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是正在迅速崛起的新兴经济体，美国是经济规模最大的发达经济体。中美金融结构存在较大差异，跨境金融存在明显差距。基于当前中国经济内外部因素，要注重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从国家层面全面防护中国金融安全，维护我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市场份额，提高金融体系“反封锁”的能力，加强人民币支付结算体系建设。在劳动力视角下，较长时期内中国在全球供应链的地位具有相当程度的不可替代性。

　　关键词：金融结构；金融安全；全球供应链；人民币支付结算体系

　　一、中美经济状况对比

　　中国是正在迅速崛起的新兴经济体。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40多年的艰苦奋斗，中国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贸易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美元外汇储备国、世界最大债权国之一。

　　美国是经济规模最大的发达经济体。自19世纪末期超越英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后，美国的经济规模就一直位居全球第一，在二战后更是以其强大的政治、经济、金融、科技和军事力量作为支撑主导了全球经济金融运行。

　　近二十年中，美国一直保持全球经济规模第一，而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在全球经济增长中无疑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美之间经济规模的差距正在以较快的速度缩小，根据中美两国的经济发展态势，有许多专家预测在未来十年内中国的经济规模将大概率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2000年，美国GDP总量首次突破10万亿美元，为10.25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30.4%；人均GDP为3.63万美元，全球排名第九。而当时中国的GDP总量为1.21万亿美元，全球排名第六，相当于美国的11.8%，占全球总量的3.5%；人均GDP为959美元，是美国的2.64%，全球排名第133位。

　　而到2021年，美国GDP为22.94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23.93%；人均GDP为6.94万美元，全球排名第五。而此时经济规模已跃升至全球第二的中国的GDP为16.86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77%，占全球的18.45%；人均GDP为1.19万美元，是美国的17.15%，全球排名第59位。现阶段我国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尚未跨入人均13205美元的高收入国家行列。

　　二、中美金融状况对比

　　（一）美国在国际金融领域占据主导地位

　　1944年由44个国家签署的《布雷顿森林协议》标志着美元霸权的确立。美国在19世纪末经济规模超越英国成为全球第一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使美国有能力在二战末期主导世界秩序的重建，这是美元霸权的基础和支撑。

　　美元是美国的主权信用货币，但其已经成为全球货币的“锚”，是事实上的全球货币。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元所代表的法制的市场经济规则、制度，以及有弹性的发达金融市场为支撑；另一方面是美国的科技创新能力，使美国持续居于全球供应链顶端。

　　根据最新的国际清算银行（BIS）三年一次的全球调查，全球外汇市场交易主要集中在英国、美国。2022年4月，英国外汇交易的全球占比38.1%，美国占比19.4%，中国占比1.6%。全球外汇交易币种主要为美元和欧元，人民币占比较低。2022年4月，按双边统计，美元的市场份额为88.5%，欧元为30.5%，人民币占比7.0%。全球场外利率衍生品市场主要集中在英美两国，2022年4月，英国占比38.6%，美国占比16.8%，中国占比1.5%。

　　现在人民币成为第五大储备货币，但还只是第八大交易货币。在三年一次的2022年国际清算银行抽样调查时，全球日均外汇成交量是7508万亿美元，美元是6641万亿；人民币只有526亿，远低于前五大储备货币美元、日元、欧元、英镑，甚至还低于瑞郎、加元和澳元。显然，人民币国际化任重道远。

　　（二）中美金融结构比较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金融资产多元化取得了长足发展，但多样化程度仍然显著低于美国。当前我国仍是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银行业总资产远远超过包括保险、养老金在内的非银金融机构资产，银行业的力量在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中也占据主导地位。美国的金融结构则是以市场为主导。

