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上古汉语语法研究

　　《马氏文通》出版以来，上古汉语一直是汉语历史语法学重点关注的研究领域。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上古汉语语法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不仅体现在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大和对语料的深入开掘，而且也体现在对上古汉语语法现象研究的视角越来越多元化。现代语言学的一些新的理论方法和研究手段被自觉运用到汉语历史语法的研究中来。在深入细致地描写语法现象的同时，着力探讨促动语法演变的动因和演变过程及形成机制，已成为学者们的自觉追求。

　　一 基于两类研究对象（语料类型）的上古汉语语法研究

　　从上古汉语所研究的对象或者说所要处理的语料类型来看，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传世典籍，另一类是出土文献。这两类语料的性质虽然有所不同，但它们在一定程度上都能够反映上古时期汉语的真实面貌，彼此不可替代，形成互补。充分利用好这两类语料，可以更清晰、更客观准确地呈现出上古汉语各时期语法的特点。70年来上古汉语语法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很好地印证说明了这一点。

　　（一）主要以传世典籍为研究对象的上古汉语语法断代专书研究

　　改革开放40年来，在老一辈学者的倡导下，围绕上古传世典籍展开扎实的专书专题语法研究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1979年吕叔湘先生在写给古汉语研究人员的一份建议书中写道：“要对古代汉语进行科学的研究，就要注意时代和地区的差别。对于这些差别，现在还只有一些零碎的认识，还缺少系统地探索的成果。要进行研究，现在还只能先拿一部一部的书做单位。一方面在同一作品中找规律，一方面在作品与作品之间就一个个问题进行比较。”（何乐士：《专书语法研究的几点体会》，《镇江师专学报》1999年第1期）现在学术界对断代和专书语法研究在整个汉语语法史研究中所处的地位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

　　40年来以上古传世典籍为核心语料所取得的语法研究成果非常丰硕，目前这些传世典籍中的绝大多数都已有专书语法予以描写和分析。专书研究中，有的侧重于以词类或虚词为主要研究对象，有的侧重于句法格式，有的则兼而有之，各有特色。何乐士的《〈左传〉虚词研究》对《左传》每类虚词中重要的、有代表性的虚词都进行了专题研究，全面而详尽地介绍了它们的分布特点和用法。殷国光的《〈吕氏春秋〉词类研究》对《吕氏春秋》一书的词类做了全面考察。管燮初的《〈左传〉句法研究》和白兆麟《〈盐铁论〉句法研究》则比较侧重于对句法格式的考察分析。廖序东的《楚辞语法研究》、钱宗武的《今文〈尚书〉语法研究》和何乐士的《〈史记〉语法特点研究》等综合考察了《楚辞》《尚书》《史记》各书的重要虚词和句法格式。

　　这些专书语法研究的共同特点是，广泛采用量化的研究方法，用翔实的统计数据来反映重要的语法现象，并在此基础上做出更为客观的定性分析，得出稳妥可信的研究结论。这样就避免了仅凭举例式的泛泛而谈或直感印象式的主观判断便下结论的弊端。上古汉语专书语法研究为进一步的比较研究和断代语法史、语法通史的撰写奠定了基础。

　　（二）主要以出土文献为研究对象的上古汉语语法研究

　　甲骨文、金文与战国秦汉时期的出土简帛文献是从事上古汉语语法研究得天独厚的重要材料，以这些出土文献为中心展开的系统性的语法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管燮初的《殷墟甲骨刻辞语法研究》是我国第一部对甲骨文句法和词类进行系统研究的著作，具有开创性。陈梦家的《殷墟卜辞综述》是一部关于甲骨文研究的全景式著作，该书专设“文法”一章对甲骨文的语法进行讨论，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的观点。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新出土的甲骨文材料不断涌现和甲骨文考释水平的提高，甲骨文语法研究不断有新的成果出现，研究视野更加开阔，研究水平也不断提升。裘锡圭的《关于殷墟卜辞的命辞是否问句的考察》、赵诚的《甲骨文虚词探索》、沈培的《殷墟甲骨卜辞语序研究》、张玉金的《甲骨文语法学》《甲骨卜辞语法研究》、杨逢彬的《殷墟甲骨刻辞词类研究》等是这一领域的代表性论著。

