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华

【摘要】制度分析与发展（IAD）框架是奥斯特罗姆夫妇的重要学术贡献，是公共管理和政策研究领域的重要理论框架。在过去三十年间，IAD框架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理论和实证研究，其中在公共池塘资源领域的研究中应用尤为广泛。本文以灌溉系统这一典型的公共池塘资源研究文献为例，评估IAD框架作为制度与政策分析工具的主要优势和不足。总体而言，IAD框架在经验应用方面的优势包括提供了制度分析的通用语言、包容多学科的范式，便于处理复杂性，辅助研究设计和组织，提供制度研究的有益概念。当然，IAD框架在实际应用中也暴露出一些缺点或问题，比如系统应用的成本较高，比较复杂而不易掌握，提供宏观指导但难以深入，使用子分类操作性不强。鉴于此，本文提出了旨在促进IAD框架应用的建议，并展望了其在中国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 社会生态系统分析框架 公共池塘资源 灌溉系统 政策分析

制度分析与发展（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简称IAD）框架是以奥斯特罗姆夫妇为首的印第安纳大学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Workshop in Political Theory and Policy Analysis at Indiana University）的学者群体在过去几十年间发展起来的，其目的在于通过一个普遍性的框架，将政治学家、经济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和其他对制度如何影响个人面临的诸多激励及其相应行为感兴趣的学者所做的工作融为一体。IAD框架起源于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对城市服务供给的分析，最早于1982年提出，并由奥斯特罗姆夫妇的学生布罗姆奎斯特的博士论文将此框架应用于研究南加州的地下水盆地治理。在过去30年间，这一框架被广泛应用于各种实际情景的分析，例如奥克逊、埃格拉沃尔、施拉格等、吉布森等、福特曼等的研究。IAD框架早期版本提出后，通过大量实际应用检验，框架趋向于不断完善。目前IAD框架已经成为理解社会行为的精致框架及公共事物（Commons）管理的精致理论。该框架的近期经典版本如图1所示。

图1 制度分析与发展（IAD）框架

资料来源：Ostrom E. , Understanding Institutional Divers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以下简称奥斯特罗姆）曾经在框架、理论和模型之间做出区分。她认为，框架是一个能够帮助人们在制度分析中去辨识其中的因素和相互之间关系的元理论结构。理论能够使分析者根据不同类型问题去研究框架中的具体影响因素，并且提出影响因素之间关系的研究假设。而模型是被用来处理一组有限的参数和变量的非常精确的假说。作为一般性的分析框架，IAD框架是帮助组织不同政策领域内的理论性和实证性研究的通用语言。尽管已经有很多的尝试去发展一个政策议程的普遍分析框架，但是他们都无法包容不同政策领域和情境设定的多样性。

IAD框架的重要贡献在于结构化地组织了存在于各种制度安排中的主要变量，其最重要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区分宪制选择、集体选择和操作选择这三个决策层次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二是阐明在三个决策层次的任一层次上用于分析结果及其影响因素。就第二个方面而言，IAD框架包括行动舞台、相互作用模式和产出，以及对产出的评估，如图1右边部分所示。所谓行动舞台（Action Arena），是指个体行动者相互作用、交换商品和服务、解决问题、相互支配或冲突的社会空间，它包括一个行动情景（Action Situation）和该情景下的行动者。IAD框架的核心组成部分便是行动情景，即行动者所采取的行动或策略空间。IAD框架的每一部分均可分解为一组变量描述，行动情景的内部特征通过七组变量来刻画：（1）行动者；（2）岗位；（3）潜在产出；（4）行动—潜在产出的链接；（5）行动者实施的控制；（6）相关信息；（7）给定产出的净成本与收益。行动情境的内部结构如图2所示。

图2 行动情境的内部结构和关联规则

资料来源：Ostrom E. , Understanding Institutional Divers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 2005.

