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书》曰：“抚我则后，虐我则仇。”《尸子》曰：“昔周公反政，孔子非之曰：‘周公其不圣乎!以天下让，不为兆人也。’”(议曰：昔尧称：“吾以天下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吾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遂禅于舜。”今周公不以天下为务，而自取让名，非为圣达节者也，故孔子非之。)董生曰：“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古语曰：“穷鼠嚙狸，匹夫奔万乘。”故黄石公曰：“君不可以无德，无德则臣叛。”孙卿曰：“能除患则为福，不能则为贼。”(孙卿子曰：“昔者天子初即位。上卿进曰：‘能除患则为福，不能则为贼。’授天子一策。中卿进曰：‘先事虑事谓之接，接则事优成;先患虑患谓之豫，豫则祸不生;事至而后虑者谓之后，后则事不举;患至而后虑者谓之因，因则祸不御。’授天子二策。下卿进曰：‘庆者在堂，吊者在闾，祸与福邻，莫知其门。豫哉!豫哉!’授天子三策。此诫之至也。”)

何以明之?昔文王在酆，召太公曰：“商王罪杀不辜，汝尚助余忧人，今我何如?”太公曰：“王其修身、下贤、惠人，以观天道。天道无殃，不可以先唱;人道无灾，不可以先谋。必见天殃，又见人灾，乃可以谋。与民同利，同利相救，同情相成，同恶相助，同好相趋。无甲兵而胜，无冲机而攻，无渠堑而守。利人者，天下启之;害人者，天下闭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取天下若逐野兽，得之而天下皆有分肉。若同舟而济，皆同其利;舟败，皆同其害。然则皆有启之，无有闭之者矣。无取于民者，取民者也;无取于国者，取国者也;无取于天下者，取天下者也。(议曰：沛公之起也，虎啸丰谷，饮马秦川，财宝无所收，妇女无所取，降城则以侯其将，得赂则以分其士而已。无私焉，所私者，私于天下也。故老子曰：“夫唯不私，故能成其私。”是知无取人，是乃大取也。)取民者，民利之;取国者，国利之;取天下者，天下利之。故道在不可见，事在不可闻，胜在不可知。微哉!微哉!鸷鸟将击，卑身翕翼;猛兽将搏，俯耳俯伏;圣人将动，必有愚色。惟文惟德，谁为之式?弗观弗视，安知其极?今彼殷商，众口相惑。吾观其野，草茅胜谷;吾观其群，众曲胜直;吾观其吏，暴虐残贼，败法乱刑，而上不觉，此亡国之则也。”文王曰：“善。”

(贾子曰：“殷汤放桀，武王杀纣，此天下之所同闻也。为人臣而放其君，为人下而杀其上，天下之至逆也。而所以长有天下者，以其为天下开利除害，以义继之也。故声名称于天下而传于后世也。”太公曰：“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也，与天下同利者，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失天下。天有时，地有利，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者，天下归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者，义也。义之所在，天下归之。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也。”)

楚恭王薨，子灵王即位。群公子因群丧职之族，杀灵王，而立子干。立未定，弟弃疾又杀子干而自立。(弃疾，平王也。五人皆恭王子也。)

初，子干之入也，韩宣子问于叔向曰：“子干其济乎?”对曰：“难。”宣子曰：“同恶相求，如市贾焉，何难?”对曰：“无与同好，谁与同恶?取国有五难：有宠而无人，一也(宠须贤人而固也。);有人而无主，二也(虽有贤人，当须内主为应也。);有主而无谋，三也(谋，策谋也。);有谋而无民，四也(民，众也。);有民而无德，五也(四者既备，当以德成也。)。子干在晋，十三年矣。晋、楚之从，不闻达者，可谓无人;族尽亲叛，可谓无主(无亲族在楚。);无虑而动，可谓无谋(召子干时，楚未有大虑也。);为羁终世，可谓无人(终身羁客在晋，是谓无民。);亡无爱征，可谓无德(楚人无爱念之者。)。王虐而不忌(灵王暴虐，无所畏忌，将自亡也。)，楚君子干，涉五难以杀旧君，谁能济之?有楚国者，其弃疾乎?君陈、蔡，城外属焉(城，方城也。时穿封戍既死，弃疾并领陈事也。)。苛慝不作，盗贼伏隐，私欲不违，民无怨心。先神命之，国人信之。芊姓有乱，必季实立，楚之常也。

获神，一也(当璧拜也);有民，二也(人信之也);命德，三也(无苛慝也);宠贵，四也(贵妃子也);居常，五也(弃疾，季也。)。有五利以去五难，谁能害之?子干之官，则右尹也;数其贵宠，则庶子也;以神所命，则又远之。其贵亡矣，其宠弃矣(父既殁矣)。民无怀焉(非令德也)，国无与焉(无内主也)，将何以立?”

宣子曰：“齐桓、晋文不亦是乎?”(皆庶贱也)对曰：“齐桓，卫姬之子也，有宠于僖，有鲍叔牙、宾须无、隰朋以为辅佐;有莒、卫以为外主(齐桓奔莒、卫，有舅氏之助。);有国、高以为内主(国氏、高氏，齐上卿也。);从善如流，下善齐肃(齐，严。肃，敬。);不藏赂(清也)，不从欲(俭也)，施舍不倦，求善不厌。以是有国，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宠于献公，好学不怠，生十七年，有士五人(狐褗、赵衰、颠颉、魏武子、司空季子，五士从出者也。)。有先大夫子余、子犯以为腹心(子余，赵衰。子犯，狐偃。)，有魏犨、贾佗以为股肱，有齐、宋、秦、楚以为外主(齐妻以女，宋赠以马，楚王飨之，秦伯纳之。)，有栾、郄、狐、先以为内主(谓栾枝、郄縠、狐突、先轸也。)，亡十九年，守志弥笃。惠、怀弃民，从而与之。献无异亲，民无异望(献公之子九人，惟文公在。)。天方相晋，将何以代之。此二君者，异于子干。恭有宠子，国有奥主(谓弃疾也)。子干无施于民，无援于外;去晋，晋不送;归楚，楚不迎，何以冀国?”子干果不终，卒立弃疾，如叔向言。

(初，楚恭王无冢嫡。有宠子五人，无适立焉。乃大有事于群望，而祈曰：“请神择于五人者，使主社稷。”乃遍以璧见于群望曰：“当璧而拜者，神所立也。”乃密埋璧于太室之庭，使五人齐，而长幼入拜。康王跨之，灵王肘加焉，子干、子晰皆远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压纽。平王即弃疾也。)

鲁昭公薨于干侯。赵简子问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何也?”对曰：“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贰。故天有三辰(谓有三也)，地有五行(谓有五也)，体有左右(谓有两也)，各有妃耦(谓陪贰也)。王有公，诸侯有卿，皆其贰也。天生季氏，以贰鲁侯，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鲁君世纵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奉之无常，人言唯德也。)，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主所知也(三后，虞、夏、商也。)。在《易》卦，雷乘干曰“大壮”□(干下震上，大壮。震在上，故曰：“雷乘干”也。)，天之道也(干为天子，震为诸侯，而在干上。君臣易位，犹人臣强壮，若天上有雷也。)。政在季氏，于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国?是以为君，慎器与名(器，车、服也。名，爵号也。)，不可以假人。

(议曰：刘向称：“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策也。”夫人臣操权柄、持国政，未有不为害者也。昔晋有六卿，齐有田、崔，卫有孙、宁，鲁有季、孟，常掌国事，世执朝柄。终复，田氏取齐，六卿分晋，崔杼弒其君光，孙林父、宁殖出其君衍、弒其君剽，季氏八佾舞于庭，三家者以雍彻，并专国政，卒遂昭公，皆阴胜而阳行，下失臣道之所致也。”范睢说秦昭王曰：“夫三代所以亡国者，常纵溢驰骋弋猎，不听政事。其所授者，妒贤嫉能，取下蔽上，以成其私，不为主计，而主不觉悟，故失其国。今右秩以上至诸史及王左右，无非相国之人者。见王独立于朝，臣窃为王恐，恐万世之后，有秦国者，非王子孙也。”由是观之，《书》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国。孔子曰：“禄之去公室，政逮于大夫，亡之兆也。”信哉是言也。)

孔子在卫，闻齐田常将欲为乱(专齐国，有无君之心。)，而惮鲍、晏(鲍氏、晏氏，齐之世卿大夫。)，因移其兵以伐鲁(初，田常相齐，选国中女长七尺者三百人，以为后宫，宾客、舍人出入皆不禁。田常后有七十余男，因此以盗齐国也。)。

孔子会诸弟子曰：“鲁，父母之国，不忍观其受敌，将欲屈节于田常以救鲁。二三子谁使?”子贡请使，夫子许之。遂如齐，说田常曰：“今子欲取功于鲁实难，若移兵于吴则可也。夫鲁，难伐之国，其城薄以卑，地狭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伪而无用，其士民又恶甲兵之事，此不可与战。夫吴，城高以厚，地广以深，甲坚以新，士选以饱，重器精兵，尽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难，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难。而以教常，何也?”子贡曰：“夫忧在内者攻强，忧在外者攻弱。今君忧在内矣。吾闻君三封而三不成，是则大臣不听也。今君破鲁以广齐，战胜以骄主，破国以尊臣(晏等帅师，若破国则益尊。)，而子之功不与焉，则交日疏于主。是君上骄主心，下恣群臣，求以成大事，难矣。夫上骄则恣，臣骄则争，是君上与主有隙，下与大臣交争也。如此，则子之位危矣。故曰：不如伐吴。伐吴而不胜，民人外死，大臣内空，是君上无强臣之敌，下无民人之过，孤主制齐者，唯君也。”田常曰：“善。然兵业已加鲁矣，不可更，如何?”子贡曰：“子缓师。吾请救于吴，令救鲁而伐齐，子以兵迎之。”田常许诺。

(子贡遂南说吴王曰：“王者不绝世，霸者无强敌，千钧之重加铢而移。今以万乘之齐而私千乘之鲁，与吴争强，其为患滋甚。且夫救鲁，显名也;伐齐，大利也。以抚泗上诸侯，诛暴齐以服晋，利莫大焉。存亡鲁，实困强齐，智者不疑也。”吴王曰：“善。然吾实困越，越王今苦身养士，有报吴之心。子待吾先伐越，然后乃可。”子贡曰：“越之劲不过鲁，侯之强不过齐，而王置齐而伐越，则齐已平鲁矣。王方以存亡继绝为名，而畏强齐、伐小越，非勇也。勇者不避难，仁者不穷约，智者不失时，义者不绝世，以立其义。今存越示天下以仁，救鲁伐齐，威加晋国，诸侯相率而朝吴，霸业成矣。且王必或恶越，臣请东见越王，令出兵以从，此则实空越，而名从诸侯以伐也。)吴王悦，乃使子贡之越。

越王郊迎，自为子贡御，曰：“此蛮夷之国也，大夫何足俨然辱临之?”子贡曰：“今者，吾说吴王以救鲁伐齐，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吾伐越乃可。’如此，则破越必矣。且无报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报人之志而使人知之，殆也;事未发而先闻，危也。三者举事之大患也。吴王为人猛暴，群臣弗堪;国家疲于数战，士卒不忍;百姓怨上，大臣内变;子胥以谏死，太宰嚭用事，顺君之过，以安其私：此王报吴之时也。诚能发卒佐之以激其志，重宝以悦其心，卑辞以尊其礼，则伐齐必矣。此圣人之所谓屈节以期远者也。彼战不胜，王之福也。若胜，必以兵临晋。臣还北请见晋君，共攻之，其弱吴必也。其锐兵尽于齐，重甲困于晋，而王乘其弊，灭吴必矣。”越王许诺，乃使大夫种以三千人助吴。

吴遂伐齐于召陵，果以兵临晋，遇以黄池。越王袭吴之国，遂灭吴。孔子曰：“夫其乱齐、存鲁，吾之始愿也。若乃强晋以疲吴，使吴亡而越霸，赐之说也。美言伤信，慎言哉!”)

秦始皇帝游会稽，至沙丘，疾甚。始皇令赵高为书赐公子扶苏，未授使者，始皇崩。(时始皇有二十余子。长子扶苏，使监兵上郡，蒙恬为将。少子胡亥，爱，请从，上许之。余子莫从。丞相李斯以为上在外崩，无真太子，故秘之。群臣莫知也。)

赵高因留所赐扶苏玺书，而谓公子胡亥曰：“上崩，无诏封王诸子而独赐长子书。长子至，即位为皇帝，而子无尺寸之地，为之奈何?”胡亥曰：“固然也。吾闻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既捐命，不封诸子，何可言也!”赵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权，存亡在子与高及丞相耳，愿子图之。且夫臣人与见臣于人，制人与见制于人，岂可同日而道哉!”胡亥曰：“废兄而立弟，是不义也;不奉父诏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谫，强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高曰：“臣闻汤、武杀其主，天下称义焉，不为不忠;卫君杀其父，而卫国载其德，孔子着之，不为不孝(议曰：乱臣贼子，自古有之。生而楚言，可为痛哭者，胡亥是也。)。夫大行不细谨，大德不辞让。乡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故顾小而忘大，后必有害;狐疑犹豫，后必有悔。断而敢行，鬼神避之，后有成功。愿子遂之也。”胡亥喟然叹曰：“今大行未发，岂宜以此事干丞相哉!”高曰：“时乎时乎!间不及谋。赢粮跃马，唯恐后时!”

