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坡社区开展儿童助托活动，图为党员志愿者教孩子练书法。（资料图片）

共享单车、共享汽车、共享雨伞、共享充电宝……近年来，共享经济模式层出不穷。在众多共享经济形式中，一直有一种形式时不时地被人提及，那就是“共享社区”。近年来，共享社区逐渐风行，正逐渐成为未来居住生活的一种趋势。

共享社区由何而来？面对基层社会治理中存在的种种难点，它又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缘起丹麦，引领风潮

20世纪60年代起源于丹麦的联合居住是公认的现代共享社区的最早起源。当时，丹麦一个社区的家庭认为，当时的房屋及社区制度无法满足他们照顾孩子的需求，于是在1967年创立了首个现代共同住宅计划Saettedammen，集合约50个家庭，组建了一个理念社区。此外，丹麦还出现了协助职场妈妈或者单身父母分担育儿工作而形成的共住模式。随着高龄社会的来临，共同看护也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现在，丹麦有约5%的国民住在共享社区中。

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共享社区扩展到了欧洲很多国家，也逐渐出现在北美和澳洲。

在美国加州的帕萨迪纳市，出现了美国最早的共享社区雏形。共享社区的支持者对美国传统社区之间的相互孤立和漠不关心感到厌烦，试图建立一个可以相互支持的社区，创造出独特的社区文化。澳大利亚也兴起了共享社区。社区成员定期举行聚会，而且还举办跳蚤市场，可以把自己闲置而仍有价值的东西拿来和其他人交换。

在这些社区中，最典型的形式是这样的：居民们有各自的住宅，有各自的厨房、洗手间，每个家庭保留有足够的个人空间。在这个基础上，社区内的居民有共同拥有的起居室、厨房，有的还有属于大家的花园、儿童游乐场地、会客厅和工作室。住户们每周定期共进晚餐数次。如果有涉及整个社区利益的事，要遵照大多数人的意见执行。

简而言之，共享社区就是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精神和谐共处的一群人的社群，以共享为纽带，在住宅空间区域中凝结起的生命共同体。

家在空间上的延伸

共享社区的流行始于国外，但事实上，共同居住的概念在国内早已形成，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公共居住空间。如今不少共享社区设计，也从中国传统居住空间汲取了灵感。

中国的四合院、客家的围屋都有与共享社区相似的特性，甚至发展得更早。日本建筑师青山周平在探索共享社区的实践中，就从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中获得不少启发。他发现居住在胡同里的人常常会将住处周围的饭馆、菜场、道路等视为他们生活空间的一部分。于是他在设计共享社区时，这种“家在空间上的延伸”就有所体现。

以他的“400盒子的城市社区”设计模型为例，每个人都有卧室功能的私密“盒子”，同时，卫生间、衣柜等公共区域在外面，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移动位置。人们可以共用桌椅等物品，就和四合院中邻里之间共享某些物品一样。

除了从中国传统公共空间中汲取灵感，年轻人对社交及创业的需求也推动了共享社区的发展。一些公司和建筑设计师开始了“共享社区”理念的实践，希望在如今人均居住空间不断受到挤压的中国城市，为年轻人及其他群体探索新的居住模式，在满足他们居住期望的同时，尽可能地实现他们对社交的需求。

比如近年来新成立的一些青年社区，就是一个面向现代都市青年居住、生活、创业的共享社区，针对青年群体，甚至制定了“三不租”规约：45岁以上的不租、结婚带小孩的不租、不爱交朋友的不租，希望由此为年轻人形成专属社区。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年轻一代正不知不觉形成一种新的社交，开始害怕孤独，担心被信息甩掉。与此同时，城市的消费状态也逐渐从注重功能向注重精神转变，而共享社区正试图通过24小时无人超市、健身房、线下书店、露天电影院、共享厨房等服务来满足人们的精神性消费。