除了既定的行动舞台，IAD框架还关注那些影响和决定行动舞台特别是行动情景的潜在变量。制度分析者认为，任何具体的行动情景的结构由三组外生变量所决定：（1）自然物质条件；（2）经济社会属性；（3）通用制度规则，如图1左边部分所示。其中通用制度规则尤为重要，奥斯特罗姆定义了七种规则：边界规则、位置规则、选择规则、范围规则、聚合规则、信息规则和支付规则。这七种规则分别对应于行动情景内部的七个要件，如图2所示。

IAD框架的基本功能，是帮助研究者分析行动者在特定的行动情景下，如何根据三组外部变量相互作用，产生特定的激励和互动模式，进而导致特定的产出，并对产出做出客观的评估。该框架提供了一个结构性的方法，研究不同环境下的行动者的集体行动逻辑。它并不依赖传统经济学意义上的人性自利假设，而是强调非经济激励、利他和互惠的人性认识，强调社会规范文化等非正式制度、不完全信息背景对行动者行为选择的重要性。IAD框架对于促进公共管理和政策研究中的理论发展做出了非常有价值的贡献，因而在政策过程理论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在经验研究中获得了广泛应用。

IAD框架在公共池塘资源（Common Pool Resources）领域的研究中应用尤为广泛。作为一种典型的公共池塘资源，灌溉系统对于公共池塘资源的研究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奥斯特罗姆曾指出：“灌溉系统是制度研究者的标本，正如果蝇是进化生物学家的标本。”研究灌溉系统对于理解复杂的公共事务治理机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灌溉系统也因此成为IAD框架应用文献最为丰富的领域之一。

本文以灌溉系统的研究文献为例，评估IAD框架作为制度与政策分析工具的主要优势和不足。在对IAD框架做简要介绍之后，接下来将回顾IAD框架在灌溉系统中的应用概况，并分析该框架在文献中的应用方法。之后将对IAD框架的优势和不足做出评价，最后对IAD框架的更好应用提出建议。

IAD框架已经在大量的实证研究中获得广泛应用。在早期阶段，IAD框架主要用于对大城市的公共服务的实证研究。奥斯特罗姆夫妇通过对社会治安服务的研究，厘清了治安服务的相关行动者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模式和产出。此后，很多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对大城市公民组织和更一般的地方政府组织模式有了深入理解，形成了城市公共服务的合作生产理论。

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IAD框架大量被用于公共池塘资源研究。奥斯特罗姆夫妇领衔的印第安纳大学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是该方向研究的学术大本营。他们建立了“公共池塘资源数据库”，这是使用IAD框架创建的第一个结构化的数据库，运用该数据库，施拉格等研究了大约50个近海渔场和灌溉系统。其后他们发展了公共池塘自主治理理论和实验室分析技术，推出了一批最早将实验方法应用于公共池塘资源研究的文献，对行为实验经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们实施了“国际森林资源和制度（IFRI）”研究项目，在美国、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印度、马里、尼泊尔和乌干达等十几个国家建立了跨国协作网络，探索制度如何激励森林使用者进而影响森林管理绩效的问题。IFRI项目运作20余年，是公共池塘资源研究领域最大型的林业研究项目，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对公共池塘资源的理论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除此之外，IAD框架还在其他研究领域中得到广泛应用，包括社会经济政策、产业和金融发展，以及城市基础设施等广泛的议题。对于IAD框架在实证研究中的应用情况，奥斯特罗姆本人曾经数次做过总结。

总体来看，IAD框架被作为经典范式用于实证研究公共池塘资源，例如，地下水、灌溉、森林、草原、渔业和生态系统管理。其中，灌溉管理方面的研究是广泛运用IAD框架的主要领域之一。灌溉系统代表了典型的公共池塘资源，它具有共同消费、高排他性成本和竞用性收益的特征。许多灌溉系统都面临着占有和供给问题：占有问题是由于水的数量难以满足每个人的需要，容易产生“过度利用”问题；供给问题则是由于需要大量的投入建设和维护蓄水、引水和管理设施，容易产生“搭便车”问题。占有和供给作为典型的公共池塘资源集体行动问题，非常适合应用IAD框架分析，用以揭示行动者面临的外部变量，包括自然物质条件、经济社会属性、通用制度规则，如何影响特定行动情景中的激励结构。