胡亥既然高之言，乃谓丞相斯曰：“上崩，赐长子书，与丧俱会咸阳，而立为嗣。书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事将何以?”斯曰：“安得亡国之言耶!”高曰：“君自料才能孰与蒙恬?功高孰与蒙恬?谋远不失孰与蒙恬?无怨于天下孰与蒙恬?长子旧而信之孰与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责之何深也!”高曰：“高故内宫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笔之吏进入秦宫，管事二十余年，未尝见秦免罢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诛亡。皇帝二十余子，皆君之所知。长子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事，即位必用蒙恬为丞相，君侯终不怀通侯之印归于乡里，明矣。高受诏教习胡亥学法，仁慈笃厚，轻财重士，秦之诸子皆莫及也，可以为嗣。君计而定之。”

斯曰：“斯，上蔡闾巷布衣也。上幸擢为丞相者，固将以存亡安危属臣也。岂可负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几，孝子不勤劳而见危，君其勿复言。”高曰：“盖闻圣人迁徙无常，龙变而从时，见末而知本，观指而睹归。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权，悬命于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从外制中谓之惑，从下制上谓之贼。故秋霜降者草花落，水风摇者万物作，此必然之效也。君侯何见之晚也。”斯曰：“吾闻晋易太子，三世不安;齐桓兄弟争位，身死为戮;纣残贼亲戚，不听谏者，国危丘墟。三者逆天，宗庙不血食，斯其由人哉!安足与谋!”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长久;中外若一，事无表里。君听臣之计，则长有封侯，世世称孤，必有乔、松之寿，孔、墨之智。今释此而不从，祸及子孙，足为寒心。善者因败为福，君何处焉?”斯乃仰天而叹，垂涕太息曰：“既已不能死，安托命哉!”乃听高立胡亥，改赐玺书，杀扶苏、蒙恬。

(初，李斯从荀卿学帝王之术，欲西入秦。辞于荀卿曰：“斯闻得时无怠。今万乘争时，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谈游者之秋也。故斯将西说秦王。”至秦，为吕不韦舍人，不韦贤之，任以为郎。说秦王阴遣谋士赉金玉以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厚给遗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遂吞天下，皆斯之谋也。)

秦二世末，陈涉起蕲，兵至陈。张耳、陈余说涉曰：“大王兴梁、楚，务在入关，未及收河北也。臣尝游赵，知其豪杰，愿请奇兵略赵地。”于是陈王许之，与卒三千。从白马渡河(今滑州白马县界也)，至诸郡县，说其豪杰曰：“秦为乱政虐刑，残灭天下。北为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外内骚动，百姓罢敝，头会箕敛，以供军费，财匮力尽，重以苛法，使天下父子不相聊生。今陈王奋臂为天下唱始，莫不响应。家自为怒，各报其怨，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今已张大楚，王陈，使吴广、周文将卒百万西击秦。于此时而不成封侯之业者，非人杰也。夫因天下之力而攻无道之君，报父兄之怨而成割地之业，此一时也。”豪杰皆然其言。乃行收兵，下赵十余城。

(议曰：班固云：“昔《诗》、《书》述虞、夏之际，舜、禹受禅，积德累仁，数十年，然后在位。殷、周之王，乃由契、稷，历十余世，然后放杀。”秦起襄公，稍蚕食六国，至于始皇，乃并天下。秦既称帝，患周之败，以为诸侯力争，以弱见夺。于是削去五等，堕城销刃，拑语烧书，内锄雄俊，外攘胡越，用一威权，以为万世安。然十余年间，强敌横发乎不虞，谪戍强于五霸，闾阎逼于戎狄，响应喑于谤议，奋臂威于甲兵。向秦之禁，适所以资豪杰，自速其弊也。由是观之，夫豪杰之资，在于虐政矣。)

韩信既平齐，为齐王。项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说齐王，使三分天下。信不听。

武涉已去，蒯通知天下权在韩信，欲为奇策而感动之，以相人说韩信曰：“仆尝受相人之术。”韩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对曰：“贵贱在于骨法，忧喜在于容色，成败在于决断。以此参之，万不失一。”信曰：“先生相寡人如何?”对曰：“愿请间。”信曰：“左右远。”蒯通曰：“相君之面，不过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贵乃不可言。”(背叛则大贵也)信曰：“何谓也?”蒯通曰：“天下初发难，俊雄豪杰建号一呼，天下之士云合雾集，鱼鳞杂沓，烟至风起。当此之时，忧在亡秦而已。今楚汉分争，使天下无罪之人肝胆涂地，父子暴骸、骨肉流离于中野，不可胜数。楚人起于彭城，转斗逐北，至于荥阳，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于京、索之间，迫西山而不能进者，三年于此矣。汉王将数十万之众，距巩、洛，阻山河之险，一日数战，无尺寸之功，折北不救，败荥阳，伤成皋，还走宛、叶之间，此所谓智勇俱困者也。

夫锐气挫于险塞，而粮食竭于内藏，百姓罢极，怨望容容无所依倚。以臣料之，其势非天下圣贤，固不能息天下之祸。当今两主之命悬于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臣愿披腹心，输肝胆，效愚计，恐足下不用也。诚能听臣之计，莫若两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势莫敢先动。夫以足下之贤圣，有甲兵之众，据强齐，从燕、赵，出空虚之地而制其后，因民之欲，西向为百姓请命，则天下风起而响应矣，孰敢不听!割大弱强，以立诸侯，诸侯已立，天下服听而归德于齐。案齐之故，有胶、泗之地，怀诸侯以德，深拱揖让，则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于齐矣。盖闻：天与不敢，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愿足下熟虑之。”

韩信曰：“汉王遇我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向利背义乎!”蒯生曰：“足下自以为善汉王，欲建万世之业，臣窃以为误矣。始常山王、成安君为布衣时，相与为刎颈之交，后争张黡、陈泽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奉项婴头，鼠窜归于汉王。汉王借兵东下，杀成安君泜水之南，头足异处，卒为天下笑。此二人相与，天下至欢。然而卒相擒者，何也?患生于多欲，人心难测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于汉王，必不能固于二君之相与也，而事多大于张黡、陈泽。故臣以为足下必汉王之不危己，亦误矣。大夫种、范蠡，存亡越、霸勾践，立功成名而身死亡。谚曰：‘野兽尽而猎狗烹，敌国破而谋臣亡。’夫以交友言之，则不如张耳之与成安君也;忠信言之，则不过大夫种之于勾践也。此二人者，足以观矣。愿足下深虑之。且臣闻：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盖天下者不赏。臣请言大王功略：涉西河，虏魏王，擒夏说，引兵下井陉，诛成安君，徇赵、胁燕、定齐，南摧楚人之兵二十万，东杀龙且，西向以报，此所谓功无二于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载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以归楚，楚人不信;归汉，汉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归乎?夫势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窃为足下危之。”韩信谢曰：“先生且休矣!我将念之。”

后数日，蒯通复说曰：“夫听者，事之候;计者，事之机也。听过计失而能久安者，鲜矣。听不失一二者，不可乱以言;计不失本末者，不可纷以辞。夫随厮养之役者，失万乘之权;守儋石之禄者(一儋，一斛之余也。)，缺卿相之位。故智者，决之断也;疑者，事之害也。审毫厘之小计，遗天下之大数，智诚知之，决不敢行者，百事之祸也。故猛虎之犹豫，不如蜂虿之致螫;骐骥蹢躅，不如驽马之安步;孟贲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虽有舜、禹之智，沉吟而不言，不如喑聋之指麾也。夫功者，难成而易败;时者，难得而易失也。时不再来，愿足下详察之。”韩信犹豫不忍背汉，又自以为功多，汉王终不夺我齐，遂谢蒯生。蒯生曰：“夫迫于苛细者，不可与图大事;拘于臣虏者，固无君王之意。”说不听，因去，佯狂为巫。

(议曰：“昔齐崔杼弒庄公，晏子不死君难曰：“君人者，岂以陵人?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亲昵，谁敢任之!”孟子谓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之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虽云：“君，天也。天不可逃。”然臣缘君恩以为等差，自古然矣。韩信以汉王遇厚而不背其德，诚足怜耳!)

吴王濞以子故不朝(孝文帝时，吴太子入朝，侍皇太子饮博，争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投吴太子，杀之。)，及削地书至，于是乃使大大夫应高誂(田鸟反)胶西王，无文书，口报曰：“吴王不肖，有宿夕之忧，不敢自外，使喻其欢心。”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兴于奸雄，饰于邪臣，好小善，听谗贼，擅变更律令，侵夺诸侯之地，征求滋多;诛罚良善，日以益甚。语有之曰：‘舐糠及米。’吴与胶西，知名诸侯也，一时见察，恐不得安肆矣。吴王身有内病，不能朝请二十余年，常患见疑，无以自白。今胁肩累足，犹惧不见释。窃闻大王以爵事有适(直革反)，所闻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得削地而已。”王曰：“然，有之。子将奈何?”高曰：“同恶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同欲相趋，同利相死。今吴王自以为与大王同忧，愿因时修理，弃驱以除患害于天下，抑亦可乎?”王矍然骇曰：“寡人何敢如是?今主虽急，固有死耳，安得勿戴?”高曰：“御史大夫晁错，荧惑天子，侵夺诸侯，蔽忠塞贤，朝廷疾怨，诸侯皆有背叛之意，人事极矣。彗星夕出，蝗虫数起，此万世一时，而愁劳圣人之所起也。故吴王内欲以晁错为讨，外随大王后车，仿徉天下，所乡(音向)者降，所指者下，天下莫敢不服。大王诚幸而许之一言，则吴王帅楚王略函谷关，守荥阳敖仓之粟，距汉兵。治次舍，须大王，大王有幸而临之，则天下可并，两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七国皆反，兵败伏诛。

(太史公曰：汉兴，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至孝景，不复忧异姓。而晁错刻削诸侯，遂使七国俱起，合纵西向，以诸侯大盛，而错为之不以渐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机，岂不以谋哉?)

淮南王安怨望厉王死(厉王长，淮南王安父也。长谋反，槛车迁蜀，至雍，死。上怜之，封其三子，以安为淮南王也。)，欲谋叛逆，未有因也。及削地之后，其为谋益甚。与左吴等日夜按舆地图，部署兵所从入。召伍被与谋，被曰：“上宽赦大王，王复安得亡国之言乎!臣闻子胥谏吴王，吴王不用，胥曰：‘臣今见麋鹿游于姑苏之台。’臣今亦见宫中生荆棘、雾露沾衣也。臣闻：聪者听于无声，明者见于未形。故圣人万举万全。昔文王一动，而功显于世，列为三代，此所谓因天心以动作者也，故海内不期而随。此千岁之可见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吴楚，亦足以喻国家之存亡矣。臣不敢避子胥之诛，愿大王无为吴王之听。

昔秦绝圣人之道，杀术士，燔《诗》、《书》，弃礼义，尚诈力，任刑罚，转负海之粟，致之西河。当是之时，男子疾耕，不足于糟糠;女子纺织，不足以盖形。遣蒙恬筑长城，东西数千里;暴兵露师，常数十万。死者不可胜数，僵尸千里，流血顷亩，百姓力竭，故欲为乱者十家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异物及延年益寿之药，还为伪辞曰：‘臣见海中大神，曰：以令名振男女(振，童男女也。)，与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大悦，遣振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于是百姓悲痛相思，欲为乱者十家而六，又使尉佗逾五岭，攻百越。尉佗知中国劳极，止王不来，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可其万五千人。于是百姓离心瓦解，欲为乱者十家而七。

客谓高皇帝曰：‘时可矣。’高皇帝曰：‘待之。圣人当起东南间。’不一年，陈胜、吴广发矣。高皇始于丰沛一唱，天下不期而响应者，不可胜数。此所谓蹈瑕候间，因秦之亡而动者也。百姓愿之，若旱之望雨，故起于行阵之中而立为天子，功高三王，德传无穷。今大王见高皇得天下之易也，独不观近世之吴楚乎?夫吴王赐为刘氏祭酒，授几杖而不朝，王四郡之众，地方数千里，内铸铜以为钱，东煮海以为盐，上取江陵木为船，国富人众。举兵而西，破于大梁，败于狐父，奔走而东，至于丹徒，越人擒之，身死绝祀，为天下笑。夫以吴越之众，不能成功者，何也?诚逆天道而不知时也。方今大王之兵众不能十分吴楚之一，天下安宁又万倍于秦时，愿大王从臣之计。大王不从臣之计，今见大王事必不成而语先泄也。臣闻：微子过故国而悲，于是作《麦秀之歌》;是痛纣之不用王子比干也。故孟子曰：‘纣贵为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是纣先自绝于天下久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也。今臣亦窃悲大王弃千乘之尊，必且赐绝命之书，为群臣先死于东宫也。”(王时所居)于是王气怨结而不扬，涕满眶而横流，即起，历阶而去。

后复问伍被曰：“汉庭治乱?”被曰：“窃观朝廷之政，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长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举措遵古之道，风俗纲纪未有所缺。南越宾服，羌僰入献，东瓯入降，广长杨(塞名)，开朔方，匈奴拆翅伤翼，失援不振。虽不及古太平之时，然犹为治也。王欲举事，臣见其将有祸而无福也。”王怒，被谢死罪。王曰：“陈胜、吴广无立锥之地，千人之众，起于大泽，奋臂大呼而天下响应，西至于戏(许直反)，而兵百万。今吾国虽小，然而胜兵者可得十余万，非直适戍之众、鐖凿棘矜也(大镰谓之剀，五哀反。或是鐖矜，因其巾反。)，公何以言有祸无福?”被曰：“秦无道，残贼天下。与万乘之驾，作阿房(音旁)之宫，收太半之赋，发闾左之戍，父不宁子，兄不便弟，政苛刑峻，天下熬然若焦，民皆引领而望，倾耳而听，悲号仰天，扣心而怨上，故陈胜一呼，天下响应。当今陛下临制天下，一齐海内，泛爱蒸庶，布德施惠。口虽未言，声疾雷霆;令虽未出，化驰如神;心有所怀，威动万里;下之应上，犹影响也。而大将军材能不特章邯、扬熊也。大王以陈胜、吴广喻之，被以为过。”

