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封针锋相对的公开信，使一场在学界酝酿多时的、关于中国拟建“12米口径光学红外望远镜”（LOT）的争议大白天下。两封公开信，一封来自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天文系主任陈建生，一封来自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天文光学技术研究所成员苏定强和崔向群。争论围绕大望远镜的光学系统展开，前者支持国际上最“成熟”的“三镜系统”，后者主张“创新”的“四镜系统”。

值得注意的是，两封公开信同时提及了一个中科院天文大科学中心组织的、由国际专家组成的评审小组。该评委会曾在2017年4月就大望远镜的建设方案进行评估论证，并向中科院提交了建议报告。

报告就整体光学设计指出，“总之，要满足国家与望远镜科学委员会提出的极限星等、视场范围、操作灵活性和总造价等要求，四镜‘SYZ光学系统’均不如RC或AG标准三镜系统。因此，我们不再进一步考虑SYZ光学系统。”

然而，两封院士公开信对这个评估小组和其论证结果的看法截然不同。陈建生写道：“由于建造12米望远镜是一项极其艰难的工程，而我们又缺乏经验，我们必须采取开放的态度，与国际同行专家讨论，认真听取他们的建议，因此需要组织国际专家顾问小组，事实证明这些专家对我们的帮助是真诚的，但崔向群认为这些专家是别有用心。”

苏定强和崔向群则在信中写道：“4月20日的国际评审，实际上是个别人操作，这个人就是在极力要将12米望远镜改为三镜系统的人。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商量和不商量都没有大的区别，告诉前期工作组国际评审时，评审方案、评审专家，评审组长，他早就定下来了，提意见也没有用。更不用那位说评审组长是明显根据授意做，调查也是走过场，根本不听另一方面的意见。评审专家大多不是望远镜光学专家，他们中较多的人估计是不能完全听懂我们在讲的内容。”

为此，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联系了国际评审组组长、丹麦天文学家约翰内斯·安德森（Johannes Andersen）。8月14日，刚从挪威休假归来的安德森第一时间与澎湃新闻进行了邮件沟通。安德森通过机器翻译的结果，大致了解苏、崔两位院士公开信的要点，结合他个人所了解的背景信息，还原了一些关键的细节，并对信中的部分说法作出了直白的驳斥。

“一个20亿人民币的错误难以迅速修正”

作为背景说明，安德森首先向澎湃新闻简短介绍了他个人的学术履历和组织此次国际评审的情况。在措辞中，安德森坚定地强调国际评审的公正性，和他个人的尽职工作，并流露出被质疑的失望和愤慨之意。

安德森自我介绍道：“我是一名哥本哈根大学的退休天文学家（现年74岁），在天文观测（发表了超过400篇文章，被引用超过13000次）和仪器建造方面都有所参与。1986年以来，我13次拜访中国，曾协助建成LAMOST探测器。在甚大望远镜项目（VLT）期间，我当过欧洲南方天文台科学和技术委员会3年的主席。最后，我主管北欧光学望远镜（NOT）长达11年。我的夫人兼同事比吉塔·努德斯特伦（Birgitta Nordström）博士，有相似的科学背景和对中国的了解，也积累了大量的国际评审经验。这次，我们访问了项目所有提案方，包括崔博士（她还参加了2013年我们在丽江办的70岁生日座谈会）。”

安德森强调了评审组的独立和客观性：“选择独立评审组成员的标准，是他们在现代大型望远镜的各个领域（包括光学系统，也包括了影响观测图像质量的许多其他方面）上的科技声望。此外，他们与这个项目或任何竞争性项目都没有关联（尤其是经费上的关联）。基于各个项目组所提交的报告、45分钟展示、1小时的讨论，我们对方案的科学性、技术性、操作性进行了评审。我们没有收到中科院天文大科学中心的任何授意或限制（否则，我们当时就会请辞！），也没有索要任何酬劳。我们的报告由我自己起草，一次次修改，直到文本和结论被所有成员一致认可。我希望这份报告，如我们一直敦促的，能尽快公开。”

安德森指出，“现在主要的迷惑点是：南京天光所的设计理论上会产生完美的图像，然而受到其他因素影响，这实际上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现代望远镜成像很复杂，不仅仅是几个镜子的问题。”

总体上，安德森认为，如果中国的十二米望远镜没有采用有竞争力的光学系统，那它就会像LAMOST（郭守敬望远镜）一样，一开始就落后了。“科学进展不等人，而一个20亿人民币的错误难以迅速修正。”

“这完全是在颠倒黑白”

针对苏、崔两位院士公开信中对国际评审组的评价，安德森写道：“我很遗憾地说，这完全是在颠倒黑白。明白地说，我们没有得到薛随建博士的授意（编者注：苏、崔并未明指授意来自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薛随建）。评审组成员名单在报告里列出来了，崔博士都认识（其中2名是她80年代在欧洲南方天文台工作时的同事）。她为什么说出颠倒事实的话，这需要她自己解释。”

