当在太武帝太延二年（437）灭北燕之时。《北齐书·可朱浑元传》：“世为渠帅，魏时拥众内附。”既附拓跋，遂成代北集团成员，即所谓“出自代北”。入魏的可朱浑氏也的确有被目为代人的例子。《魏书·高车传》：“诏员外散骑侍郎可足浑长生复与于提使高车。”[22] 这个可足浑长生，据姚薇元先生考证，就是《魏书·节义传》里的朱长生[23]。 《节义传》：“朱长生及于提，并代人也。”[24] 可见可朱浑氏当孝文帝时还被视作“代人”。

2．“又居怀朔” 《北齐书·可朱浑元传》：“曾祖护野肱，终于怀朔镇将，遂家焉。”《北史·可朱浑元传》：“曾祖护野肱，为怀朔镇将，遂家焉。”可朱浑护野肱戍守六镇中的怀朔镇，可能是可朱浑元这一支可朱浑氏著籍怀朔的开始。

3．“随魏南徙河南” 根据可朱浑道元的历史，他这一支，既家怀朔，当无机会随着迁洛的机会离开北边，但并不排斥可朱浑氏的其他各支有此可能。比如前面提到的可足浑长生（即朱长生），立功受爵，在孝文帝时，南迁而著籍河南郡，也是有可能的。

4．“后魏都官尚书、乐陵公可朱浑昌” 姚薇元先生考证，可朱浑昌就是在《魏书》卷八○有传的朱瑞[25]。陈连庆先生深以为然[26]。但是，《朱瑞传》明确说瑞字元龙，虽封乐陵公，却不曾官都官尚书，其生前历官、死后赠官也都高于都官尚书[27]。《元和姓纂》既说可朱浑昌是可朱浑道元的父亲，《朱瑞传》载瑞子弟却不提道元，尤其可疑。朱瑞在北魏末年位势显赫，《北齐书》与《北史》之《可朱浑元传》，亦绝口不提，更加奇怪。因此，把可朱浑昌与朱瑞联系起来，是没有任何有力证据的。事实上，这个可朱浑昌，据《可朱浑孝裕墓志》，应当就是可朱浑买奴，昌为雅名，买奴是其本名，后称为字。可朱浑孝裕墓志：“祖买奴，魏仪同三司，朔夏二州诸军事，朔州刺史。”知可朱浑道元之父，本名可朱浑买奴。《广韵》卷三上声三十三哿“可”字下，举《后魏书》人名例，“又并州刺史男可朱浑买奴”[28]。今本魏收《魏书》不见可朱浑买奴，其名亦不见两种《可朱浑元传》，当以官位不显。而《可朱浑孝裕墓志》与《广韵》提到的买奴官衔，应该是东魏末年可朱浑道元贵显之后追赠的，其乖互不合，亦无足怪。此外，《元和姓纂》既称可朱浑昌为“乐陵公”，令人联想可朱浑道元这一支，也曾经卷入到攀附华夏姓族郡望的潮流中。《魏书·朱瑞传》载瑞先后改籍青州乐陵和沧州乐陵，因为两个乐陵都有朱姓。改汉姓，附会郡望，是北朝胡族华化的一个重要途径。从孝文帝以后，可朱浑氏既对应汉姓之朱氏，则攀附行为势必不少。道元得势之时，邺城政权追封其父买奴爵乐陵公，用意正与朱瑞相同。

5．“生道元，北齐太傅、太师、扶风忠烈王，生孝裕、长威。” 《北史·可朱浑元传》：“薨……子长举袭。”长举与长威相应，应当是名。墓志无名，称孝裕为字，因此，很有可能，长举就是孝裕的名，而以字行。太傅、太师是可朱浑道元生前最高官职，死后赠假黄钺、太宰、太师、录尚书。墓志称道元“假黄钺、太宰、太师、司空公、司徒公、并州刺史、扶风王”，则是把生前历官与死后赠官混合杂举。道元谥忠烈，仅见《元和姓纂》。