王曰：“苟如公言，不可徼幸耶?”被曰：“被有愚计。”王曰：“奈何?”被曰：“今朔方之郡田地广，水草美，民徙者不足以实其地。可伪为丞相御使请书，徙郡国豪杰任侠及有耐罪以上(轻罪不致于髡，完其耐鬓，故曰：“耐”。又曰：“律”。耐为司寇，耐为鬼薪、白粲。耐，犹任也。)，赦令除，家产五十万以上者，皆徙其家属朔方之郡，益发甲卒，急其会日。又伪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诏狱，逮诸侯太子幸臣(宗正有左右都司空，上林有水司空，皆主囚徒官也。)。如此则民怨、诸侯惧，即使辩武(人名)随而说之，傥可徼幸，十得一乎?”王曰：“此可也。”欲如伍被计。使人伪得罪而西，事大将军、丞相;一日发兵(发淮南兵)，使人即刺杀大将军青，而说丞相下之，如发蒙耳。又欲令衣求盗衣，持羽檄，从东方来，呼曰：‘南越兵入。’欲因以发兵。未得发，会事泄，诛。

(武帝时，赵人徐乐上书言世务曰：臣闻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谓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陈涉无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后，乡曲之誉非有孔鲁、墨子之贤，陶朱、猗顿之富也。然起穷巷，奋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风从，此其故何也?由其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乱而政不修，此三者，陈涉所以为资也。是谓之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何谓瓦解?曰：吴、楚、齐、赵之兵是也。七国谋为大逆，号皆乘万乘之君，带甲数十万，威足以严其境内，财足以劝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为禽于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权轻于匹夫而兵弱于陈涉也。当是之时，先帝之德泽未衰，而安土乐俗之民众，故诸侯无境外之助。此之谓瓦解。

由是观之，天下诚有土崩之势，虽有布衣、穷处之士或首恶而危海内，陈涉是也;况三晋之君或存乎?天下虽大，未有治也。诚能无土崩之势，虽有强国劲兵，不待旋踵而身已擒矣，吴、楚、齐、赵是也;况群臣百姓，能为乱乎哉?此二体者，安危明要也，贤主之所宜留意而深察也。间者，关东五谷数不登，推数循治而观之，则人且有不安其处者矣。不安故易动，易动者，土崩之邻也。愿修之庙堂之上，销未形之患也。)

后汉灵帝以皇甫嵩为将军，讨破黄巾，威震天下，而朝政日乱，海内虚困。故信都令阎忠来说嵩曰：“难得而易失者，时也;时至不旋踵者，机也。故圣人顺时以动，智者因机以发。今将军遭难得之运，蹈易骇之机，而践运不抚，临机不发，将何以保大名乎?”嵩曰：“何谓也?”忠曰：“天道无亲，百姓与能。今将军受钺于暮春，收功于末冬，兵动如神，谋不再计，摧强易于折枯，消坚易于汤雪。旬月之间，神兵电扫，封户刻石，南向以报德，威名震本朝，风声驰海外，虽汤武之举，未有高将军者也。今身建不赏之功，体兼高人之德，而北面庸主，何以求安乎?”嵩曰：“夙夜在公，心不忘忠，何故不安?”忠曰：“不然。(议曰：《记》有之，亲母为其子扢秃出血，见者以为爱子之至。使在于继母，则过者以为悷也。事之情一矣，所以从观者异耳。当今政理衰缺，王室多故，将军处继母之位，挟震主之威，虽怀至忠，恐人心自变。窃为将军危之!且吾闻之，势得容奸，伯夷可疑;苟曰无猜，盗跖可信。今拥兵百万，势得为非，握容奸之权，居可疑之地，虽竭忠信，其能谕乎?此田单解裘，所以见忌也。愿将军虑之。”阎生合将此类以破其志，便引韩信喻之，实不解心不忘忠之意，谈说之机，漏于此矣。)

昔韩信不忍一飧之遇，而弃三分之业，利剑以揣其喉，方发悔毒之叹者，机失而谋乖也。今主上势弱于刘、项，将军权重于淮阴，指挥足以震风云，叱咤可以兴雷电。赫然奋发，因危抵颓，崇恩以绥先附，振武以临后服。征冀方之士，动七州之众。羽檄先驰于前，大军响振于后。蹈流漳河，饮马孟津。诛阉宦之罪，除群怨之积。虽童儿可使奋拳以致力，女子可使褰裳以用命，况厉熊罴之卒，因迅风之士哉?功业已就，天下已顺，然后请呼上帝，示以天命，混齐六合，南面称制。移宝器于将兴，推亡汉于已坠，实神机之至会，风发之良时也。夫既朽之木不雕，衰世之朝难佐。若欲辅难佐之朝，雕朽败之木，是犹逆阪走丸、迎流纵棹，岂云易哉?且今宦竖群居，同恶如市，上命不行，权归近习;昏主之下，难以久居;不赏之功，谗人侧目。如不早图，后悔无及。”嵩惧曰：“非常之谋，不施于有常之势。创国大功，岂庸才所致?黄巾细孽，敌非秦、项，新结易散，难以济业。且民未忘主，天不佑逆。若虚造不冀之功，以速朝夕之祸，孰与委忠本朝，守其臣节?虽云多谗，不过放废，犹有令名，死且不朽。反常之论，所不敢闻。”

(议曰：夫明暗不相为用，能否不相为使。智士不为勇将谋，勇将不为怯将死。自古然矣。故《传》曰：“忠为令德。”非其人犹不可，况不令乎?《军势》曰：“使义士不以财。”故义者不为不仁者死，智者不为暗主谋。所以伊挚去夏，不为伤德;飞廉死纣，不可谓贤。今时昏道丧，九域焚如，而委忠危朝，晏安昏宠，忠不足以救世，而死不足以成义。且为智者，固若此乎?阎忠又合以此意说也。)

忠知说不用，因亡去。

(董卓擅朝政，征皇甫嵩。梁衍说令讨卓。又陶谦等共推朱隽为太史，不使受李傕征，二人皆不从。范晔评曰：“皇甫嵩、朱隽并以上将之略，受脤仓猝之时，值弱主蒙尘，犷贼放命，斯诚叶公投袂之机，翟义鞠旅之日。故梁衍献规，山东连盟，而舍格天之大业，蹈匹妇之小谅。卒狼狈虎口，为智士笑。岂天之长斯乱也，何智勇之不终，甚乎!”

议曰：楚白公胜杀子西，劫惠王。叶公闻白公为乱，率国人攻白公，白公败亡也。)

王莽时，寇盗群发，莽遣将军廉丹伐山东。丹辟冯衍为掾，与俱至定陶。莽追诏丹曰：“将军受国重任，不能捐身中野，无以报恩塞责。”丹惶恐，夜召衍，以书示之。衍因说丹曰：“衍闻之：顺而成者，道之所大也;逆而功者，权之所贵也。是故，期于有成，不问所由;论于大体，不守小节。昔逢丑父伏轼而使其君取饮，称于诸侯;郑祭仲立突而出忽，终得复位，美于《春秋》。盖以死易生，以存易亡，君之道也;诡于众意，宁国存身，贤者之虑也。故《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若夫知其不可而必为之，破军残众，无补于主，身死之日，负义于世，贤者不为，勇者不行。且衍闻之：‘得时无怠。’张良以五代相韩，椎秦始皇于博浪之中，勇冠乎贲、育，名高于太山。将军之先，为汉信臣。新室之兴，英俊不附。今海内溃乱，民怀汉德，甚于诗人之思召公也。爱其甘棠，而况子孙乎!民所歌舞，天必从之。

方今为将军计，莫若屯据大郡，镇抚吏士，砥砺其节;百里之内，牛酒日赐，纳雄杰之士，询忠智之谋，要将来之心，待纵横之变，兴社稷之利，除万人之害，则福禄流于无穷，功烈着于不灭。何与军覆于中原，身膏于草野，功败名丧，耻及先祖哉?圣人转祸而为福，智士因败而为功。愿将军深计而无与俗同。”丹不能从，进及雎阳，复说丹曰：“盖闻：明者见于未形，智者虑于未萌。况其昭晰者乎?凡患生于所忽，祸发于细微。败不可悔，时不可失。公孙鞅曰：‘有高人之行，必负非于世;有独见之虑，必见傲于民。’故信庸庸之论，破金石之策，袭当世之操，失高明之德。夫决者，智之君也;疑者，事之役也。时不再来，公勿再计。”丹不听，进及无盐，与赤眉战，死。(时汝南郅恽仰观天象而谓友人曰：“今镇岁荧惑，并无汉分翼轸之域，去而复来，汉必再受命。如有顺天发策者，必成大功。”以此说丹，丹并不用其言也。)衍乃亡命河东。

(议曰：昔蒯通说韩信，阎忠说皇甫嵩，冯衍说廉丹，此三人，皆不从，甘就危亡，何也?对曰：范晔曰：“夫事苦，则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虑深。登高不惧者，胥靡之人也;坐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由此观之，夫人情，乐则思安，苦则图变，必然之势也。今三子或南面称孤，或位极将相，但图自安之术，无虑非常之功，不知势疑则衅生，力侔则乱起。势已疑矣，弗能辞势以去嫌;力已侔矣，弗能损力以招福。迟回犹豫，至于危亡，其祸在于矜全反贻其败者也。语曰：“心死则生，幸生则死。”数公可谓幸生也。)

来歙说隗嚣遣子入侍，嚣将王元以为天下成败未可知，不愿专心内事，遂说嚣曰：“昔更始西都，四方响应，天下喁喁，谓之太平。一旦坏败，大王几无所措。今南有子阳，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数，而欲率儒生之说，弃万乘之基，羁旅危国，以求万全，此循覆车之轨，计之不可者也。今天水完富，士马最强。北取西河、上郡，东收三辅之地，案秦旧迹，表里山河，元请以一丸泥为大王东封函谷关。此万代一时也，若计不及此，宜蓄糗粮、养士马，据隘自守，旷日持久，以待四方之变。图王不成，其弊犹足以霸。要之，鱼不可脱于泉，神龙失势，即还与蚯蚓同。”嚣然元计。虽已遣子入质，犹负于险厄，欲专制方面，遂背汉。

(贾复曰：“图尧舜之事而不能至者，汤武是也;图汤武之事而不能至者，桓、文是也;图桓、文之事而不能至者，六国是也;定六国之规而欲安守之而不能至者，亡六国是也。”)

魏太祖与吕布战于濮阳，不利。袁绍使人说太祖连和，使太祖遣家居邺，太祖将许之。程昱见曰：“窃闻将军欲遣家居邺，与袁绍连和，诚有之乎?”太祖曰：“然。”昱曰：“意者将军殆临事而惧，不然，何虑之不深也?夫袁绍据燕、赵之地，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济也。将军自度能为之下乎?将军以龙虎之威，可为韩、彭之事耶?昱愚不识大旨，以为将军之志，不如田横。田横，齐一壮士耳，犹羞为高祖之臣。今将军欲遣家往邺，将北面而事袁绍。夫以将军之聪明神武，而反不羞为袁绍之下，窃为将军耻之。今兖州虽残，尚有三城;能战之士，不下万人。若与文若、昱等收而用之，霸王之业可成也。愿将军更虑之。”太祖乃止。

(议曰：陈寿称先主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也。机权干略，不逮魏武。然折而不挠，终不为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己，非唯竞利且以避害。语曰：“一栖不两雄，一泉无二蛟。”由此观之，若位同权均，必不容己，有自来矣。曹公欲遣家居邺，与袁绍连和，惑之甚也!)

