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riel Tupinambá 著 / Jack Cade 译 / 我魔法少女呢 五光十色的垃圾场 校

这个研究项目的出发点之一是认识到，有些精神分析问题只有在同时考虑精神分析的临床、元心理学和机构领域时才会变得可理解。同时考虑这些领域的条件是很重要的，因为有可能，而且通常是这样的，其中一个领域可以解决那些在其他领域中表现为僵局的问题。例如，临床中的困难总是可以通过参考我们作为分析师的欲望的动摇来化解——这一点目前的理论已经说明了，而且我们的同行通常非常乐意提醒我们，（因为）我们与病人的“圣状”的相遇了。理论问题也可以通过记住每个案例都是“单一的”，通过回顾精神分析不是一种“世界观”，或者通过高兴地庆祝精神分析理论中没有“太多一致性”这一事实来消除，因为如果有，这将导致强烈的认同和虚假的群体形成。正如如果我们提出“享受”这样的元心理学概念，或者将我们不愿意参与机构转型视为我们对“分析师话语”的承诺的象征，我们的机构实践就可以得到原谅。只有当我们开始关注这些移置，并试图将它们视为照亮当前精神分析思想的历史局限性的动态整体的一部分时，我们在这个研究中关注的大多数问题才会浮现。

同时涉及到临床、元心理学和拉康派机构的僵局值得被称为“局限性”，因为它们构成了某种边界，精神分析仍然在其中发挥作用。然而，这些僵局也值得被称为拉康派“思想”的问题，因为它们不涉及精神分析的任何特定领域，而是涉及一整个程序，即使它们在某些情况下对自身有着更清晰的认知。我们在此追随阿兰·巴迪欧，把“思想”叫做是在一个给定的领域内的实践和理论之间不明确地循环的东西。1

那么，这些僵局是什么呢？让我们只提几个，并按其显现的坐标来划分。在临床上，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两个：一个是关于临床和理论之间的关系，另一个是关于临床和机构领域的发声。首先，令人吃惊的是，对过去几十年的社会变革以及与之相关的“新临床结构”2的兴起的各种新诊断的充分宣传，一直没有对精神分析学家本身的处境的转变进行任何重新评估。显然，围绕心理病理学和临床结构的可能转变而进行的讨论和调查对于精神分析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在于这些主张是如何被提出的。3这些主张往往由一个宽泛的社会诊断来背书，它涉及父亲的角色或者父姓功能在现代文化中的变化，或者图像和技术对于主体性的变化。然而，这些宽泛的社会诊断从来没有宽泛到去指出精神分析家们自己是陷入到了他们在其他地方可以轻易认识到的问题之中：我们的分析、团体和理论产品被视为不受那些据称影响我们的分析者及他们的生活世界的社会弊病的影响。

在分析者的世界和精神分析的世界之间，同样的非线性分离也关系到另一种临床问题，它影响的不是我们在理论上把我们自己纳入我们对世界的主张的能力，而是把世界纳入我们精神分析机构的可能性。当一个人试图在穷国成为一名精神分析学家时，这种僵局就会特别清晰地出现，这种僵局涉及到所谓的精神分析的“民主化”。在巴西，和其他地方一样，这一挑战主要有两种解释：将受过精神分析训练的心理学家纳入公共卫生单位4——因此是通过国家实现的民主化——以及在拉康学校内设立项目，将分析师“带进城”，使他们能够以较低的费用或无偿地倾听主要城市周边地区的病人。5然而，这两种解决方案都排除了一件事：新的分析者可能成为新的分析师，因为这两种解决方案都导致了短期治疗，与这些精神分析者所属的精神分析机构没有直接联系。简而言之，使用这些服务的人都不能指望成为一名分析师。可以说，精神分析的消费是以牺牲其生产为代价的民主化。

从理论上讲，我们在这里感兴趣的问题也许是最容易驳回的，因为我们拉康人已经开发了有效的工具来驱逐它们的相关性。例如，我们可以问为什么精神分析没有产生新的原创作者，例如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即使“弗洛伊德是我们的马克思，拉康是我们的列宁”，6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上也充满了其他人物，他们根据形势的变化和对理论中未充分发展的方面的阐述，调整和改变了基本学说，同时与这些原始思想家保持着不断的对话。尽管马克思主义有许多缺点，但它在解释马克思和干预社会现实方面都产生了新的论题，而我们似乎只产生了新的理论命题，而没有提出任何改造我们的临床实践的要求；鉴于假装一切都已在弗洛伊德和拉康的文本中阐明的情况，我们也不能改造我们的临床范围。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很容易否定拉康精神分析中产生新命题的总体困难，首先将这种必要性解释为自恋的问题，然后再次唤起“回到拉康”，在他的作品中找到所有新贡献的萌芽。但是，拉康精神分析中所有对新奇的欲望真的是对拉康的背叛吗？

我们与新奇事物的艰难接触也反映在我们与其他思想领域如哲学、政治和科学的紧张关系中。我们习惯于邀请这些领域的代表，特别是如果他们也是分析师，参加我们的会议和出版物，但为什么反过来却如此罕见？为什么对我们来说用其他思想家自身的语言来与他们交流是如此地困难？拉康精神分析今天很舒服地坐在评判许多其他思想领域有效性的位置上：我们有自己的理论，说明科学如何排除主体，7政治如何总是需要幼稚的理想，8诗人如何预测无意识，9但与此同时，我们否定科学家、艺术家和激进分子教给我们任何新东西的能力，因为自相矛盾的事实是我们已经将他们的一些见解纳入我们自己的领域。此外，为这个问题增加了另一个层面，应该注意到我们是多么习惯于处理艺术、科学或政治的哲学，而不是处理它们的实际的过程性存在。这只会加剧我们对哲学的自相矛盾和滑稽的印象，我们不断指责它试图通过提供关于“一切”的理论来“修补”知识中的漏洞。10最后，由于无法从其他领域学到任何新东西，并且已经否定了哲学作为一种工具使我们摆脱这种困境的批判力量，我们只能不断处理同样的长期问题，不断重新认识“女性享乐”、“实在界”、神经症和精神病之间的关系，等等。

尽管如此，如果这一切只是代表拉康精神分析史上的一个过场，那就很没有意义，或者至少是无害的。毕竟，我们没有义务去推进或发展什么：维护拉康思想的存在本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事情已经够复杂了。但是，所有这些都有一个严肃的机构与之对应，正如世界精神分析协会目前的危机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已经在第一章中谈到了这个机构危机的新颖性，所以只需回顾一下，世界上最大的拉康主义机构对左翼哲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发动了一场诽谤运动，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并对全球的分析家提出了一个关于什么是正确的政治思维方式的“官方”观点这种干预的影响不能被淡化，特别是我们曾经认为WAP是个在将精神分析作为一种工具来摆脱20世纪最糟糕的政治实践这一事业中的盟友。它还表明，在政治上，选择从来都是在“腐蚀”思想和“保护”思想之间进行的：选择保护一种理论不被陌生人占有，正是人们最终从内部摧毁一种思想的方式——不仅对知识分子和各地的精神分析学家，而且最重要的是对分析者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我们所勾勒的这幅严峻的全景图是为了给本研究中所采用的方法提供一些背景。首先，为了解决这些难题，我们必须学会把精神分析看作是一种思想，也就是说，看作是一个包含了临床、元心理学和机构维度的程序，与此同时又不消减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以及它们在任何给定条件下的联结。其次，我们在试图前进时不能一直坚持同样的策略：在某些时候，“回到拉康”将不再是一个充分的座右铭，让我们在本质意义上保持拉康主义，也就是保持去当一个精神分析家。面对这些僵局，我们必须开始追问，在源材料本身，在拉康自己的观念中，有什么问题或不完整的地方，使我们能够到达目前这些僵局。最后，这项研究必须从以下观点出发：当我们试图在精神分析的普遍动态中把握这些不同的领域时，区分我们是作为分析者还是作为分析师在思考是不可能的。当杜拉将精神分析命名为“谈话疗法”时，她的立场是什么？当弗洛伊德与弗利斯通信时，他的立场是什么？人们可能偏向于通过将其成为一个“哲学”的尝试来否定这项调查与精神分析的相关性——毕竟，对于一项由底层的模糊性所驱使的工作来说，哲学并不是一个糟糕的名字——但我们的困境最终是症状性的，我们目前无法将精神分析的欲望视为分析程序的构成性部分是症状性的。