现在，来看看墓志中可朱浑孝裕的正式籍贯问题。两种《可朱浑元传》不载籍贯，只说道元“自云辽东人”，因曾祖护野肱为怀朔镇将，“遂家焉” 。而墓志说孝裕是“太安郡狄那县人也”，这一差异如何理解？案北魏孝明帝于正光五年（524）八月颁布诏书，改镇为州[29]。可是，由于北边形势发展太快，这一改镇为州的政策，事实上无法推行到六镇去。“（孝明帝）遣兼黄门侍郎郦道元为大使，欲复镇为州，以顺人望，会六镇尽叛，不得施行。”[30] 因此，六镇改州，只能在书面上实施。有趣的是，其后六镇故地沦于柔然，镇民南迁，改镇为州的措施却并未中止，而是贯彻于对内迁的六镇镇民的管理之上。北魏末年和东魏时期，于并、肆、汾三州界内侨治恒、朔、云、显等州，“永安以后，禁旅所出，户口之数，并不得知”[31]。其中唯有最重要的朔州，其所领郡县的置废时间，却缺乏明确的记录。揆以情势，朔州郡县之侨置，至迟应当在孝武帝永熙以前。郡县名的来历，或取自故怀朔镇的各戍旧名，或取自侨治地的传统地名。太安郡狄那县，王仲荦先生谓“当治怀朔镇城”[32]，此说不确。设置狄那县时，已无怀朔镇[33]，朔州侨治并州寿阳城[34]。狄那显然是胡名音译，可能是原怀朔镇的一个戍名，在寿阳城西侨置太安郡时，使用了侨人熟悉的旧戍名，遂置狄那县[35]。从《北史》、《北齐书》及北朝墓志看，东魏、北齐把内迁六镇镇民都以侨州郡的形式严格管理起来了，连那些显贵勋臣也不例外。这是一种户籍簿录的管理，北齐禁军兵源主要依赖这一体制，当然部分上层人员的实际居住地可能并不受此限制[36]。可朱浑道元虽贵，却仍然要编入侨州郡的管理体系中，其本传含混地说家于怀朔，并不符合北齐制度，其子可朱浑孝裕墓志中所谓“太安郡狄那县人也”，才是比较规范的说法。

综上，我们知道可朱浑氏起自东部鲜卑的慕容集团，入魏以后至少有一支因戍六镇而家于怀朔，可朱浑道元便出于这一支。可朱浑道元的父亲是可朱浑昌，字买奴。可朱浑道元的儿子有长举、长威，长举即墓志中的可朱浑孝裕。这一家在北齐的六州（或曰九州）勋人侨州郡的体系中，被编入朔州太安郡狄那县。

二、北齐政治中的可朱浑孝裕家族

《北齐书·可朱浑元传》：“北边扰乱，遂将家属赴定州……元既早被高祖知遇，兼其母兄在东，尝有思归之志……兄弟四人先在并州者，进官爵。”从这里我们可以作以下推论：一，道元之父买奴早死，也许在六镇反乱以前已死；二，道元一家随着镇民内入的潮流，较早进入河北，其落脚点是定州，定州英雄城后来成为镇民聚居地，想道元一家在东魏北齐之际也定居定州英雄城一带[37]；三，道元有兄有弟，其家至少有兄弟五人活动于魏齐之际。

《北史·可朱浑元传》记道元弟有天元、天和。《北齐书》卷三四《杨愔传》附有可朱浑天和的小传，称天和为“道元季弟也”，与《北史》合。《资治通鉴》却说天和“道元之子也”，《通鉴考异》谓“《典略》云道元弟，今从《北齐书》”[38]。北宋时《北齐书》此卷已缺，所补者与今本又不同[39]，《资治通鉴》误。就是这个可朱浑天和，在北齐政治中一度发挥了作用，对可朱浑氏家族产生了影响。

《北齐书·可朱浑天和传》：“以道元勋重，尚东平公主。累迁领军大将军，开府。济南王即位，加特进，改博陵公，与杨愔同被杀。”可朱浑天和在高洋死后，与杨愔、燕子献、宋钦道、郑子默等人合力扶持太子高殷（废帝）继位，与高演、高湛对抗，被后者发动政变而杀害。详见《北史·杨愔传》。这场权力斗争中，废帝一派以杨愔为核心，二王（常山王演、长广王湛）一派以高演为核心，而在具体的军事较量中，两位掌握禁军领导权的人物具有决定性作用，即可朱浑天和与高归彦。

