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大电台 大播音室

吴道一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广播无线电台年刊》（1929年）中阐述道：“自马克史威尔及赫芝之发明，马可尼之实验。而无线电三字，而震耀于世，遂有有线电与无线电之分别。就字面观察，本极明显。如学理上作探讨，则前者系电能之藉导体以传送，后者则为电能之藉电波以推进。而电波之产生，全基于电流之振荡。凭藉‘以太’为媒介，挟每秒十八万六千英里之速度，远及八方，无坚不进，无孔不入；遇有特别装置之收音机械，则贴然就范，故无线电之长于有线电者，在于引用轻便，既无植杆架线之劳，更属管理简易；即遇损坏，亦限于一台，而且发于一地，达于全球。公共消息之传播，可称尽善尽美。”对其大加赞赏。

1920年8月《东方杂志》的“科学杂俎”栏目以“用无线电传达音乐及新闻”为题，介绍广播，文中提道：“最近美国Burean of Standards发明一种特别受音器，名曰Portaphone。其外表与蓄音器相似，装有一匣，极便携带，无论何地，均可放置。此器能接受中央无线电发音机所发之声浪而扩大之，使其声自喇叭中传出，以布于全室。因有此种发明，故将来可有许多新用途。例如晚间八时半，为人民音乐跳舞之时间，此后可由中央无线电局于此时自无线电传出音乐，则跳舞之家，但将受音器开动，音乐立时大作。跳舞者可以应声而舞，不必更雇音乐班矣。又于晨间，由中央无线电局将是日所得新闻，发出报告，则家家仅需开动受音机，即可亲聆新闻。且可于早餐时，且食且听之。较诸披阅报章，便利多矣。”这是国人对广播的最早认知，它生动描绘了广播生活的场景。

播送时工作情形

值得注意的是文中特别关注到广播在新闻和音乐方面的功能和潜力，它从人们日常生活出发，所描述的景象实在令处在印刷媒体时代的人们向往，对当时的国人来说不啻为一个科幻故事。

World Radio Day

民国广播的文化方面考察

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统一中国，推行“书同文”的政策，中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其大的文化传统能保持基本统一，是依赖一个以文字、书本、经典等书写为核心而维持的。各地的文化人通过书写和阅读能与他人沟通交流，语言方面的统一问题就显得不那么紧迫。但到近代，中国落后了，遭受西方列强凌辱，从语言方面考察，一个重要因素是泰西各国使用拼音文字，语言一致，简便易学，它有利于其教育普及，而中国文言不一，朝野不能一体，内外交流不畅，底层民众识字艰难，成为国家积贫积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要开启民智，改变这种重文轻言现象被提出来。启蒙新民，就是要改造国民，突破传统禁锢，接受新知识、新观念，即所谓文明开化、文化育人。对此梁启超有所谓教育、演讲、办报的新民三路径说，其毕生都致力这三大事业。广播是放大的演讲，成千上万在不同地域的人可以收听，如此可令新民的价值和效果千百倍增加。

国语报告新闻

为了交流，发音也需要统一。从清末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语言文化经历变革即“国语运动”。与文字书写不同，语言习得有在场性的要求，需要的是口耳相授，听说结合，在生活中学习使用效率更高，无线电广播作为听说媒介无疑是推广国语的最佳媒介选择。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表示：“要建设统一而立得住的国家，统一的国语也是一个极要紧的条件，在促进统一国语的工具当中，以无线电广播的影响为最广，再加上有了现在各地转播中央电台的帮助，这个影响当然一定是很大的。”

声音文化通过宣教、演讲、辩论、口号、课堂等形式，已成为人们思想交流的新取向，民国时期的无线电广播无疑起到了推动的作用。而国语之统一，既是一种文化问题，也是一个现代化国家必须解决的问题。但“十里不同音”的现象在中国比比皆是，言说发声甚为庞杂，交流沟通不畅，缺乏社会效率与整合合力，各项事业的发展就要受到制约。因此，语言文字的统一是国家统一的一个标志，而民国广播作为大众传播媒介，以其听说传播方式在国人充分实现“语同音”的交流方面居功至伟。

灌制唱片

都市化是考察广播的文化功能一个直观的载体。都市是与乡村对应的概念，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变的产物，都市文化与商业繁荣互为表里，都市繁荣有林立的高楼、宽敞的马路、漂亮的橱窗、衣着时尚的男女等目不暇接的视觉元素外，它应该还有不可或缺的听觉元素，如收音机里传出的流行歌曲、戏曲说唱以及商业广告的喋喋促销声，这不仅是都市生活的标配，也成为都市文化的符号，这在号称“十里洋场”同时也是中国广播发达地的上海更具代表性。流行歌曲是都市文化典型特征之一，中国早期流行歌曲，也与广播有着不解之缘，由黎锦晖词曲、黎明晖演唱的《毛毛雨》《桃花江》等都借助电台，成就了早期流行音乐。1934年，上海各民营电台联合举办了一场歌星比赛，推选出了“金嗓子”周璇等十大歌星而风靡一时，广播成为人们现代文化娱乐生活的组成部分。

拓展阅读

《民国广播事业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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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简介 -

本书由绪论、八章内容、结语及附录构成。前四章从历时角度出发，将民国广播事业分为引进起步、黄金发展、抗战苦斗、重整与变局四个时期，把握其发展历程及各时期的特点。后四章从共时关系出发，考察民国广播事业发展演变中一些有代表性问题，包括广播的政策法规、广告经营、广播人物等。广播是那个时代的新媒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着重要的功能，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了影响。

广播传播过耳不留的特点，导致史料的流失散佚情况突出，搜集不易。本研究从档案文献、老旧书报刊等材料中爬梳整理，试图拼贴、还原出民国时期广播事业发展的历史图景。

- 作者简介 -

谢鼎新，1962年出生，安徽合肥人，南京财经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新闻史、广播电视。著有《中国广播电视研究的演变》《中国当代新闻学研究的演变》《简明中外新闻事业史》等多部，在《新闻与传播研究》《现代传播》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五十余篇，主持过国家社科课题、江苏省社科课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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