袁绍为盟主，有骄色，陈留太守张邈正义责之。绍令曹操杀邈，操不听。邈心不自安。及操东击陶谦，令其将陈宫屯东郡。宫因说邈曰：“今天下分崩，雄杰并起，君拥十万之众，当四战之地，抚剑顾盼，亦足以为人豪，而反受制于人，不亦鄙乎?今州军东征，其处空虚。吕布壮士，善战无前。君迎之，共处兖州，观天下之形势，俟时事之变通，此亦纵横之一时也。”邈从之而反曹公。

(议曰：曹公与邈甚相善，然邈包藏祸心者，迫于事也。故每览古今所由改趋，因缘侵寻，或起瑕衅，若韩信伤心于失楚，彭宠积望于无异，卢绾嫌畏于已隙，英布忧迫于情漏，此事之缘也。由此观之，夫叛臣逆子未必皆不忠也。或心忿意危，或威名震主，因成大业，自古然之矣。)

钟会、邓艾既破蜀，蜀主降。会构艾，艾槛车征。会阴怀异图，厚待蜀将姜维等。维见而知其心，谓可构成扰乱，徐图克复也。乃诡说之曰：“闻君自淮南以来，算无遗策，晋道克昌，皆君为之。今复定蜀，威德震世，民高其功，而主畏其谋，欲以此安归乎?夫韩信不背汉于扰攘，而见疑于既平;大夫种不从范蠡于五湖，卒伏剑而妄死。岂暗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君大功既立，大德已着，何不法陶朱泛舟绝迹，全功保身，登峨眉之岭，而从赤松游乎?”会曰：“君言远，我不能行。且为今之道，或未尽于此也。”维曰：“其它则君智力之所能，无烦于老夫矣。”由是情好欢甚，会自称益州牧以叛，欲授维兵五万人，使为前驱。魏将士愤发，杀会及姜维。

(张华外镇，当征为尚书。冯紞疾之，侍帝，从容论魏晋故事，因曰：“臣尝谓钟会之反，颇由太祖。”帝勃然，曰：“何言也?”紞曰：“臣以为夫善御者，必识六辔盈缩之间;善治者，必审官方控带之宜。是故汉高八王，以宠过夷灭;光武诸将，以抑损克终。非上有仁暴之异，下有愚智之殊，盖抑扬与夺使之然欤。钟会才见有限，而太祖奖诱太过，嘉其谋猷，盛其名位，授以重势，故会自谓算无遗策，功在不赏，辀张利害，遂构凶逆耳。向太祖录其小能，节以大礼，抑之以权势，纳之以轨度，则逆心无由而生，乱事无阶而成也。”世祖曰：“然。”紞稽首曰：“陛下既然愚臣之言，思坚冰之道，无令如会之徒复致覆败。”世祖曰：“当今岂有如会者乎?”紞曰：“陛下谋谟之臣，总戎之任者，皆在陛下圣思耳。”世祖默然，俄而征华免官也。)

晋怀帝时，辽东太守庞本私憾东夷校尉李臻，鲜卑索连、木津等，为臻兴义，实因而为乱，遂攻陷诸将。大单于慕容廆之长子翰言于廆曰：“臣闻：求诸侯莫如勤王。自古有为之君靡不杖此以成事业者也。今连、津跋扈，王师覆败，苍生屠脍，岂甚此乎?竖子外以庞本为名，内实幸而为寇，辽东倾没垂已二周，中原兵乱，州师屡败，勤王杖义，此其时也!单于宜明九伐之威，救倒悬之命，数连、津之罪，合义兵以诛之。上则兴复辽邦，下则并吞二部，忠义彰于本朝，私利归于我国。此则吾鸿渐之始也，终可以得志于诸侯。”廆善之，遂戒严讨连、津，斩之，立辽东郡。

(议曰：古人称始祸者死，谓首乱先唱。被奸雄不逞之辈，外托义兵以除逆节，内包凶悖，因兹而起，皆勤王助顺、用时取权，瘣之谓矣。)

后秦秦王苻生杀害忠良，秦人度于一时，如过百日。权翼乃说东海王坚曰：“今主上昏虐，天下离心。有德者昌，无德受殃，天之道也。”一旦有风尘之变，非君王而谁?神器业重，不可令他人取之。愿君王行汤武之事，以从民心。”坚然之，引为谋主，遂废生，立坚为秦王。

(议曰《传》云：“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仲虺曰：“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惟天生聪明时乂。有夏昏德，民坠涂炭。惟王弗迩声色，弗殖货利。推亡固存，邦乃其昌。殖有礼，覆昏暴。钦崇天道，永保天命。”许芝曰：“《春秋传》云：周公何以不之鲁?盖以为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受命而王。”京房作《易传》曰：“王者主之，恶者去之，弱者夺之。易姓改代，天命无常。人谋鬼谋，百姓与能。”

由此观之，苻坚自立而废生，此圣人达节，以天下为度者也。)

宋孔熙先者，广州刺史默之子也，有奸才，善占星气，言：“江州分野出天子，上当见弒于骨肉。”及大将军彭城王义康幽于安城郡，熙先谓为其人也，遂说王詹事范晔曰：“先君昔去广州，朝谤纷纭，藉大将军深相救解，得免艰危。曩受遗命，以死报德。今主上昏僻，殆天所弃。大将军英断聪敏，人神相属，失职南垂，天下愤怨。今人情骚动，星文舛错，时至则不可拒，此之谓乎?若顺天人之心，收慕义之士，内连宠戚，外结英豪，潜图构于表里，疾雷奋于肘腋，然后诛除异义，崇奉明圣，因人之望，以号令天下，谁敢不从!小人维以七尺之躯，三寸之舌，立功立事而归诸君子。丈人谓为何如?”晔甚愕然。

熙先重曰：“昔毛琢竭节，不容于魏武;张温毕议，见逐于孙权。彼二人者，国之信臣，时之俊乂，岂疵瑕暴露，言行玷缺，然后至于祸哉?皆以廉直劲正，困于邪枉;高行妙节，不得久容。丈人之于本朝，不深于二主，人间雅誉，有过于两臣。谗夫侧目，为日久矣。比肩竞逐，庸可遂乎!殷铁一言，而刘班碎首;彭城斥遂，徐童见疑。彼岂父母之雠，万代之怨?寻戈拔棘，自幼而然，所争不过荣名、势利、先后之间耳。及其末也，唯恐陷之不深，发之不早。戮及百口，犹曰不厌。是岂书籍远事可为寒心悼栗者也!今建大勋，奉贤哲，图难于易，以安易危，比之泰山而去累卵，何苦不就?且崇树圣明，至德也;身享宰相，大业也;授命幽居，鸿名也;比迹伊、周，美号也。若夫至德、大业、鸿名、美号，三王五霸所以覆军杀将而争之也。一朝包括，不亦可乎?又有迩于此者，愚则未敢道。”晔曰：“何谓?”熙先曰：“丈人奕叶清华，而不得连姻帝室，国家作禽兽相处，丈人曾未耻之?”晔门无内行，故熙先以此为激。晔默然，自是情好遂密，阴谋构矣。熙先专为谋主，事露皆伏诛。

(裴子野曰：“夫有逸群之才，必思冲天之举;据盖俗之量，则暗常均之下。其能导之以道，将之以识，作而不失于义，行而无犯于礼，殆难为乎!若晔等忸志而贪权，矜才以徇逆，天方无衅，以欲干时。及罪暴刑行，父子相哭，累叶风素，一朝而殒。所谓智能翻为亡身之具。心逆而险，此之谓乎?”)

周大将军郭荣奉使诣隋高祖(高祖杨坚时为定州)，高祖谓荣曰：“吾雅尚山水，不好缨绂，过藉时来，遂叨名位。愿以侯归第，以保余年，何如?”荣对曰：“今主上无道，人怀危惧，天命不常，能者代有。明公德高西伯，望极国华，方据六合，以慰黎庶，反效童儿女子投坑落阱之言耶!”高祖大惊曰：“勿妄言，族矣。”及高祖作相，笑谓荣曰：“前言果中。”后竟代周室。

(议曰：昔武王至殷，将战，纣之卒甚盛。武王惧曰：“夫天下以纣为大，以周为细;以纣为众，以周为寡;以周为弱，以纣为强;以周为危，以纣为安;以周为诸侯，以纣为天子。以此五短，击彼五长，其可以济功成事乎?”太公曰：“王无恐且惧。所谓大者，尽得天下之人;所谓众者，尽得天下之众;所谓强者，尽用天下之力;所谓安者，能得天下之欲;所谓天子者，天下相爱如父如子，此之谓天子。今日之为天下除残去贼也。周虽细，曾残贼一人不当乎?”武王大喜，曰：“何谓残贼?”太公曰：“收天下珠玉、美女、金银、彩帛，藏之不休，此谓残也;收暴虐之吏，杀无罪之人，非以法度，此谓贼也。”

由此言之，苟为残贼之行，虽大，亡也。故知王者之势，不在众寡。有自来矣。)

隋高祖崩，葬于太陵。初疾也，玺书征汉王谅(谅时镇并州)。谅闻高祖崩，流言杨素篡位，大惧，以为诈也。发兵自守，阴谋为乱，南袭蒲州，取之(谅初反也，王颇说谅曰：“王之将吏家属，尽在关西，若用此等，即宜长驱深入，直据京师，所谓疾雷不及掩耳。若但欲割据旧齐之地，宜任东人。”谅不从其言，故败也。)。司马参军裴文安说谅曰：“兵以拙速，不闻巧迟。今梓宫尚在仁寿，比其征兵东进，动移旬朔。若骁勇万骑，卷甲宵行，直指长安，不盈十日，不逞之徒，擢授高位，付以心膂，共守京城，则山东府县非彼之有。然后大王鼓行而西，声势一接，天下可指麾而定也。”谅不从，乃亲率大军，屯于并、介之间。上闻之大惧，召贺若弼议之。弼曰：“汉王，先帝之子，陛下之弟。居连率之重，总方岳之任，声名震响，为天下所服，其举事毕矣。然而进取之策有三：长驱入关，直据京师，西拒六军，东收山东，上策也。如是，则天下未可量。顿大军于蒲州，使五千骑闭潼关，复齐旧境，据而都之，中策也。如是，以力争(议曰：齐旧境，谓北齐时境土也，非今青州之齐也。)。若亲居太原，徒遣其将来，下策也。如是，成擒耳。”上曰：“公试为朕筹之，计将何出?”弼曰：“萧摩诃，亡国之将，不可与图大事。裴文安，少年虽贤，不被任用。余皆群小，顾恋妻孥，苟求自安，不能远涉。必遣军来攻蒲州，亲居太原，为之窟穴。臣以为必出下策。”果如弼所筹。乃以杨素为将，破之。

(议曰：初，汉王阴谋为乱，声言讨素。司马皇甫诞谏曰：“大隋据有天下二十余载，兆庶乂安，难以摇动，一矣;万姓厌乱，人思安乐，虽舜、禹更生，其望未从，二矣;太子聪明神武，名应图谶，素曾不得捧毂，庸敢生心，三矣;方今诸侯王列守州郡，表里相制，势不可举，四矣。以兹四固，镇临天下，得兴祸乱，未之前闻也。”汉王不从，故败。

由此观之，天下无思乱之心，土崩之衅，虽有吴、楚之众，犹不能成，而况于幺么乎?故先王貊其德音，勤恤民隐者，盖为是也。)

隋炀帝亲御六军伐高丽，礼部尚书楚国公杨玄感据黎阳反。李密说玄感曰：“天子远征辽左，地去幽州，悬隔千里，南有巨海之限，北有胡戎之患，中间一道，理极艰危。今公拥兵，出其不意，长驱入蓟，直扼其喉。前有高丽，退无归路，不过旬日，赍粮必尽，举麾一召，其众自降，不战而克，计之上也(一本云：今车驾在辽东，未闻斯举。分万余人电发，捍临渝关，绝其归路，不经一月，仓廪必竭。东拒大敌，西迫我师，进无所依，退无所据，百万之众，可使为鱼。此不战而屈人者，上策也。)。关中四塞，天府之国，有卫文升，不足为意。今若率众而入长安，天子虽还，失其襟带，据险临之，故当必克，万全之策，计之中也(一本云：自上君临天下胥怨。明公，上将之子，恩被黎元。长驱入关，中策也。)。若随近逐便，先向东都，顿兵坚城之下，胜负都未可知，此计之下也(一本云：樊子盖不达大体，奸谋雄断，据全周之地，恃甲兵之强，召之则不来，攻之则不陷。顿兵牢城之下，外无同力之师。攻洛阳，下策也。)。”玄感利洛阳宝货，曰：“公之下策，我之上策也。”遂围之。玄感失利，宵溃，王师追斩之。

(议曰：玄感之反也，太白入南斗。谚曰：“太白入南斗，天子下殿走。”由是天下持两端。故《三略》曰：“放言过之。”裴子野曰：“夫左道怪民，幻挟罔诞，足以动众，而未足以济功。”今以谚观之，左道可以动众者，信矣!故王者禁焉。)

李密乃亡，归翟让。

(议曰：太公称：“利天下者取天下，安天下者有天下，爱天下者久天下，仁天下者化天下。”《吕氏春秋》曰：“庖人调和而不敢食，故可以为庖人矣。若使庖人调和而食之，则不可为庖矣。霸王之君亦然。诛暴而不私，以封天下之贤者，故可以为霸王;若使霸王之君诛暴而私之，则亦不可为霸王矣。由是观之，夫与之为取，政之宝也。今玄感利洛阳宝货，安得霸王之事哉。)

隋炀帝初猜忌唐高祖，知之，常怀危惧(唐公为太原留守，炀帝自辽东还都，唐公诣行在所，遇患不瘳，未得时谒。唐公外甥王氏，充选后宫，炀帝问曰：“汝舅来何迟?”甥以实对，帝曰：“可得死否?”高祖知之，每怀危惧也。)。为太原留守，以讨击不利，恐为炀帝所谴，甚忧之。时太宗从在军中，知隋将亡，潜图义举，以安天下，乃进曰：“大人何忧之甚也?当今主人无道，百姓愁怨，城门之外，皆已为贼。独守小节，必且旦暮死亡。若起义兵，实当人欲。且晋阳用武之地，足食足兵，大人居之，此乃天授，正可因机转祸，以就功业。既天与不取，忧之何益?”高祖大惊，深拒之。太宗趋而出，明日复进说曰：“此为万全之策，以救灭族之事。今王纲弛紊，盗贼遍天下，大人受命讨捕，其可尽乎?贼既不尽，自当获罪。且又世传李氏姓膺图箓，李金才位望隆贵，一朝族灭。大人既能平贼，即又功当不赏，以此求活，其可得乎?”高祖意少解，曰：“我一夜思量，汝言大有道理。今日破家灭身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于是定计，乃命太宗与晋阳令刘文静，及门下客长孙顺德、刘弘基等募兵。旬日之间，众且一万。斩留守副王威、高君雅，以其诡请高祖祈雨于晋祠，将为不利故也。