1.20世纪60年代的一场论战

那么，我们正在发展的精神分析思想的特殊方法的第一个后果是，我们必须学会将拉康发展其教学的制度背景纳入我们的解释框架。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详细论证的那样，拉康思想史上有一个特定的时刻，应该被强调为他思想发展中最关键的断裂，因为导向1963年巴黎弗洛伊德学院成立的过程是一个独特的断裂，它同时介入了精神分析程序的所有层面。

正如Erik Porge所论证的，12所谓的“逐出教会”和随后成立的EFP为拉康的立场引入了一个深刻的矛盾。在那之前，忠于弗洛伊德意味着从内部批评国际精神分析协会（IPA）的腐败；简而言之，它允许拉康对那些发明了新的、但最终是对弗洛伊德学说的修正主义补充的人采取一种本质上的批评立场。因此，他的临床实验和理论创新只是与一个机构消极地联系在一起。然而，1963年之后，拉康不得不在明确地与弗洛伊德的遗产保持距离的同时保持对弗洛伊德的忠诚：他必须做的不仅仅是批评别人的错误，还要为自己的技术创新建立一个完整的理论模型，同时还要有自己的说教方法和一个关于精神分析机构应该如何配置的新视野。这是拉康轨迹上的一个完整的、质的突破，将他在分析思维的所有方面的重新表述联系在一起——这也是一个确定的序列，因为它在1981年EFP的解体中达到了极限点。

让我们把1960年代的断裂作为一个切入点，来评估可以称之为“拉康派意识形态”的诞生。这是一个恰当的出发点，因为这种断裂伴随着一场重要的理论论战，事实上，这场论战并不直接涉及拉康，而是涉及他的学生--特别是雅克-阿兰·米勒和阿兰·巴迪欧——以及前面提到的Cercle d'Épistemologie，一个围绕将精神分析融入更大的理论事业的想法而形成的团体。然而，我们不应该把这场论战当作是关于拉康作品的接收效果的论战。米勒虽然年轻，但他已经是拉康的忠实读者——正如拉康自己所承认的那样13——显然，他对拉康精神分析的基本信条的系统化不仅很好地代表了拉康自己的立场，而且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也对拉康本人产生了影响。14不过，Cercle的事业与拉康自己的想法并不一致，因为Cercle关注的是将精神分析纳入更大的学科体系，比如科学和政治——这正是我们在这里感兴趣的。正如巴什拉和阿尔都塞一再提醒我们的那样，15将科学变成意识形态的主要方式之一是将一个论题概括到其适当的领域之外——例如，热力学中的能量概念就是这样在19世纪末成为整个世界观的基础。事实上，这是一个评估拉康和拉康精神分析在面临泛化的挑战时如何表现的有利场所。

1.1 诞生源于逻辑主义精神的拉康派意识形态

我们可以通过回顾米勒在他们的刊物《分析手册》（Cahiers pour l'Analyse）第一期中陈述其事业的方式来介绍Cercle d'Épistemologie的论战。他在那里写道：

我们知道有两种关于过度决定的话语：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和弗洛伊德派的话语。由于前者今天已经被路易·阿尔都塞从将社会作为历史主体的概念中解放出来，正如后者已经被雅克·拉康从将个人作为心理主体的解释中解放出来一样，我们认为现在有可能将这两种话语结合起来。我们认为，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话语可以通过规范的转换来相互沟通，并可以在一个统一的理论话语中相互反映。16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特别是考虑到我们的前一章——Cercl把路易-阿尔都塞作为拉康的主要对话者，而且期望精神分析与之“沟通”的主要领域是政治，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此外，这两种话语在这里被置于一种类比的关系中，阿尔都塞解放了马克思，就像拉康解放了弗洛伊德一样，它们应该通过“规范的转变”来相互联系。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是什么组织了这些规范，以及是什么允许了一种“统一的理论话语”。答案的第一条线索已经包含在这一表述中，因为我们把精神分析和政治看成是“话语”，因此在它们之间进行调解的东西必须是一种关于话语性的一般理论。

在米勒在Cahiers中的第二篇文章中，题为“缝合（能指的逻辑要素）”，这一原始想法得到进一步发展，我们终于得到了答案：

我所要恢复的，是将分散在雅克·拉康作品中的迹象拼凑起来，被指定为能指的逻辑——它是一种一般的逻辑，因为它的功能在所有知识领域中都是正式的，包括精神分析领域，它在那里获得了一种特殊性，并对其进行管理；它是一种最小的逻辑，因为在它里面只给出了那些必要的部分，以确保它的进展被简化为一种线性运动，在其必要序列的每个点上统一产生。17

这就是“能指的逻辑”的诞生过程：作为连接精神分析与其他领域和实践的项目的一部分，而不是作为一种内在的精神分析贡献。它在这里扮演了米勒和Cercle d'Épistemologie所寻找的“统一的理论话语”的角色，作为规范不同话语应该如何相互联系的一种手段。但仔细观察我们就能够认出这种逻辑的另一个特性：它应该去调解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之间的关系，但它是以不对称的方式进行的，因为它是通过“拼凑分散在雅克·拉康作品中的迹象”来构思的，也就是说，它是从精神分析中发展出来的，目的是调节后者与非精神分析的思想领域的关系。这本身并不是一个问题：精神分析的许多方面都能从它们原来的领域中严格地概括出来。这里的问题是这种归纳是如何发生的。

在过去的几年里，《分析手册》中的文本，尤其是米勒与阿兰·巴迪欧的争论，已经成为学术界重新关注的对象，当它们终于由诺克斯·佩登（Knox Peden）和彼得·霍尔沃德（Peter Hallward）用英文出版。18因此，没有必要在这里详细重建他们的论点。19为了我们的目的，只要回顾一下米勒的巧妙策略就够了：他需要证明的是，能指的逻辑是一种广泛而有力的话语，足以“凌驾于”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之上，鉴于其特定对象的地位，这些话语已经是相当广泛的话语形式。我们如何证明能指的逻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广泛的一般模式，可以为我们所寻求的“规范的转变”指明方向？

米勒的战略可以分为五个步骤。他首先倚重法国的认识论传统，以便宣称：（1）数学是一种非常广泛的话语权形式，没有对特定对象的承诺，只有对关系和关系之间的关系的承诺，正如罗伯特·布兰奇（Robert Blanché）所说的那样。20米勒继续支持戈特洛夫·弗雷格所捍卫的逻辑主义理论，即（2）数学的最基本概念，即算术和数论的概念，是建立在纯粹的逻辑思维规律之上的。21因此，弗雷格在逻辑上建立数学的著名尝试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考这个已经十分庞大的数学话语帝国的根本基础的方法。这就提出了一个想法，即弗雷格的谓词演算可能是我们正在寻找的理论话语，一个基于这种思想结构的一般矩阵。