IAD框架在灌溉系统方面的应用，始于1980年代末奥斯特罗姆关于公共池塘资源开创性的研究。在她的指导下，邓穗欣运用IAD框架实施了灌溉管理方面的首篇博士论文，其后又陆续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著。IAD框架在灌溉系统领域的大范围应用，则始于1990年代的“尼泊尔灌溉制度和系统（NIIS）数据库”项目，该项目是运用IAD框架组织设计，由印第安纳大学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和尼泊尔的科研机构协作实施的，旨在探究制度如何与不同的物理和社会经济变量联合影响尼泊尔灌溉系统的绩效问题。NIIS数据库中的数据收集来自尼泊尔灌溉系统中编码方法提供的127个案例研究和相关领域的工作。NIIS项目产生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对于奥斯特罗姆获颁的诺贝尔奖，其重要性仅次于1990年的名著《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NIIS项目的一个重要发现，是尼泊尔农民管理的灌溉系统优于政府机构管理的灌溉系统。在IAD框架指引下的分析表明，农民通过自主治理的方式克服了在灌溉系统中的建设、维护和持续管理中的集体行动困境问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灌溉官员更关心职位的升迁、机构的预算和新灌溉系统的建设，以致忽视既有灌溉系统的绩效，而农民则由于关系切身生计被激励去维护和管理灌溉系统。

在NIIS项目中，一批亚洲学者参与并取得重要成果，代表性学者包括邓穗欣、林维峰、施瓦格蒂。在NIIS项目的影响和带动下，更多学者在其他国家用类似的方法开展了灌溉系统的制度分析，如印度、日本、菲律宾、意大利，以及部分非洲国家。其中阿拉拉尔建立了菲律宾的灌溉管理数据库，运用IAD框架分析取得一批重要研究成果。林维峰对中国台湾地区的灌溉系统案例进行了制度分析。王亚华建立了中国的灌溉管理数据库，运用IAD框架实证研究了中国灌溉系统治理的影响因素。此外，值得关注的是，在IAD框架的帮助下比较研究开始出现。例如，林维峰实施了一项在尼泊尔和中国台湾地区两地的跨地区灌溉管理比较研究。雷格米做了一项跨部门之间的比较研究，分析了尼泊尔的灌溉和森林。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灌溉管理与发展援助相结合的制度分析也广泛使用了IAD框架。

大量基于IAD框架的灌溉系统的实证研究，促进了灌溉系统治理理论的进展，直接推动了公共池塘资源集体行动理论的发展。灌溉系统治理已经成为公共池塘资源领域的最重要的支撑性领域之一，为公共池塘资源乃至更为一般的公共事物研究提供了理论背景和经验基础。

应用IAD框架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研究制度如何形成行动者在特定行动情景中所面临的激励结构，这些激励又如何影响产出，同时一系列复杂的外部变量又如何影响激励。灌溉系统的复杂性特征，非常适合运用IAD框架进行研究，已经产生了大量有学术价值的文献。

这些文献中运用IAD框架的方式多种多样，大体可以归纳为整体运用和局部应用两种类型。由于IAD框架提供了研究系统整体的观念和方法，可以用于指引大规模的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研究。邓穗欣、林维峰、和阿拉拉尔的博士论文均系统研究了多种因素如何影响行动者所面临的激励和产出，属于IAD框架的整体应用。王亚华等的研究也属于这种方式，通过大样本数据分析和变量检验，解释了中国特色的因素如劳动力外流，如何影响灌溉系统的集体行动及其绩效。但是由于IAD框架的整体运用非常耗时耗力，大量研究属于局部应用。例如，林维峰对台湾地区的灌溉系统案例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官僚行为的激励结构研究。

在运用IAD框架的灌溉管理文献中，采纳的研究方法也各式各样。一些基于大样本数据库开展定量分析，其中运用统计数据和计量分析去检验特定的假设。而另外一些研究则基于田野调查进行了定性分析。还有些研究则采用案例研究方法；在一项新近的研究中，周茜利用IAD框架组织分析了中国湖北省的两个用水户协会的案例，揭示了中国灌溉管理分权式改革面临的独特困境。奥斯特罗姆等最早将实验室实验方法引入到公共池塘资源研究，该方法有助于人为设定各种情境检验特定的研究假设或理论，因而获得的应用日益增多。