　　下面分部门进行对比。政府部门：相对于美国，中国政府部门有较多的金融资产，而负债则明显较少，2019年中国政府部门的金融资产和负债分别为GDP的123.6%和56.7%，净金融资产为67.0%；美国这三个数据分别为29.6%、139.8%和-110.2%。中国政府的净金融资产远高于美国政府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政府金融资产中有69.7%是国有企业股票股权，而美国这一占比仅为5.0%。居民部门：2019年中国居民的总金融资产和负债分别占GDP的225.2%和63.7%，净金融资产为161.5%；而美国这三个数据分别为437.0%、77.2%和359.7%，可以看出，美国居民相对来说更为富有。这种差异缘于经济体制的不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国民财富几乎全部私有化，由居民部门所持有；而中国居民持有全部净财富的七成，其余三成由政府持有。非金融企业部门：由于我国是银行主导型的金融结构，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偏高，金融资产和负债占GDP的比例高于美国——2019年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的金融资产和负债与GDP之比分别为200.9%和420.2%，高于美国的134.5%和397.6%。金融部门：金融部门是联系资金融出方和融入方的“中介”，发挥着配置资源、降低风险的作用。过去十余年中，中国金融部门的金融资产和负债增长较快，年均增速超过15%。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份额已经达到美国的水平，2019年为7.7%。国外部门：2019年我国的国外部门金融资产和负债分别为39.0万亿元和53.8万亿元，分别占GDP的35.2%和49.7%，净金融资产为-14.5%；美国的国外部门金融资产和负债分别占GDP的163.4%和113.1%，对外净金融资产为50.3%，美国金融市场的双向开放程度高于我国。

　　（三）中美跨境金融比较

　　第一，我国跨境金融规模稳健增长，与美国相比仍有明显差距。2008—2020年，我国国际投资资产和负债规模分别由2.97万亿美元和1.57万亿美元增长至8.70万亿美元和6.55万亿美元，占全球国际投资资产和负债的比例分别由2.74%和1.43%上升至4.56%和3.39%。2020年末，美国的国际投资资产和负债分别为32.26万亿美元和46.27万亿美元，占GDP的比例分别为154.07%和220.99%，占全球的份额分别为16.91%和23.94%。无论从规模，还是占全球份额或国内经济总量的比例来看，我国均远低于美国，表明现阶段我国金融活动对外依存度较低，未来具有较大增长潜力。

　　第二，我国国际投资资产结构日趋均衡，组合投资和金融衍生品份额远低于美国。2008—2020年，我国国际投资资产中的直接投资份额由6.57%上升至27.73%，成为近年来跨境资产配置增长最快的资金类型，储备资产占比中国为38.56%，而美国仅为1.94%，我国储备资产份额远高于美国，而组合投资和金融衍生品占比则远低于美国。

　　第三，我国国际投资负债以直接投资为主，而美国则以组合投资为主。2008—2020年，我国国际投资头寸的负债结构中，直接投资占比由58.2%降至48.51%，直接投资仍然是跨境资金流入我国的最主要方式，且远高于美国的25.89%。美国的国际投资负债则以组合投资为主，其中债券投资占比较大，这与美元的主要国际货币地位相关。

　　第四，跨境资金币种仍以美元主导。2013—2020年，部分经济体组合投资中美元资产占比由30.5%上升至42.7%；国际支付中美元份额由36.4%上升至40.1%。近年来，受诸多因素影响，导致美元外汇储备份额有所下降，2020年末下降至58.9%。

　　三、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忧”

　　（一）我国已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现在是“未富先老”

　　人口增长及其结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相对于西方国家，我国人口面临更快的老龄化。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我国的人口政策经历了从鼓励生育到计划生育的转变，从而给二十年后的经济带来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的戏剧性影响。我国在2000年前后就已步入老龄化阶段，2021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已达14.2%，意味着当今我国已步入深度老龄化阶段；预计在2030年左右过渡到超级老龄化阶段。

　　分析经济数据，发达国家老龄化进程与经济发展基本同步。按照世界银行的定义，目前高收入经济体的标准为人均国民收入（约等于人均GDP）超过13205美元，如果按不变价格计算，当前的西方发达国家在过去未达到老龄化前，都已成为高收入经济体（人均GDP通常在3万美元左右）。也就是说，西方发达国家是“未老先富”。而我国2021年人均GDP为1.19万美元，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仍未跨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

　　（二）中国面临以房地产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升级的挑战

　　现代经济增长是一个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制度红利和人口红利的释放，工业化进程迅速展开，经济快速增长。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由农业向制造业和服务业转变的同时，需要劳动力、资本投资和居住地点向城市转移，由此带动了城市化进程。城市化使我国房地产业持续繁荣，带动建筑、钢铁、水泥、家电、家具等20个以上行业发展，对经济增长贡献巨大。