但正是在这里，米勒显示了他的天才。然后他分析了弗雷格在《算术基础》中的构造，并认识到（3）弗雷格不得不调动一个矛盾——一个与自身不相同的元素——以维持他的零的概念，尽管这个不相同的元素不能出现在它所建立的话语中。22用几句话来说，弗雷格将“零”定义为没有对象属于的概念——与“与自身不相同的事物”的集合相关的概念。但这个不可能的对象必须从它所建立的话语中被拒绝：它在纯逻辑学中没有地位。在认识到弗雷格的数论逻辑基础的起源中的这种矛盾之后，米勒接着声称，（4）拉康所发展的能指的逻辑能够思考在弗雷格的构造下被“缝合”的矛盾。最后，如果数学是一种广泛的话语，如果弗雷格的逻辑给我们提供了它的基础，如果能指的逻辑能够把连逻辑都无法解释的那种自相矛盾的因素形式化，23那么（5）能指的逻辑是我们所知道的最普遍的话语形式——米勒轰轰烈烈地把这一说法翻译成能指的逻辑是“逻辑的起源的逻辑”24。

对我们来说，关键是要认识到这本质上是一种策略，它将不同思想领域之间的联系替换为单一理论空间的扩展。这不可能是其他方式，因为米勒没有寻求第三种来源作为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中介话语，而是试图在精神分析中找到其所有必要的资源——这相当于最终声称临床精神分析是精神分析的一个子区域，而精神分析中的一般逻辑实际上是如此广泛，以至于包括命题演算和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基础25。

当然，米勒并没有发明这一基本策略：我们在弗雷格本人身上找到了这一策略，他以这种方式解释了自己的发现。26弗雷格认为，在他那个时代，数论的基础非常薄弱：尽管皮亚诺刚刚提出了他著名的算术公理化，但当我们说“数”、“零”或“后继数”时，我们仍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将这些概念建立在纯粹的逻辑条款上——不求助于传统主义或心理学化的解释——是一项重要的斗争，因为它也将数学从一些外部强加的约束中解放出来，比如克罗内克在将自然数——它们是“上帝赐予的”——与我们自己发明的其他类别的数进行定性区分时提出的那些约束。27因此，关于算术的基础可以在“思想的纯粹法则”中找到的说法，一方面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表明我们可以在形式领域——数论和逻辑——中横向移动，而不是向某个外部的、非形式的领域移动，以说明数学思想：数的概念现在与严密的势的理论相联系，零的概念与空集的必要存在相联系，而继承的思想与一种更结实的逻辑推论的思想相联系。28但是，另一方面，数学和逻辑之间的这种关系被弗雷格自己的哲学立场所掩盖，他声称这不是真正的横向运动，而是向后的运动，是朝向根基的运动。29

这个哲学论题——因为它不能从弗雷格的实际形式发展中推导出来30——是弗雷格对一个逻辑数学结果的个人解释，这意味着它完全可以被抛弃或外在于他的实际工作。同一时期的其他数理逻辑先驱，如负责代数逻辑最初发展的乔治·布尔，提出了他所寻求的形式系统之间更为灵活的衔接方式：31如果逻辑可以帮助我们将算术中在其自身运作中仍然模糊不清的方面形式化，那么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数学的其他领域，如代数或集合理论，同样澄清我们对“逻辑推论”的理解32。

然而，弗雷格的逻辑主义对于米勒自己的提议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即使精神分析是作为对弗雷格的事业的批判而提出的东西。如果不假设逻辑主义是弗雷格建构的必然推论，我们就不能声称通过转向数学的逻辑基础而达到了比数学更广泛的论述，也不能说通过思考逻辑不能思考的东西，我们到达了“逻辑的起源的逻辑”。数学逻辑和纯粹思维之间的联系只在弗雷格对自己的理论创新的哲学叙述中提出。然而，通过支持弗雷格的立场，并因此为“缝合”中构建的论证进行辩护，至少有两个关键的后果：首先，我们被允许得出结论，精神分析为我们提供了“统一的理论话语”的基础，但是，同样重要的是，通过将其自身的功能从其领域中概括出来，我们也得出了这样的一般原则：当我们遇到一个话语中的不一致时，我们总是转向“最真实或最根本的”那个。

最后这句话实际上在临床设定中经常是正确的：一个病人照着购物清单念，或者完美地叙述他一天的事件，他说话的一致性应该以努力排除他话语中的重大自我矛盾为背景来阅读。这个问题涉及到对每一个话语形成的这一原则的概括，作为本体论的制约因素本身。我们真的准备声称，一个政治组织的一致性总是减损了主观性的真实性吗？或者说，科学演绎的一致性不自觉地致力于抹去独一性？当这个“更多的一致性=更少的欲望”的等式被带出其适当的分析领域，进入一个不受限制的本体论矩阵时，这个泛化的过程应该被称为它的实际名字：它是意识形态。

米勒的主张的另一个后果，已经由第一个建议所暗示，是它要求我们将一种必要的逻辑主义归罪于所有的科学哲学。不管今天的数理逻辑真正发生了什么——自从集合理论发展以来，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33——采用能指的逻辑作为一般矩阵，要求我们也把逻辑当作数学的基础。因此，精神分析学家对数学和科学的发展持怀疑态度，因为一致的理性思维的扩展，至少对我们来说，总是带有一种无意识的倾向，即摒弃无意识的主体。

1.2批评不恰当的概括的要素

米勒的《缝合》发表于1966年，许多人认为它是第一部非拉康写的伟大的拉康文本，这是正确的。34 拉康本人肯定受到了米勒的表述的影响，尽管他的评论对他的弟子最有力的结论表现出某种模棱两可的态度35。尽管如此，拉康后来试图与米勒的早期形式化保持距离，并不意味着这些形式化不是对他的导师到那时为止的轨迹的充分总结，也不意味着拉康在那之后能够对这些主题产生新的、同样一致的答案。

1969年，Cahiers pour l'Analyse出版了它的最后一卷，巴迪欧的文本《标记与缺失》（Mark and Lack）被收录在其中。首先，如前所述，我们不应该把巴迪欧的批评理解为只针对米勒以前的文本的论战，而是针对拉康学说本身。但同样非常重要的是，要注意到他的批评形式也不是否定或完全拒绝。围绕着这场辩论的大多数文献都把这两种干预当作一种“此消彼长” 的情况，似乎两位作者都试图为Cercle热衷于研究的“统一的理论话语”的概念提供相互竞争的愿景。36但事实上，巴迪欧的文本只是批评了米勒解决方案的有效性，它并没有提出一个替代方案。巴迪欧又花了二十年的时间，才提出了他自己关于精神分析和政治之间关系的充分发展的理论，他后来称之为两个“类程序”37。但在1969年，巴迪欧只是提出了一个反对把能指的逻辑不适当地概括到非精神分析领域的论点。这就是为什么他的文本以下面的话开始：

在我们看来，无论是弗雷格对自己事业的意识形态表述，还是在能指宝库中对这一表述的重现，缺乏本身和缺乏的位置，都掩盖了纯粹的生产性本质，即作为机器的逻辑通过这一定位过程而缺失它在其他地方不生产的东西。能指的逻辑是一种形而上学：表征的表征，一种内部意识形态的过程和进展。38

也就是说，巴迪欧首先攻击了一种依赖于弗雷格“对他自己事业的意识形态表征”的策略的有效性，声称这种策略最终将能指的逻辑变成了一种“形而上学”——也就是说，它将精神分析变成了一个允许判断和评价逻辑是什么和不能完成什么的领域，因为它的“压抑” 底层只有从我们的特权立场才能识别。这一策略成为其自身的意识形态事业，因为它最终掩盖了逻辑和数学的“纯生产性本质”——它们作为合法思维形式的自主性。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的是，通过攻击这种对弗雷格的求助，巴迪欧并不是要否定精神分析，甚至是米勒对其内部逻辑运作的形式化，而是要否定米勒有问题的主张，即这可以被严格地概括为对精神分析之外的话语和实践的更广泛的说明。巴迪欧问道：