苏定强和崔向群在公开信中就四镜系统和三镜系统的优劣作出了总结性的陈述。他们写道：“任何一位望远镜光学专家都很清楚：这架12米望远镜在技术难度上无论用4镜系统还是3镜系统都是一样的风险和难度。……

我们不仅研究和提出了4镜系统的方案，还深入研究了包括R－C系统的各种三镜系统的方案以及5镜系统的方案，进行了认真的比较，结论是中国的望远镜不能复制美国30年前设计的10米望远镜（R－C三镜系统），而应该坚持能很好地结合和应用当代新技术，又没有额外的技术风险的4镜系统方案。……

我们作为对R-C系统理解最深刻的人，我们也认为R-C系统统治望远镜光学系统的时代应该过去了。”

安德森直白地驳斥道：“这是无稽之谈。她不敢在国际会议上这么讲。首先，R-C系统已有百年历史，而非30年。其次，双镜R-C系统是个可选的方案，而非四镜（其实是五镜，南京天光所设计的45度的第四面镜子无法自适应）。第三，现在大家还在造10米级的R-C望远镜。第四，10米凯克望远镜（我想她指的是这个 编者注：美国1980年代在夏威夷建造的望远镜）用了R-C光学系统（双镜！），不是用不具竞争力的光学系统建造12米望远镜的科学理由。那纯粹是政治，不是科学。”

尽管安德森在邮件中向澎湃新闻表示，他同所有国际评审组成员一样，在评审之前从未参与过这个项目，也无意继续参与，但澎湃新闻通过一些天文界人士了解到，安德森对项目的发展感到担忧。

一位国家天文台研究人员曾与安德森在近期的学术会议上进行过交流。安德森认为，“已经不当的选择”给下一代中国天文学家们带来灾难性影响，他们将失去未来在天文物理领域同世界齐驱并肩的机会。

安德森最后在邮件中写道：“我完全能理解中科院想等事实都摆到台面上再做决定。但现在是时候结束讨论，做出决定了。承担长远的后果是他们的责任，不是我的，也不是国际评审组的。”

报告显示，安德森领衔的国际评审组还包括8名成员，分别是欧洲南方天文台工程师伯纳德·德拉布尔（Bernard Delabre）和洛塔尔·努特（Lothar Noethe）、澳大利亚天文台工程师彼得·吉林厄姆（Peter Gillingham）、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保罗·席格森（Paul Hickson）、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斯图尔德天文台教授约翰·希尔（John Hill）、日本国家天文台研究员成相恭二、德国波茨坦莱布尼斯天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杰斯伯·斯多姆（Jesper Storm）、加法夏望远镜研究员Kei Szeto。

中国大口径光学望远镜尚未立项

12米口径光学红外望远镜是“十三五”时期优先布局的10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之一。目前，中国最大口径的通用光学望远镜还停留在2米级，远远不能与国际上一批一流的8-10米级通用光学望远镜相比。这已严重掣肘中国的天文研究。要知道，美国早在1917年就建成了2.54米口径的胡克望远镜。

“三镜系统”主要设计者、项目提案方华中科技大学的马冬林称，2017年6月30日，国家天文台在参考华中科技大学三镜系统设计方案的基础上，撰写了“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大型光学红外望远镜项目建议书”，并提交给中科院，拟通过中科院上交国家发改委。

2017年7月10日，“迫于南京天光所崔向群院士和苏定强院士的压力”，中科院在内部重新组织评审小组针对LOT望远镜概念设计方案进行了新一轮评估。最终的评审结果是11票支持、3票反对、7票弃权，推荐四镜方案为LOT项目建设的参考方案。

8月4日，陈建生率先通过公开信，批评崔向群未经实践的4镜系统“为创新而创新”、“国外搞3镜系统，我就要搞4镜系统”，强调要尽可能采用国际上最成熟的技术，“国际上已建成的超过10台10米级望远镜，无一不是采用3镜系统”。此外，作为天文学家的陈建生批评搞技术的崔向群和苏定强是将自己技术上的“创新”强加给天文学家，是“技术绑架科学”。

陈建生也评价崔向群负责建造的郭守敬望远镜（LAMOST）“并不是很成功的望远镜，但媒体的夸大宣传，使她自认为她是国际上的大权威。”

8月6日，苏定强和崔向强同样以公开信的方式“自卫反击”。他们强调“没有特别不成熟的技术”，反问陈建生“为什么这么没有自信？这样不顾一切地反对中国自己的东西？”

苏定强和崔向群在信中多次指出陈建生“知识缺乏”、“小看天文仪器专家”、“特长是打击别人”，批评国家天文台副台长薛随建“崇洋媚外”。他们总结道：“中国的望远镜不能复制美国30年前设计的10米望远镜（R－C三镜系统）”。

争议很可能造成望远镜的“难产”。据《知识分子》报道，中科院条件保障与财务局曾回复陈建生：“目前的情况是：1、时间很紧，国家要求‘十三五’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今年年底前完成项目建议书批复、2018年底之前必须开工建设；不能按时开工的话项目将会被调整，并且会影响今后其他天文项目的立项。2、存在争议的项目发改委不予受理，我们需要尽快内部达成一致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