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陵位于银川市西夏区贺兰山东麓中段，陵园以北方黄土夯筑技术为主。“贺兰山下古冢稠，高下有如浮水沤”是古人对西夏陵的描述。西夏陵在建造风格上，继承唐宋帝陵，以高大宏伟的密塔状陵台为中心，将贺兰山与黄河、都城等融为一体，形成一种自然和谐的景象。是我国留存至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西夏历史遗存。

西夏陵双陵遗址。宁夏文旅厅供图

1988年西夏陵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风景名胜区；2012年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17年被列入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成为宁夏唯一一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2021年，西夏陵入选全国“百年考古大发现”名单，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营地名单。

西夏博物馆是一座依托西夏陵为背景，通过图版、多媒体、场景展示等多种手段展示西夏历史文化和西夏陵传承保护史的专题博物馆。其建筑造型庄重恢弘，与巍巍贺兰山形成连绵之势，与广阔的大地融合共生。馆内共展出西夏历史文物2000余件，西夏学术研究成果2000余册。在这里你可以跟随讲解员，听他讲述每件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

西夏三号陵遗址。宁夏文旅厅供图

置身于西夏陵遗址区，让高大宏伟的陵园建筑，绵延起伏的贺兰山脉，带您触摸西夏历史文化的脉搏，穿越时空留下难忘的回忆。还可以和朋友骑行在历史步道之上，探秘于西夏陵间，感受运动与美景的极致结合。

在这里你可以带家人和孩子观一场3D主题电影《西夏情缘》，4D主题奇幻电影《西夏地宫奇幻之旅》，还可以在西夏文木活字印刷体验馆中体验木活字印刷，感受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活字印刷术的独特魅力。

西夏陵三号帝王陵园夜景。宁夏文旅厅供图

时光飞梭，西夏早已消逝于历史的长河中，但贺兰山下那一座座巨大的夯土陵塔依然矗立，仿佛诉说着千年的历史沧桑，也迎接着前来探秘的你。

西夏王陵旅游攻略

一、交通攻略

乘坐高铁、火车、飞机或自驾均可到达，沿途交通标识明晰，可乘坐出租车、公交车、自驾等方式一路顺畅抵达。

银川市旅游景区直通车：

发车时间：新月广场：8:40；森林公园（北门）：9:10

返程时间：16:00

单程票价：15元/人

公交线路：

708路：闽宁商贸中心—银川火车站东广场

发车时间：07:10—18:00

单程票价：8元

发车间隔：25至40分钟

旅游专线一路：新月广场-西夏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发车时间： 09:30

返回时间：14:00

联系电话：0951-96196

票价：8元/人（单程）

自驾线路：

自驾线路一：由银川市区沿北京路向西行驶至路尽头，丁字路口处左拐上110国道，向南直行6公里即到。

自驾线路二：由银川市区上南绕城高速向西直行至高速尽头，左拐上110国道向南直行500米即到。

二、游览线路

3D电影《西夏情缘》/4D电影《西夏地宫奇幻之旅》→西夏博物馆→车览五、六号陵遗址区及大型陪葬墓群→实地徒步参观西夏陵三号陵→穿越西夏骑行体验→西夏文木活字印刷馆→主题文创馆。

游览用时：4-5小时。

三、景点攻略

第一站：3D/4D电影。影院位于景区游客中心内，西夏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3D电影《西夏情缘》、4D电影《西夏地宫奇幻之旅》，无论是宋夏政治博弈激起的爱情故事，还是西夏地宫探险的惊险刺激，都能感受到西夏记忆的再现。

旅游用时：60分钟。

第二站：西夏博物馆。西夏博物馆是一座依托西夏陵园为背景，通过图版、多媒体、场景展示等多种手段展示西夏历史文化和西夏陵传承保护史的专题博物馆。也是西夏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中重要展示区。是目前我国集中展示西夏历史文化规模最大、展品最多、展示最为集中的专题博物馆。博物馆占地面积9000平方米，其中展示陈列面积5400平方米，展出文物8000余件。

旅游用时：60分钟。

第三站：车览五、六号陵遗址区及大型陪葬墓群。贺兰山下古冢稠，高下有如浮水沤。西夏陵遗址区逐步对外开放了三号陵、一、二号陵、五号陵、六号陵及最壮观陪葬墓群。其中3区陪葬墓数量最多且最为集中，国家一级文物“鎏金铜牛”发掘出土于其中的一座陪葬墓。西夏陵虽历经千年，依然庄严肃穆，在雄浑的贺兰山下诉说着的久远的西夏故事与历史的沧桑变化。

旅游用时：15分钟。

第四站：实地徒步参观西夏陵三号陵。三号陵茔域面积15万平方米，是西夏陵九座陵园中占地最大的和保护最好的一座。历经千年，地面建筑虽遭严重破坏，但陵园的阙台、陵台基本完好，陵城神墙、门阙、角台大部尚好，布局清晰可辨。并相继建设了西夏博物馆、西夏史话艺术馆，西夏碑林等能够展现西夏深厚历史文化的景点。西夏陵成为人们了解历史、探寻文化的一处重要历史遗存。

旅游用时：45分钟。

第五站：穿越西夏骑行体验。贺兰山下骑行穿越西夏，骑上电动车或自行车，从三号陵到双陵，骑行5.3公里。迎着清爽的风，视野开阔，感受贺兰山的雄浑，西夏陵的壮观。不仅可以满足旅行中酣畅淋漓的山地骑行愿望，还能将自己化成一条靓丽的风景线，在历史步道上飞驰，在骑行道路打卡拍照，赏最美的贺兰落日。

旅游用时：60分钟。

第六站：西夏文木活字印刷馆。在西夏文木活字印刷体验馆，详细讲解木活字印刷的使用工具、步骤流程；亲自动手操作体验，捡字、排版、刷墨、印刷甚至装裱，结合课内教材内容进行课外知识链接拓展，切身感受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的独特魅力。

旅游用时：30分钟。

第七站：主题文创馆。这里集合了西夏主题文创产品、宁夏礼物、非遗手工、主题书籍及特产风物，按照“博物馆最后一间展厅”的风格进行设计布局。

旅游用时：30分钟。

(责编：阎梦婕、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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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博观览掌中珠》

西夏政权享国长达189年，历经十帝，曾先后与同时代的宋、辽、金相抗衡，创造了党项民族的辉煌。然而，在蒙古人的铁蹄下，这个国家的一切辉煌都化为了烟云。至此以后，党项人以及他们建立的国家就逐渐消失在浩瀚的历史中。

事实上，鼎盛时期的西夏，疆土包括了现在的宁夏全部、甘肃大部、青海和内蒙的部分地区，相当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七倍大，约占今天中国疆域的十分之一。拥有这样浩瀚版图的国家，在短短一百多年里就彻底从历史中消失，实在匪夷所思。中国人有记史的传统，后朝无论如何都会为前朝作传，但是泱泱二十四史中却没有单独的西夏史册，这又使得西夏成为一个被遗忘的王朝，朦胧而神秘。本文将为大家梳理西夏王国留给世人的残存记忆，或许一定程度上可以窥看这个神秘王国当年的辉煌。

目录

●西夏遗迹、博物馆、景点盘点

1.遗址

黑水城、省嵬城西夏遗址、西夏王陵、黄铎堡古城遗址(宋平夏城、怀德军遗址)

2.博物馆

宁夏博物馆、圣彼得堡东宫博物馆、圣彼得堡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圣彼得堡科兹洛夫纪念馆、西夏博物馆、武威西夏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

3.景点

承天寺塔、一百零八塔、张掖大佛寺、康济寺塔、西夏王宫、西夏风情园

●

纪录片

《神秘的西夏》、《揭秘西夏陵》

●

重大考古发现

宁夏银川西夏王陵的勘探与发掘——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宁夏宏佛塔天宫西夏文物——1990年十大考古发现、贺兰山拜寺沟方塔的善后抢救性挖掘、山嘴沟石窟的调查

●重要西夏文物盘点

鎏金铜牛、《番汉合时掌中珠》、《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石雕力士志文支座、“迦陵频伽”（妙音鸟）、琉璃鸱吻、西夏剔刻花瓷器、彩绘泥塑佛头像、《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居庸关云台卷洞石刻、保定西夏文经幢

●西夏遗迹、博物馆、景点盘点

1.遗址

黑水城

《鬼吹灯》中黑水城藏宝无数，机关重重，摸金校尉了尘长老命丧于此。《龙门飞甲》每隔60年，黑水城就会被大风吹开，埋在地下的宝藏就会破沙而出。文艺作品中的情节虽是虚构的，但是黑水城却是真实存在的。黑水城始建于西夏时期，是“古丝绸之路”以北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古城遗址。20世纪初，俄国探险家

科兹洛夫

省嵬城西夏遗址

省嵬城位于石嘴山市惠农区庙台乡省嵬村，是国务院确定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宁夏目前唯一保存的西夏古城遗址。西夏时期设置17个监军司，守卫全国安全。其中北地中军司地理位置经专家考证，即省嵬城西夏遗址。负责保卫都城兴庆府（今银川）北部安全，前期为防御契丹，后期主要防备金和蒙古。

西夏王陵

西夏王陵就是西夏王朝历代皇帝的寝陵，座落在贺兰山东麓，景区占地面积58余平方公里，核心景区20.9平方公里，分布9座帝王陵墓，200余座王侯勋戚的陪葬墓，规模宏伟，布局严整。每座帝陵都是坐北向南，呈纵长方形的独立建筑群体，规模同明十三陵相当。吸收自秦汉以来，唐宋皇陵之所长，又受佛教建筑影响，构成中国陵园建筑中别具一格的形式，故有东方金字塔之称。

黄铎堡古城遗址(宋平夏城、怀德军遗址)

黄铎堡古城位于固原市原州区黄铎堡镇西南1里的黄铎堡村。这座城是由三部分组成的：最早是宋哲宗时修建的平夏城，宋徽宗大观二年将城向外扩大并置军，初名威德，后改名怀德军；明洪武初年，固原人黄成因征战有功，授世袭指挥使一职，传至曾孙黄铎，约成化年间在平夏城内东南角筑堡，以其名命名。

平夏城是北宋时期的一座边塞军事指挥中心和关隘，最早是为了防守西夏进攻突击22天修筑而成。它在抗击西夏、防御西夏军南进乃至最后战胜西夏，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如今的平夏城，早已失去了昔日的军事作用，断垣残壁的古城墙显现出黄土高原上独有的粗旷敦厚，古朴恬静，历经沧桑古战场风貌。

2.博物馆

宁夏博物馆

《大夏寻踪》集中了西夏故地宁夏回族自治区自建国以来考古发掘的西夏文物精品三百余件，其中包括从素有“东方金字塔”美誉的西夏王陵出土的鎏金铜牛等国宝级文物和国家一级文物数十件。旨在从西夏文字、西夏铸造、西夏瓷器、西夏佛教、西夏建筑等五个方面，全面、真实地揭示西夏文化的独特魅力，以及当今西夏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从而展示中华古文化的博大精深。

圣彼得堡东宫博物馆

有两个展厅摆放着来自古老西夏的文物，主要是唐卡和佛像。这些文物与科兹洛夫有关，来自黑水城。

圣彼得堡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

收藏着当年科兹洛夫从黑水城带回的珍贵文物。

圣彼得堡科兹洛夫纪念馆

收藏着许多与科兹洛夫有关的东西，这些装备与物件中大部分与黑水城有关。

西夏博物馆

西夏博物馆位于西夏王陵景区内，基本陈列由西夏历史，西夏王陵和西夏学术研究成果组成，是我国第一座西夏专题性博物馆。博物馆为西夏佛塔密檐式建筑造型，风格别致，既有现代建筑之气势，又与陵区遗址相呼应，形成了浓郁的民族建筑风格。

武威西夏博物馆

1038年，李元昊在兴庆府（今银川）建立西夏政权，武威便成为西夏立国后西凉府和右厢朝顺军司的驻地，也是西夏的陪都，即“大夏开国，凉为辅郡”，其地位与西夏首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和大都督府（今宁夏灵武）属同一品级，故而留下了众多西夏珍宝。

武威西夏博物馆展出的重要文物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夏碑、国宝木缘塔、国家一级文物西夏木板画及西夏泥活字版经文等。展品中最为珍贵的当属西夏碑。西夏碑，本名《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是全国现存唯一的、保存最为完整的、西夏文与汉文对照文字最多的一块石碑。

中国国家博物馆

国博收藏着来自全国各地的珍品，西夏文物自然也不例外。国博收藏了琉璃螭吻、褐釉剔刻花瓷扁壶、西夏文敕牌、西夏文石碑残片等一批西夏宝贵文物。

3.景点

承天寺塔

承天寺塔作为宁夏现存的一百多座古塔中最高的一座砖塔，也是宁夏惟一有文献记载始建年代的古塔。据《夏国皇太后新建承天寺瘗佛顶骨舍利碑》、《大夏国葬舍利碣铭》记载，元昊卒，谅祚幼登宸极，太后承天顾命，于天佑垂圣元年（公元1050年）敕建承天寺及承天寺塔。元明之际，寺圮塔存，明初庆王朱栴重修。清初寺塔毁于地震，现存砖塔则是嘉庆二十五年重建的遗构，保留了原西夏佛塔的基本形制。承天寺塔已得到人民政府的很好保护，并被定为宁夏回族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一百零八塔

中国古代大型喇嘛塔群。在宁夏青铜峡市青铜峡水库西岸山坡上。塔自上而下按 1、3、3、5、5、7、9、11、13、15、17、19奇数错落排列成12层，每层塔前用砖砌护墙一道，地面用砖铺墁，构成一个等边三角形塔群，共108座。始建年代不详，根据《大明一统志》和宁夏方志《弘治新志》记载，过去认为是元代所建。但从历次修缮出土的西夏文帛画、彩塑和彩绘图案、题记等遗迹推测，该塔可能是西夏的遗构。元、明、清各代曾多次修葺。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张掖大佛寺

史载西夏国师嵬眻在此掘出一翠瓦覆盖的卧佛而初建大佛寺，大佛殿面阔九间（48.3米），进深七间（24.5米），高20.2米，二层，重檐歇山顶。殿内有彩绘泥塑31具，为西夏遗物。其中卧佛长34.5米，为中国现存最大的室内卧佛像。卧佛后有十大弟子群像，旁有优婆夷、优婆塞及十八罗汉等塑像。在历史上大佛寺又是与西夏、元朝王室有密切关系的古刹之一

据记载：信佛教的西夏太后常到大佛寺居住、朝拜，在此设道场，大作斋会。又传说蒙古别吉太后住在大佛寺，生下大元帝国的开国君主——元始祖忽必烈。别吉太后死后，灵柩也停殡在大佛寺。这些传闻，不见经传，是真是假，至今是谜。

康济寺塔

康济寺塔位于宁夏同心县韦州镇的古韦州城东南的康济禅寺废址内，塔建于西夏年间，塔高39.2米，外形呈八角形，为平地而起的密檐式空心砖塔。原为九层，明嘉靖六年（1527年）重修时，又在原塔上增建层成为十三层，但保留了该塔原形。明万历九年（1581年）增建的四层毁于地震，在复原时仍保持十三层；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第三次对该塔进行了维修。该塔最后一次整修是改革开放后的1985年。

1984年至1985年间，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和同心县文物管理所结合加固修缮工程，对此塔进行了认真的勘查和记录。从收集到的资料和修缮施工中的出土文物分析，康济寺塔始建于西夏，明代曾两次重修过塔身上部和刹顶，但其形制仍保留了西夏密檐式佛塔的风格。

