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9年首次面世的《如何研究网络人群和社区：网络民族志方法指导实践》一书中，库兹奈特（Robert V. Kozinets）洞悉了互联网带来信息展示方式的转变：寻常人难以抵达海岛或者雨林深处的部落，但他们能够很轻易地接触到互联网上其他用户发布的信息。他对以下疑问做了解答：如果接触和翻译（文化）不再是民族志学者能提供的独特事物，那么（他们）所能贡献的究竟是什么？答案是，网络民族志通过增加有价值的解释性洞见，透过仔细的聚焦和分析进行建构，将互联网中公开可获得的信息转化为明确表示的和受人重视的知识典籍的一部分。[5]因此，不仅仅是人类学的一贯原则为研究线上文化/社区提供依据，研究线上文化/社区也为人类学在当代秉持其原则提供了一种解决路径。

科技辅助：时空界限的超越与突破

从实践的角度来说，人类学田野调查在数码科技的帮助下能够一定程度上突破时空界限，且这种突破有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在此试举两例。

在进行关于沉浸式体验的田野调查时，笔者在某个沉浸式戏剧的场合，于戏剧开始前结识了一部分观演者，向他们介绍了自己的身份和研究主题，有了初步的交流。但由于演出安排，观演者们需要分开探索，散场时已是夜里10点多，人流也十分密集，笔者与这些潜在的受访者很少能够在演出后碰面。即便碰面了，此时提出立刻进行访谈或者择日再见、甚至是择期通话的请求，被拒绝的概率都是很大的。于是，制作问卷请对方填写便成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受访者们更愿意使用分享的链接，而非直接与一个陌生人交谈，他们更可以利用自己碎片的时间完成填写，而不是有固定时间接受访谈的负担感。

另一个例子则与疫情相关：疫情对于田野调查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在受访者或者人类学者任何一方需要减少甚至杜绝外出，无法面对面进行访谈的情况下，数码工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从上述讨论可以见得，数码人类学这一分支学科有着数种不同的面向，其中最为突出的两种分别是：将数码科技所承载的或创造的文化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如已有的线上社区、网络平台相关的民族志；以及将数码科技作为田野调查的研究手段：如访谈使用的录音工具、照相机拍下照片、邮件调查等都在此列。二者时常相互交错，主要体现在对前者进行研究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使用到后者作为田野方法，哪怕调查目的是将受访者的线上行为和线下生活同时纳入分析视角，受访者在线上的发言、留下的活动痕迹仍是不可或缺的。

关于前者，学者们已经初步建立起一些不同于面对面（face to face）调查的方法论。海因（Christine Hine）曾在《互联网民族志》（Ethnography for the Internet: Embedded, Embodied and Everyday）一书中提出，要将网络看作是嵌入式的（embedded）、具身的（embodied）、日常的（everyday）现象。[6]对于互联网的期待形塑了人们相遇的网络世界，在调查时要关注，对于受调查者来说互联网处于什么样的定位。如新一代的互联网使用者在不同的地理位置，使用不同的设备接入互联网，而他们的上一代人可能更倾向于使用家用的主机电脑，但他们同样将互联网作为信息查找的第一站。

米勒和马蒂亚诺（Madianou）创造了复媒体的概念，认为我们不再将新媒体简单地视为独立存在的部分，而是与其他媒体一起，成为整个广阔的媒体生态中的一部分，其意义与功用也依赖于与其他媒体的关系。[7]也就是说，人们选择某种数码科技的行为本身已经开始产生意义：为何选择私人短信而非邮件、为何选择网站留言而放弃了私人短信……这些都应该被纳入分析的范畴。海因也始终警惕着虚拟民族志的不完整性，对于虚拟民族志来说，田野地点的概念始终在被质疑。如果文化和社区并非不证自明地在空间中存在，那民族志也站不住脚，因为它难以完整描述任何信息源、地点或文化。[8]

这一论断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适用，因为也有颇多以网络社区为研究对象的民族志，它们有一个二进制构成的坐标，这样的坐标与经纬度构成的坐标其实并无差别。但在某些时候，这种警惕又显得尤为重要，就如库兹奈特在书中这样写道：当我们在研究丹麦的土耳其移民工人时发现一个小论坛专门讨论该话题，那么我们对该论坛的网络民族志研究并不能扩展到对斯堪的纳维亚的土耳其移民工人的概括性理解。[9]

