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说，在长期中，货币政策传导效果会随其所处金融系统和环境的变化而产生变化，这一观点在国外文献中均有各国实证结果支持，利用参数时变化后的计量模型能够较好地描述与刻画货币政策传导途径的金融形势时变效应。

一、关于货币政策传导的金融形势时变特征的研究

有学者较早地将泰勒规则中的产出缺口与通货膨胀缺口参数时变化，即运用马尔可夫链对参数进行约束使之成为区制转换形式。随后，有学者通过运用状态空间模型，设定时变参数泰勒规则来检验美国、德国等五个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传导效果，得知以上各国政策利率能够被时变参数泰勒规则更好地描述，而常参数泰勒规则的解释效果较弱。

但是，对VAR模型应用马尔可夫区制转换有一定的局限性，马尔可夫区制转换只能有限次数地刻画变量结构突变，并非是完全时变得，因而也不能体现渐进时变过程，所以完全时变TVP-VAR模型构建产生。有学者通过TVP-SVAR模型，并运用MCMC算法来进行估计，实证发现美国货币政策在近四十年中存在明显的时变效应，尤其在利率传导渠道中，货币政策对于通胀水平和失业率有着更显著的调控作用。

有学者利用VAR模型来分别估计，发现美国在一九八〇年之后，货币政策对于实体经济的冲击效果更弱。有学者基于二战后美国宏观经济数据，利用SV-TVP-VAR模型并使用Bayesian方法刻画了在三个不同代表时期价格型货币政策对于产出和投资的冲击有着明显差异与变化，合理地解释了“价格之谜”。

时变参数的VAR模型固然能较好地刻画变量之间的时变关系，但缺乏一定的理论基础，故非线性的DSGE模型应运而生。如有学者建立马尔可夫区制转移的DSGE模型并实施贝叶斯估计，证实了巴西的货币政策传导中存在结构性突变。而运用参数时变的DSGE模型研究货币政策传导渐进时变的研究较为薄弱。国内较多学者从总量的角度对货币政策传导时变效应进行了科学研究。一部分学者运用非线性泰勒规则对我国货币政策规则进行探究。

通过将利率对通胀缺口的反应系数进行了马尔可夫区制转化，郑挺国和刘金全发现我国一九九二-二〇〇九年间货币政策规则遵循一种明显的不稳定的、非线性的泰勒规则，即货币政策传导效果具有区制转移特征。随后，刘金全和张小宇、王志强和贺畅达进一步将泰勒规则中的参数时变化，分别采用多步移动Gibbs抽样方法和卡尔曼滤波拟合时变参数泰勒规则模型，捕捉到我国的价格型货币政策正逐渐遵循一种“时变的泰勒规则”。

更多的学者是使用时变VAR模型来对货币政策传导时变特征进行研究。倪玉娟等运用MSIH-VAR模型挖掘出不同货币政策工具对于股票价格有时变效应。邓创和席旭文通过估计TVPVAR模型，得知我国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渠道表现出对于产出和物价的影响效果正在不断减弱的时变特征。而更多的学者如陈守东等同样利用SV-TVPVAR模型，发现利率传导渠道存在明显结构性突变，且该途径对于产出缺口的调控正不断增强。

黄宪和王旭东基于过去30年的央行实施货币政策数据，利用TVP-VAR模型发现价格型货币政策能够逐渐更快速、更有效地实现对于实体经济的调控。刘金全等进一步利用LT-TVP-VAR模型证实了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存在着门限效应，即货币政策偏好是非线性的，价格型与货币型政策工具对于产出和物价水平的调控具有不同方向的偏好。

王曦等将BEKK-MGARCH模型中的参数进行马尔科夫区制转换，可以捕捉到非货币资产价格传导机制时变效应，该途径在资产价格出现剧烈波动时才具有明显的有效性。徐亚平和王蕊利用TVP-SV-VAR模型描述了货币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传导的时变效应，刻画了两者对产出和物价的非对称影响。熊礼惠等通过建立TVP-VAR模型来分析社融规模这一货币政策新传导机制的总量与结构时变特点，发现该渠道对于产出和物价均具有越来越强的影响作用，但对于其传导至实体经济仍具有一定的时滞。