高归彦在文宣帝天保间任领军大将军，直至废帝即位[40]。接替高归彦的，就是可朱浑天和。高归彦既受文宣厚遇，又与杨愔、燕子献、郑子默同受遗诏辅政，本来是同心奉戴废帝的。《北史·高归彦传》：“乾明初，拜司徒，仍总知禁卫。”司徒当作司空[41]。“仍总知禁卫”，并不是仍为领军，这句话是说在几个辅政大臣中，他分工“总知禁卫”，是禁军事务的最高负责人，地位与权力都在领军之上。所以，从理论上说，接替他为领军的可朱浑天和，应当也接受他的领导。当然，这只是一个口头的约定，并不是制度要求。事实上，高归彦对禁军的领导权已经被取消了。

高归彦脱离废帝阵营而倒向高演，据《北史·高归彦传》，是由于杨愔从应当随废帝到邺城的从驾宿卫禁军中，抽取了部分兵力留守晋阳，却不使归彦知悉，造成归彦的怨愤。这件事反映出杨愔对归彦的不信任，由此可以理解此前领军职务的易人，可能也是杨愔的有意安排。可朱浑天和显然是杨愔一派的铁杆，他曾建议诛杀二王，在禁军指挥上自然与杨愔同心。杨愔留从驾禁军五千于晋阳，事涉机密，可以瞒住被架空的高归彦，却不可能绕过禁军的统帅可朱浑天和。因此，可以说，还在晋阳的时候，高归彦就被废帝集团暗暗疏忌了。这样，到邺城后，高归彦遂加入二王一派。

二王政变，所依靠的并非禁军，而是京畿军。《北史·齐本纪中·孝昭纪》载杨愔等欲斥远二王，以“长广王湛为大司马、录并省尚书事，解京畿大都督”。可见此前高湛为京畿大都督。京畿大都督是北魏末年以来都城地区的军事首脑[42]，与禁军各成系统，所领都是六镇系统的精兵[43]，戍防范围不同。所以二王政变成功以后，置换禁军人员，“以京畿军入守门閤”[44]。但是，没有禁军的支持，宫廷政变是不可能成功的。要攻入皇宫，就会遇到禁军的抵抗，而这时，长期担任领军职务的高归彦凭借他的威信及与禁军将士的关系，帮助二王顺利地消除了禁军的阻力[45]。同时，身为禁军统帅的可朱浑天和却由于大意而为二王所擒。政变由此完成。

可朱浑天和在废帝与二王之间的政治选择，是北齐权力斗争中派别划分的实例之一。这个问题我们拟另文探讨，此处不赘。可朱浑道元在文宣一朝特受恩遇，这决定了可朱浑家族对文宣帝及其继承人的政治态度，所以，可朱浑天和被杨愔挑选来替代高归彦掌握禁军。这和后来孝昭帝以斛律丰洛代替厍狄伏连为领军以抑制武成帝高湛[46]，是一样的道理。正是因此，政变成功以后，二王集团对废帝阵营的打击就格外严厉，可朱浑家族遭遇空前的危机。

《北史·杨愔传》记录了政变以后二王对废帝阵营的处置：“于是乃以天子之命，下诏罪之，罪止一身，家口不问。寻复簿录五家，王晞固谏，乃各没一房，孩幼尽死，兄弟皆除名。”五家，指杨愔、燕子献、可朱浑天和、郑子默和宋钦道。“簿录五家”显然是把全体家族牵连进来了，“簿录”，就是抄家并且逮捕家口；而减轻为“各没一房”，抄家和逮捕家口的范围缩小到五人各自的一房，不涉及兄弟各房；“孩幼尽死”，是指这一房中，尽被刑戮，孩幼亦不例外；“兄弟皆除名”，虽然“簿录”不及同产各房，但其政治权利要被剥夺。可朱浑道元的几个兄弟，自然都因此被“除名”了。