　　西周金文是研究西周时期汉语最重要、最可靠的依据，70年来利用这批材料研究西周时期的语言，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金文语法研究方面，管燮初的《西周金文语法研究》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金文语法的著作。该书选用西周重要金文208 篇为研究材料，从句法和词法两方面作了全面的描写和分析，比较如实地反映了西周语言的语法规律。相关代表性论著还有张玉金的《西周汉语语法研究》《西周汉语代词研究》、崔永东的《两周金文虚词集释》、武振玉的《两周金文虚词研究》等。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战国秦汉时期的简帛文献新材料不断发现，对出土文献语法研究在最近40年中成果尤为丰富。王锳的《云梦秦墓竹简所见某些语法现象》、张振林的《先秦古文字材料中的语气词》、冯春田《睡虎地秦墓竹简某些语法现象研究》、魏德胜的《睡虎地秦墓竹简语法研究》、周守晋的《出土战国文献语法研究》、李明晓的《战国楚简语法研究》《战国秦汉简牍虚词研究》、张玉金《出土战国文献动词研究》等具有代表性。

　　值得重视的是，上述这些主要利用甲骨文、金文、战国秦汉出土简帛文献材料所展开的上古汉语研究，往往也比较注重将出土文献与同期传世典籍进行对比研究，通过二者的相互结合，更加全面地反映了上古汉语语法的实际面貌。

　　二 针对汉语历史语法一些重要课题展开的基础性研究

　　（一）词类研究（上）：上古汉语实词研究

　　对上古汉语实词词类的专项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王力的《汉语史稿》及在此基础上修订的《汉语语法史》对上古汉语动词、名词、形容词、量词、数词、代词等都有深入的考察。李佐丰的《文言实词》是一部研究先秦断代实词的著作，该书以穷尽式数量统计分析为依据，对先秦汉语的实词进行了细致的分类。郭锡良的《先秦汉语名词、动词、形容词的发展》着重探讨了上古汉语名词、动词、形容词的历史演变。蒋绍愚的《上古汉语作格动词》、宋亚云的《汉语作格动词的历史演变研究》系统地探讨了此前人们较少关注的上古汉语作格动词问题，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创新观点。张文国的《〈左传〉名词研究》、张猛的《〈左传〉谓语动词研究》、陈克炯的《〈左传〉形容词简析》则分别对《左传》一书的名词、动词、形容词进行了专题讨论。杨建国的《先秦汉语的状态形容词》、宋亚云的《上古汉语性质形容词的词类地位及其鉴别标准》和苏颖、杨荣祥的《上古汉语状位形容词的鉴别》等分别对上古汉语形容词不同小类的地位、类别及鉴别标准等有比较系统的考察分析。

　　名词和动词的关系，尤其是名词与动词的转类现象，也是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朱德熙的《关于先秦汉语里名词的动词性问题》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考察了上古汉语名词与动词的关系，对名词的动词性进行了深入探讨。沈家煊的《关于先秦汉语名词和动词的区分》对先秦汉语名词和动词这两个最为重要的词类，从新的视角进行了重新审视和分析。此外，张文国的《古汉语的名动词类转变及其发展》、任荷的《先秦汉语“名词动用”现象研究——以物质名词为例》等也都对这一问题有比较细致的考察。

　　量词研究方面，刘世儒的《汉语动量词的起源》、黄盛璋的《两汉时代的量词》、黄载君的《从甲文、金文量词的应用考察汉语量词的起源和发展》、李佐丰的《〈左传〉量词的分类》、贝罗贝的《上古、中古汉语量词的历史发展》，吴福祥、冯胜利、黄正德的《汉语“数+量+名”格式的来源》等就上古汉语的量词特点及其来源问题有比较深入的探讨。