西夏王宫

　 西夏王宫位于距银川市东13公里处的金水（黄河）旅游区内，“横城古渡”自古就是宁夏八景之一。西夏王宫是因拍摄西夏历史主题电视连续剧《贺兰雪》而重新修建。

宁夏西夏风情园

宁夏西夏风情园旅游景区坐落于贺兰山脚下，显得古朴而静谧，走进景区能感受到西夏王朝的历史气息。游客可以看到笔画繁杂的西夏文字，欣赏西夏陶艺，或漫步在西夏建设特色的风情街、市井街、寨堡等。除此之外，还有气势恢宏的夏辽“河曲之战”实景表演，通过激烈的战争场面，再现西夏王朝的辉煌历史。

●

纪录片

《神秘的西夏》

《神秘的西夏》共有10集，每集50分钟，这是以电视纪录片的形式对西夏文化最全面、最综合的一次展现。导演是拍了《复活的军团》、《大明宫》的金铁木，本片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采用了如《大明宫》一样情景再现的方法拍摄本片。如果你去宁博，你会发现在一楼大厅循环播放这套纪录片，本片在豆瓣评分为8.5，足以见其质量。所以强烈推荐在前往那些遗址、博物馆、景点前看完这套纪录片。

《揭秘西夏陵》

该片通过穿插讲述明朝安塞王、70年代考古工作者和现代考古学者三个视角三个时空发现并研究西夏王陵的故事，解密西夏王陵的历史与秘密。从学术的角度出发，深度解密西夏王陵，并探讨关于西夏王陵考古的最新研究成果。

同时还利用特效手段复原西夏王陵，并结合情景再现和空镜拍摄等手法，多方位展现西夏王陵当年的盛世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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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考古发现

宁夏银川西夏王陵的勘探与发掘——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

宁夏宏佛塔天宫西夏文物——1990年十大考古发现

宏佛塔，俗称“王澄塔”，坐落在宁夏贺兰县潘昶乡一废寺中，残高28.34米。因年久失修，残损严重。1990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按拆卸重建方案，进行修缮。

宏佛塔最上层为天宫，在逐层落架拆除时，发现内藏大批西夏文物。计有彩绘绢质画14幅；彩绘泥塑佛教造像数十尊及大量残块、碎块；彩绘木雕菩萨像及女伎像；西夏文木雕版2000余块。另有小木塔、木简、西夏文残绢、瓷钵、瓷珠、建筑构建等物。

宏佛塔天宫内珍藏的彩绘绢质佛画线条流畅、笔法娴熟，具有藏传佛教绘画特点。宏佛塔天宫出土的彩绘泥塑像，均丰满健壮，塑造得极为传神，达到了很高得艺术境界。宏佛塔出土文物对于西夏学、佛教艺术和中国古代印刷术的研究有重要价值。

贺兰山拜寺沟方塔的善后抢救性挖掘

炸毁前的拜寺沟西夏方塔

拜寺沟西夏方塔位于宁夏贺兰县金山乡拜寺口村，1990年11月28日，不法分子为盗取文物，将方塔炸毁。第二年，考古人员在现场清理时发现了西夏文佛经等一批重要文物，西夏方塔再次引起各界关注。被炸古塔废墟中发现的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不仅是孤本，而且是木活字印本。后经专家鉴定，这些西夏文佛经居然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活字印刷品，改写了我国的印刷史，将我国的活字印刷提早了一个世纪。文化部为此在北京专门举行了鉴定会，对此研究有重大贡献的西夏学专家牛达生还获得了“毕昇奖”。

山嘴沟石窟的调查

山嘴沟石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文物普查中被发现，一直未明确其具体年代。2005年9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始对贺兰山西夏寺院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在对山嘴沟石窟壁画进行清理时意外发现了西夏文献，从而明确此处为西夏石窟。这是继1991年贺兰山拜寺沟西夏方塔后，我国境内最重大的西夏考古发现之一。

　　山嘴沟西夏时期石窟壁画，填补了在西夏都城兴庆府附近没有发现石窟壁画的空白。石窟内出土的文献以佛教文献为主，不仅种类多、数量大，而且保存状况良好，是研究藏传佛教早期东传的难得资料，也为研究西夏文化提供了珍贵资料。

●重要西夏文物盘点

鎏金铜牛

鎏金铜牛是

宁夏博物馆

西夏墓中随葬制作如此精美的铜牛，说明了牛在西夏农业生产中的重要地位，为我们研究西夏社会的农业经济提供了一个实物佐证。敦煌榆林窟壁画中的西夏农耕图，描绘出西夏同中原地区一样的"二牛抬杠"的犁地场景，牛耕对发展西夏农业经济起了很大的作用。

1976年8月,宁夏博物馆考古人员对西夏陵区内编号为M177（原编号M101）的陪葬墓进行正式发掘，经过半年多的努力，时值1977年2月份，考古发掘工作终于进入地下21米深的墓道尽头。墓门终于被打开，大家踩着已经腐朽倒塌的木板门进入墓穴，突然出现在墓室斜角的盗洞，一下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失望了，盗墓者已将墓门打开，并把里面的文物洗劫一空，这仍然是一座没能逃脱劫难的墓。心灰意冷的考古人员只得进行一些常规的清理工作，一位同志懊丧地踢了木板门一脚，奇迹出现了——两只金灿灿的牛尖角从脚下"破门而出"，一尊造形精美、旷世独有的"鎏金铜牛"从黄土和沙石中慢慢地显露出它的原型，国宝就这样被发现了。与鎏金铜牛一起重见天日的还有一件与真马一般大小的石马。

《番汉合时掌中珠》

西夏景宗李元昊正式称帝前的公元1036年（大庆元年），命大臣野利荣仁创制西夏文字。三年始成，共五千余字，形体方整，笔画繁冗，又称为蕃书或蕃文。1190年，即西夏干佑庚戌二十一年，党项人骨勒茂才完成了西夏的第一部西夏文中文双语字典《番汉合时掌中珠》，成为考古学家翻译西夏文的依据。1909年，俄国人科兹洛夫在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发现了一部完整的《番汉合时掌中珠》，现藏

俄罗斯圣彼得堡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

《吉祥遍至口和本续》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收藏，宁夏博物馆展出

木活字印本，白麻纸精印，蝴蝶装。完本者有封皮、扉页，封面左上侧贴有刻印的长条书签，书名外环以边框，封皮纸略厚，呈土黄色，封皮里侧另背一纸，有的纸为佛经废页，背时字面向内。四界有子母栏，栏距上下23.5厘米，无界格，半面左右15.2厘米。版心宽1.2厘米，无象鼻、鱼尾。上半为书名简称，下半为页码，页码有汉文、西夏文、汉夏合文三种形式。每半面10行，每行22字，每字大小1厘米左右。通篇字体繁复、周正、秀美。

该经书具有明显的活字版印本特征，如版框栏线交角处缺口很大，版心行线与上下栏线不相接；墨色浓淡不均，印背透墨深浅不同；同一面同一字笔锋、形态不一；栏线及版心行线漏排、省排；经名简称和页码用字混乱，有的错排、漏排、数宇倒置等活字印本特征，这些都是在雕版印本上不可能出现的。1996年11月6日经文化部组织鉴定委员会专家鉴定，该文物是迄今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它将木活字的发明和使用时间提早了一个朝代，对研究中国印刷史和古代活字印利技术具有重大价值。

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是国家文物局

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

石雕力士志文支座

在

宁夏博物馆

在西夏陵区先后出土了十几座这样的支座，但刻有文字者唯此一件，因此弥足珍贵。这座雕像着重刻画了男性面部表情及双臂动作，充分表现因负重而用力支撑的力度感，反映出西夏石雕艺术的独特风格。根据其出土地点，判断其当时应该是作为碑座或柱础。

这件文物重达1吨，方方正正，四周没有抓托，底端平整，工具无法进入。这给布展人员造成了一定困扰，每次移动，都需要费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将它安全地摆放在展台上。从此，这件支座还多了一个外号——“重量级文物”。

“迦陵频伽”（妙音鸟）（多件）

在西夏王陵景区门口有一尊妙音鸟雕塑，西夏王陵的门票上也有妙音鸟的形象，此外如果你来到西夏风情园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妙音广场，而宁博将对志愿者的培训称为"妙音鸟"孵化项目。可见妙音鸟在宁夏当地已经成为了一个特殊文化标志。到底什么是妙音鸟呢？

“迦陵频伽”是梵语的音译，汉语译作妙音鸟，是喜马拉雅山中的一种鸟，能发妙音。后作佛教“极乐世界”之鸟，被描绘成人身鸟形。陵频伽是可与埃及金字塔前狮身人面像、古希腊雕塑维纳斯相媲美的珍稀文物，在史料中只能查到很少几句对“迦陵频伽”的记述。在西夏王陵之前，中国考古界对“迦陵频伽”“只闻其名，未见其形”。

2000年12月从西夏王陵3号陵出土，是宁夏考古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迦陵频伽为琉璃或陶制的脊兽形式，人身鸟形，头戴叶纹花冠，细眉长眼，双颌丰腴，身缀璎珞，双手合十，羽翼丰满，状如大鹏，宛如菩萨。迦陵频伽是随着佛教传入中国而进入西夏的，佛教利用它来宣传教义，其实质是佛教文化的产物。作为西夏王陵建筑构件的迦陵频伽是用在王陵门阙上的，就如同中原皇宫的建筑上要加上龙一样，显示身份地位。迦陵频伽是佛和西方净土的象征，西夏人把这种神鸟形象用于王陵，其目的是昭告世人，安葬在这里的皇帝就是大夏国的佛。

　 由于史料甚少，关于“迦陵频伽”还有许多未解之谜，这为西夏王陵凭添了几许神秘色彩。神秘也是一种资源，“迦陵频伽”的发现，必然提高了西夏王陵的地位，同时将吸引更多的游人前来探古。

琉璃鸱吻

鸱吻是中国古代建筑正脊两端的脊兽。上世纪70年代，宁夏的考古工作者在对西夏王陵进行清理发掘时，发现了一件琉璃鸱吻，高达1.52米，长约0.8米，龙头鱼尾，双目怒睁，形象威猛神异。在中国古代建筑中，虽然这种鸱吻并不少见，但是如此巨大的体型却是中国首例。这件国宝级的琉璃螭吻成为了西夏陵乃至唐宋建筑的代表性器物。这件鸱吻如今收藏于

中国国家博物馆

西夏剔刻花瓷器

据专家统计，现有完整的西夏剔刻花瓷器全世界不到100件，部分流失海外，部分收藏在我国各地博物馆，民间藏量稀少，普通瓷片的行情也水涨船高，可谓“一片难求”。再加上其本身所具有的厚重历史文化内涵，让其收藏价值不断攀升，收藏热度与日俱增。

西夏瓷最典型的特征是在瓷器上剔刻花纹，这种瓷器也是西夏瓷中最为精美的一种。西夏制瓷工匠在进行剔刻花工艺时，一般有两道工序：第一道工序是刻花，刻花不是在平面上绘画，而是直接在上好釉的器体上，用刻刀刻绘花纹和图案的轮廓，难度很大。第二道工序是第一道工序的延续，即剔釉，是将所要表现的花纹图案周围多余的釉剔掉或刮掉，露出胎体。在西夏剔刻花瓷器上，最为显著的是纹有各种各样的牡丹花。据一些收藏家介绍，当时的西夏境内并没有这种花卉，瓷器上大量纹牡丹很是费解。总之，西夏瓷器制作及其装饰艺术，就像西夏的秃发一样，是一种与众不同的艺术。

西夏王朝曾经是和宋、辽三足鼎立的王朝，然而在史书中却鲜有它的痕迹。和西夏王朝的历史记载一样，西夏的瓷器也同样带着神秘的气息，在当下的陶瓷收藏市场中几乎是“一片难求”，可见其珍稀程度。

彩绘泥塑佛头像

1990年修复宏佛塔时出土，现藏于

宁夏博物馆

《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

清嘉庆九年（1804年），著名金石学家张澍先生，同友人到凉州大云寺游览，在寺内无意中发现一座被砖封闭几百年的古亭。人们都说：这个古亭不能打开，否则，将会给凉州带来莫大的灾难。张澍先生不相信这些谣言鬼骗，三番五次来到寺中，说服僧人，并强行让家丁打开了碑亭，发现了这件稀世珍宝——西夏碑。西夏文是一种被人们遗忘了的语言文字，无法辨认，当时被称为“天书”。张澍先生见碑阳文末尾有“天祐民安五年岁次甲戌十五日戊建”落款，“天祐民安”为西夏年号，遂判定此碑为西夏碑文，因此，人们以后称之为西夏碑。此碑现藏于

武威西夏博物馆

居庸关云台卷洞石刻

北京市北郊著名的居庸关下，有一座用汉白玉石砌成的精美云台，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张漱发现西夏文字后六十年，英国汉学家伟烈来到北京附近的居庸关。在居庸关云台的卷洞石壁上刻有六种文字，伟烈认出汉文、蒙古文、维吾尔文、梵文、八思巴文，唯有一种文字他从来没有见过。英国人推测这应当是女真人的小字，但无法确认。尽管在1804年已经发现了凉州碑，但对于外国人来说，他们要见到这块碑也不是容易的事。关于这种文字的身份，在国际汉学界争论了很多年，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学术界对于这种神秘的文字一直没有定论。由于信息闭塞，直至1898年法国学者德维利亚看到了张漱的著作，才推翻了伟烈的说法。确定居庸关的神秘文字是西夏文。

居庸关云台的六体石刻，最初始建于公元1345 年（至正五年）。参与该工程的纳麟及主持西夏文译写的智妙咩布和那征师均为党项人。

保定西夏文经幢

1962年人们从一处废弃的寺院遗址中发现了两座神秘的石幢。今天这两座石幢静静地立在保定市中心的莲池公园，学者们惊讶地发现石幢上的文字是已经消失了很久的西夏文，这是刻于明朝弘治十五年间的佛经经文，经文的后面有八十多位发愿人的姓名，通过姓氏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党项人。说明明朝的时候，党项族作为一个民族，它应该还存在。五百年前，西夏灭亡将近三百年，还有一群党项人在这里生活，他们仍然在使用自己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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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西夏王陵：突然消失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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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消失的文明

在我国西北广阔的戈壁荒漠中，封存着很多中国历史文化的瑰宝。如莫高窟千佛洞、额济纳黑水城遗址，还有新疆罗布泊深处千年不腐的小河美女。

中国西北的一连串绿洲

由于历史变动，繁荣与衰退交替，环境恶劣

导致大量历史遗迹处于“封存状态”

（底图来自：shutterstock）▼

而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南郊贺兰山中段东侧山麓洪积扇中上部，有这样一个地方，西面背靠高峻挺拔的贺兰山，东方面对奔腾不息的黄河，位置背风向阳，气象雄浑。在这片的风水宝地上，矗立着九座依照星象排布的塔形巨冢，历尽千年风霜雨雪而不倒。

贺兰山下的西夏王陵

（图片来自：tuchongshequ / 图虫创意）▼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孙子，安塞王朱秩炅看到这些巨大的古冢，写下了一首诗：