据此，可朱浑天和被杀以后，其家族受到很大影响。在《可朱浑孝裕墓志》中，也保存有这一影响的痕迹。墓志说孝裕“河清元年十二月中袭扶风郡王”，而这距其父道元之死已有三年之久。可朱浑道元之死，应当在天保末。《北齐书·可朱浑元传》：“皇建初，配享世宗庙庭。”则道元卒于孝昭帝皇建二年（561）以前。《北齐书·文宣帝纪》：天保八年（557）四月，以“前大将军、扶风王可朱浑道元为太傅”；天保九年十二月戊寅（559年初）“以太傅可朱浑道元为太师”。天保十年（559）十月文宣帝死后，到废帝乾明元年（560）八月二王政变为止，大臣官爵有许多变动，却不见有提及贵为三师的可朱浑道元者，合理的解释只能是，他已经不在了。所以我认为，可朱浑道元死于天保十年，即公元559年。墓志说可朱浑孝裕袭扶风王在武成帝河清元年十二月中（563年初），这中间，除了文宣帝死所造成的延宕，主要是受了可朱浑天和的连累。

虽然孝昭帝以可朱浑道元配享世宗（文襄）庙，而且两年之后武成帝允许可朱浑孝裕袭封扶风王，但经过可朱浑天和丧败的打击，这一家族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等，都被削弱了。重振家声，除了需要优秀的年轻一代，还应当有其它因素。墓志称“邓骘之荣，我为嗣美”，便是指此。邓骘，邓禹之孙，邓训之子，和熹邓皇后之兄，东汉外戚之英[47]。志文援邓骘以比孝裕，则知孝裕姊妹有在武成帝宫掖者。孝裕之贵，或由于此。

墓志叙可朱浑孝裕历官，起家员外散骑侍郎，为集书省散官，此后全都是在禁军供职。从若曷直荡第二副都督、直斋之禁军中级军官[48]，历经直閤将军、武卫大将军这样的禁军高级将领，最后做到右卫大将军，已经是仅次于领军的禁军统帅了。东魏北齐特重禁军，禁军兵源依靠所谓“九州勋人”，即六镇内迁的镇民。墓志说可朱浑孝裕“爰处禁戎，兼督骁武，英杰之气，足冠时雄”，这其实是多数六镇后裔共同的人生之旅。照理，六镇后裔生长内地，也应当有一个文化面貌上的变化过程，进而影响到他们的人生道路，即淡化武人色彩。但是，周、齐和陈三国间的对抗与战争，使北齐和北周的内迁镇民长时期纳入军事管理体制，变化甚微。

而可朱浑孝裕本人，就以禁军将领的身份，参加了对陈的战争，寿阳之役兵败被俘，死于建康。

三、关于可朱浑孝裕之死

可朱浑孝裕墓志云：“俄尔江湖不静，伧楚放命。爰命虎臣，扬旌讨扑。”这是指陈将吴明彻所领导的对北齐淮南地区的北伐，时间是陈宣帝太建五年、北齐后主武平四年（573）。《陈书》卷五宣帝本纪：“（太建五年）三月壬午，分命众军北伐，以镇前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吴明彻都督征讨诸军事。……己丑……北讨大都督吴明彻统众十万，发自白下。”[49] 这是一场旨在争夺淮南的战役，要改变军事上的穷蹙被动局面，陈就需要把防线从长江北推至淮河，在淮南建立战略纵深带，恢复齐梁时候的南北态势。因此，战事一开始，就从上游的郢州到下游的瓜步，全线渡江，克城拔戍。

根据墓志，可朱浑孝裕为右卫大将军，在武平四年“五月中”。这一年五月朔丙寅[50]，而五月上旬，瓦梁城（己巳）、庐江郡城（甲戌）都已经为陈军所克，随后，沿江重镇历阳（丙子）、齐昌（乙酉）也先后失落，战局一边倒[51]。这个时候孝裕升迁，其背景应当是北齐的一次援救行动。墓志说：“王披坚执锐，亲率旗鼓，萁张翼舒，左婴右拂，思欲顾盼而平陇蜀，欬唾而荡荆扬。”可朱浑孝裕大概属于较早的援军，故得入寿阳城。墓志文字显示，孝裕及其所部还没有投入到淮南战场上，就被围困在寿阳城内。吴明彻大军于七月攻克寿阳外城，此后，围困寿阳城两个半月，十月乙巳日，城溃，“生禽王琳、王贵显、扶风王可朱浑孝裕、尚书卢潜、左丞李騊駼，送京师” [52]。墓志说“时不利兮，奄同遂古”，就是指孝裕做了俘虏、未能生还的事实。