制度规则对于激励和产出的影响研究，是该领域研究文献的核心主题。从政策制定角度来看，IAD框架中的三组外部变量较容易更改的就是事实上的制度规则。通过改变制度规则，有可能促使行动者所面临的激励结构和行动者相互作用方式发生改变。由于宪制选择、集体选择和操作选择三个层面的规则，共同影响公共池塘资源系统，对于灌溉系统的制度分析可以在三个层面中的任何一个进行。IAD框架支持多层次的嵌套制度分析，这方面的文献也构成了IAD框架的高级应用。

事实上，该领域早期的文献主要强调操作选择层面的分析，自然物质条件、经济社会特征和通用制度规则如何有效塑造基层行动者（灌溉农户）的激励结构。例如，为了理解和增进灌溉自主治理的运作，1990年代的文献主要以农户的激励为中心；随着对灌溉管理中官僚激励结构重要性的认识，21世纪以来部分文献开始转向集体选择层面的分析，重视研究更高层行动者（灌溉官僚）的激励机制如何形成。同时，也陆续有文献将操作选择层面和集体选择层面整合起来，进一步研究灌溉官员和农户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在灌溉系统的上述文献中，大都相对严格地应用了IAD框架，这也反映了该框架在灌溉系统研究中的适用性。但从更大范围的IAD应用研究文献来看，存在大量IAD框架的变形应用文献。这主要是因为IAD框架是一个能够用于分析制度、行为与激励的普遍性框架，具有很强的理论抽象性，使得在一些经验研究中直接应用IAD框架存在困难。事实上，大量实证研究文献，都会根据特定的研究主题在应用IAD框架时作出微调或改造。

通过回顾相关文献，IAD框架在经验运用方面的优点可以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IAD框架作为制度分析的通用语言，提供了一个可以跨领域进行诊断、分析和政策描述的框架，能够帮助在不同的政策领域进行理论和经验研究。IAD框架将不同类型的变量进行分类，形成了一个逻辑一致性的变量体系，可用于诊断不同类型的问题，有助于促进相关理论认识的形成和积累。

IAD框架多年来被多种学科的学者使用，提高了知识积累的效率，特别是在包括灌溉系统在内的公共池塘资源方面。在统一的分析框架下，世界范围的灌溉系统治理具有了可比性，能够检验不同的制度设定在各种情景下如何影响集体行动。目前，影响公共池塘资源集体行动的变量，已经被识别出数十个，所累积产生的理论影响深远。正如一项基于意大利北部灌溉系统情况的案例研究指出的：“被广泛认可的影响变量的识别对研究大有裨益，它允许研究人员更容易地对影响集体行动的更多其他因素进行详细的研究，比如社会资本在灌溉系统中的角色。”

与上述通用语言的特征紧密相连的是，IAD框架提供了一个能够包容多学科的分析范式。研究者可以使用该范式在不同的情景设定中有效地理解人类行为的相互作用及其影响。多层次和深度的分析需要多学科的范式，IAD框架具有整合多学科经验的优势。大量关于灌溉系统的比较研究基于来自不同学科的案例研究，比如，人类学、社会学、农业经济学和政治科学等。这些不同学科的研究来自世界各地，聚焦到灌溉系统面临的共同问题，形成的理论进展相当可观。

IAD框架提供了一个基础研究平台，不同学科的方法论都能够被用于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共同服务于增进对某个特定领域或理论问题的认识。比如，单案例研究、多案例的荟萃分析、大样本田野研究、理论模型与多主体仿真模型等多种方法，已经被联合应用于公共池塘资源的研究，用于增进对集体行动理论的认识。

制度体系非常复杂，其基本特征包括多样性、不可分割性、多层次性和构形特征等。政策分析者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开展有效的研究设计，用以将复杂变量置于一个综合的框架中研究其对产出的影响。IAD框架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工具，强调许多因素的相互作用联合决定产出，帮助从看似初始混乱无序的情境中寻找规律。IAD框架在处理复杂制度体系方面的优势，可以为政策建议的导出提供可靠的实证研究基础。