贺兰山下古冢稠，高下有如浮水沤。道逢古老向我告，云是昔时王与侯。

那么，这些神秘的巨冢究竟是何人所建？“昔时王与侯”指的又是哪朝君王呢？

突然消失的文明

宁夏在我国三十四个省级行政区中，存在感一直很低。人口不到七百万，仅仅高于环境恶劣的青海和西藏。但是不同于大众印象中西北的干燥与荒凉，宁夏曾是一个繁华的地方。

这些西北省份的人口基本取决于有多少农业区

宁夏虽然面积很小，但保有一个不小传统农业区

青海西藏很大但农业条件更差▼

黄河自青海发源，逶迤前行，经甘肃省由南向北流向宁夏，进入到南止黄土高原，东到鄂尔多斯高原，西接贺兰山的宁夏平原，形成了大面积的自流灌溉区。这里在黄河的滋养下成为了农牧业发达，风景优美的乐土。

真，黄河九曲唯富一套▼

隋朝尚书左丞郎茂曾经这样形容宁夏一带：“其江左之人，崇礼好学，习俗相化，因谓之‘塞北江南’”。时至今日，宁夏产的大米仍然是西北地区的重要粮食来源。

“江左”与“江右”不同

“江左”背后还有贺兰山保护

所以可以在漫长的黄河沿岸脱颖而出

（图片来自：google map）▼

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有八个部落逐步从西羌中分离出来，他们合称为“党项八部”。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羌人，他们的血统中有鲜卑、汉等民族成分，是宁夏这片温润之地民族融合的现实见证。

党项各部内迁散居的地区，属唐朝所置“六胡州”区域，是安置粟特人、铁勒、突厥降户之地，也是党项、吐谷浑、室韦等北方民族杂居的地区，吐蕃、回鹘等族也因战争而长期在此驻防。

“六胡州”的位置并不稳固，曾多次变动

或者说，相比于位置，其实质是一种管理组织

其大致范围在黄河与无定河之间高原与荒漠地带

这里环境恶劣，定居城市也基本止步于区域以南

很适合安置各种各样的内迁民族▼

党项拓跋氏在走向强大的过程中，中亚粟特人、漠北回鹘人、河西陇右的吐蕃人、阴山以南的契丹人、青海地区的吐谷浑人等，都融合在党项部落中，在唐末形成了一个有着自身独特文化凝聚力的党项民族。所以即使安史之乱后受到了吐蕃的统治，也没有使其再次分裂或消弭，反而激起了其民族意识。

这里是中原王朝在西北最重要的农业区

同时也是战争频仍的农牧过度地带

各类民族因各种原因汇聚于此▼

五代战乱后，党项占有河西之地，西起敦煌，东到黄河河套两岸，控扼了河西走廊，建立了西北地区国祚两百年、历经十二帝的地方民族政权大白高国，也就是中央王朝史书上著名的西夏国。

今天的银川市，也就是曾经西夏的国都兴庆府。

西夏疆域辽阔，核心地带在宁夏平原和河西走廊

其地缘基础其实较为薄弱

（图片@图虫·创意）▼

从今天考古勘探出土的遗存来看，这个国家曾在中国西北地区建立了辉煌璀璨的文明，崇佛尚礼，有自己的文字和独具一格的建筑和雕塑风格。但是这一切都没能延续下来，党项民族和西夏这个国家，都在公元1205至1227年蒙古灭亡西夏的那六次战争中销声匿迹，从此再不见诸史料记载。

西夏文-孙子兵法

（图片@宁夏档案馆）▼

西夏青铜法令（发送书信验证身份用）

（图片来自：wikipedia@Editor at Large）▼

如今通过史料分析和体质人类学的印证，党项遗民分散在如今的土、藏、汉、蒙古等民族中。当然，他们也已经遗忘了这段历史，这个历经九位皇帝的西北王朝似乎只是富裕河套一个来了又去的过客。

而贺兰山下的荒漠中，西夏旧都银川附近，还存在着一群巨大的坟茔，它们就是西夏大白高国曾经存在过的证据。

就在西夏向西的贺兰山脚下

（底图来自：google map）▼

沙漠中的神秘巨冢

1907年，一名来自俄罗斯斯摩棱斯克的考古学家来到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境内。他在这里发现了西夏古城黑水城遗址，再一次证明了这个掩埋于风沙之中的王朝曾经存在。

黑水城遗迹（内蒙古额济纳旗达来呼布镇附近）

（图片来自：客半山居 / 图虫创意）▼

这个探险家就是彼得·库兹米奇·科兹洛夫。有人称他为文物大盗，因为他在黑水城遗址发掘出了三千余件文物，几乎都带回了俄国；也有人称他为世界西夏学之父，发现了中国人自己都未曾注意到的西夏遗址，也让俄罗斯拥有了世界上最高造诣的西夏学。

1914年的科兹洛夫

（图片来自：wikimedia）▼

科兹洛夫的重大发现包括但不限于发现西夏文字，以及硕果仅存的汉-西夏文字典《番汉合时掌中珠》。

《番汉合时掌中珠》影印

现在其实看懂西夏文了

（图片来自：wikimedia）▼

自科兹洛夫开始，民国时陆续有外国学者对其感兴趣。但因沙漠广袤而荒凉，他们并未发现西夏王陵。

然而让学者们疑惑不已的西夏王陵，却在一次施工开挖地基时偶然被发现了。后来考古学家们又陆续在贺兰山东麓发现数座形似金字塔的高大墓葬。当时没有人知道是谁堆砌了这些神秘的土堆，一度认为它们不过是一批唐墓。唯有当地人口耳相传的传说中，“昊王墓”这个称呼在暗示着它们的西夏身份。

这让人首先想到的肯定是

西夏实际开国者李元昊...

（图片来自：wikimedia）▼

然而70年代通过对现场出土文物的鉴别，尤其是西夏碑文板块的发现，最终还是让专家们确认了这些墓葬中九座最为宏伟巨大的巨冢，就是西夏十二代帝王中九位的陵墓。而“昊王”，就是西夏的开国皇帝元昊。

（图片来自：Lenw / 图虫创意）▼

在对西夏陵遗址的勘探工作中，考古学家们开始对各个地标和残存的遗迹遗物进行测绘。不久有人惊讶的发现，高耸的九座陵区地面建筑，在图纸上构成了一个北斗星的图案。他们的陪葬墓，也是按各种不同的星象排布的，这更给西夏王陵平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

其实这里大大小小的地上建筑远不止九座

不过只有帝王规格墓葬带算得上是“王陵”

（图片来自：googe map）▼

西夏陵的发现，促进了中国西夏学的兴起。随着对西夏陵的深入研究，那段曾经不为人知的历史，也逐渐向人们铺展开来。

凝固的历史

和埃及的金字塔一样，如今我们能看到的西夏王陵陵塔也不是它最初的样子。

西夏建国之后，元昊对辽宋称臣，但在内却躲进小楼成一体，以帝制规模建造陵墓。西夏先后为元昊的爷爷李继迁、父亲赵德明建造了西夏陵的1号和2号陵墓。而规模最大的3号陵的墓主人，则是元昊本人。

其中规模最大的3号陵

（图片来自：googe map）▼

123号陵的陵塔高二十余米，源自于唐代的“积土为冢、改墓为陵”的帝王陵思想。但不同于唐代因山为陵的陵寝制度，从外观上看，西夏王陵更像是平地造山。这也是西夏文明独特性的写照，他们很善于在糅合汉文化、西域文化、草原文化和佛教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新的风格。

西夏陵塔的原貌并不是简单的塔形土堆，而是内部由夯土充实，外部有砖瓦木檐建筑的攒尖顶佛塔。

其实是有一层外壳的

（图片来自：katoosha / Adobe Stock / 图虫创意）▼

安史之乱后，河西走廊为吐蕃之地，吐蕃的佛教文化也随之传入，西夏皇帝一直尊奉藏族高僧也为佛教深入民心的过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据《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记，在西夏地域内，“浮图梵刹、遍满天下”，成为建筑一大景观。

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

（图片来自：wikimedia）▼

西夏王陵采用的陵塔形制在佛教中的寓意是表示墓主人是转轮圣王，表现了一种中国帝王葬制与佛家瘗葬仪轨奇特的结合，以佛家纪念佛陀的宗教性为起源，与佛教传统建筑形式崒堵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相比大辽的佛塔，更粗更圆....

（图片来自：wikimedia@abelStone）▼

同样因为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西夏人相信来世，把陵园修造得如同佛界宫殿一般。屋脊兽、摩羯、迦陵频伽等都是佛国世界的神灵，也是唐卡中神灵居住宫殿的装饰物象，用佛教艺术装饰陵区来世世界，也寄托了西夏王室对彼岸世界的期待。

西夏王陵建筑装饰

（图片来自：wikimedia@BabelStone）▼

而塔，在佛教中则有更为特殊的意义。塔的意象在佛教中有表人胜、令生信、为报恩三个方面，所以塔有佛陀生涯中最后大事涅槃的象征。涅槃是获得永生的渠道，是大多数中国古代帝王梦寐以求的目标，西夏皇帝也不例外。

从现有的出土遗物中推测，西夏王陵由内外神城、阙台、碑亭、献殿、角阙、角台以及高大的陵台等地面建筑组成，面积达十几万平方米。陪葬墓由神城、碑亭、封土等组成，有的面积达数万平方米。这些陵墓布列在50平方公里的陵区内，气势宏大。

单座陵的微缩模型

（图片来自：老山货 / 图虫创意）▼

综合这些特征，让西夏王陵与中原传统陵园相比，无论从形制、建筑、装饰，都别样而独特，气势恢宏，别具一格。如果将其复原，在景观和规模上，绝对令人叹为观止。

可惜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却是一派破败荒凉的景象，到处残垣断壁，遍地破砖败瓦。这是因为经过蒙元的报复性破坏、后世的盗掘和西北风沙的摧残，外部砖木建筑已经不复存在，只有内部的夯土结构依然挺立，在近一千个寒来暑往中守护着地下的先王。

似乎是女力士像的基座

（图片来自：wikimedia@abelStone）▼

然而劫难之余，那巍然高耸的陵台、形制独特的阙台等建筑遗址依然在顽强地证明着西夏陵昔日的辉煌，也为今天的宁夏留下了一处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

参考文献：

《西夏王陵对唐宋陵寝制度的继承与嬗变——以西夏王陵三号陵园为切入点》，余军

《西夏艺术的遗存、分类与价值》,汤小芳，宁夏人民出版社

《东方金字塔西夏王陵 千古之谜待揭开》,李作明，《地名猎奇》

《西夏王陵的现状综述及实行大遗址保护的可行性》，吴悦

惨绝人寰！豆瓣3.8，这还怎么碰瓷？

文章转载自公众号：地球知识局（diqiuzhishi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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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博物馆

（一）

到了宁夏银川，一定要到西夏博物馆来看看，很长知识。之前对西夏的历史不是很了解，这次认认真真参观博物馆，观看展品和文字内容，感觉确实有所收获。

外出旅游的门票购买确实是一笔开支。西夏博物馆的门票价格不菲，好在对老年人有优惠，可以省点门票钱。

西夏博物馆在宁夏银川市贺兰山东麓西夏王陵境内，是中国第一座以西夏王陵为背景，比较全面系统反映西夏历史的专题博物馆，据介绍，它于1998年9月落成开馆，分上、下两层。各类展厅9间，基本陈列由西夏历史，西夏王陵和西夏学术研究成果组成。博物馆为西夏佛塔密檐式建筑造型，风格别致，既有现代建筑之气势，又与陵区遗址相呼应，形成了浓郁的民族建筑风格。 

2018年9月，经过博物馆自评申报，省级博物馆行业组织评定，全国博物馆评估委员会组织专家复核，并报请国家文物局备案，中国博物馆协会决定同意西夏博物馆为第三批国家三级博物馆。

西夏博物馆正门

西夏陵景区正门

西夏陵景区

西夏陵

西夏博物馆

西夏博物馆的引言

西夏博物馆

西夏博物馆

西夏博物馆的党项八部

西夏博物馆展品

西夏博物馆

西夏博物馆 

元昊半身塑像

西夏博物馆

西夏博物馆

西夏博物馆

西夏博物馆展品

加载中，请稍候......

来到宁夏，西夏王陵是一定要去的历史景观之一。西夏王陵被称为“东方金字塔”，现存仅9座王陵和其他上百座陪葬墓。王陵景区外围有西夏博物馆，最佳旅游路线便是先到馆内了解西夏历史，再进入遗址区。

西夏博物馆并不大，入馆最先看到的便是一幅气势磅礴的浮雕，让人想到西夏这个王朝曾经是强大至极的，开国君主李元昊戎马一生，建立起“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的兴盛帝国，意气之盛，可见一般。

西夏文字如今已经消亡，从出土文物中可看出那个王朝的字也是汉字笔画，每个文字都笔画极多，十分繁杂，大致相近却又有不同，感觉难于记忆和普及，或许这也是西夏文字消亡的原因之一吧。

馆内藏着许多从墓地里发掘的文物。西夏王陵被被蒙古军队大肆破坏，再发现之初曾被认为是唐墓，直到1972年才正式认定。西夏崇尚佛教，因此在展馆内看到的无论是建筑还是绘画，都有浓厚的佛教影子。

从外表看，王陵造型简单，好似也一个个“草垛”，参观过博物馆才知道，其内部结构相当复杂，铺瓦设檐，像极了传统的高塔阁楼。

大大小小的展厅里，文字配合文物，讲述着西夏由盛而衰的历史，一路看过来，让人唏嘘不已。一百多年，十二个帝王，多少代人艰难的积累被一次次的内乱毁掉。

馆内文物许多都有着一个大王朝的气势和度量，在历史长河中，西夏王国前期曾与北宋辽国平分秋色，中后期与宋金鼎足相持，雄踞西北200年。如今看着这些古物古迹，想到西夏的辉煌，不能不使人心生敬佩。

博物馆之后便到了遗址区。苍茫的天空下，荒野枯草，断壁残垣，远处铁灰色的贺兰山静默无言，让这偌大的王陵尽显沧桑荒凉。

王陵中间的高大夯土锥称为陵塔，四周陵城围墙和前部阙台遗迹尚存。李元昊的泰陵是方面几十公里陵区里最大的一座。远远望去，荒原衰草，仿佛述说着一个曾经辉煌王朝的离索背影。

明明就在贺兰山脚下，每座王陵却全部为夯土筑成，完全没有用到贺兰山的石头，这一点也足够让人称奇。

看似简单的黄土垒成的实心陵墓，其实有许多特别之处。这些陵墓历经千年，经风沐雨，黄土内心却完好无损，同时不长草不落鸟。原因就在于特别的垒土方法——修墓者将黄土加热炒熟，垒制过程中不断浇注米汤之类的胶合物，使混合黏土筑起的粪堆无缝隙。古代人的巧妙心思许多是现代人无法企及的。

仅存的九座王陵历尽千年风霜雨雪而不倒，当年的李元昊，马踏贺兰山，建立起赫赫大夏国。今日的他，枕山而卧，一抔黄土，述说着一个王朝的苍凉。(欢迎您在评论区点赞留言，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 落榜进士）

西夏陵区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经多次考古调查与发掘，出土了大批建筑构件和珍贵文物。陵区出土的丰富精美文物，不仅是了解西夏建筑艺术强有力的证明，也是西夏历史、文化的缩影。

西夏文物：石榴纹绿釉滴水

文物级别：一般

尺寸：通宽 23.4 cm

通高 9.9 cm

厚：1.4 cm

胎质乳白，较细腻，外施翠绿色釉。滴水面呈连弧三角形，两斜边为连弧状，模印石榴纹图案，中间为一朵石榴花芯垂挂一颗石榴果，枝叶向两侧伸展，主体图案与外廓间有一周凸棱，构图枢密得当，形制较规整。滴水面右端残损，板瓦残断。1998年入藏西夏博物馆。