寿阳俘虏中，王琳被杀于淮南，后枭其首于朱雀航。其余诸人，命运各不相同。关于寿阳被俘的北齐文武官员，以《北史·卢潜传》记载最为清楚：“寿阳城中青黑龙升天，城寻陷。潜及行台仆射王贵显、特进巴陵王王琳、扶风王可朱浑孝裕、武卫将军奚永乐、仪同索景和、仁州刺史郦伯伟、霍州刺史封子绣、秦州刺史高子植、行台左丞李騊駼等督将五十八，军士一万皆没焉。陈人杀王琳，余皆囚于东冶。”[53]与《陈书·吴明彻传》比较，多出了很多，这是因为《北史》所记，包括了淮南战役中各个战场的被俘人员，如仁州刺史郦伯伟、霍州刺史封子绣、秦州刺史高子植，都是在各自的州城陷落时被俘的。这些俘虏到了建康之后，都被关押在东冶。

墓志说可朱浑孝裕“以大齐武平五年五月十一日薨于扬州之地，春秋年卅八”，但是没有交代是怎么死的。如果是如卢潜那样“闭气而死”，杀身成仁，那么照理墓志会有所奖饰。我怀疑可朱浑孝裕是被“明正典刑”杀掉的。寿阳被俘诸人，以王琳位望最高，其次便是扬州刺史王贵显、右卫大将军可朱浑孝裕、行台尚书卢潜。这四个人，王琳早就被杀，其余三人都被送到建康。卢潜以北朝士族高门的身份，似乎还受到一定的礼遇，但他很快就死了。王贵显既是侯景旧将[54]，很可能也是鲜卑化的北镇胡族，这一背景使陈朝君臣对他不会有好感。可朱浑孝裕官爵高于王贵显，鲜卑族背景更突出。陈宣帝如果要在某种仪式上杀俘祭刀，这两个人最难逃脱。可朱浑孝裕死于武平五年五月十一日，已在被俘七个月之后。案吴明彻“（太建）六年，自寿阳入朝”[55]。很可能，在吴明彻入朝之时或稍后，建康举行了某种仪典，可朱浑孝裕就死在这个时候。

被俘诸人，多数没有被杀，其中有些人还有机会逃走。《北史·卢潜传》：“时李騊駼将逃归，并要潜。”这是逃得比较早的，还有被俘四、五年以后，才找到机会北逃的。《北齐书·封隆之传》，隆之子子绣，“陈将吴明彻侵略淮南，子绣城陷被送扬州。齐亡后，逃归。隋开皇初，终于通州刺史”[56] 。案卢潜、郦伯伟、封子绣这些人，都出自华北旧族，这一背景对于他们在建康的遭际，或许是有帮助的。

墓志说可朱浑孝裕“神骸不反，魂气空归”，是指孝裕的尸体未能北返，这个墓只是个衣冠冢。据《北史·卢潜传》，卢潜“于是闭气而绝，其家购尸归葬”，其尸体是回到北方了的。可朱浑孝裕身为贵族，可朱浑氏必定也出力“购尸”，未能成功的原因，大概是由于死亡方式不同。这里也可以看出，南朝政权对待华夏旧门和对待鲜卑人，是有区别的。

墓志：“诏赠使持节、都督常安平南北二营州五州诸军事、尚书右仆射、司空公、常州刺史。”齐置常州不见于史。我怀疑为齐末所置，升常山郡而为常州。常山郡本属定州。由于六镇内迁镇民进入华北后，最先屯聚于定州，其后定州英雄城更成为镇民世居之地，东魏、北齐有六镇背景者视定州刺史为佳选，生前乐为其职，死后愿得荣赠。在这种情况下，从定州中分出常州，可能也是为了要适应这一需要。