　　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基础建设基本完成，中国进入后城市化建设阶段。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在2016年以后开始放缓，即从过去年城镇人口增速超过1%降到1%以下，2021年城镇化率水平仅提高0.82个百分点。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和城镇化进程的放缓，我国长达20余年的房地产上行长周期拐点或已出现，这将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带来深远影响，中国经济将从长期投资拉动主导模式面临转型升级。

　　对比美国的情况。美国的城镇化率达到较高水平后维持稳定。从美国人口结构来看，作为较开放的移民国家，大规模的年轻移民有相对较高的生育率，其18—44岁的年轻人口规模迄今尚未出现拐点，因此，尽管美国已经于2014年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但其老龄化进程要比我国缓和得多。

　　四、中国经济发展的“外患”

　　经济全球化是最近几十年全球经济运行的主要特征。经济全球化下，全球分工模式不同于传统的以最终产品为分工依据的模式，而是以垂直专业化为基础的生产环节分工的新模式。

　　本世纪初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也得益于全球化。进入本世纪以来，利用“入世”的契机，中国凭借人力成本优势快速融入了全球供应链，成为全球制造中心，现已发展成为全球唯一一个拥有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成为全球最大制成品出口国。

　　从全球来看，美欧等国的企业在供应链中占据优势地位，攫取全球化红利的主要部分；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较低，获取的全球化红利相对有限。为了维护这种特权地位，美国常规的策略是保持技术创新活力以确保其全球技术领先优势，并通过技术出口控制、国际技术联盟或国际技术保护规则等方式进行技术垄断，以使其他国家的供应链升级不会从根本上挑战其在供应链上的优势地位。

　　拜登政府和特朗普政府将供应链问题与国家安全战略相关联，并利用技术优势，将供应链中的非对称相互依存关系武器化，采用“实体清单”或技术战、推行“产业链脱钩”政策等激进方式胁迫和围堵中国。供应链政策成为美国进行大国战略竞争的关键手段。从美国全球化战略调整的角度看，拜登政府比特朗普政府更进一步。特朗普政府以“公平贸易”为动员手段，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并签订了新的《美墨加协定》。拜登政府将“安全”作为贸易政策的依据，不仅可以重塑供应链以强化经济安全，还进行大规模的产业干预，创造国内就业机会，迎合产业工人。

　　“9·11”事件之后，美国加速经济制裁改革进程，把金融制裁当作最重要的经济制裁措施。金融制裁的应用范围在深度和广度上都不断扩展。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加上各地小规模疫情频发，经济转型阻力不断上升。未来美国为打压、围剿我国，极有可能采取金融封锁与金融制裁。

　　美国在金融制裁实施中，多次禁止被制裁国家使用SWIFT系统，未来美国为打压我国，极有可能联合盟友实施类似的金融制裁。我国是世界第一贸易大国，高度依赖SWIFT系统开展国际结算清算。一旦被隔绝使用SWIFT系统，则意味着我国大部分进出口被切断，无法同别的国家开展经济贸易交往，相当于将中国的大部分工业体系从世界市场移除。

　　五、中美经济金融体系差异带来的启示

　　（一）注重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从国家层面全面防护中国金融安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要坚持底线思维，坚持问题导向，在全面做好金融工作基础上，着力深化金融改革，加强金融监管，科学防范风险，强化安全能力建设，不断提高金融业竞争能力、抗风险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

　　相比我国高度开放和高度竞争的制造业，我国金融业无论是开放度还是国际竞争力都存在明显差距。在全球金融混业经营的大趋势下，我国还是实行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我国的金融机构表现出明显的“大而不强”的特征，中国前五大上市证券公司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水平不高，通常年份只有10%左右。国内大部分金融机构的主要收入来源都来自境内，来自境外的收入占比普遍较低，我国还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跨国金融机构，难以与美国的大型金融机构进行竞争。

　　（二）维护我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市场份额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逆全球化思潮涌现；特别是自2018年以来，英国脱欧、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级等一系列逆全球化因素的出现，促使供应链转向区域化。其中，《美墨加协定》签署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深入推进，进一步加快了全球供应链的区域化演变，而2020年11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则进一步奠定了全球供应链“三足鼎立”的格局，即全球供应链基本形成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北美供应链、以德国为主导的欧洲供应链和以中国为主导的亚太供应链并存的局面。