在IAD框架的引导下，作为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的灌溉系统在许多实证研究中，被详细地解构和精致地分析。比如，林维峰运用IAD框架来解释制度以及多种自然和社会经济属性，如何影响尼泊尔灌溉系统的绩效；阿拉拉尔利用该框架对菲律宾的灌溉系统治理的众多影响因素进行检验，帮助理解公共池塘资源集体行动的复杂性。

IAD框架是辅助研究设计的强大工具，能够帮助将复杂的研究对象进行结构化的组织。大量现有的实证研究文献，应用了IAD框架或者修订的IAD框架，作为论文的基本分析框架。这其中既有大样本的定量研究，也有定性的案例研究，应用该框架进行组织。IAD框架也可以作为一种思维工具，用于研究的组织和论文的写作，而不一定体现在书面成果中。当然，IAD框架不但支持复杂系统的整体性研究设计，也可以用于组织局部问题的深入研究，例如，对行动者的战略博弈和相互作用的分析。

在IAD框架的子类别中，规则被分为七大类型：边界规则、位置规则、选择规则、范围规则、聚合规则、信息规则和支付规则。这样的分类为定义制度如何影响一个行动情景的内部结构提供了理论方法。该理论方法在制度研究领域，是非常前沿也富有启发性的。灌溉系统中的各种制度规则，可以根据这个分类进行精确地定义和精致地分析。

尽管有上述的多种优点，IAD在实证研究的应用中也显示出它的不足，简要总结如下。

由于IAD框架包含的内容非常广泛，系统应用依赖密集的信息，深度研究经常需要大量的实际调研工作，因此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比如，上文提到的NIIS项目，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资源用于建设数据库。这使得系统地运用IAD框架，更适合出现在大型研究项目或者博士论文的研究中。实际上，目前已经有一批运用IAD框架研究灌溉系统的博士论文，并形成了多个灌溉系统数据库。即使是系统运用IAD框架的定性研究论文，也需要对案例展开深度的实地调研，搜集内容丰富的资料和信息。因此，系统运用IAD框架的门槛较高，这也制约了该框架更广泛的应用。

作为一个包容多学科的分析范式，IAD框架可以提高跨学科的交流效率。然而通过文献梳理发现，除了和印第安纳大学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有联系的研究人员之外，运用该框架的其他学者数量相对较少。上文提到的相对严格意义上运用IAD框架的文献作者大都是与该研究所直接相关的学者，比如，教师、访问学者和研究生等。当然，他们发表的文献也的确是引领该领域的高质量文献。导致此种情境的重要原因，是IAD框架比较复杂，虽然容易接受但并不容易掌握，这也制约了该框架的更广泛应用。

虽然IAD框架能够很好地处理复杂性，但并没有提供相对固定的因果链条。在这个框架中，所有框架内的因素都有可能发生相互作用。这可能导致那些不习惯于处理复杂系统，或者那些不完全理解该框架宗旨的人，在处理各种影响因素和多层次变量之间的联系时陷入迷惑。IAD框架意图定义一套变量，便于分析者进行研究设计，然而这些变量的特定价值在不同的问题分析中可能相差甚远。从传统的学科训练来看，这是一个难以理解的综合视角。由于它太过灵活并且包含太多竞争性假设，导致运用IAD框架高度依赖于使用者个人的理解。当然，这样的批评恐怕也是不公平的，因为这个框架本意是被用来作为“组织调查”的有力工具，而非“提供解释或者预测行为和结果”。

虽然IAD框架提供多层次的制度分析工具，但是大多数的使用者仅仅应用第一层次的框架来处理不同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比如，自然物质特征、经济社会属性、制度规则、行动情景、相互作用和产出等。绝大多数上文提到的文献都在第一层次使用IAD框架，依靠框架的第一层来设计研究或者构建分析。这种情况使得IAD框架更像一个提供宏观指导从而让研究得以开展的工具，但却缺乏深度指导进行更深入的调研以及分析不同层次间的联系。

IAD框架在第一层次外确实提供了更多的指引。比如，规则和行动情景在第二层次已经被分为七个子类（见图2）。然而，子分类变量定义的复杂性，可能妨碍使用者的具体应用。理论上，IAD框架可以用于辨识不同环境下行动者面临的行动情景，包括规则的细微差异。而实际上，应用第二个层次对规则和行动情景进行联系和分析的文献寥寥无几，说明子分类变量应用的可操作性并不强。然而，这个批评可能不完全公平，因为奥斯特罗姆坚称，用于评估这个框架优点和缺点的标准应该是学术的有用性而不是实际的操作性。如果以学术的有用性作为标准，那么可以忽略这个批评。