　　对于上古汉语代词系统的研究，70年来取得了很大进展，就一些重要问题展开争鸣和讨论，有的达成了一定的共识。

　　王力的《汉语史稿》代词章对上古汉语人称代词进行了系统的勾勒，并就第一、二人称的格位和形态变化做了初步的描写分析。此后的研究不断深化，洪诚的《关于上古汉语人称代词形态问题的讨论》、黄盛璋的《古汉语的人身代词研究》、周生亚的《论上古汉语人称代词繁复的原因》、洪波的《上古汉语第一人称代词“余（予）”“我”“朕”的分别》等对人称代词的形态问题做了进一步探索。朱庆之的《上古汉语“吾”“予/余”等第一人称代词在口语中消失的时代》利用语料库的资料，采用统计学的方法对上古汉语“吾”“予”“余”等第一人称代词在口语中消失的时代进行了考察。文章通过对比本土文献和翻译佛经，指出翻译佛经中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一变化最晚在东汉时期已经结束。

　　上古汉语指示代词和疑问代词方面的研究也有新的进展。黄盛璋的《先秦古汉语指示词研究》、郭锡良的《试论上古汉语指示代词的体系》、洪波的《上古汉语指示代词书面体系的再研究》等对上古汉语指示代词内部的体系划分和功能分布问题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贝罗贝、吴福祥的的《上古汉语疑问代词的发展与演变》则系统地对各类疑问代词的演化进行了深入分析。

　　上古汉语助动词的研究70年来也有重要突破，基本厘清了上古汉语时期助动词的功能类别，并对一些重要的助动词进行了翔实的个案分析。这方面的代表性论著有刘利的《先秦汉语助动词研究》、姚振武的《晏子春秋的助动词系统》和李明的《两汉时期的助动词系统》等。

　　（二）词类研究（下）：上古汉语虚词研究

　　由于汉语缺乏形态方面的变化，因此虚词作为语法功能词在语法中的作用显得尤为突出。有关上古汉语虚词方面的研究一直都是研究的重点。新中国成立70年来，对上古汉语各类虚词（副词、介词、连词、语气词、叹词等）的考察分析，无论在虚词功能系统的构建，还是在重点虚词的个案探讨方面，都有长足的进展。

　　副词研究方面，突出表现在对副词分类和各个小类功能用法的考察越来越细致，注重对专书或专题的量化分析。改革开放以来，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对一些小类或单个副词的来源和演变过程进行探讨和解释，已成为该领域研究的主流趋势。否定副词、情态副词、语气副词、范围副词的研究是副词研究的重点。

　　介词、连词研究方面，更加注重介词、连词的句法位置、功能嬗变以及语法化的过程。围绕“于”的来源和演变，有多篇重要论文涉及，如赵仲邑的《论古代汉语介词“于”“於”“乎”》、郭锡良的《介词“于”的起源和发展》、梅祖麟《介词“于”在甲骨文和汉藏语里的起源》等。对其他介词如“以”、连词如“与”“及”等的考察研究也有重要进展。赵大明的《〈左传〉介词研究》一书则集中对《左传》的介词做了比较全面的考察分析。

　　关于上古汉语的句末语气词，围绕语气词的功能是单一的，还是多元的，语气词连用及连用情形下各语气词的作用及所处的结构层次等问题，学术界有比较深入的探讨。代表性的论著有郭锡良的《先秦语气词新探》、刘晓南的《先秦语气词的历时多义现象》、赵长才的《先秦汉语语气词连用现象的历时演变》、朱承平的《先秦汉语句尾语气词的组合及组合层次》、杨永龙的《先秦汉语语气同现的结构层次》等。

　　（三）一些重要句法格式的深入探讨

　　汉语史上一些重要的语法现象和句法格式在上古汉语中都可以找到其源头，如判断句和系词“是”的产生问题、被动式问题、连动式问题、致使结构与使成式问题等都是汉语历史语法中的大问题，搞清楚它们的来龙去脉对汉语语法史研究意义重大。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和《汉语语法史》中对这些重要问题都有专门的讨论，为后来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后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不断有新的进展和突破。

　　关于汉语的系词“是”及判断句的产生和判断标准等问题，洪诚的《论南北朝以前汉语中的系词》、洪心衡的《〈孟子〉里的“是”字研究》、郭锡良的《关于系词“是”产生时代和来源论争的几点认识》、唐钰明的《上古判断句的变换考察》、汪维辉的《系词“是”发展成熟的时代》等论文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经过多年的研究，已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共识。