“共享”搭起的情感纽带

共享社区“共享”的到底是什么？更多人认为，除了场所和硬件，共享社区内人们所共享的还有另外一种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社区生活经历促使人们相互认同，并赋予他们的情感上的纽带。

近年来，国内已经有了比较好的尝试。比如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打造的现代城市熟人社区，就是对基层社会治理中存在的“陌生人城市”“老死不相往来”等难点的解答。

社区里73岁的李可琛就把自己的修理技术共享出来了，现在他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点开手机的“和谐共享社区”App，看看小区里谁家需要修理服务，他会及时接单，免费服务。为更好地推进共享，社区搭建了“线上+线下”共享平台。线上即需要实名认证的“和谐共享社区”App，在这个网上社区，大家可以放心地自由共享各种信息。线下还有“共享+”小屋，可闲置物品共享，小到针线包、雨伞、玩具，大到烤箱、轮椅等均能找到；可以技能共享，由医生、教师、律师、画家等具备一定技能的居民担任讲师，向有兴趣的居民分享相关知识和技能；还可提供爱心托管服务等。

你心目中理想的共享社区是什么样的？“谁家做饭缺姜，马上能够在小区里找到。”这是一位居民朴素的回答。

“通过小区内人与人之间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建立物品、技能等共享服务关系，充分利用家中闲置资源或发挥个人技能特长，打通供应和需求两端，促进邻里之间互助共享。”共享社区的理念与好处，如今禅城区的基层干部都已耳熟能详。他们发现，共享社区对邻里关系的重塑有巨大的积极作用，不但增进了邻里之间的沟通交流和互帮互助，熟人社区更能使邻里间互信互助的社会关系得到进一步巩固，诚恳待人、信守承诺等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在现代社会得以进一步重塑和焕发新活力。

社区的核心是居住其间的人之间形成的人际关系形式而不是“社区”本身。所以，“共享”更应该强调的是那些可以被共享的社区公共资源、那些共同经历的生活、那些可以相互提供的帮助、那些被分享的思想和观念……以及基于上述种种而产生的人们的情感连接。（来源：《解放日报》）

城市案例

社区治理创新，看这些城市如何探索党建引领让社区更有温度

日前，民政部下发《民政部关于同意将北京市石景山等单位确认为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的批复》，除了佛山市禅城区外，还有30个城市位列其中，这些城市为推进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做哪些探索？对禅城社区治理有哪些启示？现摘选其中部分案例以供学习参考。

株洲市天元区“三社联动 ”社区服务新模式

社区群众有困难，社工主动来帮忙；家庭有矛盾，志愿者来跟踪调解；孤寡特困老人，志愿者、社工们时刻记挂；社区文娱活动，志愿者、社工们来组织；为民办好事，帮民办实事，志愿者、社工们一直在行动……自天元区启动“党建领航·三社联动”大行动以来，这些都成为该区居民享受幸福生活的“新常态”。

近年来，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积极探索以党建领航、居民自治、要素协同、共建共治共享为特色的城乡社区治理“新路子”，着力打造以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者为骨干、满足居民需求为导向的“三社联动”社区服务新模式，收到了“1+1+1>3”的效果。

组建“1+4+N”模式的“社区大党委”，紧密联合基层社区党组织、社会组织党支部、社区议事代表和社区居民，统筹指挥“三社联动”，领导社区治理工作；精心培育打造社区居民志愿服务队，鼓励热心居民担任“居民自治带头人”“社区领袖”参与社区活动的开展与协调；一批批“爱心银行”“慈善超市”的挂牌建立，开展“全民公益创新论道”，建立社工人才培训机制……天元区的这些举措，逐渐释放出社区服务的“大能量”，不断提升社区居民幸福指数。

天元区还抓牢“人”这一关键要素，积极推动社会治理重点向基层下移，精心引导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有效整合社区资源，“盘活”社区中人力、社会关系、各种智慧以及文化等力量，以问题为导向，以需求为要点，引导社会组织从社区社会救助、教育辅导、残障康复、青少年保护、司法矫正、禁毒帮教、养老服务、卫生健康、治安巡防、邻里守望等社区特定领域策划公益项目，开拓出符合社区需求的“精”“准”服务。