在奥斯特罗姆的晚年，她在IAD框架的基础上，又提出了社会生态系统（Social-Ecological System，简称SES）框架。SES框架自2007年提出以来，即引起了国际社会科学界的广泛关注，也已经被介绍到国内学界。SES框架的第一层如图3所示，由八个基本要件构成。图3中的每一个要件可以进一步分解，第二层变量列表如表1所示。

图3 社会生态系统（SES）框架概念示意图

资料来源：Mcginnis, Michael D. and Ostrom E. , “Social-Ecological System Framework: Initial Changes and Continuing Challenges, ”Ecology and Society, Vol.19, No.2, 2014.

表1 SES框架第二层变量列表

资料来源：Ostrom E. , “A Diagnostic Approach for Going Beyond Panacea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4（39），pp.15181－15187; Mcginnis, Michael D. and Ostrom E. , “Social-Ecological System Framework: Initial Changes and Continuing Challenges, ”Ecology and Society, 19, 2007, p.2。

SES框架提出的出发点与IAD框架是类似的，即奥斯特罗姆构建社会科学研究通用语言的努力，两者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①SES框架是在社会生态系统领域的具体框架，是旨在分析社会生态系统的通用语言，而IAD框架则是分析人类集体行动的一般性分析框架，适用的领域更为宽泛；②SES框架是IAD框架在公共池塘资源研究方面的升级版，提供了更多的构成组件与更精细的变量列表，因而更适合于公共池塘资源的研究。

对于公共池塘资源乃至更为一般的公共事物研究而言，SES框架提供了更有价值的分析工具，在继承了IAD框架的优点的同时，还具有更多自身的特色。比如，SES框架提供的变量列表比IAD框架要丰富得多，在其第二层即有50多个，在社会生态系统的精确描述方面非常强大（见表1）； SES框架也能够更方便地处理多层次分析，通过变量逐层分解的方法，克服IAD框架分层分析不够便利的缺陷。因此，一定程度上SES框架可以弥补上文提到的IAD框架的不足之（四）“提供宏观指导但难以深入”。但是对于其他的不足，SES框架并不能有效弥补，反而可能加剧前三个不足。

基于SES框架与IAD框架的简要对比，可知前者并不能简单取代后者，两个框架各有千秋，因而未来会长期共存。但是，SES框架的确也带来一些机会，可以改进IAD框架在某些方面的不足，特别是在公共池塘资源领域的研究。

毫无疑问，IAD框架是一个广泛用于制度和政策分析的有用工具。未来继续扩展IAD框架的应用范围，并支持其在更多领域的实证研究有很大潜力。基于这样一个目的，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虽然IAD框架并不是社会科学家试图理解社会秩序难题的唯一框架，然而它值得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获得更多的关注和应用。由于现代治理问题的复杂性日益凸显，在更多的治理诊断和政策分析领域，值得尝试运用该框架处理复杂社会系统。这个建议对于SES框架也同样适用。

IAD框架比较复杂，制约了其应用，因而可以考虑开发该框架的应用指导手册。制作指导手册的目的，是为了研究者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应用该框架。IAD框架的指导手册最好能够与具体应用结合起来，一个成功的案例是国际森林资源和制度（IFRI）研究计划的田野调研手册。另一个推广IAD框架的有效方式是为制度研究者和政策分析者提供相关的训练课程。对于SES框架而言也是如此。

IAD框架不是一个僵化的和静态的框架。它允许根据特定的分析目的，灵活调整框架的应用。它可以在多种方面提供借鉴：为概念设计提供灵感，局部的应用，整体的分析等。文献中也的确是以多种多样的方式在运用IAD框架。实际上，IAD框架的应用带有很强的经验性，可以根据研究者的需要灵活选择应用方式，也可以加以改造或修订以适应特定的研究对象。使用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大胆地改造和修订IAD框架，以满足特定研究的需要。