因此，我们必须放弃（annuler）缝合的概念吗？相反，这是一个通过为其分配适当领域来规定其功能的问题...我们应该衡量一下这里的利害关系，即衔接历史唯物主义和精神分析的可能性：前者产生特定符号秩序（意识形态）的模式（Topique），后者产生其效力的结构，进入（entrée）和连接的法律，通过这些法律，意识形态分配的位置最终被占领...因此，声称科学/意识形态的差异可以通过振荡迭代的逻辑来消除，并提名（nommer）为科学的主体，就是排除了通过它们的分离将马克思和弗洛伊德连在一起的可能性。39

因此，一方面，巴迪欧声称我们不需要放弃将能指的逻辑形式化为精神分析内部形式主义的收益。这个问题与“把它（能指的逻辑）分配到合适它的领域”有关——也就是说，认识到适合它的局限。另一方面，他建议我们不应寻找一种能将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积极结合起来的“理论话语”，从而表达了他至今仍坚持的一种信念，我们在前一章已经谈到了这一信念。巴迪欧倒是为这两种话语的构成性比它们的结合更重要的说法进行了辩护。对巴迪欧来说，将两者真正地结合起来意味着保留它们各自的内在性，也就是说，承认它们没有任何它们不在其他地方产生的东西。政治是一种思想，因为它不仅是一种理论和实践，而且是一种程序，它能够内在地生成和克服自身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政治学不需要其他领域和学科对它进行外在的限制，也不需要教给它它不知道的东西40——巴迪欧也慷慨地将这种地位延伸到精神分析上，尽管我们仍在努力探究这是否真的是这样。

让我们简单地重构一下巴迪欧的论点。他的反击围绕着对米勒的反例的产生而展开，这恰恰足以推翻一个普遍的主张。我们可以把他的策略总结为少量的论证步骤。他首先提出，正如我们所提到的，（1）我们必须区分逻辑的实践和它的话语表述。从这个初步的区分出发，巴迪欧继续描述逻辑实践时刻的内部区分，描述了逻辑理论的三个内在机制。在阿隆佐·丘齐关于数理逻辑的工作基础上，41巴迪欧区分了（2）逻辑的内在机制中的三个关键的内在过程。（2a）连接的过程——它把“预处理”的元素，即“字素（graphemes）”，组织成有限的序列；（2b）形成的过程，它把这些序列区分为形成良好的表达式和形成不良的表达式；以及（2c）推导的过程，它把这些形成良好的表达式的集合，分成两个新的集合。可推导的命题，或称论题，和不可推导的命题，即非论题，同时还指定一个算子来联系这两者，因为对非论题的否定应该给我们一个可推导的论题。42

这种精确性的原因在论证的下一步和最后一步中变得很清楚——实际上比米勒的论证要谦逊和简单得多——即：（3）推导层面的不一致的可能性是以基本形成过程的绝对一致性为条件的。换句话说，在形式理论的“内容”层面上产生矛盾的可能性本身，是以我们之前对形式良好的陈述和形式不良的陈述进行了绝对一致的区分为条件的。43在逻辑话语中确实可以产生矛盾：例如，我们可以在形式语言中产生“有一组与自身不相同的事物”的陈述，这个陈述没有对象会满足。然而，这些不一致取决于理论先前的形式上的封闭性，这种封闭性是由决定哪些表达属于和哪些不属于理论中可能的陈述空间的可能性所保证的，没有任何矛盾。因此，不一致总是指向符号空间中的一个“极端”点的一般说法，不可能真正具有这样的普遍性。

如果巴迪欧的“标记与缺失 "已经要求我们修改米勒在“缝合”中的主要论点的结构，但它仍然没有触及这里的根本问题，我们在谈论逻辑主义和弗雷格对逻辑和数论的阐述时已经遇到了这个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对能指的逻辑的完整批判需要我们考虑巴迪欧在同一时期发表的另一篇文章：基于他在1968年主持的一个研讨会的短书《模型的概念》44。在书中，巴迪欧区分了模型和建模的概念在话语中的三种运作方式：首先是作为一个看法——例如，当结构主义者声称形式系统是“关于”一些具体的真实现象，仿佛模型代表了一些特定情况的内在结构。第二，作为一个类别，就像逻辑实证主义者声称我们可以通过他们实例化的形式主义来评价具体情形的正确性。第三，作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概念，45这就是模型在数学本身中的作用。巴迪欧想通过这种区分强调的是，只有在其适当的概念领域内，才能把握住建模的所有特征，特别是建模在其核心是一种反根基的实践。46

巴迪欧这本书的中心思想是，模型的概念和类别——与它的正确概念不同——意味着我们把模型和被建模的东西之间的区别，把形式系统和它“关于”的东西之间的区别，并使它们隔断——最终把“语法”和“语义”之间的区别本质化，把它们当作其中一个是表征的领域，另一个是被表征的东西。47例如，结构主义倾向于把形式主义当作是“关于”其形式领域之外的东西：某些群体理论图式的结构被说成是某一社会中伙伴关系规则的“关于”。形式模型是一种纯粹的语义结构，用于我们假设的组织现实的语法：“外面的”在自然界的规则，。另一方面，实证主义倾向于把现实本身当作形式系统的语义内容，仿佛逻辑和数学是纯粹的句法游戏，我们可以用它来规范现实生活中正确或不正确的实例；也就是说，哲学中使用概念的正确或错误方式，等等。然而，两者都忽略了一点，即在数学中，模型与同一总体领域的不同区域有关：数学的一个领域为另一个领域建模--代数可以为逻辑的一部分建模，正如几何可以为代数的一部分建模，等等。

正如伟大的哲学家阿尔伯特·劳特曼（Albert Lautman）已经指出的那样，48数学实践本身存在着一种奇怪的辩证法，它使数学实践同时具有绝对的同质性——因为它的所有内部领域都是同样的形式系统——和部分的异质性，因为数学的两个区域的建模原来是一个创造性的、艰巨的和开放的过程，通过它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值得记住的是，当物理学试图用数学工具对某种情况进行建模时，它从来都不只是将现实映射到形式主义上：而是构建实验装置，让我们首先将现实“顺应”到形式系统本身——例如，通过产生以数字表示的量化的测量清单，从而保持模型关系的数学内部质量49。模型的概念是反对弗雷格的逻辑主义的论证中缺少的一块，它可以被理解为试图在语法上将数学建立在一个唯一的形式系统——数学逻辑上，从而将数学的所有其他区域视为最终“关于”这一个基础的结构。

这种建模的概念是一种实践思考自身的方式，也就是以一种完全内在的方式向自己表述自己的概念，这直接体现了巴迪欧先前关于逻辑的自主性和“纯生产性”的评论。这也有助于我们从对米勒的批判转向对拉康本人的批判。

2.能指之前的拉康

讨论有关一小群法国年轻知识分子及其对科学哲学的立场的限定论战的关键动机是，正如预期的那样，本研究是在两个主要假设下进行的：首先，米勒的提议恰当地正式化了拉康自己的立场；其次，即使没有，米勒的贡献仍然是我们自己作为拉康派的自发意识形态的基础，从而影响了我们在本章开头列出的大部分问题。因此，我们需要问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如果米勒从拉康自己的作品中重构了能指的逻辑，那么，能指的概念如何已经包括或允许这种发展？

要正面解决这个问题是很困难的，因为围绕拉康的能指概念的最重要的文献都是从它开始的。例如，Jean-Claude Milner在他的重要著作《L'Oeuvre claire》中把“第一个经典拉康主义”定义为始于1953年的时期，即拉康的第一个正式研讨班和他著名的《精神分析中言语的功能和领域》的提出。50一些作者坚持类似的立场，把拉康的精神分析思想的诞生等同于他与结构语言学的对话。但这对我们来说是不够的：我们首先感兴趣的是找出拉康只能通过参考索绪尔语言学来解释的精神分析的那样东西。毕竟，这就是能指的最终含义：一个发生在精神分析经验中的东西的模型。