用裴寂计，准伊尹放太甲、霍光废昌邑故事，尊炀帝为太上皇，立代王侑以安隋室，传檄诸郡，以彰义举。秋七月，以精甲三万，西图关中。高祖杖白旗，誓众于太原之野，引师即路，遂亡隋族，造我区夏(晋阳令刘文静尝窃观太宗，谓裴寂曰：“非常人也。大度类于汉高，神武同于魏帝。年虽少，乃天纵也。后文静为李密亲戚，被禁。太宗阴有异志，入禁所看之。文静大喜，亦觉太宗有非常之意，因叹曰：“天下大乱，非有汤、武、高、光之才，不能定也。”太宗知其意，报曰：“卿安知无?但恐常人不能别耳。”文静起忭曰：“久知郎君乃潜龙也。今时事如此，正是腾跃之秋。素禀膺箓之资，仍怀拨乱之道，此乃生人有息肩之望，文静知攀附之所。”太宗喜曰：“计将安出?”文静对曰：“今李密长围洛邑，主上流播淮南。大贼连州郡，小盗阻山泽者，以千万数。但须真主驱驾取之，诚能应天顺人，举旗大呼，则四海不足定也。今并州百姓避盗贼者，皆入此城。文静为令数年，知其豪杰，一朝啸集，立地可数万人。尊公所领之兵复且数万，一言出口，谁敢不从?乘虚入关，号令天下，不盈半岁，帝业可成。”太宗笑曰：“卿言善，合人意。”于是部署宾客，阴图起义。

高祖乃命文静诈为炀帝敕，发太原、雁门、马邑数郡人二十以上、三十以下悉为兵，以岁暮集涿郡。由是人情大扰，思乱者益众。又令文静与裴寂诈作符录，出宫监库物，以供留守资用。因募兵集众而起，改旗帜以彰义举。又令文静连突厥。突厥始毕曰：“唐公举义，欲何为也?”文静曰：“文皇帝废冢嫡，传位后主，因致斯祸乱。唐公，国之懿戚，不忍坐观成败，欲废不当立者，愿与可汗兵马同入京师。人众、土地入唐公，财帛、金宝入突厥。”始毕大悦，即遣兵随文静而至，兵威益盛矣。)

由此观之，是知：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所以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受者博，非独一姓也。昔孔子论《诗》，至于“殷士肤敏，灌将于京。”喟然叹曰：“富贵无常，不如是，王公其何以诫慎，民萌其何以劝勉!”《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故知惧而思诫，乃有国之福者矣。

周公庙位于歧山县城西北7.5公里的凤凰山南麓，即《诗经》记载的“凤凰明矣，于彼高岗”处，是唐武德元年(618)为纪念西周政治家周公姬旦修建的，距今已有近1420xx年的历史。庙区内除所存的数座古代建筑，还有众多碑石和参天的古树，其中最受欢迎的是一棵植于明代、树龄480多岁的龙爪槐，很多游人认为此树沾了周公庙四百多年的灵气，抚摩它的树干便能带来福气，所以除了树枝被红带子缠满之外，树干的凸起部位被抚摸得很是光滑。

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曾辅佐武王伐纣灭商、建立周朝，是周王朝的开国勋臣。武王死后，成王少年即位，由周公摄政。在此期间，周公率军东征，平定管蔡之乱，稳定了周初政局。同时，他还制订礼乐，建立朝纲制度，为巩固新兴的周王朝作出了卓越贡献。所谓“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历来为人们所乐道。

“润德泉”是周公庙内的重要景观，泉水的喷吐和干涸有间歇性，每朝每代都把泉中有水看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吉兆。唐宣宗大中二年(公元848年)因此泉涸而复喷，宣宗便把这自然现象和他的个人功德联系起来，赐名为“润德泉”。因系皇帝敕赐，一直沿用至今。

润德泉旁有亭台一座，我在周公庙里溜达了四个多小时，台上的秦腔一直没有收场，让我大饱了一番耳福。虽然说唱词我几乎一句都听不懂，但是其铿锵激昂的唱腔确实让人震撼。

随意走进一间刚刚复建的大殿，有位画师正在画壁画，还有两个小伙子(后知是陕西美院的学生)在已经打好的底画上用薄纸临模我发现画师笔下的人物和场景颇具古风，便站在他身后看他作画。这几年到处溜达，见过不少修旧如新的佛殿壁画，对于现代画师的粗糙模仿实在不敢恭维，但眼前这位画师确实有相当的工笔画功底，一勾一扫之间很有些神韵。眼角的余光见我举起相机拍他正在作画的背影，画师有些不高兴，转过头来说他作画时不喜欢别人拍照。我问为什么，他说不为什么，就是不愿意。我说我是觉得你作画确实有水平才想拍，因为你这一墙画比很多古建中修复的壁画强得多。八成是这句话很受用，画师上下打量了我一眼，问，你从哪儿来?北京。画师一副恍然而悟的样子，哦!然后说，那么远的地方来的，那你拍吧!

后来聊起来，知道画师是凤翔人(如果我没记错，嘿嘿)，从四五岁就开始学习工笔画，基础非常扎实，后来因为工笔画不太值钱，就下到南方去开装饰公司了，这次是周公庙为了复建殿堂特意请他回来创作壁画的。我问，画壁画如此耗时(一幅墙就要用两三个月)，不是耽误你在南方的生意么。他答，是要少挣很多钱，但是这是给周公庙画，不一样的，好歹也算为弘扬民族文化作点贡献……

周公庙距离凤翔比较近，由于凤翔没有什么景点，很少游人会在凤翔停留，所以凤翔泥塑都摆到周公庙这边来卖了。凤翔的泥塑是很出名的，也确实非常有特色，形象以十二生肖、避邪面谱为主，色彩以白底黑线条勾划为多见，也有少量彩塑。动物造型大多朴实圆润，而线条又非常细腻传神。避邪面谱多为挂件，大小不一，感觉是以虎脸为原型又有狮面之韵，很有特色。若不是还要继续行走，真该买上n个回来送朋友，一家挂一个，呵呵。

将在6月临盆的fay_an要求我给宝宝买双小虎鞋带回来，我看了很多双总挑不到满意的，要么是鞋子漂亮但是鞋底不舒服，要么就是鞋底舒服鞋子又不漂亮，却不经意间在周公庙一眼看上了一只小虎枕，做工比较精细，形状和色彩也比较喜人，瓤儿又是荞麦皮的，便把它买下来作为给宝宝妈妈的礼物了。可惜的是这最小号的虎枕可能也得到孩子长到4岁才能枕，不过宝宝妈妈说了：可以先拿来当抱枕嘛……

周公诫子阅读答案与翻译

周公诫子

成王封伯禽（ a ）鲁。周公诫之曰：“往矣，子无以鲁国骄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也，又相天子，吾于天下亦不轻（ b ）。然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吾闻，德行宽裕，守之以恭者，荣；土地广大，守以俭者，安；禄位尊盛，守以卑者，贵；人众兵强，守以畏者，胜；聪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哲；博闻强记，守之以浅者，智。夫此六者，皆谦德也。夫贵为天子富有四海由此德也。不谦而失天下，亡其身者，桀、纣是也。可不慎（ c ）？”

7、请结合语境，解释文中加点词的意思。（4分）

①诫 （ ） ② 犹 （ ） ③闻 （ ） ④ 亡 （ ）

8、请将“欤”“矣”“于”三个文言虚词准确还原到文中的括号内。（3分）

9、请用两个标点符号为文中画波浪线的`句子断句。（2分）

夫贵为天子富有四海由此德也。

10、翻译文中画横线的句子。（3分）

夫此六者，皆谦德也。

11、本文中周公对儿子给予了怎样的教诲？（2分）

12、【积累链接】在《诫子书》中，诸葛亮这样告诫儿子：“夫君子之行， ， 。”（2分）

答

7、（4分）①告诫，劝勉 ②还，尚且 ③听说 ④死，灭亡。

8、（3分）a、于 b、矣 c、欤

9、（2分）夫贵为天子，富有四海，由此德也。

10、（2分）这六点都是谦虚谨慎的美德。

11、（3分）不要因为受封于鲁国就怠慢轻视人才。（意近即可）

12、（2分）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翻译

周成王将鲁地封给周公之子伯禽、周公告诫儿子说:去了以后，你不要因为受封于鲁国(有了国土)就怠慢，轻视人才、我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叔，又身兼辅助天子的重任，我在天下的地位也不能算轻贱的了。可是，我还(常常)洗一次头发，要多次停下来，握着自己已散的头发，接待宾客，吃一顿饭，要多次停下来，接待宾客，还惟恐(因怠慢)失去人才、我听说，用恭敬的态度来保有宽以待人的品行，就会得到荣耀;用节俭来保有广大的土地，必定会有安定;用卑谦来保有显赫的官职，这就是高贵;用警备之心来保有人口众多，兵强马壮，就意味着胜利;用愚笨来保有聪明睿智，就是明智;用浅陋来保有渊博，也是一种聪明、这六点都是谦虚谨慎的美德、贵为君王，之所以拥有天下，是因为遵从了这些品德、不谦虚谨慎从而失去天下，进而导致自己亡身，桀纣就是这样的下场。(你)能不谦虚谨慎吗？

周公庙戏曲文物调研论文

陕西的周公庙位于岐山县城西北六公里处的凤凰山南麓。《诗经大雅卷阿》中云：“有卷者阿，飘风自南，恺弟君子，来游来歌，以矢其音。”……“凤凰鸣矣，于彼高岗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菶菶萋萋，雍雍喈喈”。诗中提到的“卷阿”，正是现在周公庙所在地的古称。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朝的开国元勋，曾辅佐周武王灭商，摄政7年后还政周成王，开创了分封制度，制礼做乐，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政治文化基础。孔子将其思想进一步人伦化、世俗化，形成传承数千年的儒学思想，成为中国社会最基本的文化传统。

早在西周初期，“古卷阿”便是游览胜地。周公旦晚年归隐于此，制礼作乐，使得天下大治，万民归心。因此，这里可谓中华礼乐文明的发源地。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高祖李渊为纪念曾助武王灭商立国、辅成王平叛安邦的周公姬旦，下诏在相传其制礼作乐的“卷阿”创建周公祠。后经宋、元、明、清历代修葺、扩建，形成了以周三公（周公、召公、太公）殿为主体，姜嫄、后稷殿为辅，亭、台、楼阁点缀辉映的古建筑群。据记载，庙区内现存古建筑共30余座，占地约7公顷，整体建筑对称布局，大都保留清代建筑原貌。这里主要介绍庙里的戏楼建筑。周公庙现存的三座戏台建筑，都为古戏楼建筑风格，其中民国以前的有两座。乐楼处于中间，东西戏楼分设两边。下面分别对三座戏台进行详细分析：

乐楼坐南面北，与南面的山门和北面的周公殿一同耸立于南端建筑群中心纵轴线上，穿过它便是主庙区，由于是中院的门户，因此也被成为中楼。是周公庙主体建筑之一。周公庙乐楼创建于元代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为纪念周公制礼作乐而建，明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因故坍塌而拆除，到嘉靖三十八年时重修，清嘉庆十八年（公元1814年）再次重修。民国时期直至建国后乐楼经过多次的补修和维修得以成为省内保存最完整的古代戏楼建筑。周公庙乐楼的整体为过间式戏楼建筑，戏台下可以通过行人。屋顶为五架梁式，外观（南面）呈歇山顶建筑，使乐楼看上去像一个面阔五间前带廊的整体建筑，漏极屋顶全为绿色琉璃彩瓦、筒瓦扣缝，正脊中间施一黄绿色琉璃宝瓶，两端施正吻。正中檐门额上悬“飘风自南”四个黑底镏金楷书字横匾，楹联板对上书：制大礼作大乐并戡大乱大德大名垂宇宙，训多士诰多方兼膺多福多才多艺昭日月。

“飘风自南”，此四字为清时庙王村文人学士王麟所书而楹联则是由毗邻周公庙东，陵头村，清光绪壬午科举人冯拱辰所撰。乐楼内观（北面）为硬山顶样式，檐角上翘，垂脊雕龙，岔脊前端施仙人。檐椽下的斗栱昂口均为三踩斗栱，昂头呈马蹄状，柱头斗栱耍头雕龙头，补间斗栱耍头雕象头。雀替雕刻凤凰，工艺精美复杂。戏台为一面观式，面阔10.6米，进深8.8米，戏台两侧建有耳房，面阔2.5米，成回廊结构。台中有相隔雕花隔扇将戏台分成前后两个部分，前台供奏乐演戏。隔扇上方正中有“肃雍和鸣”四字，语出《诗经周颂有瞽》。左右有演员出退场两门，门上分别写有“出云”，“入霭”。戏台两侧墙上有两幅壁画，描画了周代宫廷宗庙乐舞的真实场面。

西戏楼又称西舍戏楼在周公庙山门和乐楼之间主干道的西侧。此戏楼据考建于创建于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直至解放初期，戏台还在被经常使用。此戏楼面阔10米，进深9米，为硬山建筑。由于此戏楼现被用为仓库，用围墙包住，台基被填平，因此无法看到内观，因此无法进一步考察，但从檐部斗栱，可以看到与乐楼几乎是相同的，还带有已经不太明显的彩绘。