西夏陵出土的滴水，从质地可分为绿釉、灰陶、红陶，从纹饰可分为兽面纹、石榴纹、花草纹、婴戏纹，从形制可分为连弧滴水、重唇滴水。其中以兽面纹连弧滴水居多。模印兽面纹，印纹细浅，长角，小眼圆睁，眉心模印“王”字阳文，小耳侧立，短鼻阔嘴，两腮圆鼓，耳侧长鬃飘逸。

西夏文物：灰砂岩石螭首

文物级别：二级

尺寸：通长917.5000000000001px

通宽532.5px

通高 509.99999999999994px

残榫长 212.5px

灰砂岩质。榫部残，表面风化腐蚀。

石螭首是古代碑额、庭柱、殿阶及印章等上面安放的一种神兽的石制头像。螭为是古代汉族传说中的一种动物，属于传说中的蛟龙类。龙为炎黄子孙最崇拜的神兽，把它装饰在碑头上或庭柱上成为螭首，等级就变得更高。

西夏陵这件石螭首主要出自六号陵南门。为整石雕刻，通体呈长方形，螭首双颌紧闭，上唇向上翻卷，唇角各有一缕卷须。双目圆睁，眉头卷曲，两犄角立于额顶。半圆形腮部刻有须毛，颈部及下颚均刻划竖向长的鬃毛。后端为楔形榫头，可套嵌再建筑物上。

西夏文物：西夏迦陵频伽（红陶）

于2001年西夏陵区三号陵西南角阙遗址出土

文物级别：二级

尺寸： 基座长15.5cm

通宽 11.0cm

通高 38.2cm

重量 3.18kg

红陶质，人首鸟身。头部雕刻精细，额髻饰五角花冠，边饰连珠纹，发中缝，分两边上捋成三分式高髻；面相长圆，脸颊丰腴，长眉隆起，细长眼，额心有白毫，上眼睑下垂呈俯视状，高鼻准，鼻头略大，方嘴厚唇，嘴角微抿似在微笑，大耳垂，宝缯垂肩；平胸，双手合十于胸前，戴单环手镯；双翅展开，长尾高翘，双肋及尾部的条形榫孔内插装双翼，双腿连爪跪骑于贴云纹的方形基座上，器座空心，底部和后端开口。残损，已修复。2001年

宁夏

著名的西夏学专家聂鸿音老师认为，迦陵频伽是佛和西方净土的象征，西夏人把这种神鸟形象用于王陵，可以理解为西夏的君王大概是把自己当成了阿弥陀佛在人世间的化身，而西夏陵的迦陵频伽也不过是想告诉人们，安葬在这里的西夏君王已经回到了有迦陵频伽陪伴的西方净土，他曾经像阿弥陀佛主宰西方极乐世界那样，以佛的身份主宰过西夏这个令人神往的佛国。

进入 21 世纪以来, 带有迦陵频伽形象的建筑构件不断在西夏陵出土。这些构件为琉璃或陶制的脊兽形式，鸟身，腹部以上作人形，双手合十，身缀缨络，宛如

菩萨

到

宁夏

宁夏

新城

沙湖

贺兰山

沙坡头

银川

在中国历史上，西夏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国度。它存在的时间并不算短，而且在宋、辽、金时期还扮演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因为蒙古崛起后，对西夏文明进行了疯狂的灭绝政策，以至于它长期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之中，湮灭在历史长河里。

比如西夏的王陵，就被蒙古人破坏，地表建筑十不存一。直到明帝国统一之后，才被发现，但明清时期一直无人问津，无人管理。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才开展了比较系统的考古发掘工作。其中，六号陵显陵是截止到目前为止，唯一一个打开地宫进行发掘的遗址。

遗憾的是，这座帝陵曾经被盗贼多次光顾，里面的陪葬品已经所剩无几，甚至连那位西夏皇帝的尸骨都无存。但是，即便如此，里面残留的文物，依然是十分重要。比如汉文和西夏文残碑、石雕人像碑座、琉璃鸱吻，都被列为了国家馆藏级二级文物。而且，还有一件石雕人像碑座，被定为国宝级文物。

其实，刚刚被发现时，这件文物并不没有引起重视。因为在西夏王陵中，同类文物已经出土了10件之多。它是一座石雕碑座，上面的石碑已经荡然无存，只留下残座。碑座近似正方体，长为65厘米，宽为67.7厘米，高为57厘米。可就是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残件，却有几处与众不同的地方。

一是图案十分生动，它是圆雕的男性力士图案。力士的面部滚圆，浓眉大眼，仿佛在用力将石碑高高举起。它的颧骨高高凸起，鼻梁宽大，这与壁画中西夏人的形象十分吻合。为了表达负重的艰难和力士的勇猛，人像中还露出了两颗獠牙，夸张地显示力士的威武。

另外，雕刻师将力士形象勾勒之时，除了胸前的肚兜外，将其设计得几乎全裸。这不仅是大胆地赞颂人体健硕，也是当时西夏民风的表现方式。

我们知道，在中原文化中，石碑之下也会有底座，也会有雕刻物。那一般都是古代神兽霸下，又称赑屃、龟趺、填下、龙龟，相传为龙所生的第六子。这块基座，表现出西夏文化与中原文化在互相影响的同时，又有一定的区别。

在西夏王陵区发现的10多件石碑基座中，有不少是这种力士图案的，甚至就在六号陵同坑出土的，还有一个女性力士图案的基座。但是，这个基座之所以被称为国宝文物，是因为它还有另一个特征。

在这件石碑的顶部左上角，有3行共计15个阴刻的西夏文字。经过文字专家的破译，第一行是“小虫旷负”四个字。这是一个典故，说的是柳宗元的一篇散文，说的是小虫特别能吃苦耐劳，特别能“扛”。在此处，应该是赞颂底座的力士天生神力，力能扛鼎。

第二行是“志文支座”，“志文”应该指的就是墓志铭，也就是上面的石碑，“支座”是底座的意思，说的就是这件石碑基座的功能和用途。

第三行的七个字，相对复杂一些，叫做“瞻行通雕写流行”。“瞻行”是按照标准的式样的意思，“通雕”指的是雕刻手法，“流行”中的“流”，应该是“留”的通假字，意思是留下来。整句话表达的就是按照标准的样式，以透雕的方式，将其制作并保留了下来。

不光如此，在“志文支座”的后面，还有一行阴刻的汉字“砌垒匠高世昌”。也就是说一个叫做高世昌的工匠，而且很可能是汉人工匠，制作了这件作品。可见，当时西夏国，也流行着“物勒工名”的制度。

就是因为这15个西夏文字和6个汉字，让此文物的重要性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它本来和另外10来件同类基座一样，被称为“人像碑座”，在1996年，经过国家文物局专家的认定，将其改名为“石雕力士志文支座”。千年以来，它忠贞于自己的使命，风雨不改信念，就如余秋雨先生参观时的感慨：

西夏人像碑座是大力士形象碑座，是一种力量的象征。虽然碑没有了但它依然在挺立着，承担着失去责任的责任。

原标题：一周一墓——西夏王陵（古物地域性研究资料必备欢迎关注、分享）

遗址名称：

西夏王陵

遗址时代：

11世纪初至13世纪初

遗址地点：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贺兰山东麓

发掘单位：

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等

发掘时间：

年至今

西夏王陵又称西夏帝陵、西夏皇陵，是西夏历代帝王陵以及皇家陵墓。王陵位于宁夏银川市西，西傍贺兰山，东临银川平原，海拔1130米至1200米之间，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地面遗址最完整的帝王陵园之一，也是现存规模最大的一处西夏文化遗址。

西夏王陵营建年代约自11世纪初至13世纪初。西夏王陵受到佛教建筑的影响，使汉族文化、佛教文化、党项族文化有机结合，构成了我国陵园建筑中别具一格的形式。在中国119处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中，西夏陵是惟一的以单一的帝王陵墓构成的景区。它承接鲜卑拓跋氏从北魏平城到党项西夏的拓跋氏历史。

景区占地面积58余平方公里，核心景区20.9平方公里，分布9座帝王陵墓，200余座王侯勋戚的陪葬墓，规模宏伟，布局严整。每座帝陵都是坐北向南，呈纵长方形的独立建筑群体，规模同明十三陵相当。吸收自秦汉以来，唐宋皇陵之所长，又受佛教建筑影响，构成中国陵园建筑中别具一格的形式，故有东方金字塔之称。

1988年西夏王陵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2006年列入中国国家自然与文化双遗产预备名录；2011年启动西夏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2012年西夏陵被国家文物局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1038年，党项族首领李元昊建立西夏。他将祖父李继迁、父亲李德明迁葬于贺兰山东麓，其中李继迁葬于裕陵，李德明葬于嘉陵。此后，在西夏国存续期间，除神宗李遵顼、献宗李德旺和末主李晛之外，每一任皇帝都记载了明确的陵名，但没有记载埋葬的具体位置。

1227年，西夏为蒙古所灭，西夏末主李晛投降，不久后被杀害，葬处不详，西夏灭亡。此后，西夏王陵被蒙古军队严重破坏。明代洪武年间，西夏王陵被明朝政府发现，并且已经出现了认为这里是西夏王陵的论断。

1938年，德国飞行员乌尔夫·迪特·格拉夫·楚·卡斯特将他在中国航拍到的相片整理成《中国飞行》一书，其中在银川拍摄的照片中出现了西夏王陵。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当地文物管理部门一度认为西夏王陵是一片唐墓。1972年，中国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正式作出挖掘西夏王陵的决定。这次发掘活动的负责人为王冶秋，宁夏回族自治区展览馆承担西夏王陵的主要发掘工作。截至2014年，已经确定7号陵的墓主人为西夏仁宗李仁孝，182号墓主人的身份为梁国正献王嵬名安惠，其余墓主人的身份的确切证据尚在发掘之中。

陵区布局

整体布局

西夏王陵中帝陵共有9座，根据1990年所编号码，一号、二号、三号、五号、七号和九号陵位于平原之上，四号、六号和八号陵则依山而建。每一座帝陵均坐北朝南，呈纵向长方形，占地面积达10万平方米以上。这些帝陵的外郭形制虽然有开口式、封闭式和无外郭式三种，内部结构却大体相同，分为角台、阙台、月城、陵城四部分。这些帝陵的外郭或宫城的长宽比例都在1.5:1.7之间，与史籍记载的兴庆府城郭的长宽比大致相当。史籍当中记载西夏王陵有名号的也只有9座，而神宗李遵顼、献宗李德旺、末主李晛的陵墓史籍没有记载，可能存在的其余三座帝陵则或许由于西夏末年兵荒马乱而并未建造，也有可能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被当地某建筑单位夷平。在这些帝陵之间的4个区域，集中分布着至少254座陪葬墓。在陪葬墓集中的七号、八号、九号陵一带，考古人员清理出1座西夏祖庙的遗址。

此外，九座帝陵现存碑亭遗址共16处，其中一号、二号陵各3座，三号陵2座，四号陵现只存1座西碑亭，五号陵3座，六号陵2座，七号陵2座。八号、九号陵除陵塔外，所有地面建筑均被夷平，故碑亭已不存。按照西夏陵区其他帝陵的陵园建筑规制、布局，估计八号、九号陵原来至少各有2座碑亭。九号陵西碑亭曾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某单位基建时出土了4件雕像石碑座。

陵区北部偏东，有一座规模较大的陵邑性质的建筑遗址。遗址内广场、道路、院落、水井和房屋等遗迹都清晰可见，布局十分规范整齐，总面积近10万平方米。四周筑有夯土城墙。城内分前、中、后三个部分，中部和后部的正中各有一座规模宏大的殿堂，其他建筑多集中在城的前部和中部，并组成一座座封闭式庭院。遗址中发掘出大批色泽鲜艳的绿色琉璃板瓦、筒瓦、瓦当、滴水、脊兽、鸱吻和其他建筑装饰构件，如乳白色或青白色带有冰裂纹的小白瓷板瓦、侧边有黑色釉的牛郎合瓦、精雕细琢的石刻。

陵邑附近，西干渠西岸、昊王渠及其东西两侧的自然冈丘上，由北向南分布着一系列西夏窑址，绵延七八公里，计几十余处之多。其中有烧制方砖、长方砖、条砖、板筒瓦、瓦当、滴水、琉璃饰件等建材的砖瓦窑和石灰窑。据研究人员推测，该窑址为专门烧制西夏王陵建筑材料而建。

除此九大陵区外，另有神宗李遵顼、献宗李德旺、末主李晛等独立陵区。

陵邑遗址

西夏陵陵邑遗址是一个平面布局呈长方形的建筑群体，座北朝南，方向南偏东20度。遗址中围墙、院落、殿堂等遗迹清晰可辩，其表面散布大量砖、瓦、瓦当、滴水、脊兽等建筑材料，以及碗、盘、瓶等瓷器碎片。

遗址最外围是一圈土筑墙垣，残高1米多，宽3米。南面正中间的位置有城门遗址，但已经在现代施工中被翻土掩埋。东、西墙南北两端原似各有一座门址，西城墙开有一面侧门，并筑有瓮城。

城内建筑自南而北自然形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由两个东西对称的小型四合院建筑和中间一条宽阔的中心大道组成。四合院似长方形。其中东、西院外侧建墙，其余三面为房基，中间形成一个长方形天井；第二部分，约占总面积的三分之一。由三座相连接的四台院组成，两座呈方形居东西两侧，一座为长方形居中，三座相连形成凸字形。凸字形底边是三座院落的过殿，也是一、二部分的分界线。东院呈方形，边长56米，四面均有夯土房基，院内有1座天井，直径2米，已经被淤泥填满，院内东南拐角有高约2米的疑似楼阙类建筑遗迹。西院除了没有天井之外，其余特征与东院相似。中院呈长方形，长120米，宽50米，在南北中轴线上。中院四面均为夯土房基，中部偏北有1座大型殿堂基址，南北长42米，东西宽28米，是整个遗址中心建筑。第二部分北端东、西两拐角各有一条曲尺形墙址，将二、三部分分开；第三部分，只在中部有一座南北长方形基址，长34米，宽24米。在整个遗址的北面，距围墙约十米外建有1堵墙。

该遗址是于1972年对西夏陵区进行调查时发现的。1986年和1987年，文物部门先后两次这里进行过考古发掘，揭露面积超过4000平方米，主要集中在第二部分的中院一带。清理过殿堂、过道、厢房等建筑基址多处以及墙基、铺地砖、钢路石、路道等多处重要遗迹及遗物。

陪葬墓

截至2014年，考古人员在西夏王陵共发现254座陪葬墓。按陵区地貌和陵墓遗存格局将50平方公里陵区自南向北分为4区：1区以一、二号陵园为中心，有62座陪葬墓；2区以三、四号陵园为中心，有65座陪葬墓；3区以五、六号陵园为中心，有108座陪葬墓；4区以七、八、九号陵园为中心，附近残存18座陪葬墓。254座陪葬墓可分为夯土冢、土家冢、积石冢三种：有的用黄土、碎石夯筑，呈圆锥或圆台形；有的用自然沙土、砾石堆积，呈土丘状；有的在沙土、砾石的土丘上码放石块。据宁夏博物馆调查，陪葬墓分布方式多种多样，有一域双墓丛葬式、一域多墓丛葬式 （包括一域三墓、一域四墓等）、联域并穴丛葬式等。陪葬墓主人一般为爵高位重的皇亲国戚或贵族官僚。每座帝陵的陪葬墓多寡不等。在西夏陵区内，除了个别较大之外，绝大多数陪葬墓规模都比帝陵小得多。在形制上，陪葬墓没有帝陵所必有的阙台、角台、献殿等个体建筑，在墓冢的形状、城垣的颜色以及建筑材料的使用上，都有明显的差距。