从这个角度看，叙事几乎开始倒退了：这个拉康可以说是在真正地思考精神分析的阶段，也就是把他认为是合法分析问题的问题握在手中，并寻找合适的表述和克服的阶段，是研讨班和他的主要文本之前的阶段。那几年是他实验性最强的时候，无论是在临床上——毕竟他在这一时期发明了弹性时间疗法，还是在理论上。事实上，当我们阅读拉康在1930年至1953年期间写的早期文本时，令人震惊的是，他为分析经验的模式考虑了许多不同的候选者：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52 盖勒博德的集体行动理论、53维纳的控制论、54甚至是圣奥古斯丁的语言理论55。在每一种情况下，这些概念借用都是相当灵活的，往往在几年的实验之后就被放弃了，许多这些理论体系甚至以奇怪和实用的方式混合在一起56。

在拉康思想的这一早期阶段，没有人对分析中的模式和模式化成分的区分感到困难：一方面，我们有分析的经验，有其基本的技术和理论层面，另一方面，我们有所有这些不同的模式，每一个模式都被评估为赋予分析程序以有用的概念工具以继续其自身发展的能力。相反，考虑到我们今天很难区分这两个组成部分，57 或者甚至很难区分“能指的主体”和“无意识主体”。这是因为采用结构语言学模糊了精神分析和这个外部领域之间的关系，使得我们似乎并没有真正借用一个概念，而是像米勒的策略那样，将语言学领域吸收到一个更广泛的言语理论中。米尔纳所说的“第一个经典的拉康主义”的开启，不仅是拉康教学中的一个相关转折点；它还标志着对分析经验的建模采取了某种态度，此后我们再也无法区分精神分析理论和它从其他学科中获取的概念借用。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是一个具有巨大影响的转变，但这并不是说精神分析思想在其中没有特殊的收获。然而，为了正确评估这些成果，我们必须考虑符号的概念--或者更确切地说，符号的概念——回答了哪些具体的分析问题：它实际上帮助我们解决了哪些内在的精神分析困境？

2.1精神分析的实验层面

与拉康的其他几篇文章一样，他在1936年发表的文章《超越现实原则》58的标题真正概括了他对精神分析的最大贡献之一。这个标题中的反转并没有把重点放在驱力的元心理学的“变迁”上——满足感如何从自身分裂出来，变成它的反面等等——而是指向临床经验的一个技术和实践层面，一个在任何元心理学理论化之前发生的层面。这是一个事实，即临床环境是一个从现实中分割出来的现实（real）空间。简而言之，临床空间是一种人工构建。这一洞见非同小可，它在我们在这一早期著作中发现的一些最关键的提法中起作用，例如：

弗洛伊德屈从于现实（real）的态度的第一个标志是认识到，鉴于人的大多数心理现象显然与社会关系的功能有关，我们不应排除出于同样的原因而开辟的最常见的途径：即主体自己对这些现象的见证...对病人来说，就像对医生一样，心理学在虚幻的意义上是"想象"的领域：因此，具有真实意义的东西，症状，只能在显象中是心理的，它应该通过一些不和谐的痕迹将自己与心理生活的普通的界域区分开来，在那里它的深切特征将显示自己。弗洛伊德明白，这正是使病人的证词变得毫无价值的选择。如果我们想认识到心理反应的特征的现实，我们不应该从选择它是什么开始：而是必须从不选择开始。为了衡量其效率，我们必须尊重其继承性。当然，这不是一个通过报告来重建它的枷锁的问题，而是这个证词的时刻可以构成它的一个重要片段，只要整个文本被要求，并且人们把它从报告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尽管我们的习惯肯定会让我们在这里强调能指理论的预期，但重要的是要在其原始的新鲜感中参与这段话，也就是说，要认识到拉康对他所坚持的立场的真正激进的辩护，而他并没有求助于一个强大的智性模型来解释它。这是对作为精神分析的真正场所的言语的辩护，它没有对言说真正是什么进行定义——一个没有定义的命题：我们可以称它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公理肯定。

拉康在这段话中的基本策略是声称弗洛伊德 “服从于现实”，首先承认社会关系是心理现象的主要表达方式，因此分析者和分析师之间的关系可以成为心理现实的合法表达方式，而“[病人]”作证的时刻可以构成这种现实（reality）的重要片段”。因此，言语在这里出现，并不是作为医生的障碍，比如因为他已经选择了一些其他的、潜在的领域作为医疗干预的真正场所，而把病人的证词降为虚幻的表面；相反，它的出现正是我们在寻求揭开表象背后的东西：心理现实的表达方式构成了这个现实本身的一部分。现实本身从内部分裂。

但这种分裂是如何实现的呢？也就是说，在什么条件下，言语将自己构成为它所要谈论的事物的这种 “重要片段”？这是问题的核心，因为即使拉康已经将医生对某种潜在的决定性现实的假设——即脱离了言说——与弗洛伊德式的不选择去预先确定言说中的重要内容的立场对立起来，这种悬置也没有作为分析师的伦理行为提出来，即应该简单地 “抛弃这种做法”，让病人自由地说话。相反，拉康以这个重要的附文结束了这段话。“这个证词的非常时刻可以构成一个重要的片段，只要完整的文本被要求了，并且人们把它从报告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这些条款中的第一条涉及到临床环境的内部性——分析师不应该从病人的证词中挑选他认为相关的内容，而应该从整体上考虑言说，但第二条声明的地位略有不同：“把证词从报告的桎梏中解放出来”，首先意味着切断它与现实的其他部分的联系，悬置任何关于知道词语所指的实际事态的主张。拉康在分析师的位置上否定地提到了这种切割——作为一种不事先选择言语中什么是重要的和什么是不重要的行为——这一事实已经表明，它的积极执行发生在另一个层面上：通过将临床环境与现实的其他部分关闭，使分析者的言语从报告世界的功能中解放出来。正如该文标题所示，我们通过将现实与自身分割开来并超越言论与事实的“现实-检验”来实现这一目标。用非常简单的话来说：我们必须主动抹去分析环节本身中具体言说的任何领域，作为该言语的有效指称。

显然，我们都听到了能指的逻辑在这种语言与报告功能的割裂中的回声，但这里最关键的是，能指的概念并不是将 “无报告的言说”这一概念引入拉康的作品中的原因。能指反而是他后来发现的模式，用来帮助他以严格的方式解决其后果。毫无疑问，采用它可以获得很多好处，但它没有损失或淡化什么吗？

拉康在这段文字中的表述特别有用的是，他最接近于承认临床环境的人为和形式上的封闭性，作为语言构成心理现实的 “重要片段”的条件。这一立场实际上比米勒的 “缝合”更接近巴迪欧在 “标记与缺失”中的论点。正如我们之前所讨论的，巴迪欧试图将逻辑呈现为一种受表达方式形成过程制约的自主思想，这个过程是绝对一致的——它不留下任何东西，关闭所有不成形的表达方式——它制约了理论生产中不一致的可理解性——即“推导”过程，它只对所有可能的表达方式中的一个子集进行操作——就像临床空间只对该空间中首先产生为具体语言的状态的子集进行操作，从而能够使语言中的不一致具有重要性。

但不仅如此：认真对待拉康的陈述，就是要考虑这样一个事实：临床空间是一个人造的空间，是现实中主动和实际分裂的产物，然后它制约着言说在这种制约下获得的属性。在科学中，这种构建人工具体空间的过程的名称是实验，在这个过程中，现象可以被隔离，其内部运作可以被探究。60 我们不应感到惊讶的是，拉康继续他的文本，指出这两个条件——对语言文本的整体性的考虑和它与外部空间的隔绝——“构成我们可以称之为分析的经验”，这正是到那时为止缺乏任何严格的理论表述。