根据墓志，可朱浑孝裕“葬于邺城西廿里野马岗”。野马岗的位置，在邺城以西偏南的高垅上。《北史》记载魏废帝（安定王）元朗死后，“葬于邺西南野马岗”[57]。孝裕衣冠冢营葬的时间，是“武平七年五月戊寅”，距孝裕之死已有两年。这两年间，可朱浑家可能期望能得到他的尸体。可是“神骸不反，魂气空归”，只好以衣冠下葬。野马岗这一带，也许是可朱浑家族墓地，诚如是，将来还有望看到可朱浑道元、可朱浑天和等人的墓志。

武平七年（576），也就是隆化元年。这一年十月，周武帝发动了灭齐的战争。到年底，齐后主禅位皇太子，改元隆化。改元后不到一个月，周师入邺，北齐灭亡了。可朱浑孝裕衣冠冢营葬的时候，去北齐崩溃只有半年了，然而从墓志看，一切似乎都很正常，没有任何特殊的迹象。

注释

[1]可朱浑孝裕因寿阳之战被俘而见载于史：《陈书》卷九《吴明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162页；《北史》卷三○《卢潜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085页。《资治通鉴》卷一七一陈宣帝太建五年十月作“可朱浑道裕”，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5328页。《册府元龟》卷三六八将帅部攻取一引吴明彻克寿阳城（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明本，1960年，4381页），同《陈书》与《北史》，《陈书》卷九之“校勘记”第13条，据此疑《通鉴》“未知何据”，见第167页。今《可朱浑孝裕墓志》既出，正误遂明。

[2] 学者注意到北朝多以字行，解释不一。钱大昕以为“当时风俗敦朴，不以称字为嫌也”，见《廿二史考异》卷三一，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596页。他举出的例子，包括了胡、汉多种情况。但是，不嫌称字，而名、字兼备，对于内入胡族，特别是对于魏末内入的六镇军民，还具有更深层的动机：六镇鲜卑化各族人士本来只有胡名，以军功提高社会地位、登上政治舞台以后，不得不卷入到汉化的潮流中，而认同华夏传统的表现之一，就是取华夏名、字；遂以原有胡名为字，从胡名中提取一个字音作名，如可朱浑道元之道元，当是胡名，提取“元”作名，从而名、字兼备；由于习惯的力量，新的汉名使用一定不及原有胡名普遍和经常，以字行便是这样一种历程的曲折反映。同样的例证，如万俟普字普拨，万俟洛字受洛干，刘丰字丰生，等等。

[3] 《北齐书》卷二七《可朱浑元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376-377页。《北史》卷五三《可朱浑元传》，第1900-1901页。今本《北齐书》之卷五三，既非李百药旧貌，又与《北史》不同，钱大昕疑“似经后人删改，或百药书亡，而以《高氏小史》补之乎”，见《廿二史考异》卷三一， 第593页。对比两书之《可朱浑元传》，互有详略，“以《高氏小史》补”《北齐书》缺卷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4] 《北齐书》卷九之“校勘记”第2条，第380页。

[5] 林宝：《元和姓纂》，附岑仲勉四校记本，郁贤皓、陶敏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965页。

[6] 《太平御览》卷一二一，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60年，第585页。

[7] 《晋书》卷一一○《慕容儁载记》，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834-2835页；同书卷一一一《慕容暐载记》，第2847页、2848页、2853页。

[8] 《太平御览》卷一二一，第584页。

[9] 《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014页。

[10] 林宝：《元和姓纂》，第1544页。

[11] 《宋本广韵》入声卷五之十二曷韵，北京：中国书店影印本，1982年，第463页。

[12] 《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之“校勘记”第43条，3023页。

[13] 邓名世撰、邓椿年编：《古今姓氏书辩证》卷三七之十二曷韵，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922册，第359页。

[14] 林宝：《元和姓纂》，第965页。

[15] 郑樵：《通志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89页。

[16]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226-229页；陈连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第68-69页。

