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红军还专门设立负责书写标语的宣传兵：“凡军队每一个机关均需派5个人担任宣传工作，这5个人不背枪，不打仗，不服勤务，名叫宣传兵。此5人分为两组：一组为演讲队，担任口头宣传；一组为文字宣传组，两个人每人提一个石灰桶，大小笔一支，凡军队经过的地方，墙壁上统统都要写满红军标语。”

谭冠三将军在《我记忆中的井冈山斗争》说，当时他们“提一个石灰筒，用笋壳或棕做笔，在墙上写很大一个字的标语”，或者是“在小竹板上写标语放在河流或小溪里，让水飘走，有的在竹片上面插一面红旗”。张令彬将军在《几件难忘的旧事》中回忆：“广大红军战士都学会写标语，我们的挑夫也会写。大家都用竹竿子和笋壳子当笔，行军一休息，大家都写。”

不过，如果以当时蒋介石政府公务员的眼光来看的话，和他们满纸满篇“等因奉此”，骈四俪六的公文公告相比，红军标语不论是文学素养，还是文字水平，那实在差的不是一星半点：有的是直白如水，毫无文采可言，比如“白军士兵要使家里老母妻子有饭吃，只有起来实行土地革命”；有的是错别字连篇，比如“不完税不完良”将“粮”写成“良”；有的直接使用当地方言，比如“穷人不打穷人，士兵不打士兵，有田分穷人才饭食”，“饭食”为当地客家方言。

然而，就是这些看似幼稚的标语，却让敌人感受到阵阵寒意。国民党第5师师长公秉藩曾经在宿营的室内发现了“活捉公秉藩枪决”的标语，竟不寒而栗。而他的第9旅旅长王懋德更是心有余悸地向他表示：“我很害怕‘穷人不打穷人’这个口号，如果我们的士兵一旦觉悟，枪口向着我们，那可不得了！”

敌人的担忧，恰恰是对红军标语成就的最高赞扬。就是这些简单直白，内容口语化生活化的红军标语，以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方式，道出了最广大下层劳苦群众的心声。而且从语言形式上来看，这些标语大都是以适应当地工农群众文化水平的大白话为主，同时兼顾对仗工整，富有节奏感。“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当兵就要当红军，帮助工农打敌人；当兵就要当红军，退伍下来不愁贫……”这种顺口溜式的标语口号不仅朗朗上口，还很容易变成歌谣到处传唱。

“不革命的不分田地”“中国共产党是替工农及一切贫苦人民谋利益的政党”等标语，旗帜鲜明地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告诉乡亲，告诉他们拥护苏区和共产党，就能得到实惠。

正是这些简单明了，丝毫不玩弄文笔的标语口号，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收到了奇效。

整个苏区人民群众都被发动起来，广大苏区青年踊跃参加红军，“痛恨地主阶级，打倒帝国主义，拥护苏维埃和共产党的主张”成为群众的口头禅。甚至许多不识字的工农分子，都能做长篇演说分辨和解释国民党与共产党，国民政府与苏维埃政府，红军与白军之间的异同。

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

转载自：老邓讲红色故事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