东戏楼曾经存在，但在战争年代被军校拆除，后建于1947年左右，也叫东舍戏楼。由于年代较晚，已不再考察范围。但由于此戏楼布局以及梁架结构与西戏楼相同，而未经改造，因此可与西戏楼作比照研究。距今已有1380多年历史的周公庙，古树参天，很多古柏已有千年历史，正是见证了周公庙无数的春夏秋冬。

院内之害至今保存完好的唐宣宗钦赐的“润德泉”和唐汉白玉石雕“玄武像”也印证了周公庙的历史。其中，唐《润德泉记》碑立于唐大中二年(公元848年)，高236厘米，宽78厘米，厚23厘米，须弥座，有收分，现置于周公庙润德泉北平台上。碑阳顺次刻有凤翔节度使崔珙奏状、中书门下签呈、唐宣宗李忱答诏、崔珙答谢表四文之全部，完整地记录了唐代的公文报批程序，是研究唐代公文制度的一个实证。此碑为周公庙现存最早的石碑，清人金石著作中多已著录。《石墨镌华》载“：文词婉至，有盛世风。书亦遒健有法。且其叙例，大似汉人碑例，而逊其古质耳。如此等碑，宋以后恐不易得也。”《金石史》云“：笔气萧散，有褚河南意。后书年月及衔，复似柳，如出两手。”为标准的唐楷，有很高的书法艺术价值。

关于周代的历史在周公庙也是有考古证实的，这也使周公庙地区的历史价值得到提升。考古工作者在对陕西岐山周公庙附近遗址进行发掘时，出土了大量甲骨，其中11片上带有文字，迄今为止该遗址共发现甲骨文523个。岐山周公庙遗址有“西周殷墟”之称，是目前所知最高等级的大型西周墓地。在这一大型墓地外围，专家发现了长达1500余米的西周城墙，这在西周考古史、中国建筑史等方面均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历时多年的发掘，周公庙考古迄今为止已经发现了7处近千座先周、西周时期不同等级的.墓葬。

专家们还在出土的甲骨文中，发现了“王季”“、文王”等周王称谓，还有“毕公”、“叔郑”、“周公”、“召公”等重要历史人物以及数字卦辞等内容。其中“王季”是首次发现，“王季”为文王的父亲季历，对进一步完善西周诸王年表有重要意义。

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物代表了中华文明的传承，需要切实的保护。这次在周公庙中的考察发现：比起其他地区将戏台一拆殆尽，周公庙的三座戏台能够在这片景区保留了下来，实属不易，但还是可以看出，周公庙对于戏曲文物的保护还是不够重视的，资料的收藏也不够完善，虽然乐楼作为周公庙的一处景点被重新修葺，但并没有原封不动的保持戏楼原始的建筑风格，应该说还是应旅游的需要有相应改动，也没有更多珍贵的戏曲文物和史料保留。工作人员介绍此为元代戏台，保留了元代的建筑风格，足见对于戏曲文物并没有深入的了解。古老戏台急文物的调查研究还应有深远系统地发展，才能使中国古典戏曲艺术作为中华文化的精髓的以继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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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文化的先祖既非黄帝亦非孔子，而是周代初年的大思想家周公。所谓“炎黄子孙”、“孔孟之徒”等说法均为不确。周公通过对礼文化的重建和政治哲学的创立，以及将殷人的上帝崇拜转换为天崇拜，完成了由自然宗教过渡到伦理宗教的伟大变革。自此之后，在周公思想的影响下，中华民族形成了其独特的政治观、历史观、宗教观和价值观。

关键词：周公；中国文化；先祖

中图分类号：b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09)03-85-06

一 从黄帝与孔子说起

中国人自称为“炎黄子孙”和“孔孟之徒”。殊不知，中国文化的先祖既非黄帝亦非孔子，而是周代初年的周公旦。

炎黄为同胞兄弟，且同为中华民族的先祖，但实际上，在中国人的信仰里，炎帝的地位远不如黄帝。而且在诸多古籍中，炎帝还是反面人物的形象，以之作为黄帝的陪衬。司马迁《五帝本纪》载，炎帝“侵陵诸侯”，是个不安分的人。贾谊《新书》和刘安的《淮南子》更是称其为“无道”。由此说来，所谓“炎黄子孙”，实乃黄帝的子孙。

黄帝是传说人物，是否果有其人，近代不少学者提出质疑。如果根据某些古代文献，如《逸周书》、《山海经》、《国语》、《大戴礼》、《吕氏春秋》、《史记》等等，黄帝确有其人。尤其是司马迁的《五帝本纪》，记载最为详细：父少典，母有蛟氏，与炎帝为同胞所生，且有儿子二十五人。但问题是，这些记载都是出自春秋战国之后的作品，而在此之前的古籍则根本没有提到黄帝。尤其是《尚书》，从尧写起。倘若黄帝果有其人，为何《尚书》不以黄帝的事迹开篇呢？而且，整个一部《尚书》，根本没有“黄帝”或“轩辕氏”等字样。至于有关黄帝的古代遗迹，如轩辕之丘、涿鹿之野、黄帝泉、黄帝陵，很可能只是后人的臆造，不足以作为黄帝真有其人的根据[1] 38-43。

至于孔子，就更不能视之为中国文化的先祖啦。孔子于中国文化的贡献，不在创获而在继承与捍卫。他的自我评价“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大体上较为客观。而其所“述”所“信”所“好”的，便是周公的思想与伟业。在孔子的一生中，周公始终是他的偶像，其所学所教所作所为，均不出五百年前的周公所创立的文明模式和思想范畴。《论语》所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等语，亦无不说明孔子授徒讲学抑或周游列国，都是为了捍卫和光大周公的思想和建制[2] 395-407。

其实，周公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开创性贡献，近年学界已有人予以了充分的肯定。如杨向奎认为：“没有周公不会有武王灭殷后的一统天下；没有周公不会有传世的礼乐文明；没有周公就没有儒家的历史渊源；没有儒家，中国传统的文明可能是另一种精神状态。”[3]141 又如陈来说：“周公在早期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上扮演了一个决定性的克理斯玛角色。周公的历史重要性和贡献，不仅在于传统的制礼作乐，周公的贡献实在是在于他的思想。”[4]195~196 笔者写作此文，用意不在对周公再作概述性的肯定，而是沿着上述两位先生的思路，从几个大的方面对周公的原创性贡献作一具体的梳理与阐发，从而进一步说明其文化先祖的历史地位。

二 轴心时代与殷周之际的文化巨变

“轴心时代”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的一个重要的学术概念。按雅氏自己的解释，其内涵大致是：从公元前八百年到公元前两百年，人类历史进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我们今日生活中的人开始出现”。世界上的几大文明区几乎同时出现百家争鸣之局面，第一批思想人物亦由此而诞生。在中国，有孔子、老子、墨子、庄子；在印度，有优波尼沙和佛陀；在巴勒斯坦，有以利亚、以塞亚、耶利米、第二以赛亚；在波斯，有琐罗亚斯德及其袄教；在希腊，有荷马、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柏拉图、修昔底德、阿基米德和几大悲剧诗人。而且在雅氏看来，这一时期思想家的所思所想，一直是后世哲人们的话题。也就是说，尔后的人类思想史，始终是以这一时期的思想主题为轴心的。所谓“轴心时代”之“轴心”，亦是由此而定义的。

雅氏“轴心时代”之概念一提出，遂被各国学者广泛接受。在学者们看来，依此概念，万余年的人类历史，完全可以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注：早在雅斯贝尔斯之前，就有人已经认识到了距今三千年左右人类精神革命这一历史巨变。如维科、孔德、弗雷泽的历史分期即是。)。尽管学者们的看法各异，侧重面不同，但大多都认为，“轴心时代”乃是人类历史的根本转折点，真正意义上的文明社会亦是由此而形成的。而此种根本性的转折，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从生产工具看，它是由铜器时代向铁器时代的转变。

从社会组织看，它是由部落社会向城邦或国家的转变。

从思维方式看，它是由前逻辑思维向逻辑思维的转变。

从人对世界的认识角度看，它是由感性向理性的转变，哲学和科学亦由之而产生。

从人与其创造的历史之关系看，它是由史诗时代向散文时代的转变，亦即孟子所言：“诗亡然后春秋作”。

从人与人之关系看，它是由以力服人向以德服人的转变。

从信仰上看，它是由自然宗教向伦理宗教的转变。

从人对其自身的认识看，它意味着人的第一次觉醒，由原始的天人合一转而对“天”形成为一对象性关系。

上述这几个方面的转折，在中国亦不例外。而其转折点，就在殷周之际。

关于殷周之际的文化巨变，学界先贤早有所论，即便古代的学者亦不乏比较性的文字。而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王氏曰：“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2]654 正是基于上述几点，王国维得出如下结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

王国维的结论无疑是正确的，只是他将这一巨变仅仅限于“立子立嫡之制”、“庙数之制”、“同姓不婚之制”三项，则不免微观而又简单。实际上，殷周之际的社会与文化变革是全方位的。它不仅关涉到庙数、婚姻和立子立嫡之制，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宗教、哲学、政制等诸多领域的变革。甚至可以说，殷周之际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伟大的文化革命，中国文化特有的范式亦由此而铸成。而发起和指导这场文化革命的，便是周公。尽管以现代的眼光看，周公的许多思想缺乏系统性，更谈不上体系的完善，其所创立的文明模式也只能算作雏形，甚至还有相互矛盾的地方，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三千余年来的中华民族，无论宗教、哲学、美学、文学、史学、政治、经济，乃至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一不受这一文化模式之影响和制约。

三 礼乐文化的重建

古今皆云：周公“制礼作乐”。其实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周公于礼乐并非制作，而是改造与重建。原因是，周公以前，中国的礼乐文化早就有了。

礼与乐并非一回事，但二者又密不可分。正如郑樵《通志》所言：“礼乐相须为用，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但是这种“相须为用”的关系在周公之前与周公之后是大为不同的。周公之前，礼乐的功能是敬神，而在周公这里或周公之后，礼乐的用途在于对社会等级制度的维系和对道德理想的张扬。

“礼”之初必为敬神尊祖。《说文》：“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荀子•礼论》：“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近人王国维、郭沫若等亦普遍认为，“礼”是原始时代的产物，起源于对神的祭祀。

“乐”主要是舞乐，而非仅仅是唱歌和吹奏。或可说，在人类早期社会，舞比乐更为重要。乐是为舞服务的，而舞在初民社会完全是一种与神交通的方式。在当时的巫术思维下，人们舞之蹈之，是使自己能够进入一种非理性状态，即巫术状态。只有在这种状态中，人们才能与神交通。从传说和考古材料看，大约在五帝时代，中国的汉民族便有了比较成熟的舞乐文化。如黄帝之《云门》、炎帝之《咸池》、帝颛顼之《承云》或《六茎》、帝喾之《九招》、《六列》、《六英》、尧之《大章》、舜之《韶》、禹之《大厦》，都是颇具规模的舞乐。

特别是，礼乐文化发展到商代，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当成熟的阶段，是一个典型的“钟鸣鼎食”的社会。殷人巫风大盛，神祀大盛，宗教祭仪复杂繁多，不仅祭天地，祭祖先，而且祭风雨雷电山川四望，其祭祀的名称亦为繁杂。所以从出土的青铜器看，礼器特别多，而且十分精美。礼和乐是不可分的，礼的发达也一定是乐的繁荣。商代的青铜乐器，就有鼓、钟、缶、埙、铃、磬等，可想而知其乐舞场面的壮观。

周公正是因着这一悠久的礼乐传统，对之进行了政治化、伦理化和人文化的改造与重建。

周公之与礼乐之关系，必须从“三礼”说起，尤其必须从对《周礼》的分析开始。

司马迁《周本纪》云：“成王自奄归……作《周官》，兴正礼乐”。《周官》即《周礼》。即是说，在司马迁看来，《周礼》为成王所作。而同在《史记》的《鲁周公世家》，司马迁又说“周公作《周官》，官别其宜。”长期以来，今文家甚至视《周礼》为伪书，特别是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愈加兴风作浪，遂使是书为学界所不齿。而近二三十年来，人们发现《周礼》所记，许多与出土文物相合，遂使学界开始改变传统看法，重视《周礼》的史料价值。

然而，即使该书不伪，但作者是谁，成书于何时，仍难于定论。大多数学者认为是长期形成的，亦非出自一人之手，成书年代很可能在春秋时期。笔者认为，《周礼》或许有部分作伪之处，写作年代亦难断为周初，但其主要思想出自周公，应是无疑的。理由有四：第一、礼制与分封制互为表里，周初的大量分封，不可能没有相应的礼制相配套。第二、周公是周初的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同时又是一位强权人物，他完全可能在殷制和周族先辈之礼制的基础上创立一套新的礼制，以规范整个社会。第三、从《周书》诸篇看，周初的礼制已同殷制很不相同，而这很可能就是周公制礼的结果。第四、《左传》、《逸周书》、《史记》皆云周公制礼或作《周官》之事，虽然不甚确切，但是并非没有根据，至少后来《周礼》的基本框架和基本思想在周公那里就有了。

另一部能够反映周公礼制思想的是《仪礼》。旧说其同《周礼》之关系是“《周官》为本，《仪礼》为履”。《周礼》是周代国家建制的根本大法，而《仪礼》是当时贵族生活的日常规范。用刘起釪先生的话说：《仪礼》只不过是一份“周代贵族举行各种典礼的详细仪节单”[2]654 。至于《礼记》则是后来儒生依据礼而阐发的治国安邦之道。虽不为周礼之本身，但却同样可以看出周公某些礼制思想。