　　对被动句的起源以及被动标记的使用及其历史演变，20世纪50至60年代曾展开过争鸣和讨论，代表性的论文有刘世儒的《被动式的起源》、王力的《汉语被动式的发展》、洪诚的《论古汉语的被动句》、方光焘的《关于古汉语被动句基本形式的几个疑问》等。改革开放以后仍不断有学者从新的视角或根据新的语料对上古汉语被动句进行研究，在理论方法和对上古被动句的认识上都有新的进展和突破。如周斌武的《论古汉语里的被动句》，唐钰明、周锡䪖的《论先秦汉语被动式的发展》，解惠全、洪波的《古代汉语表示被动的“被”和“见”》，姚振武的《先秦汉语受事主语句系统》等都是这方面有影响的论著。

　　上古汉语连动式、致使结构与使成式等问题，涉及到汉语历史发展的许多重要现象，也是汉语历史语法研究的重要基础性课题，70年来学术界投入了很多力量展开研究，不断有新的成果问世。对汉语早期连动式的形成过程与表现形式，对分析型和综合型致使结构类型差异的研究都有重要进展。余健萍的《使成式的起源和发展》、周迟明的《汉语的使动性复式动词》、祝敏彻的《使成式的起源和发展》、何乐士的《从〈左传〉和〈史记〉的比较看〈史记〉的动补式》、李佐丰的《〈左传〉的“使”字句》、梁银峰的《先秦汉语的新兼语式——兼论结果补语的起源》、祝敏彻的《再谈使成式（动结式）的产生时代》等都是较有影响的论著。

　　（四）上古汉语语序类型的探讨

　　上古汉语的语序类型也是讨论较多的热点问题之一。学者们从上古汉语语言类型的区域转换和方言地理的角度，采用跨语言的类型学研究方法对上古汉语的语序类型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在充分描写的基础上，得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理论思考和结论。周光午的《先秦否定句代词宾语位置问题》、殷国光的《先秦汉语带语法标记的宾语前置句式初探》、张清常的《上古汉语的SOV语序及定语后置》、沈培的《殷墟甲骨卜辞语序研究》、刘丹青的《先秦汉语语序特点的类型学观照》、张赪的《汉语介词词组语序的历史演变》《汉语语序的历史发展》等都是这方面的重要代表性成果。

第四节 中古汉语语法研究

　　中古时期处于上古和近代之间，是汉语历史发展中的重要阶段。相对于传统以先秦西汉时期的经典文献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上古汉语和以唐五代以后接近口语的白话文献为主体研究对象的近代汉语而言，中古汉语语法研究起步较晚，基础比较薄弱。20世纪90年代起，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中古汉语在汉语史中的地位得到确立，中古汉语的研究价值得以突显，尤其对中古汉译佛经文献的重视和开掘，使得中古汉语语法研究滞后的状况得到很大改变。目前中古汉语语法研究已成为整个汉语历史语法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新的学科增长点，成果日趋丰富，尤其在中古译经语法研究方面，成绩尤为突出。

　　一 以本土文献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中古汉语断代专书语法研究

　　经过学者们的细致梳理，中古时期本土传世文献中可以用作此期语法研究的语料已得到初步整理，使得中古汉语语法研究有了比较可靠的语料基础。以本土文献为主要语料的相关语法史研究成果比较丰富。柳士镇的《魏晋南北朝历史语法》是较早对中古汉语语法作出描写分析的著作，尤其在词类和句式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何亚南的《〈三国志〉和裴注句法专题研究》对《三国志》和裴松之注中的若干句法现象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汪维辉的《〈齐民要术〉词汇语法研究》对中古汉语时期的重要典籍《齐民要术》的语言作了比较系统的整理与研究，语法部分对《齐民要术》的虚词、量词和动补结构、判断句等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周生亚的《〈搜神记〉语言研究》中的语法部分对《搜神记》的词类和句法做了考察。此外，对其他中古时期重要的本土文献如《论衡》《太平经》《抱朴子》《世说新语》《洛阳伽蓝记》《颜氏家训》《水经注》等都有学者从专书或专题的角度进行语法描写。这些论著为中古汉语断代语法史乃至整个汉语语法史的构建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和阶段性的成果。