二、关于货币政策应对疫情的冲击的研究

作为危机之下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各类货币工具被广泛且灵活地运用。有学者通过DSGE模型来研究在巨灾过后，由于卖空现象大量发生，于是央行立刻采取的宽松货币政策，而这一举措正遵循泰勒规则，即通过提高名义利率来削减通胀水平以及避免产出扭曲。

有学者从实证的角度阐释了灾难给国家带来巨大的财政和经济负担，同时会导致价格型货币政策暂时失去效果，在危机管理中利益相关者理论应当受到重视，将货币政策与保险、公共债务管理、财政政策统筹兼顾，才能帮助更好地管理灾难风险。有学者在有内生性财务摩擦和借贷成本渠道的DSGE模型中，反周期银行资本监管和宏观审慎的货币政策相结合，能够有效熨平经济波动带来的冲击。

有学者基于日本二〇〇七年前后金融危机银行信贷数据，证明非常规货币政策能够有效通过银行信贷渠道来扩大金融机构融资量，从而疏解流动性危机。有学者基于私人公司提供的匿名经济日度数据，来分析经济是如何受到影响的。在二〇二〇年三月中旬，高收入人群的支出大幅减少，进而小型企业的收入降低，因此员工遭遇解雇，失业率持续数月高企。而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其中包括货币政策在内只能促进短期消费的增加，难以促使就业恢复，而社会保险能有效纾解疫情所带来经济困难。有学者通过梳理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二十一家央行在二〇二〇年三月至四月所发布的量化宽松公告，并进行事件研究。

发现量化宽松手段在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中均有效力，且量化宽松政策对于新兴经济体的债券收益率影响要更大。有学者针对发展中国家建立宏观经济模型，发现在疫情时期应当制订针对特定年龄段的封锁政策，而非全面封锁，从而提高疫情防控效率。针对新冠疫情，国内学者有不同见解。晁江锋通过将罕见灾难风险纳入多部门DSGE模型中，模拟在不同经济政策下巨灾对实体经济指标所产生的影响，发现在货币政策环境下实体经济抵御冲击的实力最强，财政政策环境次之。

张斌通过将新冠肺炎疫情代理变量纳入VAR模型中，指出相较于单一财政政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使用能更有效地实现逆周期调节，但会带来一定的通胀压力。在我国经济进入下行压力不断增大的区间，毛捷等考虑通过货币融资来为扩张的财政政策提供资金支持，相较于单一扩张政策的实施，这种协同方式能更有效地提振经济，避免“李嘉图等价”问题。张靖佳等表示在疫情之下，我国货币政策的使用需要注重政策目标的抉择以及提高货币政策信号传导机制。

姜伟通过NARDL模型，发现媒体对疫情的报道在短期内能使实体经济受创，为了减轻通货膨胀压力，应当着重将结构性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组合使用。在新冠疫情给我国经济带来了巨大下行压力的背景下，刘伟提出在通胀水平得到控制的前提下以及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货币政策要保持适度的宽松。

郭栋利用NK-DSGE模型，从理论的角度分析了在不同政策环境下，经济对灾情的应对能力，得出混合使用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是应对疫情冲击的最优选择，数量型货币政策虽效果显著但滞后期较长，而在疫情之下缺乏畅通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极端的数量型货币政策如量化宽松在危机之下难以传导至实体经济。

由于新冠疫情全球化，我国进出口环境遭受恶化，故潘超和程均丽设置了包含开放经济的DSGE模型，实证发现目标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利率政策搭配目标为保持汇率稳定的汇率政策成为抵御新冠疫情带来的外部冲击的最优货币政策组合。

苏乃芳和李宏瑾指出新冠疫情对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均产生不小的冲击，使其货币政策均进入低利率甚至是负利率区间，理论上这一举措短期发挥了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的作用，但长期而言会损害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故中国仍然需坚持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陈利锋和钟玉婷构建SIR-DSGE模型，从实证的角度揭示了接近于零利率甚至是负利率政策下，新冠疫情会对货币政策最终目标造成永久性打击，引起“滞胀”现象，基于此作者同样支持我国目前稳健的货币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