2.2临床的外部边界

我们在这里发现，在拉康早期试图解释他自己的临床实验的时候，在他的著作中充斥着分析 “技术”的问题的时候，在一般的言说和分析中的言说之间，或者拉康在这篇文章中所说的 “分析经验”之间，有一个关键的区别——这个区别到50年代后期将被完全边缘化。通过他对弗洛伊德著名的关于驱力的元心理学逻辑研究的文字游戏，拉康实际上认识到——尽管我们可能质疑他是否真的意识到这一点——必须对现实做一些事情，以使语言获得它在精神分析程序中所呈现的特征。我们可以用图2.1来描述这个想法。

简而言之：有一般的言说，它在多种情况下以多种方式发挥作用，其中大部分完全不受任何分析模型的影响，还有一种言说是符合某些条件的——其中包括 "精神分析的黄金规则"——自由联想。在依赖于这些条件的人工空间中，言说从其报告功能中解脱出来，分析技术开始发挥作用：分析性倾听的功能、对患者证词的外在意指的悬置

转移动态的处理、解释问题等。但是，自由联想，就像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中工人自由的讽刺性描述一样，实际上是一种 “双重意义上的自由”：61我们可以自由地与雇主建立契约关系，我们被解放了，也就是被剥夺了，自己雇用自己的劳动的手段。而 “自由”联想也是如此：我们可以自由联想，但我们也被剥夺了获得外部参考点作为我们所说的基础的权利。完成这一剥夺工人生产资料过程的具体历史力量是对土地的圈占——“原始积累”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自由联想的临床经验也依赖于对可能参考空间的圈占。

承认临床的人工性质并不意味着临床环境的建立是一种异化的力量，对语言施加无意识的限制，尽管拉康人常常非常怀疑任何尝试，即表明存在于分析经验中的实体是由分析产生的，而不仅仅是由分析 “揭示”出来的。正是临床空间的人工特性，以及它对分析中的言语的调节作用，使我们看到巴迪欧关于逻辑实践的立场，以及他的论战性声明，即“它所缺失的东西没有在其他地方产生”，实际上完全符合精神分析的实际、具体的实践——“分析经验”——当我们接近它而不把它与模型混淆时。

图2.2中的模式所提出的是巴迪欧在描述逻辑实践的 “机制”时发现的三个过程在分析的临床实践中的映射。多种形式的言说是串联在一起的：它包含各种有限的言语行为序列，由复杂的社会游戏和语境来调节——在大多数情况下，虽然不是全部，但报告世界事务状况的功能是必不可少的，不能与言语是什么脱钩。但临床空间的封闭，联想性言语的“自由化”，是一个形成过程，它将这个无限长的言语行为清单分为两组：那些在临床治疗中发生的言语行为和那些没有发生的行为。这是一个绝对一致的区别——是最经典的否定：一个言语行为要么属于分析环节，要么不属于；没有第三种选择，也没有剩余。但正是在这两组中的一组，即包含在临床环境中发生的言说行为的一组，从现有的言语行为中衍生出新的言说行为的逻辑才开始发挥作用。这是拉康和米勒后来称之为能指逻辑的适当领域。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试图把能指的概念作为分析经验的一个恰当的特权模式来达成，而不是仅仅假设它由于某种一般本体论而具有的必要性。而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情况：在为言说与其报告功能的分离进行辩护之后，拉康将不得不解决一系列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图2.3中得到了总结。例如：什么是不被认为是指向外部领域的言说？或者，一旦实现了这种封闭，病人的证词被允许自由的言说：在这些条件下，有什么法则——如果有的话——来指导言说？毕竟，如果自由联想确实能让我们收集到关于病人的精神现实的相关信息，那么它必须显示出某种规律性或结构。如果是这样，在这个逻辑空间里，什么才算得上是相关的转变？也就是说，我们如何辨别这种结构，以及它是否因干预而发生了变化？最后，作为分析师，我们在那里是如何定位的，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没有外部参照的言说的对话者意味着什么？请注意，这些并不是关于言说是什么的问题，也不是关于主体性的起源的问题，甚至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元心理学问题：它们是具体实践的技术问题。而且，如果不是因为形式的封闭，将临床的现实与世界其他地方的现实分割开来，摆出这些东西是毫无意义的。

2.3 言说和语言模型的功能和领域

这里不是纠缠于所有从超现实主义、哲学、宗教和科学的概念借用的原因——拉康在1930年代和40年代尝试了这些概念——最终不尽人意，并最终在很大程度上被放弃。尽管其中一些人帮助他捍卫了言说在诊所中的核心地位，并勾勒出对我们提出的一些问题的答案，但没有一个人以一种连贯的方式对所有问题提供了答案。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当拉康意识到结构语言学可以提供一个充分的、一致的模型，用来解决他在精神分析中对言语的中心地位的争论所带来的问题时，他的心情是宽慰的。

基本的等式很简单：摆脱了报告的言说就像与所指脱钩的能指。这句话将精神分析的经验 “编码”到另一个领域，即索绪尔语言学的领域。其他一切都从这里开始，包括拉康的著名口号：“无意识像语言一样结构，”在其中，建模关系的标记仍然清晰可见。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是，这第二个命题实际上是第一个命题的派生，而不是相反：就像 “无意识”命名了语言在某些人为约束下如何被组织的某种基本逻辑，“语言”也是对语言现实中的规则和属性的更普遍的抽象，只有当我们能够首先将精神分析系统的部分编码为语言模型的特定部分时，我们才能将其等同起来。

那么，这里有两个运动在起作用。首先，一个关于言说的命题：肯定我们有权将病人的证词与其报告功能脱钩，这是因为我们可以理性地思考能指的衔接，而不预设对所指的必要衔接。但这本身是不够的，因为我们想在这些条件下处理言说：我们应该如何倾听这种被切断的话语，我们如何评价它，对它进行干预，等等。在这里，我们超越了类比思维，进入了一个适当的模型，因为拉康冒险进入了以下图式，如图2.4所示：如果能指将分析中的言说的基本特征编码到语言学中，那么关于语言中意指结构的研究结果应该 “解码”回精神分析技术的有用命题，这些命题的适当表述我们可能无法直接从我们的临床经验中得出。

显而易见，这种建模策略听起来完全不像拉康。但是，如果我们现在看一看他的经典之作《言说的功能和领域》，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精神分析和语言学中的命题之间的这种潜在过渡。

我所做的只是提醒你注意被忽视的语言的a、b、c结构，并教你再次拼写被遗忘的言说ABC。如果你没有认识到前者的领域和后者的功能，有什么秘诀可以指导你使用由前者组成并从后者获得效果的技术？精神分析的经验在人身上重新发现了作为法则的言语的必要性，这一法则以其形象塑造了人。它利用了语言的诗意功能，使他的欲望得到了象征性的中介。也许这一经历最终能使你明白，其效果的全部现实在于言说的天赋；因为正是通过这一天赋，所有的现实都来到了人的身边，并通过其持续的行动，人维持着现实。

尽管为了这项研究，我们广泛地淡化了拉康立场中的模糊性，但这段话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他倾向于采取与弗雷格和米勒相同的策略：不把建模关系说成是两个系统的强行结合，而是发现一个系统的基础在于另一个系统。我们没有以一个领域为榜样，我们“在人身上重新发现了言语的必要性，因为它是以其形象塑造人的法则”。同样，“言说的天赋”不再与分析经验的现实相联系——这种现实在自身内部的分裂——”因为正是通过这个天赋，所有的现实都来到了人的身边"。