在这254座陪葬墓中，多座陪葬墓被彻底发掘，其中第182号陪葬墓（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时编号为108号陪葬墓）在墓中发现了残存的碑文，经整理后证实墓主人为西夏梁国正献王嵬名安惠。部分考古人员在根据第161号陪葬墓与帝陵相近的陵台形制、发掘时发现的残存碑文及墓前盗洞的规格推断，该墓有可能是西夏在灭亡之前抢修完成的一座神宗李遵顼与献宗李德旺的合葬陵。

主要陵区

综述

截至2014年，西夏王陵遗址共确认出西夏帝陵9座，陵邑遗址1座，陪葬墓254座，窑址几十处，祖庙1座，除7号陵和182号陪葬墓外，其余墓葬的墓主人尚无法得到最终确认。

西夏王陵1号陵

区坐北朝南，方向南偏东15度。地面建筑基本全部变成废墟。[16] 整个陵园为封闭式外神墙包围，墙外有角台，陵园内从南到北有阙台、碑亭、月城、内城；内城中有献殿、墓道、陵台等建筑。

该陵园的外城已经全部倒塌，呈南北长方形，南北长360米，东西宽250米；南墙正中留有门道，宽约35米，其余三面封闭，墙体为夯土实心，外表包砌石块，厚度在1.7米左右。陵园南端外神门内两侧建有东西相对的2座阙台，彼此相距65米，由黄沙质夯土筑成，基底呈正方形，每边长8米，高6米左右。现残存平顶，周围残存板瓦、筒瓦残片以及砖块、褐红泥皮堆积。陵园内共有三座碑亭遗址，其中在东侧有2座，西侧有1座。靠北的一侧东西两座碑亭相对，距离阙台各40米，两碑亭相距65米。西碑亭残存台基约1.5米，台面边长10米，台面残存铺地砖，台基周围被倒塌的残砖乱瓦及土石填起，堆积呈圆台型，堆积之上及其周围散布大量砖瓦、石碑碎块，还有少量琉璃瓦和槽心瓦残块。东碑亭比西碑亭略高，其他情况与西碑亭类似。东碑亭南侧10米处有1座小碑亭，堆积高约1米，正方形台基，边长约8米，其他残骸与另两座碑亭类似。在碑亭以北约110米处有一处月城遗址，神墙多已倒塌，门址两侧各残存一段较高的墙体。月城的墙体为黄沙土夯筑，夯层厚8至13厘米不等，月城内神道两侧各有两列石像生遗址，间距15米，石像生残块已很难找到。

裕陵

月城以北为内城遗址，该遗址呈南北长方形，南北长约115米，东西长200米。四面以神墙环绕，南端距离外城137米，东、西、北三面均相距22米左右。墙基宽约3米，黄沙土分段夯筑，残存最高可达4米有余。南神门遗址宽12米，周围有大量砖、瓦以及琉璃瓦、槽心瓦残块。门址两侧墙体加宽，另外3面神墙正中亦辟门，都散见砖瓦，门道畅通。内城墙四个转角处夯土皆残存较多，均有砖瓦等建筑材料散布。在南神门内偏西约30米处有一处献殿遗址，残存台基为东西向长方形，台面长18米，宽12米，其上及周围散见大量砖、瓦、琉璃瓦、槽心瓦、脊饰等建筑材料。从遗址堆积分析，献殿的风格疑似为歇山式殿堂。在献殿之后约5米处为墓道封土，成鱼脊形状隆起，东南低西北高，除砂砾填土外，表面多较大的石块，其末端已经被破坏。墓道封土北端东侧约15米处近距陵台的地方有1处钟虡遗址，仅剩高约4米，底面边长5米的夯土台，其周围散见琉璃瓦等建筑材料陵园内城西北有1处陵台，该陵台距离北墙35米，距离西墙45米，外形呈八角形，分七个层次，每层向内收分，顶部趋尖。陵台夯土周身有椽洞，洞孔随收分成层分布，其孔径10至30厘米不等，陵台周围数布大量青砖、灰瓦及琉璃瓦、糟心瓦等建筑材料。在外神墙的外侧有4处角台，外形呈覆斗型，高约5米。前角台紧靠外神墙，其连线跨越月城中央。台体为底边长4米的夯土筑成，均坍塌严重，周围有砖瓦等建筑材料，后角台在外神墙转角外侧。

嘉陵

西夏王陵2号陵，陵主李德明，李继迁之长子，系西夏皇帝李元昊之父。墓号嘉陵。二号陵位于一号陵西北部约30米的位置处。地面建筑基本全部变成废墟。其除四周角台残存高度比一号陵略低之外，其余残存情况、整体架构、建筑组成、地理朝向等均与一号陵类似。

泰陵

西夏王陵3号陵，落在一片开阔地上，其西南约3公里远处为一号、二号陵，其北约1.5公里为五号、六号陵，其西约2公里则为四号陵。三号陵园坐北朝南，方向南偏东55度。地面建筑被严重破坏。整座陵园从南到北由角台、阙台、碑亭、月城、内城、献殿、墓道封土、陵台等共同组成。2000年10月至11月、2001年4月至6月以及2001年9月至10月，考古人员对三号陵园建筑遗址进行了三次大规模考古发掘，揭露面积2万多平方米。

陵园南端左右两侧各有1座阙台遗址，两座遗址东西相距约120米，由纯净黄土筑成。东阙台基部呈方形，边长约8米，高约8米，上部向内收，顶部有一较小的台基，顶部和周围散落有大量建筑残块，经过细致发掘后发现根部已经被掏空。西阙台已剥落成2层圆台形状，台高6.8米。周围散落砖瓦残块等建筑材料。位于双阙台以北约50米有2座碑亭遗址。碑亭东西相对，间距120米，已经全部被发掘。其中东碑亭台基呈方形，边长21.5米，夯筑土台，台基四周以扭绳纹长方形砖砌成三级逐渐收缩的台阶，高2.35米。台而为圆角方形，边长15.5米，中部为一圆形基址，直径13.4米，室内直径7.5米，其外为宽2.85米的墙基，室内铺方砖、中部残存3个人像石座。周围有大量西夏文碑残块及铜铃铛、甲片等建筑材料。碑亭南面开门，门内有25块方形花纹砖呈方形排列，门外延伸出斜坡式踏道。在西、北两边侧有5座灶坑，灶坑凿穿了台基，内壁坚硬，有很重的烟痕，坑内堆积与台基上部堆积的残块种类相同。发掘物中以建筑用砖最多，数量惊人，却极少见列瓦片。由于破坏烧毁严重，屋顶的建筑风格已无法推测。富有物征的花纹砖，图案达8种以上。粗绳纹砖中部多在凹槽内有1汉字，如李、牛、言、五等汉字姓氏或记号，表明了营建陵园过程中曾有汉族工匠参与。

西碑亭堆积高约3米，表面布满残砖块，其间生有杂草，堆积范围在1000平方米左右。在发掘过后，西碑亭上方加盖了简易保护棚，东碑亭已用砂土封盖。碑亭北侧有一处月城遗址，该遗址呈东西长方形，东西长约130米，南北宽约50米。月城筑于陵城南面，由东墙、南墙、西墙围成，南墙中部辟门，月城东墙、西墙北接陵城的南墙。月城内东部、西部各有两列南北向的石像生基址残迹，两列基址东西间距8.8米，神道两侧的基址东西间距32米。墙垣夯土版筑，基宽2.45至2.55米，夯层厚0.07至0.1米，墙体残高多不到1米。

月城北侧为内城遗址，四面用神墙环绕，呈南北长方形，南北长180米，东西宽160米。占地约40亩。神墙中部较窄，靠近转角渐宽大，纯净黄土分段夯筑而成，中部每段约3米，残高约3米，比较平齐，各段如须弥座形状。神墙四处转角皆很高大，类圆柱形，从各转角往神墙两侧，连体圆柱愈来愈矮小，各有5个，共40个。其残存最高达6米以上，最低的3米，发现在转角处5个连体圆柱夯土台周围皆有砖瓦残存。内城四面神墙皆正中辟门，门址宽约12米，地面散布瓦片、脊饰残块等。根据统计，内城坍塌墙体在2002年时已达189.1米，约占墙体总长度的27.8%[19] 。南神门内约25米偏西处有一处献殿遗址。根据考古发掘情况看，可能原为一正方形台基，台面周长65米，直径约20米，堆积厚约1米。台基以纯净黄土垫起，其上及周围残存大量青砖灰瓦及琉璃构件。献殿之后约6米为墓道封土，南北长约42米，呈东南——西北走向，形似鱼脊，以砂石填充。其末端为盗坑，盗坑直径约20米，深约5米。坑内长有若干小树，两侧有土堆。内城西北隅有一处陵台，八角形，高约20米，分7级，每级向内收分。陵台收分处及周围地面散布大量瓦片、瓦当、滴水等建筑材料。夯土台整体形状为塔形，其上露出一个个椽洞，有水平方向的，还有竖斜方向的，证明原来有椽出头。距离陵台较远的四角各有一座角台，其中东南、西南的两座角台已坍塌，西南角尚可分辨认出台基，相距约520米。其连线在双阙台之前，北面的2座角台相距290米。东北角台残高1米多，坍塌严重，只有西北处的角台保存比较完好，残高约5米，但严重风化。北边两角台相距272米。南北联线约460米。夯土台因剥蚀已趋圆柱形，底面周长20米。纯净黄土夯筑，周围散落着大量红褐色板瓦、筒瓦残片。

安陵

西夏王陵4号陵，位于泰陵西约2公里的贺兰山山脚下，陵园东、西、北三面环山，面积约10万平方米，坐北朝南。陵台八面五级，高15米。陵园布局与泰陵相同，由阙台、碑亭、月城、献殿、陵台、墓道等部分组成。嫌遗存碑亭一座。陵园南端有东西2座阙台，相距70米，由黄沙土夯筑而成，基底呈方形，边长9米，残高8米有余。夯土台个别部位发生坍塌，阙台上下都有所收缩，顶部有台基，周围散落着砖、瓦等建筑材料。在西阙台之后约45米略偏西、在月城之南50米略偏西的位置有该陵园内唯一一处碑亭遗址，堆积高约1米，迎积周边长68米，中部为方形台基，边长10米，台基平面夯土中有大青石板、台签，周围散落大量砖瓦、碑石残块。该阙台东侧相应位置已经变成广场，无法确认是否曾经存在碑亭。碑亭北侧为月城，曾长期被当地放羊人占用，破坏严重。现存墙基宽约2米，东西长方形，东西长90米，南北宽40米，南墙正中留门，门址两侧各残存加宽的断墙，长约15米，宽约3米、高约2.5米，黄沙土夯筑。月城内石像生基址已看不清楚，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此处地面布满羊粪，旁边不远处围有羊圈，神道正上方还盖有放羊人居住的房子，后已由当地政府出面，借旅游开发之机全部整顿拆除。

献陵

考古调查称5号陵。五号陵位于六号陵东约500米，整体朝向为南偏东15度。整个陵园布局和建筑构成与六号陵相似，由阙台、碑亭、月城、内城、献殿、陵台、角台、开口式外神墙等部分组成。

陵园最南端有2座阙台，东西相对，间距65米，黄砂土夯筑而成。基底呈方形，边长6米，残高5米多，夯土层中央有数层石块、椽洞共有3层，间距1米，孔径10-15厘米不等，有的洞孔由二根椽洞组成。以1米的高度为分界，夯土台上、下皆向内收缩，周围皆散布有砖块、板瓦、筒瓦、灰槽瓦、琉璃构件等建筑材料。双阙台北侧有3座碑亭，其中西边1座，东边2座南小北大。两座较大的碑亭各距阙台50米，二者相距55米，已经全部清理完毕。碑亭台基呈方形，边沿竖宜，台基边长14.5米，高1.5米，黄土夯筑，其中夹有石块，夯层7至10厘米不等。台基皆在内侧有一踏步，斜长3.5米，宽2.5米，分作9级台阶，台基之上以方砖砌出方形，边线已不清，共残存边长为36厘米的方砖5块。西亭中心有约2米见方的范围内没有砖，可能原放有石像座。从旁边清理后的堆积物中发现有：陶质板瓦、筒瓦、兽面瓦当、花卉滴水，琉璃筒瓦、脊饰及灰槽瓦、碎残块、人像石座残块等。东碑亭之前约10米有1个小碑亭，未经清理，方形，台基边长约8米，周围堆积物基本上类似已经清理的两座碑亭。在碑亭以北约28米处有一月台遗址，整体形状为东西长方形，长130米，宽50米。墙基宽约2米，月城正中开门，门址两侧各有1个方形土台，已坍塌，范围不清，可能是门阙，在夯层中夹杂着大量石块。沿月城墙基散见板瓦、简瓦、砖、灰槽瓦、滴水等残块，在月城东南部墙基内侧发现有成片的红色堆积层，可能是原墙面涂抹的红色墙皮。靠南墙内侧约有20米长一段，沿墙基底有竖直嵌入的板瓦，可能是原来作排水用的。月城神道两侧各有3列石像生基址，残存大量红砂岩石像生残块，大多风化成为小碎块，基宽约4米，间距16米。

北侧为内城，四面环绕的补墙多已坍塌，从遗址上看近似方形，南北长190米，东西宽180米，神墙正中各有神门，南神门址高出地面半米多，宽12米，门址两侧神墙比其他地方的更宽，周围散落着大量建筑材料，其它各门址周围亦散见砖瓦等建筑用材。各转角处略显高大，可能原来建有角楼。南神门内中轴线40米偏西约8米处有一处献殿遗址，已清理，台基为东西长方形，长20.2米，宽15.2米，高70厘米，台基边缘向上略有收分，上部为黄沙土夯筑，下部为黄沙土层与砂石层相间夯筑，南部有踏道，斜长3.5米，宽3米，台基踏道两侧，各有一列基址．地面有石像生残块，基址南北向，南北长10米，东西宽2.8米，两纵侧砌有长方形砖。献殿清理出的堆积物主要有：长方砖、方形砖和板瓦、筒瓦、灰槽瓦及瓦当、滴水等遗物残块，以筒瓦最多。距献殿约5米处为墓道封土，呈东南-西北走向，但方向摆动不大。宽6至10米，西北端高大，整个墓道封土高度介于0.5至2米之间，形似鱼脊，主要为砂石土。北端靠近陵台有一半圆形盗坑，直径约6米，深约5米，破坏了陵台南部底边。内城西北处有一陵台，四面坍塌严重，残高约为10米，黄土夯筑，各层夯土之间夹有几层石块，椽洞分布不匀，夯层的厚度在8至13厘米不等。西侧清理的堆积中有砖瓦等建筑用材。从盗坑断面来看，陵台似乎是平地起建的，没有打地基陵台底部的外表覆盖有红泥皮。位于内城墙外约5米处为外神墙遗址，墙基宽1.7米，沿墙基准砾石，最终连通至内城南墙。外神墙到达东、西、北三神门处，皆向外凸出一个长方形空间，长17米左右，宽12米左右，空地内地面平整，没有其它遗迹现象。外神墙外有4座角台遗址，已经全部坍塌，北面两座角台基址相距340米，南面两座角台相距365米。东南角台还残存大约4.5米的部分，方形夯土台边长4.5米，夯土中央有石块，周围散落部分建筑材料，其余三座角台残存均不超过1.5米。