经过周公改造与重建后的礼乐，既繁且褥，并见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冠礼、丧礼、聘礼、燕礼、飨礼、祭礼、军礼、乡饮酒礼、士相见礼、觐礼、朝礼等等，目的在于“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祭器用，皆有等宜。”不难看出，这是一种全新的礼乐制度。虽然不能说它件件都是政治化的和伦理化的，但其主要目的和主要方面则在政治与伦理领域，在此之前，礼乐是通神的手段，而周公重建的礼乐，则主要是周王朝统治的工具，同时也是谐和各社会等级的典章。而这也就是《晏子•内篇》所说的：“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暴民不作，诸侯宾服，兵革不试，五刑不用，百姓无患，天子不怒，如此则乐达矣。合父子之亲，明长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内，如此则礼行矣。”

四 中国政治哲学的初创

哲学与其同伴而生的宗教与科学，是“轴心时代”才有的。而哲学，就世界范围而言，则是先有自然哲学，自然哲学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才有人文哲学的产生。而在人文哲学领域，政治哲学又是其主要部分，中西皆然。如古代希腊，苏格拉底完成哲学转向之后不久，便有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斯多德《政治学》的问世。

在中国，西周之前是没有政治哲学的。尽管在传说里，尧舜禹汤是多么的仁政，但实际上这只是后人的杜撰。那时候为部落社会，政治与权力虽已有之，但为政之方以及权力的依据乃在于力量而不在于道德，在于部落的军事实力而不在于智者们的思想规导。或者简言之，那时候为以力服人而不是以德服人。

而西周不一样。虽然它以“小邦周”取代了“大邦殷”，依仗的同样是暴力，但却给予了道德的解释，或者说在“德”与“力”之间，构搭起一座思想的桥梁。相应的，中国的政治哲学亦由之而诞生。在此过程中，周公的作用极其重要。甚可说，中国政治哲学的创立者便是周公。

周公在中国政治史上的贡献，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前述的对礼乐文化的重建，二是创立政治哲学。而且这二者，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因为礼乐可能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革，甚或崩坏（尽管后世的政治规约许多仍是周代礼制的延袭），但周公所创立的政治哲学一直是后世政治与哲学两个领域的主旋律。无论古今，中国人思考政治问题，始终不脱周公的思想框廓。

在今人看来，周公初创的政治哲学不免简单和粗糙。但尽管如此，其核心命题的提出以及通过这几个核心命题所搭建的思想框架，则又不能视之为草创。这几个核心命题就是：敬天、敬德、保民。

先说“敬德”。从《周书》诸篇看，周公极其重视一个“德”字，且反反复复地强调王者（也包括诸侯国君）必须“敬德”、“明德”，认为“敬德”与否，乃是一个政权兴衰的关键所在。商代前期蒸蒸日上，原因是，从成汤到帝乙，“罔不明德慎罚，亦克用功，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功”。商代后期，国运衰败，就是因为它的几代君王“大淫图天之命”，相应的，小邦周灭了大邦殷，也是因为德行的高低之不同，“惟我国王灵承于旅，克堪用德”。故《召诰》云：“我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其德，乃早坠其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其命。”这就是说，谁也不知晓夏商两代的统治本该延续多久，只因这两个王朝皆“不敬厥德”，才早早地告别了历史舞台。

在周公的思想里，“敬德”与“保民”是一体的，“敬德”也就是“保民”。在他看来，作为统治者，君王应该深知人民的疾苦，即《无逸》所言：“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在他的认识中，统治者应该以民为镜，而不应以水为镜。以民为镜，才可知民之艰难和民心的向背。因此，为政者必须“迪畏天显小民，经德秉哲”。也只有保民，才能保得统治的长久。故《召诰》又云：“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天下，越王显。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历年，式勿替有殷历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年。”(注：旧说《召诰》为召公之书，笔者今据郭沫若之说，认为《召诰》前半部分为召公言，后半部分为周公言。)这段话有两个提法很值得注意：一是“惟王位在德元”；二是“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年”。“天”是首要的意思，“惟王位在德元”，意思是说，惟有道德高尚者才可以做王。而这同后来所谓“有德者王”、“惟仁者宜在高位”的提法是一样的，且同后文“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年”也是紧密相联的。因为“德”之落实必是“保民”，“保民”也就可以“受天永年”，即谁能“保民”，谁就有资格做王，且“受天永年”。

至于“敬天”这一命题，由于其基本义理在宗教，故于下文再作阐述。

五 由上帝崇拜到天崇拜

作为信仰意义上的“天”，同样是周代人的发明。郭沫若就认为：“殷时代是已经有至上神的观念的，起初称为‘帝’，后来称为‘上帝’，大约在殷周之际的时代又称为‘天’，因为天的称谓在周初的《周书》中已经屡见，在周初彝铭如《大丰簋》和《大孟鼎》上也是屡见。”[5]324 陈梦家也认为：“殷代的帝是上帝，和上下之‘上’不同。卜辞的‘天’没有作‘上天’之义的。‘天’之观念是周人提出来的。”[6]581 而且此种看法基本上是现今学界的共识。

前文已简要提到，轴心时代之前人类普遍处在巫术信仰阶段。此阶段的信仰，既可理解为自然宗教，亦可理解为多神崇拜。而且就在这由自然宗教向伦理宗教的转型过程中，各文明民族几乎都有一个由多神信仰向一神信仰的过渡。殷人所崇拜的“帝”或“上帝”便是这一过渡的产物，它既非原始崇拜的自然神，如日神、雷神等，也不是像基督教的上帝那样是一高度抽象的绝对主宰。但是它那“令风”、“令雨”、“令雷”、“降祸”、“降堇（馑）”、“受我佑”、“终兹邑”的神通，却又非任何自然神或祖宗神所能比拟。可以说，殷人的“帝”或“上帝”实乃由多神信仰转为一神信仰的过渡之神。如果不是人为的终结，完全可以想见，沿着殷人的信仰，中国的汉民族亦有可能像古代犹太人那样，建立起一种高度抽象的宗教信仰体系。

而终结这一过渡的便是周人“天”的观念的提出，以及用天崇拜取代上帝崇拜。尽管我们今天无法确证何人最早提出信仰意义上的“天”之概念，也不知何人最早提出用天崇拜取代上帝崇拜，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倘若没有作为当时最高政治权威和思想权威的周公一再对“天”或“天命”的强调，很难想像，已成殷人信仰传统的上帝崇拜会在很短的时间内退出历史舞台，从而使巫风盛行的汉民族陡然进入几近无神论的信仰状态。

周人所信奉的“天”，比起殷人的“上帝”来更为神通。具体言之则是：第一，天是世界万物的根据。《诗》之“天作高山”、“天生蒸民”，《易》之“天造草昧”，《尚书》之“万物父母”，都是强调“万物本于天”。第二，天是一切事物的最高法则。《尚书》和《论语》都有“天命之易”和“惟天为大”的说法。《左传》更有“天之所置，其可废乎”和“天之所废，谁能兴之”的发问。第三，天是王朝政治的决定力量。在先秦古籍中，这方面的文字最多。统治者往往把自己的政权说成是“受命于天”。第四，天是人间祸福的决定力量，而且其意志是人类不可知晓的。不难看出，周人的“天”与殷人的“上帝”，至少在如下三方面大为不同：

第一，殷人的“上帝”只会“令风”、“令雨”等，却不能干预人间事务，而周人的“天”既可像“上帝”那样降灾降福，但同时又能左右人世间的兴衰荣辱。

第二，殷人的“上帝”没有本体论的内涵，而周人则对“天”给予了“万物父母”的本体论解释。

第三，殷人的“上帝”没有道德义，只是一种巨大的超自然力量，而周人的“天”则是道德世界的最高法则，“惟德是辅”。这一区别至为重要，也是“天”与“上帝”最根本的不同点。

问题在于，周人为何要给予本来为自然之天的“天”一种本体论的理解，并且赋予它最终极的道德裁判权，而且其道德裁判主要在政治领域？答案只能是，这一切都是周公的政治哲学所需要的。少了“敬天”这一环节，他的“敬德”与“保民”两个命题将是没有任何落实之可能的。

周以前为部落社会，政治法则即丛林法则，以力服人，胜者为王。在这样的社会里，统治者考虑的只是自己的军事力量如何保持强大，而不必虑及百姓的疾苦。而周人通过分封制，建立起一套等级森严的贵族社会模式，试图以礼乐制度而规范整个社会，以“敬德”、“保民”之思想作为立国之道。然而，对于周初的统治者来说，问题仍然存在。这就是：第一、暴力一旦不能作为服人的根据，那么王权的合理性如何得以说明？除却暴力，“小邦周”何以取代了“大邦殷”？第二、社会等级虽曰森严，但僭越之现象总是难免。这样的话，周天子的独尊地位如何得以确保？第三、周天子乃至各级贵族相对于庶民，毕竟是强势群体，而且凭其强势，随时都有侵夺小民利益与生计之可能。一旦这样，必是民怨鼎沸，甚至极有可能发生犯上作乱之可能。也就是说，“其命维新”的周王朝如何才能做到既限制贵族们的贪戾，又能保障小民不至于作乱？

正是因为上述几个政治难题，周公才特别强调“天”的道德内涵，借助“天”的威权以规范人间的政治行为。其关键点在于，周公把天、民与王权看作一种三角关系，相互影响，并落实于民身上；民是三角关系中最为根本的要素。具体说就是：天以民心向背为依据而决定王权的兴衰；而民心的向背又取决于王权的执掌者的道德行为；而对于君王来说，他不仅要畏于天威，更要畏于民心，因为天与民心虽为两事，但又密不可分，即天命以民心为准。对此，《酒诰》一段话说得非常形象和具体：“弗惟德馨香祀，登闻于天，诞惟民怨，庶群自酒，腥闻在天。故天降丧于殷。罔爱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这是一种典型的神学化的政治哲学。它将人事纳入神事，将历史纳入天命，将天命作为政治领域的最高裁判官。但是由于天命所依在民心民情，故其落脚点又在民本。也可以说，周公创立的这套以天命为威权的政治哲学奠定了尔后流延三千余年的民本主义理论基础，后来孟子等人的民本主义乃至董仲舒的天人之学，都是对周公思想的继承与发挥。

六 全方位的后世影响

前文所述周公的思想贡献，无论是礼乐文化的重建、政治哲学的创立，还是将上帝崇拜转换为天崇拜，似乎仅在政治一个领域，凭此而将其尊为中国文化的先祖，亦似乎显得较为勉强。殊不知，尽管周公的所思所虑主要在政治，但其所重建的礼乐文化和所创立的政治哲学却极为深刻地影响了尔后中华民族社会生活与观念世界的方方面面。择其大端而言之即是：

（一）终结了巫术信仰时代，完成了由自然宗教向伦理宗教的过渡。自此，国家的头等大事在安邦治国，而不在祭神，亦勿需事无巨细，一切决断于神。在神人关系上，人的重要性得以肯定。巫术虽仍存在，但却不再以国家宗教的形态而存在，只能流于民间而演变为各类方术和迷信。

（二）在世界其他文明民族，由自然宗教转变而来的伦理宗教大多都是普世宗教，如基督教与佛教。普世宗教之最大特点有二：一是终极性关怀，致思的重点在生死问题；二是其所救赎的对象是每一生命个体。而周公以政治哲学为圆心的伦理宗教，关心的主要在政治之一域，而对宗教的基本使命几乎没有涉及。这样一种政治化的神学倾向，直接导致后世中国人的宗教观念淡薄，疏于对生死问题作哲学思考。

（三）按照人类思维的正常发展曲线，巫术信仰时代结束之后，应是由原始的天人合一发展为天人相分。而且也只有“天人相分”这一思维模式，才可促使科学的萌生与发展。古希腊就是很好的例证。而在中国，循着殷人的上帝崇拜，本可同样形成和发展起“天人相分”的思维模式。是周公所强调的天崇拜，打断了这一行程。自此，原始的天人合一虽已告退，但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种新的伦理宗教含义中的天人合一。而这也就是现代中国学者所反复强调的中国哲学之特质：重直觉而不重理性，重综合而不重分析。

（四）周公由“敬天”、“敬德”、“保民”三个命题所构建的政治哲学，同时也是一种历史哲学。作为历史哲学，其基本观点主要为如下几端：1.历史的演进亦即王朝的更替；2.王朝的新陈代谢皆为天命使然，而天命的依据又在民心的向背；3.既然王朝的更替依于天命和民意，那么逻辑地决定了，凡是被推翻的王朝在被推翻之前，必是罪大恶极，咎由自取；凡是新兴的王朝必是道德的化身，顺天应人；4.王朝的更替，本是血与火的结果，但在“恭行天之罚”的旗号下，却成了神圣的道德之举，所以任何“汤武革命”性质的造反都是有理的。这样一种历史哲学，两千多年来不仅规范着人们对历史的认识、评价和书写（一部二十四史，基本上都是这样写的），而且激励着他们投身于改朝换代的历史“创造”活动之中。

（五）周公无论是重建礼乐文化，还是创立政治哲学，都是出于强烈的忧患意识。此种忧患意识，如借用《大学》的话说，便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特别是后二者，即“治国平天下”，更是周公所要解决的难题。尽管在周公时代，尚无士阶层，但其对政治的担当意识，以及“敬天”、“敬德”、“保民”三命题却成了中国士阶层价值祈向。中国的士大夫可以不问生死，可以不思考自然规律，但对政治之一域，理论上谁都不可漠视。虽然在实际生活中有出世入世之分野，但就主流思想而言，入世才是正道。正惟如如，张横渠的“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和范仲淹的忧乐观，才会世世代代为人称颂。

参考文献：

[1]启良.中国文明史（上册）[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

[2]刘起釪.古史续辩[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3]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4]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m].北京：三联书店，1996.