到此为止，我们的探究路线——调查临床空间的实际封闭是如何制约分析中言语的构成的——可能会导致有人认为，如果这种特殊的言说形式真的是在这样的特定条件下产生的，那么所有的元心理学概念都应该只在这个相同的临床空间内有效。尽管对这种条件反射过程的认识确实影响了我们从临床的研究结果中归纳观点的方式，但它并不妨碍我们这样做，只要我们考虑到我们是如何得到这些观点的话65。

大多数科学实验都面临同样的问题：66我们创造了人工条件，在这些条件下，我们可以分离出某个变量或一组变量，然后我们可以以某些方式测量或与之互动。该人工空间内的某些变化之间的相关性使我们提出了一些不变性——例如，某些变量的变化与另一个变量成反比的假设，但我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这一规律将立即适用于现实，因为我们只是通过首先在现实中做出改变而使这一规律变得可理解：封闭一个空间，排除干扰，等等。因此，我们需要将所有这些游离的干扰因素重新纳入我们的分析。否则，我们可以从伽利略对两个同时下落的物体的心理实验中得出结论，这就是世界上事情的运作方式——但事实并非如此：空气阻力会根据与空气接触的表面积对两个物体的下落产生不同的影响，使它们在不同的时间落地。因此，伽利略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即加速度是独立于物体的质量而作用在物体上的吗？不，但我们不能从人工条件下产生的结果中归纳出一个结果，而不考虑使我们能够首先得出这样一个结果的人工限制。

考虑到这一点，我们现在可以提出 “言说=能指”这一基本等式的一个主要和最重要的附带影响。如果说，一方面，它在精神分析思维中首次开辟了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的可能性，其中包括对言说的理解，对如何倾听它和如何干预它的理解；那么另一方面，它又将预设——对语言学来说完全可以接受——导入精神分析，即我们正在处理一般的言说，而不是处理一种被人为地限制的言语。换句话说，在精神分析中，能指的概念内含一个概括性的假设，这个假设有时可能与我们采用这个模式的事实相矛盾，因为我们首先人为地创造了一个空间，“模仿”了它的一些属性。不受限制地采用这种模式会导致其自身的物质可能性条件被抹去。

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对这种附带效应进行更详细的分析——它完全值得被称为“能指的恋物癖”——但现在让我们进一步探究拉康的模式化策略的巩固。在上一段“言说和语言的功能与领域”中，拉康非常明确地声称，如果不承认言说在分析中的中心地位，不意识到其运作规律就是语言结构的规律，那么，驾驭和巩固分析经验的技巧就会丧失。“如果你不认识其中一个领域和另一个领域的功能，那么有什么秘诀可以指导你使用一种由第一种方法组成并从第二种方法中获得效果的技术呢？”

在我们之前的图式中，这就是三个箭头应该指定的内容：作为能指的言说的 “编码 ”为分析经验“是由脱离其报告功能的言说” “组成”的想法提供了依据；语言学模型内的箭头为我们提供了言说与结构之间的内在联系，它 “从结构中获得其效果”；第三个箭头提取出分析技术的结果，用于处理这个语言空间，并回答这个经验向我们提出的问题。什么是不被认为是指外部领域的言说？它就像一个能指，它先于所指并决定了所指。67 在这些条件下，有什么法则——如果有的话——来指导语言？能指的共时性和历时性的移置和替代的不同规律。68 在这个逻辑空间中，什么构成了相关的转变？转变证明了固定的或单义的所指的移位。69 作为一个没有外部参照的言说的对话者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悬置任何关于了解言语含义的主张，并倾听能指在言语中交织的具体的连接。70 这些都是一致的分析理论的基本信条，现在从一个统一的模型中得出，并真正帮助我们驾驭具体分析经验的技术性。

然而，我们最感兴趣的是，这种与语言学的新伙伴关系所依据的建模策略如何最终掩盖了它自己的操作，把自己表现得好像拉康除了 “发现”无意识的语言结构外什么都没做，正如弗洛伊德所预言的那样。诚然，如果他不认为分析中的言说获得了非常具体和特殊的属性，他就不可能提出这样一个模型，但他对病人证词的中心地位的激进性是与他用来赋予它的模型的一致性不可分割的。换句话说，这种激进的肯定是一种绝对的精神分析信念，从精神分析的经验中提炼出来的，没有其他话语可以为他保证。暗示它可能来自于一般意义上的言语存在本身，是在我们选择采用的模式下抹去精神分析思维的 “激进”维度，以获得其可理解性。

这种抹杀运动在以下段落中清晰可见，这段文字摘自拉康1957年的文章《无意识中的信的实例，或弗洛伊德之后的理性（The Instance of the Letter in the Unconscious, or Reason after Freud）》，他写道：

当代的精神分析学家在遇到言说时，怎么可能感觉不到他已经到达了这个领域，因为分析经验正是从言语中获得它的工具、它的框架、它的材料，甚至它的不确定性的背景噪音？...... 在这种言说之外，是精神分析的经验在无意识中发现的整个语言结构。这是要从一开始就提醒有偏见的人，无意识只是本能的集合的想法可能要重新考虑。...就我而言，我只相信那些价值已经被证明的前提，因为它们使语言在经验中达到了科学对象的地位71。

拉康一开始就肯定，言说是一个领域，“分析经验从这里得到它的工具、它的框架、它的材料，甚至它的不确定性的背景噪音”。但当他迈出下一步——“超越这种言说”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精神分析了，因为现在无意识被发现拥有“整个语言结构”。也就是说，他没有声称我们以语言结构来模拟无意识是由于我们以前采用能指作为特权结构，而是声称我们采用结构语言学作为我们的理论是因为我们在我们的理论中发现了它的对象。

因此，第一个反转是：分析中的具体言说是授权精神分析理论扩展到包括语言学的部分。我们的对象变成了 “语言学加上一个主体”，标志着一个比我们最初借用的框架更广泛的框架。如果有人难以认识到这一过程在精神分析和其他领域的模型关系中的影响，那么只需回顾一下，在某一时刻之前，能指是阐明精神分析的某些东西的概念，但是，在某一时刻之后，拉康开始提及其他模型，如拓扑结构，并利用它们来阐明能指本身的逻辑，从而将其置于需要建模的理论之中，如图2.5所示。

在理论上，这种 “扩展”与米勒后来提出的效果完全相同：正如对他来说，能指的逻辑能够解释 “逻辑的起源”，拉康的新元心理学理论也是如此，因为 “能指加上无意识”成为能够解释一般意指起源的领域。我们带来的领域帮助我们弄清自己的实践原来是依靠精神分析来知道其对象 “其实是什么"。

不过，一般意义上的言说和分析环境中的言说之间的区别，只有在拉康的最后一个主张中才被完全抹去。“我只相信那些价值已经被证明的前提，因为它们使语言在经验中达到了科学对象的地位。”这句话真正结束了拉康思想中的实验期：语言学的科学地位取代了精神分析内部对一种可能的言说和言说关系的信念，似乎临床空间的这一基本事实是 “已经被证实的”语言结构的结果，而不是实验精神分析经验可能是什么的欲望的具体效果。

3.拉康派的排除

我们在开始这项调查时，列举了一些不能完全脱离拉康派思想今天的历史局限的问题。

我们把再生产这些限制的机制称为 “拉康意识形态”，我们像对待所有的意识形态立场一样对待它们：通过寻求理解一个奇异情况的什么区域属性被概括出它的适当领域。这促使我们研究雅克-阿兰-米勒和阿兰-巴迪欧在1960年代的著名论战，它正是围绕着一个非常聪明的建议，即如何通过 "能指的逻辑"将精神分析的各个方面概括为一个 "统一的理论话语"——这个项目的脆弱性和不一致性在当年已经被巴迪欧的外科手术般的批判指出了。然而，这种批评并不意味着米勒 “读错了拉康”，而是意味着巴迪欧暴露了拉康自己在精神分析中建立模型关系的方法的缺陷。这就是我们研究的后续步骤背后的动机：探究能指的概念何时在拉康的轨迹中出现，探究它的目的是什么，最后确定我们为无限制地采用它所付出的代价。