　　尽管美国利用其供应链优势对我国进行打压，但我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具有相当程度的不可替代性。从全球贸易额数据来看，全球化似乎处于停顿状态。中国贸易在GDP中所占份额明显下降，表明中国越来越依赖成熟的国内市场，而不是外部需求。在此期间，中国的全球出口市场份额实际上一直在增长。以全球化较为突出的五类行业为例：（1）计算机和电信、电子、家用设备（占全球贸易的14%）；（2）金属（占全球贸易的14%）；（3）汽车和运输设备（占全球贸易的9%）；（4）化学品（占全球贸易的9%）；（5）机械和设备，这五个行业占全球贸易额的50%以上。在这些行业中，中国向世界其他地区提供的供应量占全球总产出的6%（汽车和运输设备）到27%（计算机和电信、电子、家用设备）之间。再做进一步的细化分析发现，美国从中国进口的贸易货物占从中国总进口量的近50%，或占美国总进口量的10%。也就是说，中国对美国扮演着关键供应商的角色，其所覆盖品类远远高于其他国家。

　　（三）提高金融体系“反封锁”的能力，避免“硬脱钩”

　　面对未来可能发生的金融制裁和金融封锁，我国须积极提高金融体系反封锁的能力，对于可能遭到限制的领域制定替代机制，比如能源贸易中优先选择以人民币结算，甚至开展美元计价—人民币结算机制。此外，还可通过扩大“石油人民币”“铁矿石人民币”“碳金融人民币”等机制提高人民币的国际结算份额，积极探索资本账户进一步开放以促进人民币自由兑换水平，不断扩大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的覆盖与使用范围，深度绑定全球金融体系，避免与全球金融体系硬脱钩。我国政府持有规模庞大的美元资产（包括美债、美股等），其安全性、流动性仍然取决于美国政府的背书和认定。我国须谨慎判断，在出台相关政策时，以大局发展为重，提高战略发展主动权，积极主动迎接资本市场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

　　（四）加强人民币支付结算体系建设

　　美国占据国际金融市场主导地位，美元霸权依然稳固。美元具有显著的网络经济特征，在国际金融市场中呈“一币独大”格局。当前人民币国际交易量不足美元的十分之一，实现国际化依然任重道远。

　　人民币支付结算体系发展相较美元依然落差巨大。美国在国内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纽约支付清算体系，实现了外汇清算系统、证券清算系统与美元支付清算系统的PVP、DVP连接，这些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为美国成为全球资本中心奠定了基础。我国的人民币国际支付清算系统正在积极稳步推进。截至2021年末，共有境内外1259家机构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接入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2021年，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稳定运行，累计处理跨境人民币业务334.16万笔、金额79.60万亿元；日均处理业务13367笔、金额3184亿元。

　　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结算取得较大进展。2022年9月28日，国际清算银行(香港)创新中心、香港金融管理局、泰国中央银行、阿联酋中央银行和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联合宣布：在“货币桥”平台上首次成功完成了基于4个国家或地区央行数字货币的真实交易试点测试。我国的工行、农行、建行、中行、交行等国有大行参与这个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目前，全球约90%的央行正在探索或研究央行数字货币。随着央行数字货币的普及，以美元为单一货币主导的货币体系在不远的将来可能将不复存在。

　　（五）劳动力视角下中国的不可替代性

　　从最近一次人口普查数据看，我国人口发展形势总体平稳。从人口总量上看，过去十年间保持了惯性增长态势，只是势头有所减弱，我国仍然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总规模14.1亿人。从年龄结构上看，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达到2.6亿，占总人口比重达到了18.7%，已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但劳动力数量还是全球第一，2021年我国仍有7.9亿劳动力，而作为另一人口大国的印度只有4.7亿劳动力。另外从人口质量上看，受教育水平明显提高，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2010年的9.7年提高到2020年的10.8年。总的来说，我国的劳动力依然相对充沛，外国对我国劳动力的替代能力较弱，因而，在较长时期内中国在全球供应链的地位具有相当程度的不可替代性。

　　【本文系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2022年度招标课题“俄乌冲突背景下维护金融安全问题研究”阶段性成果】

　　（张恩典，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李湛，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