余论：人类学中数码科技应用的问题反思

除上述问题之外，还有所有调查都必须面对的田野伦理问题。譬如公开发布在网络上的言论是否代表着研究者可以不经作者同意便将其运用到分析中？作者的这种展示是一种仅可观看和回复的有限制的授权，还是一种无限制授权？这与围绕科技使用而迅速建立起来的规范性有关，也与线上社区空间的准入门槛和自有规则相关，但已经与面对面田野中作为抽象规则，并能在广泛意义上被理解的“知情同意”拉开了差距。

将数码科技作为田野调查的手段亦已经有许多相关探索。众多研究者采用定量研究的方式，分析不同的数码工具对于访谈成功率、问卷完成率、访谈结果信度和效度的影响。如“Hidden Populations, Online Purposive Sampling, and External Validity: Taking off the Blindfold”一文中，研究者通过网络调查的方式，与研究对象群体（药物使用者）中那些隐藏的、不易接触到的人口建立了联系，并且发现这些人对药物的使用偏好与官方机构组织的随机抽样样本结果有很显著的差异；又如“Grouping of Items in Mobile Web Questionnaires”一文尝试探究手机上的问卷设计方式，包括翻页/滚动、每页有多少个问题，是否为受访者提供跳过按钮等，对于问卷完成时间、中止作答概率、出现遗漏概率的影响；以及“Setting Up an Online Panel Representative of the General Population: The German Internet Panel”一文记录了研究者们在德国建立线上平台，定期对平台使用者们进行访谈，并通过初期的线下召集和囊括线下家庭的方式，平衡了受访人中妇女和老人人口的比重。类似的实践还有许多，其中有一些调查结果看似是无用的，如“How Telephone Interviewers’ Responsiveness Impacts Their Success”一文最后得出在电话访谈中对于受访者的回复，访问者做出更好的回应，会增加受访者愿意接受访谈的几率。但正是这些结果，标志着民族志学者们在意识上将数码时代的田野调查方法与传统的区分开来，从最细小的规则开始逐一验证。

但是，无论是针对哪一种新兴的研究对象，也无论哪一种研究方式，当代数码科技的瞬息万变使得这些规则很难沉淀和确立下来。20世纪初，海因在《虚拟民族志》一书中还将互联网与日常生活看作虚拟与现实的两个世界。15年后在《互联网民族志》一书中，她便自己否认了这个说法，认为互联网生活是嵌套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同样是真实的。又如库兹奈特曾在书中这样归纳：聊天室、电子公告栏、游戏地下城、邮件列表和互相链接的网页环，它们所承载的对话种类不同，在用户界面上不同，时间朝向上不同，人际方式及暗含的传播等级也不同。[10]他提出的是2009年前后的几种主要互联网社区形式，但显然在2022年，这些形式就被交流更为紧密的互联网社区所取代了。同时，互联网社区、智能手机、信息、邮件，这些数码工具的使用方式具有非常强烈的地域差异。在欧洲效果卓著的邮件问卷调查，在我国却基本只能见于大学校园和研究机构，且收到回复的概率很难保证。人类学者也许仍在等候数码科技的发展，等候它进入一个更为稳定、体系更为全球化的阶段，但这样的阶段并不一定会来临。在此之前，相关田野调查的方法论将伴随着少量的共通经验，掌握在研究者自己手中。

注释

[1] 丹尼尔·米勒、希瑟·霍斯特主编：《数码人类学》，王心远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6页。

[2] 同上，第36页。

[3] 同上，第165页。

[4] 同上，第166页。

[5] 罗伯特·V.库兹奈特：《如何研究网络人群和社区：网络民族志方法实践指导》，叶韦明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第135页，引用时有改动。

[6] Christine Hine，Ethnography for the Internet: Embedded, Embodied and Everyday，London：Bloomsbury Academic，2015，p. 13.

[6] Christine Hine，互联网民族志：嵌入、体现和日常，伦敦：Bloomsbury Academy，2015，p. 11。 13.

[7] 丹尼尔·米勒，希瑟·霍斯特主编：《数码人类学》，王心远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1页。

[8] Christine Hine：Virtual Ethnography，London：Sage，pp. 64-65.

[9] 罗伯特·V.库兹奈特：《如何研究网络人群和社区：网络民族志方法实践指导》，叶韦明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第78页。

[10] 同上，第99页-100页

作者：周梓缘，2019年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跨校推免直研至复旦大学中文系艺术人类学专业（研究方向：戏剧人类学），硕士。

版面编辑：刁俊娅 审核：曾澜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