　　此外，日本学者太田辰夫《汉语史通考》一书的中古部分、志村良志《中国中世语法史研究》和中国台湾学者魏培泉《汉魏六朝称代词研究》的相关研究对大陆学术界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二 以汉译佛经文献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中古汉语语法研究

　　荷兰汉学家许理和的《最早的佛经译文中的东汉口语成分》和日本汉学家太田辰夫的《中国语历史文法》20世纪80年代被相继引介到我国汉语史学界后，对促进中古汉译佛经语法研究起到了积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此后利用翻译佛经语料对中古汉语语法词汇展开研究成为30年来的一大亮点。

　　（一）语言接触理论在汉译佛经语法研究中的运用

　　充分利用汉译佛经文献对语言接触背景下一些中古时期产生的语言现象进行研究，是这一时期的突出特色。曹广顺、遇笑容的《中古汉语语法史研究》一书从语言接触理论出发对中古汉语的一些句式、汉译佛经在汉语语法史研究中的作用、研究中古译经的方法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蒋绍愚的《语言接触的一个案例——再谈“V（O）已”》、胡敕瑞的《汉语负面排他标记的来源及其发展》、赵长才的《中古汉译佛经中的后置词“所”和“边”》、朱冠明的《中古佛典与汉语受事主语句的发展——兼谈佛经翻译影响汉语语法的模式》等论文利用语言接触理论对中古译经的一些重要语法现象进行了翔实的考察分析。

　　（二）利用梵汉对勘方法研究汉译佛经语法

　　运用梵汉对勘的方法研究汉译佛经语法虽然历史还不长，但已经取得重要进展。遇笑容的《梵汉对勘与中古译经语法研究》对如何利用梵汉对勘方法进行译经研究做了理论探讨，对该方法的优点与局限性也有客观的分析。姜南的《基于梵汉对勘的〈法华经〉语法研究》和王继红的《基于梵汉对勘的〈阿毗达磨俱舍论〉语法研究》系统运用梵汉对勘手段分别考察了《法华经》和《阿毗达磨俱舍论》的语法现象，通过梵汉对勘和比较同经异译，厘清译文与原典在语法上的对应关系，揭示了译经某些特殊语法现象的来源及其对汉语语法发展带来的可能影响，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观点和看法。遇笑容的《〈撰集百缘经〉语法研究》、龙国富的《〈妙法莲华经〉语法研究》、陈秀兰的《梵汉对勘研究〈撰集百缘经〉的副词》等也广泛采用了梵汉对勘的方法，解释了一些特殊语言现象产生的动因和机制。

　　三 对中古汉语一些重要语法现象的探讨

　　70年来对中古时期一些重要词法和句法现象的研究取得了巨大进展，成果丰硕。

　　（一）完成义动词和完成貌句式的研究

　　梅祖麟的《现代汉语完成貌句式和词尾的来源》《先秦两汉的一种完成貌句式──兼论现代汉语完成貌句式的来源》从现代汉语表完成的词尾和完成貌句式入手，追溯其早期的表现形式，初步勾勒出这一重要语法现象的来源及其历史演变的轨迹。蒋绍愚的《〈世说新语〉〈齐民要术〉〈洛阳伽蓝记〉〈贤愚经〉〈百喻经〉中的“已”“竟”“讫”“毕”》利用这五部文献详细探讨了完成义动词“已”“竟”“讫”“毕”在中古汉语中的语法功能和语义内涵，并追溯了动态助词“了”的前身。帅志嵩的《中古汉语“完成”语义范畴研究》一书从词汇—语义界面入手，对中古汉语“完成”语义的表现形式、表达体系、“完成”语义标记的衍生和演进等方面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二）助动词研究

　　助动词研究中值得注意的是新的方法和视角的运用，段业辉的《中古汉语助动词研究》和朱冠明的《〈摩诃僧祇律〉情态动词研究》是断代或专书助动词研究的重要论著，尤其是后者，引进国外情态研究的成果，从语义出发来分析中古译经的助动词系统，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李明的《汉语助动词的历史演变研究》则着眼于助动词的历时演变，从语义的角度将助动词的各项意义归为条件类、道义类、认识类、估价类等分类框架，确立了一个完整的语义系统，继而考察各类助动词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着重描写各个时期新产生或开始消亡的助动词以及助动词之间的竞争、更替等，揭示了助动词语义发展的规律性。