显陵

考古调查称6号陵。六号陵是西夏王陵当中截至2014年唯一一个打开地宫进行发掘的遗址，在发掘的时候该陵址的编号为八号陵。六号陵位于陵区中部偏西，依贺兰山而建，整体朝向为南偏东15度，整个陵园由阙台、碑亭、月城、内城、献殿、墓道、陵台、角台等部分组成。

陵园南端有2座阙台遗址，东西相对，间距为65米，由夯土筑成，基部呈方形，边长9米，高7.1米，顶部有台基，以土坯砌成，残高1.3米，台基上及四周散落着大量砖瓦等建筑材料。阙台北侧有2座碑亭遗址，这2处遗址东西相对，东碑亭台基近方形，长22米，宽21米，台基四周以条砖砌成5级逐渐收缩的台阶，高2.4米，台面长19米，宽18米，台面上有1个圆形基址，地面铺方砖，西侧有斜坡踏步。在东侧碑亭周围发现大量西夏文、汉文碑残块及砖块，但却没有瓦片。西碑亭台基也近似方形，长16米，宽15米，台基四面外壁用碎石纵向砌成，台面铺方砖，以自然扁平石块为柱础。堆积中有大量砖、瓦、鸱吻等建筑材料，东西两侧正中均有斜坡踏道，堆积巾发现有大量西夏文碑残块。碑亭北侧为月城遗址，东西长100米，南北宽45米，正小有门，月城内神道两侧各有两列石像生基址。

月城北侧为内城，呈南北长方形，南北长183米，东西宽134米，神墙基宽3米，分段夯筑，残高5米，南神门正中有门道，宽17米、门道内外均有3条斜坡式踏道，每条宽约3米，用砖镶砌，门址内外散落着大量砖瓦、鸱吻等建筑用材。另外三面神墙正中也有门道，但门道内侧用土坯砌成高4米多的一堵墙，看起来无法通行。位于南神门内偏西位置有一处献殿遗址，台基为东西长方形，高约90厘米，地面以方形花纹砖砌之，残缺不全，底端可见柱础。内城西北处有一座陵台，用黄沙土夯筑，八角形，底面边长12米，高约20米，分成7级，从下至上逐级收缩，原建筑底部外有包砖，其中几层涂有红泥。陡台每层出槽，形状看起来像是浮图。陵台在墓室后部约10米处。该陵园的墓道呈30度斜坡，水平长度49米，墓道东西两壁各有上下二列与墓道相平行的椽洞，相距2米，甬道的基道表面做有草拌泥，但不甚光整，但多已剥蚀，并没有绘制壁画。甬道门前发现有散乱的圆木和朽木板，可能是用于封闭甬道口的。南道两壁绘有武士修番一幅，但大部分已遭破坏。武士像脸面朝甬道口，南道门以北直到墓室全部被盗坑破坏。墓室地面距地表将近25米，墓室分主室和左右配室，中室前宽6.8米，后宽7.8米，南北长5.6米，墓壁和顶部已经被破坏，左右配室宽约2米，长约5米，过道为窿夸顶，墓室下壁有护地板痕迹，空间较小。中室充满淤泥及回填盗坑时的大石块和陵园地面建筑石雕，室内没有发现葬具。该陵园的外神墙距离内神墙约15米，宽约2米，其南端通到碑亭，以石块垒成。此外陵园有4座角台，总共4座，是兆域的标界，基部呈方形，边长6米，高7米，周围散落着建筑材料。

寿陵

考古调查称7号陵。七号陵在陵区北部，距离五号陵约1.5公里，在柏油马路以南约200米。陵园大部分为现代住房和场院侵占，破坏严重，陵园建筑仅剩下双阙台、双碑亭、月城、内城的南神墙和西神墙、陵台及西南角台、外神墙的一部分。

位于陵园南端有2座阙台遗址，东西相对，距离70米形、双阙周围皆已坍塌，边长难以测量，高约7米，平顶处攀上顶部，烟台周围散见砖瓦建筑材料。位于双阙台以北约50米，月城以南50米的位置有2处碑亭遗址，皆已经过清理，高2米，台基呈正方形，边长10米，周围残存大量砖、瓦、石碑残块，在清理后发现西夏文残块1265块，汉文碑残块51块。月城位于碑亭北侧，呈东西长方形，东西长125米，南北宽45米，月城内全部被破坏，依稀可辩神道两侧各有2列石像生基址，相距20米。内城位于月城北侧，近似方形，东西长190米，南北宽180米，内城除南神墙、西神墙残存一部分外，其余基本都被破坏，墙宽3米，黄土夯筑而成，夯层厚度为10-12厘米不等。献殿和墓道封土皆己不存在，地面已经成为一片场地。位于内城偏西处有一座陵台，八角形，分作7级，从下至上逐级收缩，出檐结构明显。陵台周围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时被改建为场地和库房。从陵园西南部残存有部分外神墙，从其走向看大致为封闭式。残存的外神墙宽约1.8米，黄土夯筑，但因破坏严重，总宽度和长度皆不已经无法看出，内外神墙相距22米。在陵园的西北角，紧挨外神墙边侧有一处已经坍塌的角台，该角台的位置在月城中部连线的延长线上，由黄土夯筑而成。

在清理东、西碑亭时，共发现西夏文碑残块1265块。其中部分残块经过整理，其上的西夏文可译为：“大白高国护城圣德至缴皇帝寿陵志铭”，史籍记载寿陵为西夏第五代皇帝仁宗仁孝之陵号，可以确定该陵为寿陵。

庄陵

考古调查称8号陵，墓主李纯祐（1177年~1206年）为仁宗仁孝长子。八号陵位于陵区北部，仅存1座陵台。在九号陵场塌裂的陵台之西约300米，在七号陵台西北约300米，陵园其它建筑已经全部被破坏，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陵园被现代住房、道路、广场侵占，当时陵台就在一排住房之后的一片树林中、陵台顶部修有水塔，水塔后被拆除。

康陵

考古调查称9号陵。九号陵在陵邑宗庙遗址以西约500米，七号陵以北约300米，陵园遭到现代建筑的彻底毁坏，地面建筑仅剩一座毁坏的陵台，夯土仅剩三分之一。

康陵墓主李安全，为仁宗仁孝弟越王仁友之子，崇宗乾顺之孙。西夏桓宗天庆十二年（1205年），与桓宗母罗氏合谋废桓宗自立，改元应天。六月，罗氏为子请封册于金，金册封为夏国王。蒙古多次用兵西夏，并破克夷门，进围中兴府。李安全亲自登城激励将士守御。蒙古兵引黄河水灌城，城中居民淹死极多。李安全遣使乞援于金，金拒绝出兵。李安全只得向蒙古纳女请和，夏金关系趋于破裂。西夏光定元年（1211年）夏齐王遵环废安全自立。同年8月安全死，年42岁，谥静穆皇帝，庙号襄宗，墓号康陵。

主要特点

历朝历代帝王贵胄们既希望陵寝恢宏壮丽，又希望能够不被盗掘，高大的封土成了防止盗掘的重要屏障，明清两代皇帝陵墓，都把盛放帝王棺椁及殉葬品的墓室建在如山般高耸的封土下方；而西夏陵的陵台，却不是位于墓室的正上方，而是位于墓室以北10米处，根本起不到封土的作用。

另外，西夏王陵墓道的入口设置在献殿内部，这也是帝王陵寝中绝无仅有的。隐藏墓道的走向是帝王陵墓营造时最为隐秘的工作之一，明代万历皇帝定陵墓道入口设置在宝城的侧面，令人难以察觉，20世纪50年代发掘时曾让考古人员苦思冥想，大费周折。而西夏的皇帝们似乎并不担心这一点，除了墓道入口直接设置在献殿以外，西夏帝陵的献殿至陵台之间有一条突起于地面之上的鱼脊梁封土，墓道就埋藏在封土下方。

考古发掘显示，和奢华的唐宋帝陵相比，西夏陵的墓室要“简朴”得多，为位于中央的主室和左右耳室构成的三室土洞式结构，陪葬品也相对较少。

考古研究

考古人员对西夏王陵进行了科学的考察和研究，共清理了一座帝王陵、四座陪葬墓、四个碑亭及一个献殿遗址。考古工作者对陵区进行了多次全面系统的调查与测绘调查，不断发现新的大小不等的陵墓。发现的陵墓由15座增加到70多座，后又增加到近百座、二百余座，截至1999年共发现帝陵9座、陪葬墓253座，其规模与河南巩县宋陵、北京明十三陵相当。专家证实，还有一些尚未发现的和由于贺兰山山洪等自然因素而消失的并不在少数，因此其真实数量应当更多。东西5公里，南北10多公里，总面积50多平方公里，如此之大的皇家陵园在中国实属罕见。在精确的坐标图上，人们还惊奇地发现，九座帝王陵组成一个北斗星图案，陪葬墓也都是按星象布局排列。考古工作者从中发现了一些很珍贵的西夏文物。这些文物中有西夏文字，有反映西夏人游牧生活和市井生活的绘画，有各式各样的雕塑作品，有“开元通宝”、“淳化通宝”、“至道通宝”、“天禧通宝”、“大观通宝”等各个时期的流通钱币，有各类铜器、陶棋子等文物。这当中出土了大量造型独特的石雕和泥塑。这些文物的发现为研究西夏文明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实物。2000年4月 结束的“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评选活动，西夏王陵的调查与发掘以其具有的重大的科学价值和意义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榜上有名。

出土文物

在三号陵的外围发掘中，除筒瓦、石像生残块等建筑构件外，还有铜铎、铜带扣、铜兽面饰和铜节约各1件。

在六号陵的中室，发现遗物有钢针、带环铁钉、钢泡饰、铜甲片和瓷片等；配室中发现零散的铜甲片、铜泡饰、铜铃、瓷片、竹雕、盔形铁揣和绕金银饰等。由于六号陵早年经过大规模盗掘，后期也遭到了盗扰，出土遗物不多，位置紊乱，但这些遗物都是首次出土。

在第177号陪葬墓的墓室中，出土有鎏金铜牛、[26] 铁狗等金属制品，还有石马等石雕。在第78号陪葬墓中，出土有石狗等石雕。在第182号陪葬墓中，发现开元通宝、样符通宝、天圣元宝、皇宋通宝、熙宁通宝等钱币。墓室内还发现绿釉罐和白瓷碗残片，残碎铜片、铜块，残断银丝、银帽铁钉等。

在陵邑遗址第二部分中，共出土建筑构件、瓷器、陶器、泥塑、石刻及铜、铁器等编号文物近300件。，其中出土白瓷瓶1件（经过复原），白瓷钵1件（经过复原），白瓷高足碗多件（经过复原，已残），白瓷平底碗多件（经过复原，已残），白瓷小碗数件，白瓷盆1件，青釉牡丹纹碗多片残片，青釉葵纹碗1件（经过复原），灰釉碗残片数件，酱釉小盘1件，泥塑碎块若干，石碑残块若干。

墓区全览

文物欣赏

西夏铁剑

西夏铠甲片

西夏官印

绣花鞋

铁甲衣

牛皮鞋

文臣头像

灰陶鸱吻套兽

绿色琉璃鸱吻套兽

石雕力士志文支座-2

石雕力士志文支座-1

西夏文寿陵残碑

迦陵频伽

剔刻花瓶

西夏残碑拓片

西夏鎏金铜牛

西夏扁壶

西夏令牌

精美文物筒瓦

精美文物灰陶频伽

精美文物迦陵频伽

旅游信息

门票：

75元/人，：包括西夏博物馆、西夏史话艺术馆、西夏碑林、三号陵实地、双陵（一二号陵）遗址。往返电瓶车票20元。学生、现役军人门票半价。

交通：

1.市区可以先乘2路、4路、18路公交车到新市区，然后包车前去。包车价格为面的30元。银川旅游汽车站（北门汽车站）每天有车发往西夏王陵（冬季、夏季无班车），发车时间为8:30、9:30，返回时间为13:30、15:30，票价9元/人，行程约70分钟。

2.银川市区南门汽车站、北门旅游汽车站及南关清真寺均有发往西夏王陵的旅游班车，票价8元左右，但间隔较长，视客流而定，在1至2小时之间。

3.自驾车较为方便，由市区内北京路向西到头，丁字路口向南拐上110国道，直行10公里路西即到，景区设有面积很大的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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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摘要：

　　关键词：

　　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西夏考古也得到了长足发展，有力推动了西夏学研究的繁荣。白滨[1]、牛达生[2]、杨蕤[3]、卜凯越[4]等学者的多篇论文回顾和总结了 2014 年之前西夏文物、考古的发现与研究，从中可以看出以往的西夏文物考古研究具有交融性、不平衡性等特点。具体来说，一是西夏考古研究涵盖了帝陵、墓葬、城址、窑址、石窟、窖藏等多个领域，每个领域都有众多关联学科，反映了较强的研究交融性;二是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敦煌西夏石窟和西夏陵的研究，关于都城、城址、墓葬等方面的研究较为单薄。近十年来，又有新的发现和研究成果不断问世。本文在系统梳理西夏文物考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与前贤关于这一领域三十年的研究述评互为补充。从四十年来的研究现状看，西夏文物考古研究主要集中在石窟壁画与造像、王陵与墓葬、古塔与寺庙、城址与烽燧、窑址与窖藏、器物研究六个方面。

一、研究现状

　　(一)石窟壁画与造像

　　因为西夏境内广泛流行佛教，所以西夏石窟研究是西夏考古的重要内容，主要集中在敦煌莫高窟、榆林窟、瓜州东千佛洞与旱峡石窟以及宁夏山嘴沟石窟。

　　1.敦煌莫高窟

　　沙武田分析了敦煌莫高窟第3窟“甘州史小玉笔”墨书题记，结合窟内壁画内容与艺术风格，与敦煌元代石窟、西夏洞窟的特点进行比较分析，认为该窟为西夏洞窟[5]。张先堂通过考察第148窟供养人图像，认为其代表了西夏时期的回鹘或回鹘化的汉族供养人[6]。陈光文对莫高窟第29窟甬道南壁西夏文题记进行译释后，认为该题记中应存在“福圣年中” (1053—1056)的记载，据此指出西夏取代沙州回鹘正式统治敦煌的时间不迟于1053年[7]。公维章从第465窟主室壁画的绘画风格、出土西夏文物及主室壁画中在大成就者像侧贴附纸条的做法，进一步肯定了谢继胜等人关于该窟壁画绘制年代为西夏早期的观点[8]。王惠民回顾了关于敦煌西夏洞窟分期的相关研究成果，指出在排定年代时应首先以有年代的洞窟为标尺，没有年代的再从造像题材与艺术风格上进行比较后排列出相对年代，不宜采用洞窟中孤立的题材和风格进行排列[9]。沙武田进一步梳理了敦煌莫高窟、榆林窟、东千佛洞西夏石窟艺术分期的各种观点和存在的问题，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列出了可归入西夏时期的洞窟[10]。张世奇与沙武田也关注了敦煌西夏石窟千佛图像的内容与来源，探讨其与曹氏归义军晚期千佛图像的关系①。沙武田分析了西夏沙州洞窟的集体营建特征，指出该时期榆林窟和东千佛洞表现出以统治者党项人为主的营建功德行为，在瓜州地界对西夏时期包括汉地传统佛教、藏传密教、外来回鹘宗教等经典与信仰融合的努力[11]。何卯平、宁强通过对敦煌和瓜州两地西夏时期石窟艺术的壁画题材、造型风格、供养人构成、艺术功能的比较分析，认为两地因政治经济、军事形势两方面的差异，石窟艺术明显不同：敦煌地区缺乏创新性，主要继承前代石窟壁画的题材和风格，改建和补绘了前朝石窟;相对稳定的瓜州则营建了原创性较强的新窟，反映了西夏文化艺术的成就[12]。杨冰华分析了莫高窟第61窟甬道北壁西夏重修供养人像，通过该像配备持伞盖侍从的做法，结合西夏史籍和黑水城出土佛经发愿文，认为北壁中间女性供养人像的身份可能是西夏晚期皇(太)后[13]。