徐州市鼓楼区建设智慧社区打造社区“云”治理

徐州市鼓楼区是江苏省内最早实施互联网与社区治理、服务体系深度融合的试点区之一。从2016年起，该区启动智慧社区建设，并纳入为民办实事工程，引进高科技企业，以“互联网+大数据”应用为基础，联手开发政务服务、商务服务、物业服务、公益服务、自治服务、平安警务“六位一体”智慧社区服务平台。按照“平台上一小区一方案、管理上集中与分散并举”的全新模式，将辖区家庭房号信息按社区划分录入平台系统，居民只需扫描微信二维码，找到自家房号，输入手机号即可注册。

在鼓楼区凯旋门社区，一面由12个55吋液晶屏组成的数据大屏，是遍布这个社区的“数据眼”，可实时显示社区公共设施管理、政务服务订单等社区服务情况，还可根据居民需要开展定制化、个性化服务。居民苏小妹告诉记者，以前开锁、修家电等，一般是通过楼道小广告找人，现在只要点击“马上到家”家政服务模块，家电清洗、水电维修等生活服务应有尽有，服务人员不仅有资质，而且服务好、收费低，非常方便。

为让企业和群众少跑腿、不跑腿、好办事，鼓楼区将民政、人社、卫计等19个部门资源进行有效整合，梳理并及时更新便民服务事项清单，录入智慧社区平台，让不同层级、不同部门、分散孤立、用途单一的各类政务服务系统向智慧社区平台集中，推行网上预约、网上办理、网上反馈、网上查询。全区公共服务上线运行事项241项，其中在线办理审批服务事项已达141项，线上办理各类审批服务达8952件，政务服务的精细化、准确化、便捷化程度不断提升。

目前，鼓楼区智慧社区平台已实现全区7个街道所有社区全覆盖，近11万户28万居民享受到“指尖上”的智慧服务。该平台产品已推广到北京、深圳、济南等全国20多个城市。

南通市崇川区“邻里自理 ”融通“熟人社会”

近年来，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在全国率先创建社区公共服务平台108个，将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延伸至社区。2013年以来，该区又开始引导建立新型的群众自治组织“邻里”“街坊”，把群众凝聚起来，重建城市基层社会组织体系。

崇川区以居民小组为基础，以网格化覆盖为要求，按地域相邻、人际相亲的原则，约150~300户居民为一组，在全区组建882个邻里，推行“邻里自理”；在城市主次干道以500米左右长度为单位组建208个街坊，街坊成立文明促进会，民主选举街长、议事，构建“街坊共治”。

社区为每个邻里、街坊配备1名专职社工，专职社工履行“公共事务服务、基础信息收集、引导自理共治”三项基本职能。同时组建邻里党支部704个，培育党员中心户2126个，构建了“社区党委——邻里党支部——楼幢党小组——党员中心户”的组织体系，将社会治理进一步延伸至每个家庭每个商户。

自理共治的主要形式是建立居民议事会制度、街坊文明促进会。每个邻里都设立了“居民议事厅”，确保居民“议事”有地方；每个街坊都整合企业商户、社区邻里、行政执法、志愿者等各方力量，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居民“议”的事，不管大事小事，都会记录在案，能当场解决的当场解决，不能当场解决的说明原因上报街道、社区；涉及多个邻里、街坊的事情，由社区组织居民代表会议协商解决。

崇川区还将全区服务力量下沉到邻里街坊，要求全区公职人员、党员干部到居住地邻里报到，认领服务岗；派驻机关干部到邻里，轮流担任社工，协助做好进门入户、信息采集等服务事项；将城管、规划、建设、工商、卫生等力量下移到邻里、街坊。

整理/珠江时报记者冯栋（来源：扬子晚报、新华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