　　（三）量词、数词研究

　　刘世儒的《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是改革开放前研究中古时期量词的重要专著。该书对名量词、动量词、度量衡量词等进行了全面考察，构建了中古时期量词较完备的体系，具有开创性。对中古时期量词个案的研究代表性的论著有洪诚的《略论量词“个”的语源及其在唐以前的发展情况》、张万起的《量词“枚”的产生及其历史演变》等。吴福祥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汉语名量词范畴的语法化程度》则从语法化视角对中古时期汉语名量词范畴的演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张赪的《类型学视野的汉语名量词演变史》一书从类型学视野切入，讨论了汉语量词系统的发展和汉语分类词范畴的确立，系统描写了包括中古在内各个时期汉语量词的发展情况。张延成的《中古汉语称数法研究》则就中古时期的称数方式进行了专题考察。

　　（四）代词系统的研究

　　相比于上古汉语，中古时期汉语的人称代词、指示代词和疑问代词系统都有重大发展，对中古时期这几类代词系统的考察一直是研究的热点。

　　人称代词系统的简化、第二人称代词“你”的产生以及人称代词所体现出的方言地域差异是中古时期的重要变化，也是学者们关注较多的问题，对此有一系列的文章参与争鸣和讨论，形成了一定的共识。以第二人称代词“你”的产生为例，王力、吕叔湘、冯春田等认为“你”来源于“尔”，并分别做了详细的分析论证（参见王力《汉语史稿》中册，第270页；吕叔湘《近代汉语指代词》，第3—4页；冯春田：《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第37—38页）；日本学者平山久雄则从中古汉语鱼韵音值的角度对传统所认为的“你”来源于“尔”提出异议，认为“你”应看做是“汝”的弱化形式（平山久雄：《中古汉语鱼韵的音值——兼论人称代词“你”的来源》，《中国语文》1995年第5期）。再如对于中古时期用作第三人称代词的“彼”“其”“渠”“伊”等，不少文章对其来源和呈现出的方言地域色彩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分析（参见吕叔湘《近代汉语指代词》，学林出版社1985年版，第14页；梅祖麟《关于近代汉语指代词——读吕著〈近代汉语指代词〉》，《中国语文》1995年第5期）。

　　指示代词方面，学者们或采用专书断代语法的研究方式，或利用大规模语料库进行多方面的考察，基本构建出了中古汉语指示代词系统，反映了从上古到中古时期指示代词的系统性更替。对此期新产生的指示代词如“许”“底”“阿堵”“尔许”“如许”“尔所”“宁馨”等的来源和功能分布讨论得尤为深入。

　　疑问代词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中古时期新产生的一批疑问代词的个案考察方面，其中对“所”“许”“等”“若”“那”“何当”“何等”“何所”“何事”“何物”等的相关研究比较充分，取得了很大进展。

　　（五）副词、介词、连词等虚词研究

　　副词方面，更加注重对副词小类和具体副词的源流探讨，取得了比较突出的研究成果。葛佳才的《东汉副词系统研究》、高育花的《中古汉语副词研究》着眼于断代或专书，对中古时期的各类副词进行了描写分析。江蓝生的《疑问副词“颇、可、还”》对这几个语气副词的来源、用法及历时演变进行了深入探讨。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单篇论文对一些副词小类或具体副词的来源、语义变化加以探索。

　　袁雪梅的《中古汉语的关联词语：以鸠摩罗什译经为考察基点》着重考察了鸠摩罗什译经中的关联词语，并对一些关联词语的形成过程有很好的探源分析。赵长才的《中古汉语选择连词“为”的来源及演变过程》对选择连词“为”的来源及句法功能、语义演变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研究。徐朝红、吴福祥的《从类同副词到并列连词——中古译经中虚词“亦”的语义演变》考察了虚词“亦”在中古汉译佛经里作并列连词的用法。

