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思克利夫阴沉、神秘、忧愁。他有时被称作“拜伦式英雄”，但其实是一个更加复杂、矛盾的人物形象。

情感热烈的《呼啸山庄》创造了一个没有法律和正义的复仇世界，希思克利夫便是这个世界中最专制的主角：他既属于此地，又是一个异乡人，既是饥肠辘辘的孤儿，又是残酷冷血的庄主。希思克利夫如同《呼啸山庄》这部作品一样，既十分克制，又无比狂野。

一幅希思克利夫的阴森肖像。

艾米莉去世后的1850年，姐姐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ë）为小说撰写了一篇序言，有失公允地将希思克利夫形容为“不可救赎，径直朝万劫不复走去，从未偏离”，仅仅在对待哈顿·恩肖（Hareton Earnshaw）的时候展露过一次人性。夏洛蒂写道，他对凯瑟琳的爱是“一种狂热、非人的情感，一种在邪恶天才的恶毒本性中沸腾、闪耀的激情，一种铸成地狱世界饱受折磨的中心、即主角永受煎熬的灵魂的火焰”。这一说法未能公正地看待《呼啸山庄》错综复杂的戏剧色彩，因为小说从未鼓励读者进行简单的道德或宗教评判。

希思克利夫如同一个伟大的小说家，善于铺排布局、操纵他人，引导他人（和我们）进入一个最真实、最深刻的情感世界。

在1850年为《呼啸山庄》撰写的序言中，夏洛蒂·勃朗特用高沼地和荒野的意象来分析小说的创作。

小说对希思克利夫的出生地讳莫如深。尽管我们知道恩肖先生是从利物浦的街头将他领回家的，但其他信息都无法确定。利物浦是爱尔兰通往英格兰的一大港口，也是奴隶交易的门户。勃朗特一家就来自爱尔兰，而爱尔兰在1840年代，也就是小说发表的时候，经历过一次严重的饥荒。但是，艾米莉在撰写小说时采用了相辅相成、彼此联结的叙事视角，意味着我们永远也不能确定希思克利夫来自哪里，也始终无法明白我们的情感是否客观。我们对希思克利夫的反应，就跟小说里的角色对他的反应一样，一直在变化。

艾米莉·勃朗特生活的环境不是虚构的高沼要塞，而是一个处于极速工业化发展的世界。她的住所，哈沃斯牧师馆（Haworth Parsonage），俯瞰着约克郡的一座工厂小镇，背靠高沼地。充满荒凉美的西约克郡高沼地极大地影响了读者和批评家对《呼啸山庄》的解读。他们眼中的小说奇异、狂野，展现的是偏僻荒芜、人迹罕至的自然风景。

威森斯山顶农舍废墟，据说是呼啸山庄的原型，于二十世纪由费伊·戈尔德温拍摄。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很重要的一点：霍沃思是一座现代工业小镇，有数家工厂，还爆发过几次工潮。尽管小镇似乎和伦敦相隔甚远，但它距离曼彻斯特（也是那个时代最具震荡冲击力的城市），以及熙熙攘攘的大都会利兹，却不算遥远。作为正处于极速发展的世界的一部分，小镇见证了维多利亚时代中期城乡自然景观与产业劳动的骤变，以及铁路和沿铁路而建的工厂所催生的变革，而勃朗特姐妹的兄弟布兰韦尔·勃朗特（Branwell Brontë）也曾在铁路单位工作。但是变化并不局限于自然及城市景观。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写道：

这不只是棉花厂、圈地运动、饥饿和阶级斗争的问题，更是一种全新的价值观的成型，一种适合初步迈向城市化社会的英国的价值观。这意味着重新训练和培养感受世界的习惯，适应新的时间节奏和空间布局，接受新形式的压制、服从和自我模塑。崭新的人类自我意识正在形成……这种新的自我意识既激动人心又令人沮丧，虽孤独无依却更加机敏、自立。[1]