[17] 林宝：《元和姓纂》，第965页。案郑樵《通志·氏族略》谓前燕有散骑常侍可足浑常，此可朱浑常与可足浑恒，应当是同一个人。

[18] 王应麟：《姓氏急就篇》卷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948册，第697页。

[19] 《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太延元年：“三月癸亥，冯文通遣大将渴烛通朝献，辞以子疾。”84页。

[20] 辽东鲜卑之名，屡见于《后汉书》，而《晋书》卷一○八《慕容廆载记》及汤球辑本《十六國春秋》卷二三《前燕录》，不言慕容氏为辽东鲜卑。《宋书》卷九六《吐谷浑传》称吐谷浑“辽东鲜卑也”，《魏书》卷一○一《吐谷浑传》亦谓吐谷浑“本辽东鲜卑徒河涉归子也”，《周书》卷五○《吐谷浑传》云吐谷浑“本辽东鲜卑慕容廆之庶兄也”，皆明确指称慕容鲜卑为辽东鲜卑。《慕容廆载记》云：“曾祖莫护跋，魏初率其诸部入居辽西……父涉归，以全柳城之功，进拜鲜卑单于，迁邑于辽东北。”辽东鲜卑之号，当溯源于涉归之迁辽东，而此一名号之确立，或在拓跋鲜卑兴盛于代北之后，也许是拓跋部的观点。

[21] 林宝：《元和姓纂》，第965-966页。案岑校本在“南迁”与“河南”间分句，误。

[22] 《魏书》卷一○三《高车传》，第2310页。

[23]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第227-228页。

[24] 《魏书》卷八七《节义传》，第1892页。

[25]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第228页。

[26] 陈连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第68页。

[27] 《魏书》卷八○《朱瑞传》，第1769-1770页。

[28] 《宋本广韵》，第284-285页。

[29] 《魏书》卷九《肃宗纪》，第236-237页。

[30] 《魏书》卷18《广阳王深（渊）传》，第430-431页。

[31] 《魏书》卷一○六上《地形志上》，第2504页。

[32] 王仲荦：《北周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087页。

[33]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三一《北齐书》之“步大汗萨传”条，谓“太安、神武、广宁皆六镇改州所置之郡”，第599页。

[34] 证实朔州侨治寿阳的铁证，是1973年出土于山西寿阳的北齐厍狄回洛及其妻妾墓志，志文明确说北齐时朔州侨治并州寿阳城。参看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北齐厍狄回洛墓》，《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第377-402页；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碑碣》，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3-25页；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15-416页。

[35] 朔州领五郡，据《元和郡县图志》，其神武郡故城在寿阳县北三十里，见卷十三河东道二，贺次君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69页。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卷一四九山西省平定州古迹门寿阳县“神武故城”条，考证东魏北齐之朔州五郡县名，各有痕迹保留于寿阳县地名中，曰：“按《魏书·地形志》，神武郡首领尖山县，今有尖山在县北；又太安郡首领狄那县，今有太安镇及狄那寨在县西；又广宁郡首领石门县，今有石门在县东；又太平郡首领太平县，今有太平乡太平村在县东。盖一州五郡，皆侨置县境，不独神武矣。”“广牧故城”条：“《魏书·地形志》附化郡有广牧县，后废。”均见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第6976页。此书所录“浮化水”、“浮化山”，当与附化郡有关。同书同卷关隘门“太安驿”条：“在寿阳县西五十里太安镇，即后魏太安郡地。”见第6981页。这是非常坚实的研究，不仅由此可以推论出朔州侨治寿阳，而且，朔州所有郡县，几乎都在寿阳城四周。这一带应当是朔州籍六镇内迁人员的集中地区。太安驿，至今仍为寿阳一大镇。

[36] 著籍朔州的内迁人士，其葬地不同，或反映其家庭住址的不同。比如，前举《厍狄回洛墓志》云回洛“朔州部落人”，比《北齐书》与《北史》之《厍狄回洛传》“代人也”的说法要准确，可惜也并未交代其著籍于朔州何郡何县。墓志说回洛死于邺，窆于晋阳，而葬于朔州城南（即寿阳城南）。这很有可能是由于厍狄回洛一家居住在朔州城内。而可朱浑孝裕一家虽然著籍于朔州太安郡狄那县，其安葬地却在邺城附近，盖由于可朱浑家住在邺城。这个时期，大多数的内迁镇民即“九州勋人”，都家在侨州郡所在的并、肆、汾等州，许多勋贵如厍狄回洛也不例外，这才是高氏政权重晋阳甚于邺都的原因。