近年来新发展起来的SES框架，是IAD框架在社会生态系统领域的具体应用和升级，并且已经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展现了富有生命力的发展前景。在公共事物特别是公共池塘资源的研究领域，强烈推荐应用SES框架取代IAD框架，对社会生态系统提供更有针对性和精确的制度诊断分析。当然在运用SES框架的同时，IAD框架仍然可以提供有益的宏观指引，因此两者也可以结合使用。

为IAD框架提供子类别变量非常有益，有助于更深度地应用这个框架。然而，对于研究人员来说理解或者使用现有的子类别变量存在很大困难，比如对7种规则的分类和行动情景的7个内部构件的区分。从理论发展的角度讲，这些子类别变量的使用情况并不重要。但是，为了让该范式能够在更广泛的实证研究范围内推广，这些子类别变量可能需要简化。建议研究人员根据自己的需要灵活应用或修订使用子类别变量。

在实证研究的文献中使用上述IAD框架的优势、不足以及改进建议总结如表2所示。需要注意的是，表格中每一行关于优势、不足以及改进建议，只是一个粗略的并不是严格的逻辑对应。

表2 IAD框架应用的评估结果

IAD框架是以奥斯特罗姆夫妇为首的布鲁明顿学派长期倚重的分析框架和标志性的理论符号，因此值得公共管理学界重视。作为制度与政策分析的重要工具，IAD框架具有成为制度分析的通用语言和多学科范式的显著优势，因而能够为组织和设计研究提供一般性的框架，特别是在处理复杂的调查和制度分析时显示出优越性。然而，IAD框架同样暴露出较高的系统应用高成本和难以学习的问题，从而导致该框架在绝大多数的实证研究中的作用仅为提供宏观指导。

IAD框架已经被中国公共管理学界熟知，过去十几年间已经涌现越来越多运用该框架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文献，展示了其在中国应用的价值和潜力。本文归纳的IAD框架应用中存在的问题，也是中国学者在研究中面临的实际问题，由于东西方语境的差异，这些问题可能在中国的应用过程中还更为突出。比如，基于中国本土资料系统应用IAD框架的研究还很少，大多数的实证研究还是将其作为一个参考工具或者局部性的应用。

在认识到IAD框架是一个处理制度和政策难题的有效工具后，我们同样应该注意到该框架并不是社会科学家用以理解社会秩序问题的唯一框架。事实上，IAD框架仅仅是制度理性选择分析框架大家庭中的一员，或者被认为是政策过程中的重要范式之一。在所有研究政策过程的竞争性框架当中，施拉格认为虽然IAD框架能够包容分析很多内容，但是“倡导联盟框架”（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 ACF）对于政策制定问题更加具体，而“霍弗博特政策评价模型”（Hofferbert Framework）更适用于政策选择问题。因此，我们应该根据特定的调查需求，认真选择最合适的框架，不能陷入只有一种框架能够选择的误区。

总体来看，由于IAD框架处理复杂结构和问题的显著优势，IAD框架在制度分析和政策分析过程中应该得到更多的应用。鼓励更加灵活的应用，设计相关的指导手册或者培训课程以及简化子分类变量等措施，能够潜在地提高IAD框架的应用范围。当然，随着近年来SES框架的兴起，在公共事物特别是公共池塘资源研究领域，SES框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替代IAD框架。

尽管如此，由于制度对于人类福祉的影响十分显著，作为一个能够用于分析人类制度、行为与激励的普遍性框架，相信IAD框架在未来公共管理研究中仍然是一个有重要价值的分析框架。IAD框架的推广和应用，不仅能够帮助发展更好的理论来理解人类行为和激励，而且能够广泛地指导理论的实际应用，帮助实现更优的制度设计和更好的政策。

中国过去的30多年间，经历了快速的经济社会制度变革。如何理解制度变迁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机制，IAD框架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益的分析框架，对于中国的制度分析，学者具有一般性的参考和应用价值，有助于为中国的制度变革提供更为综合全面的深层透视。同时，中国作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人口总量、地理疆域和经济规模大国，拥有世界上最为复杂而多样的公共事物，IAD框架在中国的公共事物治理研究中可以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为中国的资源环境政策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