　　2.榆林窟

　　从洞窟形式、表现内容和艺术风格来看，榆林窟与莫高窟十分相似，可视为莫高窟艺术系统的一个分支。由于壁画内容和风格与敦煌莫高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榆林窟是敦煌石窟艺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发表成果来看，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榆林窟第3窟的图像上。李路珂通过实地调查，整理分析了榆林窟中第2、3、10这3个西夏后期洞窟的装饰纹样，认为榆林窟西夏后期洞窟装饰在吸收多元文化的基础上，更多运用了流行于北宋时期中原地区的题材和纹样，是可以与《营造法式》装饰纹样相互印证的珍贵实例[14]。王进玉从科技史角度分析了榆林窟第3窟“酿酒图”中的图像，认为其作为蒸馏器具证据不足[15]。随后，王进玉又发文纠正了第3窟“千手观音经变”以往定名不统一的问题[16]。贾维维系统分析了榆林窟第3窟壁画中的显教、密教图像，分析了图像的来源和配置内涵，指出壁画在图像方面沿用东印度佛教造像传统，图像配置上遵循敦煌本地图像传承和信仰模式，体现了11—13世纪多民族跨地域文化交流的史实[17]。随后，贾维维又撰文先后讨论了榆林窟第3窟北壁南段的顶髻尊胜佛母曼荼罗图像的文本依据[18]和第3窟南壁西侧恶趣清静曼荼罗上方五护佛母的构成内容与特征[19]。郭静从第3窟东壁南侧“五十一面千手观音经变”入手，指出其在构图布局、图像对应组合关系、与经典吻合程度、千手持物的世俗性特征等方面均非传统图式[20]。岳键认为三珠火焰纹与阴阳珠火焰纹是西夏时期独有的纹饰图案，可将其作为榆林窟西夏壁画的判断依据[21]。此外，还有多篇文章利用洞窟图像资料复原西夏各阶层的服饰。例如，谢静利用图像资料和文献资料探讨中原汉族服饰对西夏各阶层服饰的影响[22];孙颖结合文献与图像、实物资料，对榆林窟第29窟西夏贵族妇女服饰进行了复原[23];李文倩通过复原榆林窟第29窟西夏供养人侍从服饰的款式、色彩与面料，结合史籍记载分析了短袍、长裤、行滕、麻鞋等侍从服饰的特点[24];曲小萌以榆林窟第29窟男性供养人为研究对象，将图像资料与文献相结合，分析了西夏武官冠帽、发式、袍服的样式，认为西夏武官服饰既体现了党项民族特色，又吸收了中原汉族服饰的诸多元素[25]。张玉海在分析莫高窟、榆林窟西夏文题记所见人名姓氏结构的基础上，探讨了其民族融合情况[26]。

　　3.瓜州东千佛洞、旱峡石窟

　　在敦煌壁画研究中，考察图像所反映的音乐学内容是其重要研究领域。刘文荣从音乐学角度分析了瓜州东千佛洞西夏第7窟《涅槃变》 的世俗伎乐图像中3人所奏横笛、毛员鼓、排板 3 种乐器，指出 《涅槃变》 所见世俗乐舞图像反映了踏歌艺术礼佛供养的情景，证明由中原流入河西地区的踏歌曾在西夏广泛流行[27]。郑炳林从榆林窟和东千佛洞壁画上的拉弦乐器入手，在梳理乐器发展史的基础上深入考察了社会政治与敦煌石窟营建之间的关系[28]。卯芳《东千佛洞第二窟壁画艺术探究》一文通过分析该窟壁画的艺术风格，指出其中融合了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的艺术特点，体现了西夏佛教绘画的风格[29]。常红红《东千佛洞第二窟十一面救八难观音图像研究》一文讨论了西夏“十一面救八难观音”的图像来源、与六字真言的关系及其在西夏文化中的宗教内涵等问题[30]。刘永增《瓜州东千佛洞图像源流与历史价值——兼谈东千佛洞的初创年代》一文从壁画主题和绘画风格入手，对第2窟、第5窟、第7窟壁画与不空系密教、尼泊尔传统密教题材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这是西夏密教的缩影[31]。张先堂《瓜州东千佛洞第5窟西夏供养人初探》一文在考察窟内西夏供养人图像的基础上，结合西夏文题记，认为多个党项、汉族姓氏的武官与文官家族的男女成员在寺主智远和尚监督下共同出资营建了此窟[32]。

　　4.宁夏山嘴沟石窟

　　银川曾为西夏都城，先后称兴庆府、中兴府。宁夏北部作为西夏京畿之地，贺兰山麓的山嘴沟石窟成为西夏时期重要石窟。赵晓星、朱生云《宁夏、内蒙古境内的西夏石窟调查——西夏石窟考古与艺术研究之一》一文通过实地调查，认为山嘴沟石窟作为西夏中心区最为重要的石窟遗存，是这一地区石窟艺术的典型代表。须弥山石窟群的西夏游人题记反映了西夏人在当地的活动，内蒙古阿尔寨石窟为蒙元时期遗存，未见西夏遗迹[33]。汤晓芳《一幅西夏时期的壁画——阿尔寨石窟第33窟壁画解读》一文将阿尔寨石窟第33窟的时代定为西夏时期，从题材、画面布局、绘画技法等方面详细介绍了窟内壁画[34]。此外，张小刚、郭俊叶《文殊山石窟西夏〈水月观音图〉与〈摩利支天图〉考释》一文分析了甘肃省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文殊山石窟内两幅绘制于西夏时期的壁画[35]。

　　综观以上有关石窟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围绕石窟壁画或造像题材与内容的研究依旧是近十年来西夏文物考古研究中成果最为集中的领域，其中不乏根据题材内容确定西夏石窟年代归属的佳作。

　　(二)王陵与墓葬

　　1.王陵

　　西夏王陵考古作为西夏考古研究的重要内容，西夏三号陵地面遗址与六号陵是目前唯一经过科学发掘的两座西夏王陵。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编著的《西夏六号陵》全面介绍了有关六号陵地面遗址考古发掘的相关情况与主要收获[36]，是继《西夏三号陵——地面遗迹发掘报告》[37]公布以来西夏王陵考古方面最为重要的研究成果，丰富了我们对西夏王陵建筑布局、建筑特点、文化内涵的认识。西夏陵区管理处编《西夏陵突出普遍价值研究》从经济、文化、社会、地理等方面入手，全面分析了西夏在中华文化传承中的重要作用，为西夏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提供了理论指导[38]。

　　西夏陵寝制度研究一直是西夏考古的重要内容。孟凡人在梳理西夏陵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通过以三号陵为主的考古材料深入探讨了西夏陵的布局特点[39]。余军以西夏三号陵为突破口，指出西夏陵寝制度充分吸收了北魏、唐宋陵园规制，不仅在形制上借鉴唐宋帝陵陵园建筑的平面布局，而且引入了北魏将佛寺、祠庙建在陵园的做法，从而形成了陵、庙、寺集于一体的营造特点[40]。此外，杨沅还从选址、整体布局等方面梳理了西夏陵园的形制特点[41]。刘毅分析了西夏与辽金皇陵制度中的陵墓选址、陵园布局、多室玄宫结构等特点，探讨了这些因素对明清皇陵制度的影响[42]。由于缺乏考古实物和相关文献的直接证明，西夏陵墓主的归属问题一直未形成统一认识。近年来，随着六号陵考古工作的持续开展，既得到了一些新线索，也引发了一些新讨论。孙昌盛系统梳理了目前关于西夏陵陵主归属的各种观点，结合文献史料与六号陵出土残碑，认为六号陵是太宗李德明之嘉陵，并在此基础上对各陵的归属进行了重新排列[43]。岳键认为六号陵陵主为崇宗乾顺，并对其他陵主进行了相应排列[44]。王昌丰从陵区各帝陵的形制变化入手确定了各陵的先后关系，并且提出并非所有陵主都葬在这一陵区，九号陵也并非帝陵，据此重新排列了8座帝陵的对应陵主[45]。

　　碑亭和献殿作为西夏陵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继续得到学者的关注。余军《西夏陵碑亭考古》系统介绍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夏陵区王陵与陪葬墓的碑亭发掘情况，并对出土残碑铭文、碑亭建筑与石碑形制进行了分析[46]。岳键根据考古发掘基址上的柱洞排列规律及其所显示的梁柱垂直投影平面图，推断三号陵献殿可能为上圆下方，两重屋檐叠加的重檐攒尖顶木结构宫殿[47]。

　　关于西夏陵区出土文物的研究，首先集中在出土数量最多的建筑构建上。牛达生系统介绍了西夏陵出土脊兽、套兽、垂兽、蹲兽等各种屋顶装饰构件及其类型[48]，汤晓芳则具体分析了作为西夏陵墓建筑装饰的迦陵频伽与摩羯的造型特点[49]。何晓燕分类介绍了西夏陵区北端建筑遗址出土的建筑构件、瓷器、泥塑残件和残碑[50]。岳键通过对七号陵残碑龙纹残片的系统整理，通过建立纹样分类检索体系、残片纹样比照系统等方法复原了龙纹的全部纹样与寿陵残碑的形制[51]。安北江《〈中国藏西夏文献·西夏陵残碑卷〉汉文残碑相关问题考论》一文系统介绍了汉文残碑的内容，并对其所涉及的年号、战事、人名、食邑等问题做了进一步讨论[52]。

　　此外，也有文章将重要随葬品与西夏、辽、宋之间的关系联系起来进行研究。黄震云根据101号墓出土的跪姿铜牛石马，认为其体现了厌恶功能。青牛白马是契丹人的标志，此类文物体现了党项人与契丹人的交恶情绪，进而推断101号陪葬墓的主人可能是辽兴平公主[53]。宋娟将六号陵出土的“荔枝纹金牌饰”与宋、辽、元出土的荔枝纹金带具进行比较，认定六号陵出土的此件金牌饰为荔枝纹金带具，来源于宋廷所赐，参考宋代舆服制度推断出六号陵的墓主为李德明[54]。此外，还有从文物保护角度出发的研究成果。康超等《西夏王陵四号陵冲沟发育过程、特征及其影响因素》[55]与蔺青涛等《银川西夏陵三号陵、六号陵盐害现状初步分析》[56]这两篇文章通过分析遗址体上冲沟、盐害等主要病害的分布现状及其成因和影响因素，为西夏陵遗址保护提供了理论指导。林金鑫等《西夏陵陪葬墓的地球物理考古勘探研究》采用磁法、电磁法、探地雷达等手段，以无损的地球物理考古勘探方法了解西夏陵地下陪葬墓的空间分布信息[57]。近年来，学界逐渐从大遗址保护和文化遗产的展示与利用等视角开展西夏王陵研究。杨弋分析了西夏陵申遗的优点和难点，指出申遗的必要性和可行性[58]。齐一聪与吴悦讨论了西夏陵大遗址保护存在的问题及其应对思路②，张建忠认为应围绕西夏文化主题开展相关项目，从而丰富和活化西夏王陵遗址旅游产品，增强旅游者对遗产文化的体验[59]。周伟基于以上两种目标的实现过程，探讨了如何正确处理文物保护与发展旅游的关系[60]。

　　从以上研究成果可以看出，西夏王陵考古研究已呈现出在传统考古学基础上不断向科技考古、大遗址保护、文化遗产活化研究方向发展的趋势，体现了多学科融合与“保护第一”的研究思路。

　　2.墓葬

　　宁夏银川与甘肃武威地区相继发现了一些西夏墓葬，其中闽宁村西夏墓地是宁夏西夏考古的重要发现。根据墓葬出土残碑，这批墓葬被认为是西夏建立前后一处与野利氏有关的党项贵族家族墓地。张雯通过对闽宁村西夏墓地与西夏陵的比较研究，从墓葬形制、建筑特点、葬俗等方面考察了党项葬俗在西夏建立前后的沿用与变化[61]。倪润安系统梳理了宁夏银川附近与甘肃武威地区西夏陵墓与墓葬所有用木遗迹的情况，分析了西夏墓葬中各种用木葬俗的功能及其与宋辽文化的关系[62]。20 世纪70年代以来，甘肃武威西郊先后发现一系列西夏墓葬，出土了木缘塔、木版画、木版题记等一批重要文物。蔡晓樱[63]与于光建[64]分析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武威地区发现的7座西夏火葬墓及其随葬品所反映的西夏葬俗，李桥专门讨论了20世纪90年代在武威西郊西夏墓地出土的两方买地券[65]。在武威地区西夏墓中，共有6座出土葬具和木版题记，常岚与于光建详细介绍了这些题记的内容[66]。此外，还有多篇文章利用武威西夏墓中出土的木版画图像讨论西夏葬俗，例如陈丽伶、余隋怀《武威西夏木版画的遗存及其特征》[67]，陈于柱《武威西夏2号墓彩绘木版画“蒿里老人”考论》[68]和《武威西夏2号墓彩绘木版画中的“金鸡”、“玉犬”新考》[69]，于光建《武威西郊西夏2号墓出土木版画内涵新解》[70]和《武威西夏墓出土太阳、太阴图像考论》[71]。

　　宁夏、甘肃两地西夏墓葬的发现，为了解西夏葬俗、宗教信仰、绘画艺术、社会生活等内容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材料。由于西夏墓葬的发现数量总体较少，尤其是近十年来未有新材料出现，相关讨论的深入还有待考古工作的持续推进。

　　(三)古塔与寺庙

　　西夏因尊崇佛教而广建寺院佛塔、大兴佛事，承天寺塔、宏佛塔、拜寺口方塔、一百零八塔皆为宁夏境内分布的主要西夏古塔。牛达生在《宁夏境内的西夏古塔建筑》一文中介绍了宁夏几处重要西夏古塔的发现情况与建筑特点[72]，张媛利用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分析了宁夏7处西夏古塔的历史与形制结构，并提出了具体的古建保护意见[73]。考古工作者在修复濒临倒塌的宏佛塔时，在刹座天宫内出土了一大批精美的西夏文物，受到学界广泛关注。陈悦新以宏佛塔与山嘴沟石窟的汉传佛教绘画和泥塑佛像为研究对象，讨论了二者的艺术风格及其渊源[74]。邵军讨论了宏佛塔所出两幅绢画“炽盛光十一曜图”和“月孛图”“玄武大帝图”的形象、千手观音像与大日如来像，并对千佛、护法神的图像性质与发展情况进行了研究[75]。王荣飞认为宏佛塔天宫装藏的西夏文双面木雕版内容是《释摩诃衍论·卷十》的一部分[76]。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西夏宏佛塔》详细介绍了1990年宏佛塔勘测、拆卸与修复的经过，对出土遗物的清理、修复与研究情况进行了论述[77]。作为西夏活字印刷史的重要发现，拜寺口方塔所出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弥足珍贵，牛达生通过研究考古实物指出这是中国最早的木活字印本[78]。此外，赵涛对承天寺西夏断(残)碑碑铭进行了考释[79]，胡若飞从形制、文物、用途等角度介绍了一百零八塔的历史[80]，高继习在《中国古代舍利地宫形制研究》一文中讨论了西夏地区的塔宫[81]。