这个新世界，和它所裹挟的城乡新风貌，对于艾米莉及其姐妹们的生活与写作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呼啸山庄》创造了一个情感热烈的世界，其中所发生的事件在角色和读者的记忆里都留下了出人意料、超乎常情的深刻烙印。惊悚贯穿全书，并为许多关键的人物关系定下了基调，有狂喜，有怪异，也有疯狂。

小说巧妙地利用了死亡这一意象，故事中不乏死里逃生、自寻死路的情节，有精心演绎或幽默戏谑的死亡场面——例如濒死的凯瑟琳看见“黑衣柜”里面有一张人脸（第12章），或是希思克利夫打开凯瑟琳的棺材，或是他把妻子伊莎贝拉的爱犬吊死在花园里。小说热衷于探讨人类的极限，整部作品弥漫着死亡和邪恶的力量，以及因这种力量而造就的冲动行为模式、幼稚而极端的情感、难以抗拒的强大意愿，还有过激的罪行所招致的恶果。书中提到了许多动物、幽灵和鬼魂，这些东西和希思克利夫一样，是我们永远也拨不开的迷雾。

克莱尔·莱顿于二十世纪为《呼啸山庄》创作的木版画，描绘了牧羊人看见凯瑟琳和希思克利夫的鬼魂在高沼地上“游走”。

《呼啸山庄》是一部精心编排、布局合理的小说，有复杂的时间架构和多个互相联结的叙事者。它将离奇的情节嵌入到真实生动的家族历史和自然风景之中。故事的迷人之处在于人物日常生活中的幻想的力量，尤其是两性间的想象，譬如：伊莎贝拉将希思克利夫视作“带浪漫情调的英雄”（第14章），直到她发现了他的残忍。这些想象被巧妙地安插在精心布置的遗产继承、近亲结婚和偷盗抢夺的故事之间，男女之情与经济，或者说与代际之间权力及土地的转移紧密结合。艾米莉·勃朗特钟情于渲染极端的情感，展现精神与社会力量的激烈冲突，并着力反映道德启示与人物的精神转化，这也是哥特小说和维多利亚式情节剧的典型特征。但艾米莉也能掌控、讽刺和克制这些力量，令其服务于严肃的主旨。她匠心独运，将故事放在特定历史背景、自然环境和物质世界之中，设置了复杂的时间架构和嵌入式的叙事视角，将哥特风格运用于精神探索，她彻底地拓宽了英国小说的界限，为英国小说增强了情感的力量。

艾米莉·勃朗特既是小说大家，也是重要的诗人，这在文坛并不多见，并且，她在两种文体中的写作有着紧密的联系。她的许多诗作均首次发表于她和妹妹共同塑造的“贡代尔”幻想世界中。她的笔记本手稿中（现存于大英图书馆）收录了这些诗作，题为“贡代尔诗篇”（ Gondal Poems）。但当这些诗被收入《库瑞尔、艾利斯和阿克顿·贝尔的诗集》（Poems by Currer, Ellis, and Acton Bell, 1846）时，她删去了所有关于贡代尔世界的注释。因此，这些诗作的力量完全不倚赖于潜在的叙事文本。与其他维多利亚时代的伟大诗篇相同，这些诗歌通过不同的人物、充满激情的台词和时常陷入极端的情境，以戏剧的方式探讨身份与自我的问题。就像《呼啸山庄》一样，这些诗歌也钟情于极端而热烈的情感，失落与湮灭的场景，以及当直面死亡时对欲望的肯定。

撰稿人：约翰·鲍温（John Bowen） 约翰·鲍温是约克大学的十九世纪文学方向的教授。他主要研究的领域是十九世纪的小说，尤其是查尔斯·狄更斯的小说，他同时也撰写有关现代诗歌和小说的文章以及有关文学理论的论文。

文章翻译：陈胤全

文章内容可通过“创作共享”版权许可（Creative Commons License）使用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