[5]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6]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

责任编辑：饶娣清

on zhou gong is the ancestor of chinese culture

qi liang

（faculty of philosophy and history culture, xiangtan universty, xiangtan, hunan 411105, china）

abstract：the paper believes that the ancestor of the chinese culture is neighter confucius nor the huang di, but the great thinker, zhou gong,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zhou dynasty. the so-called statement of "descendants of yan and huang" and "confucius"s acts" are not correct. zhou gong completed the magnificent transform of transiting from natural religion to religious ethics through reconstructing courtesy and music culture and creating political philosophy, as well as converting yin people"s worship of god to the worship of sky. since then, influenced by zhou gong"s thinking, the chinese formed her unique view of politic, history, religion and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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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囊(选录)·明智部·周公姜太公原文和翻译

明智部·周公 姜太公

作者：冯梦龙

【原文】

太公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曰：“何族[同速]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伯禽至鲁，三年而报政。周公曰：“何迟也?”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而后除之。”周公曰：“后世其北面事齐乎?夫政不简不易，民不能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周公问太公何以治齐，曰：“尊贤而尚功。”周公曰：“后世必有篡弑之臣。”太公问周公何以治鲁，曰：“尊贤而尚亲。”太公曰：“后寝弱矣。”

二公能断齐、鲁之敝于数百年之后，而不能预为之维;非不欲维也，治道可为者止此耳。虽帝王之法，固未有久而不敝者也;敝而更之，亦俟乎后之人而已。故孔子有“变齐、变鲁”之说。陆葵日曰：“使夫子之志行，则姬、吕之言不验。”夫使孔子果行其志，亦不过变今之齐、鲁，为昔之齐、鲁，未必有加于二公也。二公之孙子，苟能日儆惧于二公之言，又岂俟孔子出而始议变乎?

姜太公吕尚被周王封于齐后，过个五个月就来向周王报告说政事安排好了。当时周公摄政，问他道：“怎么这么快?”姜太公说：“我只是简化了他们君臣上下之礼仪，又不改变他们的风俗和习惯，所以政治局面很快得到安定。”而周公的儿子伯禽到鲁国去，三年才来报告说政事安排好了。周公问他：“为什么这么迟呢?”伯禽答道：“我改变了他们的.风俗，革除了他们的礼仪，让他亲丧三年而后才能除掉孝服。”周公说：“这样下去，鲁国的后代们会北面事齐、向齐称臣了吧?国政如果烦琐而不简要，尊严而不平易，则百姓们将不能和其君主相亲近;君主如果平易而近民，则民必归附他。”

周公问太公用什么办法治理齐国，太公说道：“尊重贤圣之人而推崇有功绩之人。”周公说：“那么齐国后世必有篡权弑君之臣!”太公反之问周公用什么办法治理鲁国，周公说：“尊重贤圣之人并且尊崇公族亲属。”太公说：“那么，他们公室的势力将逐渐衰弱了!”

周公、太公能推断出数百年后齐国与鲁国的弊端，而不能预加防护，并不是他们不想防护，而是为政所能做的，也只有如此而已。即使是古代圣明君主的治理办法，也从来没有长时间而不出现弊端的。有了弊端要改正它，就只有等待后来人了。所以孔子有“改变齐国，改变鲁国”的说法。陆葵说：“假使孔夫子的志愿实现了，那么周公、太公的话就无法被现实所验证了。”但就算孔子的志向果真实现，也不过是改变当时的齐、鲁成为以前的齐、鲁，而未必就能超过周公和太公。周公、太公的子孙，如果时时刻刻都能警戒二公的预言，又哪里需要等到孔子出现后才议论变革的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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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周公庙导游词3篇

周公庙是纪念西周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古代洛阳的缔造者、中国儒家思想的奠基人周公姬旦的祠庙，亦称元圣庙。下面是第一范文网为大家带来的宝鸡周公庙导游词，希望可以帮助大家。

周公庙位于陕西省岐山县城西北7.5公里的凤凰山南麓，即《诗经》记载的“凤凰明矣，于彼高岗”处，唐武德元年(618)为纪念西周政治家周公姬旦修建。占地面积900亩，庙内古树参天殿堂成群，除了周公正殿外，还有召公、太公、等周人先祖及功臣勋将的配殿，汉白玉武将像等古迹名胜。

周公庙，建于唐武德元年(公元620xx年)，距今已1380多年，庙区现存古建筑30余座，占地约7公顷，整体建筑对称布局，殿宇雄伟，亭阁玲珑。庙内现存碑与石刻众多，并有汉、唐、宋、元、明古木多株。

周公姓姬旦，是周文王的第四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父。他生于岐邑，死于丰都(今西安市西)，曾辅佐武王伐纣灭商，建立周朝，是周王朝的开国勋臣。他制订礼乐，建立朝纲制度，为巩固新兴的周王朝作出了卓越贡献。所谓“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一直为人们所乐道，周公不愧为我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他还制定的一套君臣、父子、夫妇、上下、尊卑、贵贱等典章制度和礼节法规，为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奠定了牢固基础。

周公庙景区现存古建筑三十多座，唐柏汉槐多株，是宝鸡地区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建筑群。从古至今，这里一直是人们的游览场所，韩愈、苏轼、康海等许多文人墨客曾来此游览抒怀，留下了140多首游览诗文和30多通碑石。周公庙作为明至清时期古建筑，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洛阳周公庙是纪念西周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古代洛阳的缔造者、中国儒家思想的奠基人周公姬旦的祠庙，亦称元圣庙。周公曾协助武王伐纣灭商，辅佐成王摄政，东征平定管叔、蔡叔、霍叔“三监”与纣王之子武庚叛乱，营建洛邑并制礼作乐，使中国成为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由于周公开创了千秋伟业，被后世奉为天下第一圣人--“元圣”。全国各地多设祠纪念，洛阳周公庙即为其中的一座。 洛阳周公庙始建于隋末唐初(620xx年)，为隋将王世充草创。

唐太宗贞观和唐玄宗 开元年间予于重修，明嘉靖四年(1520xx年)在旧址重建，万历四十七年(1620xx年)重修。洛阳周公庙坐北面南，现存一组古建筑。依中轴线自前到后依次为定鼎堂、礼乐堂(会忠祠)、三殿及东、西廊房，凡664平方米，是洛阳市保存下来为数不多的明、清建筑群之一，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殿四角飞檐起翘，拓展伸张， 比例匀称，节奏和谐，既庄严稳重又隽秀灵巧，按我国著名古建专家郑孝燮先生所言，这是一座保留有辽金建筑风格的艺术杰作，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

殿内现供奉周公、召公、毕公及周公长子伯禽、次子君陈五尊圣像。定鼎堂后为会忠祠， 清代单檐硬山式建筑， 面阔五间，进深两间。现陈列一组人物群像，再现了当年周公制礼作乐的场面，置身此殿仿佛能聆听到典雅而悠扬的韶乐，故改名礼乐堂。后殿为清代单檐硬山式带前廊建筑，现陈列洛阳五大都城遗址出土文物，并展示隋唐东都城宫城、皇城沙盘模型。东、西廊房为清代硬山式建筑，拟辟为《周公史迹陈列》展室。

周公庙位于歧山县城西北7.5公里的凤凰山南麓，即《诗经》记载的“凤凰明矣，于彼高岗”处，是唐武德元年(618)为纪念西周政治家周公姬旦修建的，距今已有近1420xx年的历史。庙区内除所存的数座古代建筑，还有众多碑石和参天的古树，其中最受欢迎的是一棵植于明代、树龄480多岁的龙爪槐，很多游人认为此树沾了周公庙四百多年的灵气，抚摩它的树干便能带来福气，所以除了树枝被红带子缠满之外，树干的凸起部位被抚摸得很是光滑。

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曾辅佐武王伐纣灭商、建立周朝，是周王朝的开国勋臣。武王死后，成王少年即位，由周公摄政。在此期间，周公率军东征，平定管蔡之乱，稳定了周初政局。同时，他还制订礼乐，建立朝纲制度，为巩固新兴的周王朝作出了卓越贡献。所谓“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历来为人们所乐道。

“润德泉”是周公庙内的重要景观，泉水的喷吐和干涸有间歇性，每朝每代都把泉中有水看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吉兆。唐宣宗大中二年(公元848年)因此泉涸而复喷，宣宗便把这自然现象和他的个人功德联系起来，赐名为“润德泉”。因系皇帝敕赐，一直沿用至今。

润德泉旁有亭台一座，我在周公庙里溜达了四个多小时，台上的秦腔一直没有收场，让我大饱了一番耳福。虽然说唱词我几乎一句都听不懂，但是其铿锵激昂的唱腔确实让人震撼。

随意走进一间刚刚复建的大殿，有位画师正在画壁画，还有两个小伙子(后知是陕西美院的学生)在已经打好的底画上用薄纸临模我发现画师笔下的人物和场景颇具古风，便站在他身后看他作画。这几年到处溜达，见过不少修旧如新的佛殿壁画，对于现代画师的粗糙模仿实在不敢恭维，但眼前这位画师确实有相当的工笔画功底，一勾一扫之间很有些神韵。眼角的余光见我举起相机拍他正在作画的背影，画师有些不高兴，转过头来说他作画时不喜欢别人拍照。我问为什么，他说不为什么，就是不愿意。我说我是觉得你作画确实有水平才想拍，因为你这一墙画比很多古建中修复的壁画强得多。八成是这句话很受用，画师上下打量了我一眼，问，你从哪儿来?北京。画师一副恍然而悟的样子，哦!然后说，那么远的地方来的，那你拍吧!

后来聊起来，知道画师是凤翔人(如果我没记错，嘿嘿)，从四五岁就开始学习工笔画，基础非常扎实，后来因为工笔画不太值钱，就下到南方去开装饰公司了，这次是周公庙为了复建殿堂特意请他回来创作壁画的。我问，画壁画如此耗时(一幅墙就要用两三个月)，不是耽误你在南方的生意么。他答，是要少挣很多钱，但是这是给周公庙画，不一样的，好歹也算为弘扬民族文化作点贡献……

周公庙距离凤翔比较近，由于凤翔没有什么景点，很少游人会在凤翔停留，所以凤翔泥塑都摆到周公庙这边来卖了。凤翔的泥塑是很出名的，也确实非常有特色，形象以十二生肖、避邪面谱为主，色彩以白底黑线条勾划为多见，也有少量彩塑。动物造型大多朴实圆润，而线条又非常细腻传神。避邪面谱多为挂件，大小不一，感觉是以虎脸为原型又有狮面之韵，很有特色。若不是还要继续行走，真该买上n个回来送朋友，一家挂一个，呵呵。

将在6月临盆的fay_an要求我给宝宝买双小虎鞋带回来，我看了很多双总挑不到满意的，要么是鞋子漂亮但是鞋底不舒服，要么就是鞋底舒服鞋子又不漂亮，却不经意间在周公庙一眼看上了一只小虎枕，做工比较精细，形状和色彩也比较喜人，瓤儿又是荞麦皮的，便把它买下来作为给宝宝妈妈的礼物了。可惜的是这最小号的虎枕可能也得到孩子长到4岁才能枕，不过宝宝妈妈说了：可以先拿来当抱枕嘛……

《周公诫子》阅读理解及答案

阅读是运用语言文字来获取信息、认识世界、发展思维，并获得审美体验与知识的活动。它是从视觉材料中获取信息的过程。视觉材料主要是文字和图片，也包括符号、公式、图表等。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周公诫子》阅读理解及答案，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成王封伯禽于鲁，周公诫之曰：往矣！子无以鲁国骄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于天下亦不轻矣。然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吾闻德行宽裕，守之以恭者，荣；土地广大，守以俭者，安；禄位尊盛，守以卑者，贵；人众兵强，守以畏者，胜；聪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善；博闻强记，守之以浅者，智。夫此六者，皆谦德也。夫贵为天子，富有四海，由此德也；不谦而失天下，亡其身者，桀、纣是也；可不慎欤！

6．下列加点词语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a、守以卑者，贵。贵：地位显要 b、守之以恭者，恭：肃敬，谦逊有礼。

c、由此德也。由：由于 d、聪明睿智 睿智：聪慧，明智

7．下列句子中加点词语的意义相同的一句是

a．方虚骄而恃气/子无以鲁国骄士 b．又相天子/伯乐相马

c．德行宽裕/由此德也 d．守之以恭者，荣/清荣峻茂

8、下列对课文内容等理解不恰当的一项是：

a、从全文看，周公是要告诫儿子伯禽：贵为君王者，更应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乃至精神内敛，重才不露，大智若愚。

b、首句成王封伯禽于鲁，交代周公诫子的目的'，突显诫子之必要性、重要性。

c、不谦桀、纣是也是从反面阐说。说明了谦德的重要性。

d、末尾句以反问呼应首句，加强肯定语气。起到了总结问题的作用，突出了中心句。

9．把文言文阅读材料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8分）

（1）然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4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不谦而失天下，亡其身者，桀、纣是也；可不慎欤！（4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c

7．c

8．b

9．（8分）

（1）去了以后，你不要因为受封于鲁国（有了国土）就怠慢、轻视人才。（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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