　　众所周知，甘肃境内也分布着为数不少的西夏时期寺庙古塔。张振华通过实地调查，认为甘肃省古浪县寺洼寺院遗址和天祝县百灵寺遗址为两处西夏时的寺庙遗迹[82]。赵延俊通过对甘肃省永昌县圣容寺遗址区的调查分析，介绍了寺庙的历史与现存遗迹，讨论了西夏时期圣容寺与河西走廊地区的佛教发展历程[83]。孙寿龄分析了武威市发现的西夏覆钵式喇嘛塔石刻造像的造型和龛形，认为这是一处夏仁宗时期的佛教造像[84]。此外，张宝玺还详细介绍了张掖市大佛寺西夏涅槃像及其重修过程[85]。

　　(四)城址与烽燧

　　城市考古是以古代城市及其相关遗存作为对象的考古工作，在中国考古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冯文勇通过在鄂尔多斯及其临近地区的实地调查，确定了西夏时期的金肃州故城和唐隆镇城址[86]。黎树科公布了调查后获得的甘肃省民勤县西夏古城遗址分布情况[87]，周会丽利用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对内蒙古地区的城址进行了分类，厘清了西夏城址的行政建置和特点[88]。袁怡雅利用考古资料、历史文献和实地调查等方法，系统研究了匈奴铁弗部统治时期统万城的环境、生业、社会结群以及游牧部族在农牧交错地带的建都特点[89]。杨蕤从承天寺塔、高台寺、新华街窖藏、湖滨街堤岸、中山公园清宁观、海宝塔、唐徕渠等遗存入手，构筑了西夏故都兴庆府的形制框架，建议将兴庆府的规划放入中国城市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90]。俄罗斯学者A.A.科瓦列夫在实地调查后指出，位于蒙古国境内的“成吉思汗长城”由西夏在13世纪初建造，是“外长城”北线的延伸部分，“外长城”南线为汉代的“光禄塞”，蒙古国南戈壁省境内的八音布拉格城址就是汉代受降城遗迹[91]。尤桦通过考察甘肃、内蒙古、宁夏境内现存的烽堠遗址，结合文献记载分析了西夏烽堠制度的特点[92]。

　　(五)窑址与窖藏

　　西夏窑址与窖藏的发现，为了解西夏时期的经济水平与工艺技术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根据考古调查，烧造西夏瓷的窑址主要集中在银川市西郊贺兰山下和灵武市一带。截至目前，除灵武窑及其附近的回民巷西夏窑址进行过正规的考古发掘外，又在贺兰山腹地发现了一些窑址。王建保[93]与张燕[94]通过对缸沿子、贵房子两处瓷窑遗址及出土遗物的考察，认为这是西夏宫廷或官府管理下的官营作坊。近年来，现代分析测试手段也逐渐应用于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研究领域。宋燕利用X射线荧光光谱仪、X射线衍射仪等多种仪器分析了灵武窑出土瓷器碎片的化学成分与微观结构[95]。张茂林据此指出，缸沿子窑址所出白瓷胎体中 “高硅低铝”的元素组成特征与我国北方的典型瓷器相反，与同为西夏时期的灵武窑瓷器具有很大差异。在瓷釉组成上，贵房子、缸沿子窑址出土的白瓷标本与灵武窑白瓷均为钙釉[96]。近年来先后公布了不少窖藏中出土西夏钱币的情况，杜双成[97]、朱浒[98]分别介绍了隆德、同心等地发现的西夏钱币窖藏。

　　(六)器物研究

　　因为西夏文物具有种类丰富、分布广泛的特点，所以大型丛书《西夏文物》③整理汇集了宁夏、内蒙古、甘肃等地的西夏遗址、金属器、陶瓷器、石刻、石器、木漆器、造像、绘画、织物、文献、建筑构件等众多考古内容，建立了跨地区的西夏文物资料体系和完整的考古信息数据库，较好地满足了学界全面、系统了解西夏文物的需求。此外，还有多篇文章从钱币、瓷器、文书、古纸、丝绸、擦擦等出土遗物的角度讨论了西夏物质文化、技术工艺与经济水平。

　　1.钱币

　　牛达生在《西夏钱币的发现及研究》一文中全面介绍了西夏钱币在各地的考古发现情况[99]，韩学斌在《西夏钱币的考古发现与类别》一文中介绍了宁夏、甘肃、内蒙古等地西夏钱币的出土情况和钱币种类[100]，于光建介绍了甘肃武威地区出土“天盛元宝”小铁钱的相关情况[101]。此外，有些论文还关注了西夏钱币的铸造特点。郭晓红《丝绸之路货币文化中的西夏铁钱》介绍了西夏铁钱的铸造、流通与种类[102];李鸣骥《西夏钱币铸造特点及其变化原因初探》梳理了西夏钱币的铸造历史及各阶段的铸币特征[103];王俪阎通过西夏铸币考察了西夏统治者的治国政策以及由此所折射的与辽、金两朝的关系[104];赵生泉通过研究考古所见西夏汉文钱币与西夏文钱币，深入讨论了西夏书法的演变历程[105]。

　　2.瓷器、金银器

　　从考古发现来看，西夏瓷器的造型设计、纹饰题材、装饰手法均表现出较强的民族风格与时代特点。赵龙从烧造方法、器物类型、装饰纹饰、釉色样式等方面入手，讨论了西夏瓷器民族风格的形成[106]。在此基础上，马洋分析了西夏瓷器上牡丹纹与莲花纹的变化发展历程[107]。

　　西夏金银器目前发现不多，主要分布在宁夏和内蒙古地区，在造型和纹饰上主要受到唐宋金银器风格的影响，并与辽代金银器存在一定关系。程丽君、赵天英在《西夏金银器研究》一文中分析了西夏金银器的类型特征、用途和制作工艺[108]。

　　3.西夏文书

　　自1908年在黑水城发现大量西夏文书后，学界开始了对西夏文字和西夏历史的关注与研究。乜小红通过考证认定《俄藏敦煌文献》中的四件契约是出自黑水城的文书，在考察每件契约的背景和内容后，认为其反映出七八百年前黑水城地区党项、蒙古、汉等各族居民在社会生活和各类经济交往中的一种自然文化认同和融合[109]。刘志月以莫高窟北区B59窟出土的《西夏嵬名法宝达卖地账》为研究对象，通过探讨卖地立账文书使用小麦作为交易结算方式、文中所描述的灌溉给水情况，结合出土地点在废弃于13世纪末的莫高窟北区第2层洞窟，推断这是一件西夏时期文书[110]。郑祖龙通过考证，将贺兰山山嘴沟石窟出土的几件未曾定题的西夏文残卷认定为《注华严法界观科文》、《瑜伽集要焰口施食仪》、《佛母孔雀大明王经》以及一组近于《十二因缘咒》的陀罗尼残页[111]。高山杉研究了山嘴沟石窟出土的编号K2：158的西夏文写本残页，释读后证明是一部迄今未知的有关宋代华严宗重要著述《华严法界观通玄记》的注疏，这是西夏学上的全新发现[112]。孙昌盛从语言文字学和文献学角度，参考藏文本《真实相应大本续》，对拜寺沟方塔遗址出土的西夏文古籍《吉祥遍至口和本续》进行了全文解读与研究。通过训解西夏文、藏文、汉文词义方法，对西夏语译藏传佛教文献中独具特色的藏式意译词进行了译注[113]，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学术界对西夏文献中藏式意译词研究的不足。

　　此外，有些研究则关注文书所反映的西夏文献装帧形式，丰富了我们对西夏文献装帧形式的认识。高辉通过分析与线有关的几种古籍装帧形式，认为瓜州东千佛洞泥寿桃洞出土的一号文书《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的装帧形式为缝缋装，进一步推测是活字印刷的缝缋装[114]。张多勇认为东千佛洞泥寿桃洞出土的两件西夏文印本残页中，一号文书是蝴蝶装的《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印本，二号文书是《慈悲道场忏罪法》卷首残页[115]。方广锠从敦煌遗书入手讨论中国纸质写本的装帧时，指出拜寺沟方塔出土的西夏汉文文献装帧形式中的“缝缋装”这一命名有误，应改为“缝缀装”[116]。

　　4.古纸、丝绸

　　利用科技分析手段对西夏纸质文物开展研究，可以了解西夏造纸技术的源流及其发展状况。牛达生以贺兰山麓西夏方塔出土的纸样测试结果为研究对象，结合“俄藏纸”、“国图纸”的分析结果指出，西夏造纸原料主要为树皮和麻类纤维，造纸方法包括净化原料、蒸煮、舂捣、打浆、纸药匀浆、竹帘抄纸、火墙烘干等手段，与中原地区的造纸技术大体一致，达到了当时较为先进的水平[117]。李晓岑通过对甘肃省博物馆所藏西夏古纸的纤维检测和分析，指出其制造工艺与中原地区水平一致，反映了西夏造纸术深受中原影响的史实[118]。西夏时期流行染色纸张，但是目前还不清楚染料的使用情况与染色纸张的纤维原料。李涛利用显微激光拉曼光谱和赫兹伯格染色法，通过对黑水城遗址出土的西夏时期蓝色、红色染色纸张的分析，首次明确了靛蓝和羟基茜草素曾在11—13世纪中国古纸制造中作为染色剂使用[119]。

　　西夏建立后高度重视丝织业生产，设立了“绢织院”等专门管理机构。杨馨以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出土的西夏丝绸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了其组织结构、图案纹样和使用方式[120]。

　　5.擦擦

　　擦擦是一种凹型模具，捺入软泥等材质后用于压制成型、脱范模制小型佛像与佛塔。蔡彤华从材质、技法、题材等方面介绍了内蒙古境内所出西夏擦擦的特点[121];郭萌、张建林通过类型学研究，认为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擦擦的年代集中在西夏至元时期，通过比较西藏擦擦、西夏擦擦和中原地区善业泥，认为其在制作技法和图像内容上更接近西夏擦擦和西藏后弘期早期的擦擦[122]。

二、存在的问题与展望

　　综观以上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四十年来随着西夏学研究的不断活跃和推进，作为其重要研究领域的西夏考古与文物研究也在科学有序地发展，考古发现和科研成果随之不断增多。一是在考古发掘、资料的整理与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新的收获与进展，发表的相关成果日益增多，尤其是宁夏地区，作为西夏文化的重要分布地，正在持续开展西夏考古的调查与发掘工作。其中，西夏六号陵、山嘴沟石窟、宏佛塔等考古工作都陆续出版了发掘报告和研究成果，既体现出西夏考古在宁夏考古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又为西夏学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二是研究成果覆盖了石窟壁画与造像、帝陵与墓葬、城址与烽燧、瓷窑与窖藏、古塔与寺庙等丰富的西夏文化遗存，形成了更为全面、专业的研究格局。三是研究视野与方法日益多样化，除继续沿用传统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和内容外，还努力克服了西夏文献资料缺乏的先天不足，立足考古遗存，将出土文书、汉文史料等多种方法相结合，基于现代科技手段，对文物(瓷器)、遗址本体(西夏陵)开展无损分析测试和文物保护研究的情况日益增多，显示出科技考古在现代考古学研究中的日益普及与广泛应用。

　　在看到这些成绩和进步的同时，也应注意到目前的西夏文物考古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虽然研究的广度覆盖了石窟壁画与造像、帝陵与墓葬、城址与烽燧、瓷窑与窖藏、古塔与寺庙等多个方面，但由于文献史料的缺乏、考古学资料的分散性和复杂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研究的不平衡性。从上述研究史的回顾可以看出，关于石窟壁画或造像的题材、内容的研究与西夏王陵研究依旧是近十年来西夏文物考古研究中成果最为集中的领域，其他方面则仍显薄弱，缺乏总论性研究。同时与重要的考古学发现相比，对于考古资料的研究还很不够。

　　其次，由于文物考古研究不仅依赖以往的考古发现，更需要新材料的补充，所以田野调查与发掘对于推进西夏文物考古研究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以宁夏地区为例，作为西夏故地，分布着许多重要的西夏遗存。经过科学调查与发掘的西夏三号陵、六号陵、灵武窑址、山嘴沟石窟、拜寺口方塔等都已公布材料，有力促进了西夏文物考古研究的深入。但是，这些考古工作的性质更侧重于配合性或抢救性，以点的形式展开而难成体系，需要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下进行全局性统筹规划，科学开展各个分支的文物考古工作。

　　其三，由于西夏考古涉及的研究内容不是单纯的考古学本身所能涵盖的，客观上与历史学、宗教学、文献学、科技史等学科和领域存在密切联系。如果不进一步加强各学科之间的合作与交融，在研究方法上更为多元化，就很难继续推进研究深度。

　　综观以上问题，未来的西夏文物考古研究还需在以下四个方面作出努力。

　　第一，做好西夏遗存的田野调查工作，进一步摸清各类西夏遗存的分布情况与保存现状，为今后有计划、系统、科学地开展西夏考古与研究工作建立考古遗存数据库，形成王陵、石窟、寺塔等西夏遗存的联动研究格局。

　　第二，西夏曾经是中国古代在西北地区影响较大的少数民族地方割据政权，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发挥过积极作用。西夏王陵作为西夏文明留存至今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考古遗存，经过近些年对建筑本体的抢救性加固和病害防治，为西夏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提供了较好的文物本体保存现状。但是，目前对王陵文化内涵的挖掘还远远不够。今后的考古工作应继续本着“保护第一”的原则，以世界文化遗产的视角在遗址本体和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与框架下研究其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了解西夏文明在中华文明中的兼容并蓄、多元融合，积极推动世界文化遗产申报进程。

　　第三，古今重叠型城址是当前国家建设背景下城市考古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历史城市的重叠性特点下，西夏都城和城市考古如何进行科学的考古钻探与发掘、处理好保留和解剖的关系、准确合理地展示考古成果成为重要课题;在片段式考古发掘中，如何将城市空间的整体格局缀连起来是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123]。多学科合作的立体研究，成为做好城市考古的重要条件和发展趋势。遵循城市考古与遗产保护、遗产利用相结合的理念与方法，以考古研究为代表的各学科确定的遗址价值决定保护本体和历史环境风貌的内涵，考古发掘成果必将成为遗址展示与利用的基础。

　　第四，西夏文物考古研究虽在西夏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在成果总量上明显少于西夏历史、西夏文献等研究领域，这与专门从事西夏考古研究的机构和人员数量较少存在直接关系。以宁夏地区为例，作为西夏研究的重地，专门进行西夏文物考古研究的人员数量很少，难以满足开展田野调查、发掘和考古研究所需的人员配备。西夏文物考古是宁夏考古的重要特色和主要亮点，亟需在人才和研究力量上加大培养、支持力度。

　　通过对四十年来相关研究现状的分析，可以看出西夏文物考古研究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研究视野更为开阔，研究方法更为多元。展望未来，相信在发挥自身学科优势的前提下，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出现，积极加深与历史学、文献学、科技史等多学科、多领域的合作与交融，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手段，积极开展从宏观到微观、从综合研究到专题研究的多视角和多维度研究，必将有力推动西夏文物考古在西夏学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注释：

　　①张世奇，《敦煌西夏石窟千佛图像研究》，西北师范大学大学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张世奇、沙武田，《历史留恋与粉本传承——敦煌石窟西夏千佛图像研究》，《西夏学》第1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②齐一聪、康琪，《西夏王陵大遗址保护问题研究与申遗初探》，《现代城市》2012年第4期;吴悦，《西夏王陵的现状综述及实行大遗址保护的可行性》，《智能城市》2016年第7期。

　　③《西夏文物·内蒙古编》，中华书局，2014年;《西夏文物·甘肃编》，中华书局，2014年;《西夏文物·宁夏编》，中华书局，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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