　　（六）处置式研究

　　处置式研究方面，学术界关注比较多的是中古时期各类处置式的表现形式及其来源问题。代表性的文章有梅祖麟的《唐宋处置式的来源》，曹广顺、遇笑容的《中古译经中的处置式》，吴福祥的《再论处置式的来源》，蒋绍愚的《汉语“广义处置式”的来源》，朱冠明的《中古译经中的“持”字处置式》，赵长才的《也谈中古译经中“取”字处置式的来源——兼论“打头破”“啄雌鸽杀”格式的形成》等。此外，学者们还深入讨论了中古时期处置式是否受到语言接触过程中梵文原典语言的影响以及处置式的小类划分等问题。

　　（七）兼语式、使役结构和述补结构的研究

　　中古时期这几类句法格式或结构都涉及到以动词为核心的句法演变，是汉语历史语法发展史上比较重要的问题，成果比较丰富，在一些重要问题的研究方面有显著突破。

　　李明的《从“其”替换“之”看上古—中古汉语的兼语式》（载《当代语言学》2017年第1期）注意到兼语式中兼语的位置上，先秦本用“之”，但从战国末期始，“之”可以被“其”替换。该文从这一现象入手，对兼语式、控制结构、使役句等复杂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中国台湾学者魏培泉的《说中古汉语的使成结构》和刘承慧的《试论使成式的来源及其成因》、日本学者古屋昭弘的《〈齐民要术〉中所见的使成式“Vt+令+Vi”》等论文也都是讨论中古汉语使成式的重要文章。

　　围绕汉语述补结构（动结式）的产生时代及判断标准等问题是中古汉语语法研究的一个热点。王力、太田辰夫、志村良治、梅祖麟、蒋绍愚等都曾对一些学者单纯根据语义或是凭借现代汉语的语感来判定是否动结式提出过批评意见，并进而尝试确立判定动结式产生的基本原则。太田辰夫、志村良治、梅祖麟等强调形式标志的重要性，主张用“V杀”和“V死”的对立互补作为判断动结式产生时代的形式标志。这种努力寻求形式标志的思路和方法无疑比单纯凭语感要客观、科学得多。也有一些学者如李平、宋绍年、蒋绍愚、吴福祥、赵长才、杨荣祥、梁银峰、胡敕瑞、宋亚云等，先后从不同角度对这一标准的可靠性和有效性提出异议，并就此展开热烈讨论。这些探讨深化了人们对述补结构（动结式）的认识，推动了研究的进展，但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形式标志作为判定标准才更有效，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八）被动句研究

　　与上古时期相比，中古被动句有进一步的发展，唐钰明的《汉魏六朝被动式略论》《汉魏六朝佛经“被”字句的随机统计》、董志翘的《中古汉语“被”字句的发展和衍变》、朱庆之的《汉译佛典中的“所V”式被动句及其来源》等对这一时期已广泛使用的“被”字句以及一些特殊被动句的研究比较深入、系统。

　　（九）疑问句研究

　　对中古疑问句的研究比较突出的成果主要体现在对疑问句表达系统的探讨上，尤其是对中古时期反复问句和选择问句的研究以及相关疑问词功能用法的考察上，有重要进展。梅祖麟《现代汉语选择问句法的来源》将现代汉语选择问句的来源追溯到中古时期，探讨了中古汉语选择问句的类型和选择连词的使用问题。遇笑容、曹广顺的《中古汉语中的“VP-不”式疑问句》选取东汉至隋的19部译经和6部中土文献作为考察对象，对反复问句的类型进行了归纳。朱冠明的《关于“VP不”式疑问句中“不”的虚化》和刘开骅的《中古汉语VP-neg式疑问句句末否定词的虚化问题》对反复问句句末否定词的虚化问题做了新的探索。刘开骅的《中古汉语疑问句研究》一书则对中古汉语疑问句做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考察，在疑问句分类和探源方面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

　　总的来看，学术界对中古疑问句一些重要问题（如反复问句中语气副词的性质、句末否定词的性质、选择问句中选择标记的来源等）已取得部分共识，有些问题虽然还没有形成较为一致性的结论，但研究已相当深入。人们对中古时期汉语疑问句的总体面貌和特点认识得更加清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