[37] 《北史》卷五三《薛修义传》，沙苑之败，高欢徙秦（案疑秦当作泰）、南汾、东雍三州人于并州，又欲弃晋，以遣家属向英雄城，修义谏曰：“若晋州败，定州亦不可保。”见第1918页。据此，定州英雄城是六镇镇民的聚居地之一，其传统肇始于鲜于修礼之时。可朱浑道元家在定州，却著籍朔州太安郡狄那县，由此可知实际居住地与著籍之间并不严格挂钩。

[38] 《资治通鉴》卷一六八陈文帝天嘉元年二月，5197页。

[39] 中华书局点校本《北齐书》卷三四“校勘记”第1条，谓此卷之《杨愔传》可能抄自《北史》，而附传四种，似非本于《北史》，“疑仍是采取某种史抄”，见第461页。所论甚是，可惜点校者没有举出《资治通鉴考异》这一条，特赘于此。

[40] 据万斯同《北齐将相大臣年表》，高归彦于天保五年开始任领军，见《二十五史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4674页。万斯同把高归彦任职的时间，一直延伸到武成帝河清元年，这是不对的。归彦在杨愔被杀以后，复为领军，中间曾一度解任。《北史》卷五一《高归彦传》载归彦“以讨侯景功，别封长乐郡公，除领军大将军，领军加大，自归彦始也。”这里，在长乐郡公后应当句断。

[41] 据《北史》卷七《齐本纪中》，乾明元年二月，以归彦为司空，与《高归彦传》异。归彦解领军，当在此时。

[42] 最早置京畿大都督，可能在尔朱荣时。荣既诛洛阳朝官，亦不复信任洛阳禁军，所以在改造禁军的同时，也设置京畿大都督来安置自己的心腹军队。史书所见最早为京畿大都督者，是尓朱度律，见《魏书》卷七五《尔朱度律传》，1672页。

[43] 《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天平四年夏，罢六州都督，悉隶京畿，其京畿大都督仍不改焉。立府置佐。”见第3004页。

[44] 《北史》卷七《齐本纪中·孝昭纪》，第269页。

[45] 《北史》之卷七《齐本纪中·孝昭纪》，第268页；卷四一《杨愔传》，第1505页；卷五一《高归彦传》，第1856页。

[46] 《北史》卷五一《高元海传》，第1852-1853页。

[47] 《后汉书》卷十六《邓骘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612-617页。

[48] “若曷”不得解，待考。直荡，属禁卫军系统的左右卫府。《隋书》卷二七《百官志中》左右卫府下，有御仗、直荡、直卫、直突、直阁等，是直荡为左右卫所领之一营。直荡属官，“有直荡正副都督、直入正副都督、勋武前锋正副都督、勋武前锋五藏等员”。以上见《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758页。案东魏北齐有中军副都督、亲信副都督，皆营府有副都督之证。此墓志之第二副都督，为史书所未见。

[49] 《陈书》卷五《宣帝纪》，第83页。

[50] 陈垣：《二十史朔闰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79页。

[51] 《陈书》卷五《宣帝纪》，第84页。

[52] 《陈书》卷九《吴明彻传》，第162页。

[53] 《北史》卷三十《卢潜传》，第1085-1086页。

[54] 侯景叛乱时，王贵显身为侯景的中军大都督，留守寿春，见《南史》卷八十《侯景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998页。

[55] 《陈书》卷九《吴明彻传》，第163页。

[56] 《北齐书》卷二一《封隆之传》，第306页。

[57] 《北史》卷五《魏本纪》，第169页。

本文原载于《北大史学》第8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现收入《王化与山险》一书。感谢罗新先生授权发布。

专辑策划：夏炎、王庆卫

专辑编辑：韩玄晔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