值得强调的是，在继续前行之前，这项调查绝不意味着我们要加入拉康精神分析的众多批评者的行列。与我们目前的实践和理论的历史局限性作斗争，与 “从结构上”取消其资格正好相反。批评我们把能指作为语言的一般模式的附带影响，并不等于完全批评采用这种模式。我们旨在采取的方法并没有导致我们否定精神分析或将其暴露为一种 “学科仪器”，而是要求我们认真面对两个问题：第一，这种模式帮助我们解决的精神分析内部问题是什么？其次，还有什么其他模式可以保留以前模式的成果，同时解决它无力构想的问题？

拉康引入精神分析思维的新意是无法回头的，但为了认识到这些可能性的全部范围，我们必须把这种新意授权我们去研究的东西与它的偶然的表达方式强加给我们的禁令区分开来，因为在这种模式中，它无法阐明自己的局限性72。如果能指不是一个区域性的概念，而是一个普遍的概念，适用于每一种口语互动和每一种有说话的人的情况，而不考虑任何人为的限制，那么精神分析的对象据说在任何地方都是危险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声称，如果一个思想领域没有直接处理精神分析经验的主题，这并不是因为它没有为其构成提供前提条件；而是因为它主动排除了它，「无意识地」否定了人类生活的这个普遍的层面。当米勒声称拉康所发展的能指逻辑能够认识到甚至在话语的最抽象和最纯粹的逻辑层面上起作用的思想法则的非思想内核时，他只是把这种策略推向了它的“逻辑”结论。

毫无疑问，大多数拉康派会通过唤起拉康教学的分期化来回应这种调查，并强调享乐的概念在他后来的思想中获得了越来越核心的作用73。基本论点如下：是的，拉康的 “第一经典主义”的特点是对能指和科学的高估，但在1960年代初，随着 “对象a”的发明，他的教学发生了关键性的转折，在这一点上，拉康被引导认识到，言说超越了能指，说话是享受这个符号的外部边缘的一种手段，是对 "呀呀言语"的享乐。毫无疑问，拉康

在20世纪60年代及以后继续发展他的理论，他对米勒对能指逻辑形式化的矛盾反应实际上可能在其中起到了作用，在随后的20年拉康的思想中，这一点在理论上没有太大的变化，这一点并不存在争议。我们更应该问的是：这些发展的目的是对精神分析进行类似于他以前所做的建模，放弃不满意的模型而采用新的模型，还是增补他以前建模策略的局限性？74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完成对能指学说的建立给精神分析带来的后果的重建，然后评估后来的发展是否将这些后果留在原地或以某种基本方式转移它们。我们目前的结果可以概括为图2.6的模式。

由于上面勾画的抹杀过程，我们得出的观点完全符合巴迪欧所说的把模型作为一种概念的使用：形式主义——能指的逻辑——现在被当作一种描述现实本身的结构——也就是说，说话的主体，以及分析的技术处理。因此，一般意义上的言说和分析意义上的言说之间的区别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的元心理学框架突然被要求对这种抹杀的两个基本后果作出解释。首先，我们必须处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能指是一个语言单位，那么探究它的起源或条件就等同于探究语言的起源。同时，我们的理论装置现在也必须解释语言的共时性普遍性：如果分析中的言说是可被能指形式化的，那么它应该与言说和语言的所有表现形式共享其所有属性——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条件要求与其他领域的对话被设想得相当不对称，因为不再有任何理由让其他思想领域对语言的结构和功能有我们作为精神分析学家无法直接获得的见解。

现在应该很清楚，这两个放在元心理学上的条件是直接从临床言说的人工维度问题的消失中产生的，而这个问题是在对能指作为一种模式的不恰当的概括下产生的。这是一个重要的认识，因为它给我们提供了资源，让我们回到之前关于拉康后期发展的问题：他到底有没有超越1953年确立的、由米勒在60年代初正式确定的基本思想？评估这一点的一个好方法是检查这两个条件是否仍然存在：他教学的继续是否导致他消除了他对结构语言学的特殊使用所产生的这两个连带影响，这些对语言和存在的近乎形而上学的探究，还是说这导致他为它们寻求答案，就好像它们是正确制定的精神分析问题一样？尽管拉康的实际轨迹可能是复杂而混杂的，但第二种方法在他后来的教学中的分量——以及他对未能说明的挫折感——显然超过了他在精神分析及其模型之间建立新关系的尝试。

我们现在非常接近我们论战的中心，值得重复的是：这一切都不意味着拉康的理论是“错误的”或无用的——我们只是在探究他在发展完全有用的和其他方面出色的思想时可能带过的不必要的承诺。我们目前的调查结果确实暗示，拉康的教学至少部分地被一种不可能的要求所过度决定，这种要求不是来自精神分析经验的要求，而是来自对其特定特征的抹杀。但是，举例来说，将享乐理论与这种抹杀所强加的要求脱钩，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放弃该理论的那些方面，因为这些方面确实有助于我们浏览和倾听病人证词中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这一总是变化的地带。相反，它应该使我们不必在制定和处理我们的临床、概念和制度问题时，必须同时说明分析经验和我们在精神分析思维的限度内无法充分说明的其他理论上的必要性。

初步考虑一下在临床中重新引入言语的条件会如何影响对享乐的元心理学理解及其对其他领域的影响，这表明对拉康图式的大多数修正都涉及到主体性这一层面的模态状态：与其肯定言说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对主体进行表述在结构上是必要的，不如说我们将不得不提取言说与满足之间发生特定关系这一事实的后果，它属于可能的范畴。毕竟，临床经验的一个不可否认的方面是，说话的人可以享受不存在的所指的实存，以及言说言语的 “瘙痒"，在所有直接的平等中——这些奇怪现象的可能性本身对我们如何对待临床经验内外的各种其他情况有巨大影响。然而，如果我们首先认识到，由于我们首先切断了言说与它的指称的联系，“抽动性”满足的这一维度才会在临床内如此纯粹地出现，那么，从临床经验到关于性的存在、科学中主体的封闭等更普遍的主张的路径，将需要额外的调整。就像我们可能会遇到以前在自己的理论中忽略的开放性问题。

这项研究的指导思想是，精神分析思维的问题应该被视为同时与精神分析的临床、元心理学和制度层面相关。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批评显然只集中在临床经验和理论模型的关系上。然而，当我们考虑到以下情况时，这种印象很快就被打消了：在我们的元心理学框架内，享乐问题是如何提出的，其结构本身就重复了临床环境作为自由联想空间的核心要素——不同的是，后者在物质上先于前者并为其提供条件。“外密性”的拓扑关系，对意指不可还原的差异的想法，通过无意义的实践来维持 “另一个场景”——事实上，在精神分析中，在这些问题在元心理学层面上出现之前，比如在驱力理论的背景下，它们已经出现了，不管我们是否愿意，在临床空间的具体机构层面上已经出现了。这种 “伪装”的地位，割断了言说与它的报告功能之间的联系，难道不是对它所建立的空间的“"外部”吗？一般意义上的言说和分析中的言说之间的差异难道不是一种不是能指的差异，一种在转移中存在的差异，只有通过分析者进入分析师的位置才能承担，正如拉康自己承认的那样？在这个意义上，精神分析的经验难道不是一种实践，它的具体活动维持了不可沟通的空间之间的划分，在那里，一个人为的空间来决定我们生活经验的领域？这些都是先于并决定精神分析的临床和元心理学领域的制度问题，因为这正是分析中的言说封闭的关键所在：分析性临床的功效的一个不可减少的制度组成部分。